經公號 人物story（ID：rwstory）授權轉載
作者：周飛亞
譯者張卜天：
在科學史的大陸“開疆拓土”
作者 | 周飛亞
張蔔天在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成立大會上
張蔔天是以翻譯家的身份聞名的——如果稱得上“聞名”的話。 在這個無比重要、卻至今不太被市場尊重的行業， 即便其中的佼佼者， 往往也默默無聞。
尤其他翻譯的書籍， 大多屬於一個在中國剛剛興起的學術領域——科學思想史。 感興趣且能讀懂的人， 絕不算多。
偶爾有讀者從哥白尼、牛頓、愛因斯坦、李約瑟等光芒萬丈的名字旁邊， 注意到小小的“譯者張卜天”， 大概還會以為， 這是某位已經去世的老先生。
但張蔔天很享受這種“把自己藏起來”的感覺。
他曾給自己取了一個網名， moon at noon， 中午的月亮。 “很少有人會在中午時去想月亮在哪兒， 其實它就在天上， 只是我們看不見。 我喜歡這種狀態， 既存在又不受關注。 ”
就像他大學時最欣賞的鋼琴家葛籣·古爾德所說的，
全部生命的95%， 都被翻譯佔據
初見張蔔天， 是在清華大學， 《荷塘月色》的那片荷塘， 湖心島上。 今年4月， 他剛剛調到這所學校， 在新成立的科學史系任教。
1979年出生的他， 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年輕， 說話誠懇而直率， 平靜的語氣， 透出一種明悟之後的淡然。 與這樣的人聊天， 是一種非常愉快的體驗。 不知不覺中， 半天的時間就過去了。
“從9月份開始， 就要給學生上一門解讀中世紀科學史的課。 以後能做翻譯的時間會越來越少了。 ”張蔔天開玩笑地“抱怨”。
此前， 他還從未正式開過課。 他全部生命的95%， 都被翻譯佔據。
從2001年的《牛頓研究》開始到如今， 他已經出版了40餘部譯著， 以一己之力撐起了“科學史譯叢”“科學源流譯叢”兩大系列，
有人說， 在這個時代， 這樣的譯者， 是像“補天石”一般珍稀的存在。
博士畢業後， 張蔔天先是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 平均每年翻譯2-3本。 2015年起， 他接連在劍橋大學和浙江大學做訪問學者， 這兩年成了他最逍遙的幸福時光， 也是最高產的日子。
“2015年是最多的， 一年譯了8、9本書。 ”
我被這個“天文數字”嚇了一跳。 張蔔天自己倒不以為異。 “書有厚薄難易， 數量並不能說明什麼。 我最快的一本書只用了10天， 最長的用了11個月。 ”
如今， “好日子”快結束了， 終於要登上講臺了。 他有些擔心， 但更多是興奮和期待。
擔心， 自然是怕教學會佔用太多時間， 耽誤了翻譯。 張蔔天對課程的品質要求很高， 備課不肯有一絲應付， 加之缺乏經驗， 花費大量時間是必然的。
期待， 則是源自“愛分享”的天性——正是同樣的緣由， 讓他走上了翻譯這條路。
“只有哲學還能收容我這樣的人了”
張卜天原來叫張曉天。 初二那年， 算命先生說他的名字裡應該有一個筆劃為兩畫的字， 於是， 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 父母挑中了“蔔”。
從“知曉”到“預測”， 從理性到神秘， 從無畏到敬畏， 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一字之別， 仿佛已經預示了他一生的命運。
曾經， 張蔔天是地道的理科生。 不到16歲考入中科大的他， 被視為同齡人眼中的“天才”。
像那一代的大多數父母一樣， 張家父母也有一種偏“實用”的考慮——填報志願時， 父親勸他千萬別選數學、物理這樣的純理論專業， 建議他去熱科學與能源工程系。
像那一代的大多數少年一樣， 張卜天也完全不清楚那些院系名稱背後的含義。 他的腦海裡， 幻化出一幅陽光照到米飯上、把飯“照”熟了的浪漫畫面， 心生神往。結果開學後，他發現自己將來要面對的是鍋爐和葉輪。
這時，一本《愛因斯坦傳》讓他發現了真正的自我。“直接研究光，不是比研究鍋爐有趣得多？廣義相對論這麼好玩的東西，為什麼不去學呢？”
他申請轉到近代物理系學習更冷門的理論物理，邁出了從“實”到“虛”的第一步。也是在這個時候，他愛上了古典音樂。
本科畢業後，張蔔天赴美國留學，繼續攻讀理論物理，系裡不乏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著名科普作家史蒂文·溫伯格和普利高津這樣的名師。前途看起來一片光明，令人豔羨。然而，“一場驚心動魄的精神危機”，迫使他三個月後就放棄了學業，回到國內。
回首往事，他說是20歲的心靈太敏感。但在我看來，命運如此安排，大概是為了給他的“開悟”提供又一個契機。
“一天晚上，我在一座教堂裡，第一次現場聽到古鋼琴和古小提琴演奏的巴赫。優美而熟悉的曲調，屋外暴雨傾盆。在那個瞬間，我突然感覺到，這些全是人家文化裡的東西，自己根本進不去。”
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數學、物理、古典音樂……所有喜歡的東西都成了一種精神壓迫，甚至讓他不敢再去觸碰。
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無人能明白他的感受，心理醫生也說不出原因，物理學更無法給出答案。他的思緒，自然而然地飄向了哲學層面。
一次偶然，他讀到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世界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這是哲學最基本的問題。”開篇第一句，如同一記當頭棒喝，讓他如夢初醒。
“只有哲學還能收容我這樣的人了。”
就這樣，張蔔天聽從內心的召喚，邁出了從“實”到“虛”的第二步。2001年初，他開始在北京大學旁聽哲學課，接受張祥龍、吳國盛等名師的思想洗禮。次年，他考上了北大科技哲學專業的研究生，踏上了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
高考准考證上的少年張卜天
“就是不能容忍國內相關領域的書停留在粗淺的層面”
譯書的念頭，是在“北漂”的時候與他不期而遇的。
“蹭課”期間，吳國盛老師正準備將一套科學史叢書譯介到國內，其中《牛頓研究》一書還沒人譯。他主動請纓，試譯了一章，吳老師一看特別滿意，就把任務交給了這位“旁聽生”。
後來，吳國盛成了他的導師。這本書，也成了他的處女譯作。
其實，在那之前，張卜天已經初嘗翻譯之味了。從美國回來時，他帶回了溫伯格的一本書——《終極理論之夢》。“那時沒有經驗，不知道翻譯前要先談版權之類的程式，結果譯了1/3時，別人已經出版了。”
他說，自己只是單純地想把國內還比較陌生的好東西介紹過來，與人分享。在這方面，他有點“強迫症”：“我就是不能容忍國內相關領域的書停留在粗淺的層面。”
在他印象中，譯過最難的一本書是開普勒的《世界的和諧》，開篇第一句話竟然整整一頁半。為了那一句話，他在圖書館坐了一個下午。這本書的原文是拉丁文，而兩個英文譯本差別之大，粗看之下甚至會誤以為不是同一本書。
科學史領域的名著都散佈在英語、法語、德語、荷蘭語、拉丁語等不同的語言領域，翻譯的難度可想而知。如果讀不懂原文，不同譯本之間的相互對照是常有的事，而曾在同濟大學留德預備部學習德語以及自學拉丁文的經歷，讓他得以在多語種之間遊刃有餘。
“當然，要獨立翻譯中古的拉丁語著作還不太現實，不只是語法的通透就能解決的。”張蔔天並不諱言語言之路的坎坷。一本書譯下來，與作者郵件往來常常有200多封。
儘管如此，那些最重視、最經典的書，他都會力求每個詞盡可能精確，並加上自己的“背景注釋”。譬如眾所周知的、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張卜天在翻譯時直接把名字改成了《天球運行論》。
“對哥白尼來說，orbium並不是指我們所理解的‘天體’，而是古代天文學家假想的帶動天體運行的那個透明的‘天球’。今天我們不承認有‘天球’的存在，便想當然地把這個詞譯成了‘天體’。”
舊的譯本是由一位天文臺的老先生譯的，對西方哲學、古代科學的背景瞭解不深，一些古代的人物、事件、哲學和科學術語，也翻譯得不甚精確。經張蔔天修訂之後，附在書後足足200頁的注釋的翻譯品質大為改觀。這些功夫，往往都在暗處，一般讀者很難注意到，其最大的價值可能只在於對哥白尼的專業研究上。
但張蔔天覺得，這是值得的，必要的。
不過，對於大多數的書而言，他並不追求十全十美。面對科學史這片“新大陸”，更多時候，他內心湧動著不可遏制的“開疆拓土”的熱情，總想以更高的效率，多譯一本書，也就為這個新學科多辟出一塊田地。
很多人說他譯的書“有門檻”，希望他寫一些更普及的東西。但張蔔天覺得機緣未到。“我現在只能講比較深的、專的——這不是自誇，是我水準還不夠。我只能影響一部分人，再由他們中有能力的人去影響更多的人。”
他笑笑說，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做。
離開了“土壤”，科學是沒有靈魂的空殼
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張蔔天給史蒂文·溫伯格當過助教。“我最佩服之處，是他在科學以外還對哲學、科學史有這麼多瞭解。儘管他的主要觀點我不太同意。”他的語氣如此平靜，似乎他評價的不是諾貝爾獎得主，而只是某個“路人甲”。
我忽然覺得，眼前的這個人，已臻“自在”之境。他有自己清晰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對大師的學識不迷信，不虛美，更不屑以批駁大師來嘩眾取寵、自抬身份。
“不過話說回來，觀點其實已經不重要了。作為科學家，有人文關懷是最重要的，在這一點上，溫伯格已經比大多數學者做得好多了。”他的表情，好像在責怪自己又“執念”了，又產生了“分別心”，而一經想通，立時變得輕鬆起來。
他曾說自己喜歡反思。看得出來，的確如此。
科學史分為思想史、社會史、實證史等很多領域，張蔔天最關注的，是科學思想史。甚至可以說，他真正關心的是思想史裡面的文化背景，是哲學、宗教乃至塵封在現代性背後的神秘學，是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的“土壤”。
“科學”二字，更多是一個首碼。
“我研究科學史不是因為喜歡科學，而是因為科學對於理解世界太重要、太基本了，幾乎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拋開科學來談……就像我在做一個課題：西方‘機械論’的起源，我重視‘機械論’不是因為我喜歡機械，而是因為它是那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自然哲學。”
在張蔔天看來，作為舶來品的“科學”跟西方文化的聯繫尤其緊密。離開了“土壤”，科學將只是一副沒有靈魂的空殼。
影響他最深的哲學家之一海德格爾曾如是批判現代科技：人被技術所統治，無所歸依，而有“失掉自己的危險”，所以人應詩意地棲居，經由“仰望天空”而“回歸大地”，達致存在的“敞開”與“澄明”之境——
而他所做的一切，正是為了“紮根於”大地。與此同時，他想更多人認識到我們“日用而不知”的這片“沃土”，尋回自身存在的家園。
“學理工科的人容易偏狹，變得不寬容。”張蔔天說，“我當年就是學物理的，也經歷過這種思想過程，覺得自己學的是‘離真理最近’的學科，把這個學好了就可以了，我為什麼要瞭解歷史？這些文科有什麼意義呢？”
回想當年的幼稚，他露出自嘲的微笑，補充說：“所以，清華這樣的理工科學校尤其需要（思想史）這樣的文科專業。非如此，就不能培養出完整的人。倘若不能明白世界的豐富與人性的複雜，就很容易走向極端。”
“以前的人無論做什麼，都是有終極層面作為依託的，托勒密就曾說：天文學從根本上關乎道德和靈性的發展。而如今，人文和科學完全分開了。現在的科學甚至都無關世俗生活了，更別提終極追求了。”他的眼神裡透出些許遺憾。“弄清楚這種分離的緣由，思考人類在這方面的未來，是我最關心的話題之一。”
張蔔天的書架一角
“研究西方，是為了回到中國”
在中國，真正的科學思想史才剛剛開始。
用張蔔天的話來說，國內的科學史研究“還停留在器物層面，大都是某項發明比西方早一點，而很少上升到思想層面”。
“中國‘科’、‘技’背後的‘術’、‘道’層面值得深究。在什麼意義上能在中國語境下談論和使用‘科學’、‘技術’、‘宗教’、‘自然’等一系列來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論題。只有本著‘求異存同’而非‘求同存異’的精神來比較中西方的科技與文明，才能更好地認識中西方各自的特質。”
在《科學史譯叢》的總序中，張蔔天這樣寫道。
如今，他更傾向於通過中西比較，在傳統文化中發掘出數千年文化傳承的脈絡，為自己也為國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土壤”。
在他的書架上，巴赫的明信片對面擺著佛像，科學史、基督教與道家的書並排，北大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祥龍的著作《孔子的現象學闡釋九講》尤其為他所珍視。
“研究西方，最終是為了回到中國。如果回不來，這些東西意義就不大了。”
而歸根結底，對張蔔天來說，無論是“出發”還是“回歸”，都是為了探尋“存在”這樣的終極問題，為了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他拒絕“翻譯家”或“學者”的身份標籤，因為標籤會把他“變窄”。“這些只是我的‘偶性’，不是本質屬性。就像一個人頭髮的顏色，對於判斷他是否為人並不重要。”
於他，生命是一種修行。翻譯也好，學術也罷，如“挑水砍柴”，如親聆天籟，方式和道路可以千變萬化，但歸宿卻始終指向一個地方。破除對道路的執念，才是成熟。
現在的張蔔天，似乎更加明白安身立命的根柢之所在。
心生神往。結果開學後，他發現自己將來要面對的是鍋爐和葉輪。這時，一本《愛因斯坦傳》讓他發現了真正的自我。“直接研究光，不是比研究鍋爐有趣得多？廣義相對論這麼好玩的東西，為什麼不去學呢？”
他申請轉到近代物理系學習更冷門的理論物理，邁出了從“實”到“虛”的第一步。也是在這個時候，他愛上了古典音樂。
本科畢業後，張蔔天赴美國留學，繼續攻讀理論物理，系裡不乏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著名科普作家史蒂文·溫伯格和普利高津這樣的名師。前途看起來一片光明，令人豔羨。然而，“一場驚心動魄的精神危機”，迫使他三個月後就放棄了學業，回到國內。
回首往事，他說是20歲的心靈太敏感。但在我看來，命運如此安排，大概是為了給他的“開悟”提供又一個契機。
“一天晚上，我在一座教堂裡，第一次現場聽到古鋼琴和古小提琴演奏的巴赫。優美而熟悉的曲調，屋外暴雨傾盆。在那個瞬間，我突然感覺到，這些全是人家文化裡的東西，自己根本進不去。”
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數學、物理、古典音樂……所有喜歡的東西都成了一種精神壓迫，甚至讓他不敢再去觸碰。
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無人能明白他的感受，心理醫生也說不出原因，物理學更無法給出答案。他的思緒，自然而然地飄向了哲學層面。
一次偶然，他讀到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世界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這是哲學最基本的問題。”開篇第一句，如同一記當頭棒喝，讓他如夢初醒。
“只有哲學還能收容我這樣的人了。”
就這樣，張蔔天聽從內心的召喚，邁出了從“實”到“虛”的第二步。2001年初，他開始在北京大學旁聽哲學課，接受張祥龍、吳國盛等名師的思想洗禮。次年，他考上了北大科技哲學專業的研究生，踏上了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
高考准考證上的少年張卜天
“就是不能容忍國內相關領域的書停留在粗淺的層面”
譯書的念頭，是在“北漂”的時候與他不期而遇的。
“蹭課”期間，吳國盛老師正準備將一套科學史叢書譯介到國內，其中《牛頓研究》一書還沒人譯。他主動請纓，試譯了一章，吳老師一看特別滿意，就把任務交給了這位“旁聽生”。
後來，吳國盛成了他的導師。這本書，也成了他的處女譯作。
其實，在那之前，張卜天已經初嘗翻譯之味了。從美國回來時，他帶回了溫伯格的一本書——《終極理論之夢》。“那時沒有經驗，不知道翻譯前要先談版權之類的程式，結果譯了1/3時，別人已經出版了。”
他說，自己只是單純地想把國內還比較陌生的好東西介紹過來，與人分享。在這方面，他有點“強迫症”：“我就是不能容忍國內相關領域的書停留在粗淺的層面。”
在他印象中，譯過最難的一本書是開普勒的《世界的和諧》，開篇第一句話竟然整整一頁半。為了那一句話，他在圖書館坐了一個下午。這本書的原文是拉丁文，而兩個英文譯本差別之大，粗看之下甚至會誤以為不是同一本書。
科學史領域的名著都散佈在英語、法語、德語、荷蘭語、拉丁語等不同的語言領域，翻譯的難度可想而知。如果讀不懂原文，不同譯本之間的相互對照是常有的事，而曾在同濟大學留德預備部學習德語以及自學拉丁文的經歷，讓他得以在多語種之間遊刃有餘。
“當然，要獨立翻譯中古的拉丁語著作還不太現實，不只是語法的通透就能解決的。”張蔔天並不諱言語言之路的坎坷。一本書譯下來，與作者郵件往來常常有200多封。
儘管如此，那些最重視、最經典的書，他都會力求每個詞盡可能精確，並加上自己的“背景注釋”。譬如眾所周知的、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張卜天在翻譯時直接把名字改成了《天球運行論》。
“對哥白尼來說，orbium並不是指我們所理解的‘天體’，而是古代天文學家假想的帶動天體運行的那個透明的‘天球’。今天我們不承認有‘天球’的存在，便想當然地把這個詞譯成了‘天體’。”
舊的譯本是由一位天文臺的老先生譯的，對西方哲學、古代科學的背景瞭解不深，一些古代的人物、事件、哲學和科學術語，也翻譯得不甚精確。經張蔔天修訂之後，附在書後足足200頁的注釋的翻譯品質大為改觀。這些功夫，往往都在暗處，一般讀者很難注意到，其最大的價值可能只在於對哥白尼的專業研究上。
但張蔔天覺得，這是值得的，必要的。
不過，對於大多數的書而言，他並不追求十全十美。面對科學史這片“新大陸”，更多時候，他內心湧動著不可遏制的“開疆拓土”的熱情，總想以更高的效率，多譯一本書，也就為這個新學科多辟出一塊田地。
很多人說他譯的書“有門檻”，希望他寫一些更普及的東西。但張蔔天覺得機緣未到。“我現在只能講比較深的、專的——這不是自誇，是我水準還不夠。我只能影響一部分人，再由他們中有能力的人去影響更多的人。”
他笑笑說，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做。
離開了“土壤”，科學是沒有靈魂的空殼
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張蔔天給史蒂文·溫伯格當過助教。“我最佩服之處，是他在科學以外還對哲學、科學史有這麼多瞭解。儘管他的主要觀點我不太同意。”他的語氣如此平靜，似乎他評價的不是諾貝爾獎得主，而只是某個“路人甲”。
我忽然覺得，眼前的這個人，已臻“自在”之境。他有自己清晰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對大師的學識不迷信，不虛美，更不屑以批駁大師來嘩眾取寵、自抬身份。
“不過話說回來，觀點其實已經不重要了。作為科學家，有人文關懷是最重要的，在這一點上，溫伯格已經比大多數學者做得好多了。”他的表情，好像在責怪自己又“執念”了，又產生了“分別心”，而一經想通，立時變得輕鬆起來。
他曾說自己喜歡反思。看得出來，的確如此。
科學史分為思想史、社會史、實證史等很多領域，張蔔天最關注的，是科學思想史。甚至可以說，他真正關心的是思想史裡面的文化背景，是哲學、宗教乃至塵封在現代性背後的神秘學，是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的“土壤”。
“科學”二字，更多是一個首碼。
“我研究科學史不是因為喜歡科學，而是因為科學對於理解世界太重要、太基本了，幾乎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拋開科學來談……就像我在做一個課題：西方‘機械論’的起源，我重視‘機械論’不是因為我喜歡機械，而是因為它是那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自然哲學。”
在張蔔天看來，作為舶來品的“科學”跟西方文化的聯繫尤其緊密。離開了“土壤”，科學將只是一副沒有靈魂的空殼。
影響他最深的哲學家之一海德格爾曾如是批判現代科技：人被技術所統治，無所歸依，而有“失掉自己的危險”，所以人應詩意地棲居，經由“仰望天空”而“回歸大地”，達致存在的“敞開”與“澄明”之境——
而他所做的一切，正是為了“紮根於”大地。與此同時，他想更多人認識到我們“日用而不知”的這片“沃土”，尋回自身存在的家園。
“學理工科的人容易偏狹，變得不寬容。”張蔔天說，“我當年就是學物理的，也經歷過這種思想過程，覺得自己學的是‘離真理最近’的學科，把這個學好了就可以了，我為什麼要瞭解歷史？這些文科有什麼意義呢？”
回想當年的幼稚，他露出自嘲的微笑，補充說：“所以，清華這樣的理工科學校尤其需要（思想史）這樣的文科專業。非如此，就不能培養出完整的人。倘若不能明白世界的豐富與人性的複雜，就很容易走向極端。”
“以前的人無論做什麼，都是有終極層面作為依託的，托勒密就曾說：天文學從根本上關乎道德和靈性的發展。而如今，人文和科學完全分開了。現在的科學甚至都無關世俗生活了，更別提終極追求了。”他的眼神裡透出些許遺憾。“弄清楚這種分離的緣由，思考人類在這方面的未來，是我最關心的話題之一。”
張蔔天的書架一角
“研究西方，是為了回到中國”
在中國，真正的科學思想史才剛剛開始。
用張蔔天的話來說，國內的科學史研究“還停留在器物層面，大都是某項發明比西方早一點，而很少上升到思想層面”。
“中國‘科’、‘技’背後的‘術’、‘道’層面值得深究。在什麼意義上能在中國語境下談論和使用‘科學’、‘技術’、‘宗教’、‘自然’等一系列來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論題。只有本著‘求異存同’而非‘求同存異’的精神來比較中西方的科技與文明，才能更好地認識中西方各自的特質。”
在《科學史譯叢》的總序中，張蔔天這樣寫道。
如今，他更傾向於通過中西比較，在傳統文化中發掘出數千年文化傳承的脈絡，為自己也為國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土壤”。
在他的書架上，巴赫的明信片對面擺著佛像，科學史、基督教與道家的書並排，北大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祥龍的著作《孔子的現象學闡釋九講》尤其為他所珍視。
“研究西方，最終是為了回到中國。如果回不來，這些東西意義就不大了。”
而歸根結底，對張蔔天來說，無論是“出發”還是“回歸”，都是為了探尋“存在”這樣的終極問題，為了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他拒絕“翻譯家”或“學者”的身份標籤，因為標籤會把他“變窄”。“這些只是我的‘偶性’，不是本質屬性。就像一個人頭髮的顏色，對於判斷他是否為人並不重要。”
於他，生命是一種修行。翻譯也好，學術也罷，如“挑水砍柴”，如親聆天籟，方式和道路可以千變萬化，但歸宿卻始終指向一個地方。破除對道路的執念，才是成熟。
現在的張蔔天，似乎更加明白安身立命的根柢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