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實用還是實用
國內第一本
《人文社科專案申報300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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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與其阻力
By J.B.Bury
選自《思想自由史》緒言
我們常聽得人家說， 思想是自由的。 原來一個人無論思想什麼， 只要想在肚裡秘而不宣總沒人能禁止他的。 限制他的心的活動者， 只有他的經驗和他的想像力。 但這種私自思想的天賦自由是無甚價值的。 一個人既有所思， 若不許他傳之他人， 那麼， 他就要覺得不滿足， 甚至感到痛苦， 而對於他人也無價值可言了。 並且思想既在心底上活躍， 是極難隱藏的。 一個人的思想一旦要懷疑支配他周圍的人的行為的觀念和習慣， 或要反對他們所持的信仰， 或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方法， 而他又堅信著他自己所推證的真理， 那麼，
現在在最文明的國家中， 對於言論自由總視為當然的事、很平常的事。 我們已慣於這種狀態， 所以當它是一種天賦的權利。 但這種權利經過了許多的血戰， 到最近才能獲得的。 費了數百年之久， 才能使那些最開化的人民信服發表個人意見和討論各種問題的自由是一件好的事， 而不是一件壞的事。 人類社會（有幾個顯著的例外）大都是反對思想自由的。 換句話說， 就是反對新的觀念， 其原因也不難發現。
常人天生遲鈍，
這種由於頭腦遲鈍而起的抵觸又因一種積極的恐懼情感而加甚。 由保守的本能造成一種保守的教條：社會組織上如有什麼改變， 就要危及到社會的各種基礎。 一國的幸福專賴它的能穩固不搖和一切習慣制度的能保守不變的那種信仰，
保守的本能和它所造成的保守的主義又因迷信而勢力益大。 若社會的組織一一包括習慣和思想的全體——與宗教信仰有了密切的關係， 且被視為在神的保護之下， 那麼， 批評社會秩序就是犯著不敬神之罪了， 而批評宗教信仰就更不啻對超自然的權力者直接挑戰了。
產生仇是視新觀念的保守精神的種種心理動機又因社會上某些有勢力的派別——例如一階級， 一門閥， 或一僧族——的積極反對而更加倡狂；這種有勢力的部分的利益專賴固有秩序及其根據的種種觀念的維持不變。
我們試設想有一種民族， 他們相信日蝕是他們的神為著某項于他們有益的事件而示的預兆， 有一個聰明的人卻發現了日蝕的真因。 其餘的人見到這種發現很難與他們的舊觀念相調和， 所以只覺得討厭；又因這種發現推翻了他們所認為於社會最有利益的習慣， 所以又是擾亂了他們；並且這種發現是違犯神意的， 所以又使得他們懼怕。 那以解釋上天的預兆為職權之一的僧侶， 見了這種新學說要妨礙他們的權力， 自然也非常懼怕， 非常憤怒了。
在草昧時代， 這種動機在社會上占的勢力甚大， 一定阻止了社會的不少進步， 或使社會的進步遲緩了。自後在歷史上多少次妨礙了知識和進步。在今日，即在最進步的社會中，這種動機雖已失了勢力，不能阻礙進化，或禁止革命思想的發表，可是我們仍見他們在地下蠢動。我們仍時常遇見兩種人，他們視新觀眾為擾害的東西或危險的東西。一班討厭社會主義的人，大都對於贊成它或反對它的理由都不加以考察，只是老闆板地厭惡，他們的理由只是因為這種思想要擾亂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且對於他們所習慣的事物秩序含了激烈的批評。又有一班人見了改革現代不健全的婚姻制度的提議，絲毫不肯加以考慮，因為這種觀念違犯與宗教禮式相聯的許多成見就是它們惟一的理由。試看以上這兩種人在現代社會中還怎樣的多呀！他們是否正當，那是不一定，但總不能深責他們。他們所以如此，也正因受著以上所說阻礙初民社會進步的那種動機的影響所累了。在現代自由的空氣中，四面的人日日追求新觀念，惟恐不得，尚有這種頭腦的人存在，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到當古代公共意見為這等人所支配的時候，人們的思想怎樣的被束縛，阻礙知識的勢力怎樣的大呀！
不顧權威，不顧他人的成見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現在雖已成了固定不移的原則，但我想在古代只有很少數寧死不屈的人才能根據理性以爭取這種自由。我們每每認為言論自由是人們與生俱來的不可侵犯的天賦權利，或即以此為各種反對論的充足答辯。實則這種權利是怎樣才得建立的，不易見出。
若認為人類有幾種所謂“天賦的權利”，那麼，保持生命的權利，蕃殖種族的權利，一定是屬於這一類了。可是人類社會中又有許多限制，使好些人不能享受這種權利。窮苦的人要取屬於他人的食品是被禁止的。亂交是有許多法律和習慣禁止的。現在大家公認社會的限制這些原始的權利是應該的，因為若沒有這些限制那麼社會的秩序就要紊亂了。我們既承認發表意見是相同的權利，所以要求社會不干涉它，或說社會限制它是不應該的，那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對於前兩種的限制是關於個人的行為的限制；而對於思想自由的限制，只關係到那有革命的或反習俗的意見要發表的少數人。原來根據天賦權利的概念，是不會有顛撲不破的論證的，那不過是關於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的一個不可靠的學說罷了。
有統治社會責任的人又要申辯道，禁止有害的意見的流行是他們的責任，就和禁止一切反社會的行動一樣。他們可以說一個人宣傳反社會的思想，比之竊鄰人之馬，或向鄰人之妻求愛，其危害要大得多。他們對於國家的幸福是要負責任的，若是他們認定某種意見是危險的，要妨礙現有社會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條，那麼，他們就有禁止它以保護社會的責任，和禁止其他一切的危險一樣。
對於這種限制思想自由的論調的切實答辯，要在後面敘述。最初幾乎無人瞭解這一問題。經過長久的時間，才得公認壓迫思想是一種謬誤行為，到現在，世界上也只有一部分的人已相信這個結論。在著者看來要算是人類所得的結論中最重要的了。這就是權威（Authority）與理性（Reason）不斷鬥爭的結果，也就是本書的論題。“權威”一詞，還須加以解釋。
我們若問一個人如何知道某事，他可說，“我有權威的根據”；或說，“我從某書上看見的”；或說，“這是一個常識罷了”；或說，“我在學校裡學得的”。這種答覆都表明他的知識是從他人得來的，他完全相信他人的知識，毫不加以驗證，或親自思索一番。常人的知識和信仰大都是屬於這一類，無非是從父母師友以及書報中得來的，並無證明。英國的孩子學法文，就是根據他的教師或文法書的權威才得到法文的變化和意義。“在某處地方有一座居民稠密的城叫做加爾各答，如圖中所示，”大部分的人對於這事都是根據權威而知道的。“從前有拿破崙或愷撒其人者，”也是由這樣而知道的。通常的天文知識，除對於天文學有研究的人外也都是由這樣而知道的。不消說，若不承認根據他人的權威而得的知識，那麼，我們的知識就簡直太有限了。
不過我們要能夠可靠地承認某項事實，必得有一個條件，就是那事實必須是能夠證明的。以上所舉諸例都是屬於這一類。那孩子一旦親自走到法國或能夠讀法文書時，就自然能夠證實他根據權威所得的事實是真實的了。我們只要肯用心，就不難親自證明加爾各答的存在，我們由日常事件中，可以證明這事的可能。我們固不能應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拿破崙的存在，但我們若有懷疑，只須用一番簡單的推理作用，就可以證出有許多事實與他的不存在相矛盾。我們所以能夠相信地球距日約九萬三千萬裡，也是因為各天文家都承認這事是證明過的，他們的承認所以能相信者。也是因為先假定這事已證明過的，若我們也實際去計算其結果一定也是相同的。
不過我們腦筋裡的思想不盡是屬於這一類。常人的思想大都固是可以證明的，但也有許多的信仰和意見是根據權威而不能證明的。例如信仰三位一體說（Trinity），就是完全根據于教會的權威的，顯然與對於加爾各答的信仰有別。這種信仰，我們只可根據權威而得，卻不可根據權威而證明它。我們若承認它，只因為我們十分信仰這種權威；以至它的一切論斷，雖不能證明，我們的是堅信不疑的。
這種區別是顯而易見的，簡直不須再加以剖析。但使它更明顯，也是很重要的事。原始時代的人從他的長者知道山中有熊，又知道有惡魔，後來他果然見過了一隻熊，因而證明前一句話的不錯，但他雖未遇見什麼惡魔，除非他有神異的才能，他終不能明瞭這兩句話的不同之處；他若發生疑問，一定總想道，他的長者對於熊的話既說得不錯，那麼，對於惡魔的話也一定可靠。中古時代的人根據權威而相信有一個叫做君士坦丁（Constantinople）的城，又相信彗星是表示神怒的凶兆，他們也一定不能分別這兩者的性質。即在今日，我們還有時聽得一種論調道：我既能根據權威而相信加爾各答，難道我不能根據權威而相信惡魔嗎？
各時代的人民對於那未經證明或不能證明的教條都只是根據公共意見、教會、聖書等的權威而承受的，其所以承受者，或由於命令，或由於他人的期望或請求。關於自然界和人事的種種信仰，大都不是根據科學的觀察，只因它們直接或間接對於宗教和社會有利益，所以向來能得著實力的保護，而不容那慣用理性的人批評。至於可證明的事實，縱有人不相信，也沒人來注意它。假使一個人懷疑拿破崙的存在或懷疑水是氫和氧化合而成，那麼，他不過給人一個笑柄罷了。若他否認那不能證明的教條，如人格的神的存在或靈魂的不滅，那就要受嚴酷的排斥或置之死地了。在中古時代，一個人若懷疑君士坦丁的存在，不過給人稱為傻子罷了，但他若懷疑彗星的意義，那就要大受摧殘了。他若失常得至於否定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存在，也是逃不了被笑的，因為耶路撒冷明明記載在聖書中。
在中古時代，一切信仰都為權威所壟斷，權威認為真實的就是真實的，理性是無立足餘地的。但理性對於這種強制的信仰，非經它的證明，是不肯承認的。理性的範圍是限於經驗界。又因為經驗界的各部分是互相關聯，互相依倚的，所以界外的領土，非經它的考訂，不肯接受，權威非有可靠的證明書，也是不得侵入界內的。
絕對肯定理性在思想界的專制權，就叫做唯理論（Rationalism），到今日，我們還見得有少數人非難它，可見一向理性與其對敵的爭鬥的激烈了。在神學界，理性肯定曾受過嚴酷的排斥，所以唯理論一名詞常用於神學方面。同樣，拒絕思想受權威的支配而堅定思想只受思想自身的支配的自由思想（Freethought），也有神學上的意義。在這種衝突裡，權威曾得著很大的勝利。無論在那一個時代，真在注意理性的人總是居很少數，這種現象在未來也許還要繼續很久的時期。理性的惟一武器就是辯證。權威所利用的是物質的和道德的勢力、法律的壓迫和社會的非議。有時它也試用它對手的武器，於是只有自傷。權威處在的戰略位置的一個最大弱點就是它的戰士也是人，禁不住也借用推理方法，結果，就是他們自己分裂許多派別。於是理性得著良機可以進人敵人的營地，打著敵人的旗號，為自己的勝利作好預備。
或有人抗辯道，因為權威所承認的教條是出乎人類經驗之外的，故不能證明，但同時也不能證明其不是，所以權威有合法的權力。自然，不能證明其不是的命題，我們要造多少，就可以造多少，只要有堅強的信仰心的人，都可以相信它們的；但我們不能說，這些命題在未把它們謬誤證出之前，它們就都是確然可靠的。若是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確然可靠的，那麼，除理性外，誰能任決定之責呢？若謂這可由權威來決定，但是向來有許多根據權威的信仰，後來終證出其非而絕無人信仰了，那又怎麼說呢？但仍有人說，我們未將神學上的教條的謬誤點證明之前，終不應該排斥它。須知證明的責任不光在反對者的方面，他們自己也要負證明之責。我記得有一次談話中，有人非難到地獄之說，那擁護地獄之說的朋友就得著勝利似的說道：“荒誕雖似荒誕，但你究竟不能證明其無。”譬如有一個人對你說，在一個繞行天狼星的行星上有一種愚蠢的民族，他們說的是英語，終日討論優生學，這事我們是不能證明其無的了，但我們因為不能證明其無，就可以認定那是一定可信的嗎？但將這事反復到某種程度，使有很強的暗示力，那麼，就有許多人一定相信了。這種勢力大都是利用重辭的反復（這是近代廣告術的學理的根據），對於權威思想的建設和宗教信條的宣傳，曾有很大的功績，可幸理性也能利用這相同的助力。
下面的敘述只限于西方的文化，起自希臘時代，凡主要的方面均經論及。但這不過是一個很簡略的導言，未能儘量論述，若要宏大而完備，須不但包含宗教、基督教教會、異教（Heresy）、逼害（Persecution）等的歷史，並且須含有哲學史、自然科學史和政治學史。從十六世紀至法國革命時代，差不多各重要的史事都與爭取思想自由有關。古代文化衰頹以後的種種理智勢力和社會勢力的趨向和相互關係對於理性的解放，曾阻礙過，也曾幫助過，要考究它們，非出畢生之力不可，要儘量敘述它們，也非數大冊不行。不過指示這爭鬥的大勢，並討論他所專習的方面，這是人人能做的事，即寫出比本書更巨的著作，也不一定怎樣困難。
或使社會的進步遲緩了。自後在歷史上多少次妨礙了知識和進步。在今日，即在最進步的社會中，這種動機雖已失了勢力，不能阻礙進化，或禁止革命思想的發表，可是我們仍見他們在地下蠢動。我們仍時常遇見兩種人，他們視新觀眾為擾害的東西或危險的東西。一班討厭社會主義的人，大都對於贊成它或反對它的理由都不加以考察，只是老闆板地厭惡，他們的理由只是因為這種思想要擾亂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且對於他們所習慣的事物秩序含了激烈的批評。又有一班人見了改革現代不健全的婚姻制度的提議，絲毫不肯加以考慮，因為這種觀念違犯與宗教禮式相聯的許多成見就是它們惟一的理由。試看以上這兩種人在現代社會中還怎樣的多呀！他們是否正當，那是不一定，但總不能深責他們。他們所以如此，也正因受著以上所說阻礙初民社會進步的那種動機的影響所累了。在現代自由的空氣中，四面的人日日追求新觀念，惟恐不得，尚有這種頭腦的人存在，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到當古代公共意見為這等人所支配的時候，人們的思想怎樣的被束縛，阻礙知識的勢力怎樣的大呀！不顧權威，不顧他人的成見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現在雖已成了固定不移的原則，但我想在古代只有很少數寧死不屈的人才能根據理性以爭取這種自由。我們每每認為言論自由是人們與生俱來的不可侵犯的天賦權利，或即以此為各種反對論的充足答辯。實則這種權利是怎樣才得建立的，不易見出。
若認為人類有幾種所謂“天賦的權利”，那麼，保持生命的權利，蕃殖種族的權利，一定是屬於這一類了。可是人類社會中又有許多限制，使好些人不能享受這種權利。窮苦的人要取屬於他人的食品是被禁止的。亂交是有許多法律和習慣禁止的。現在大家公認社會的限制這些原始的權利是應該的，因為若沒有這些限制那麼社會的秩序就要紊亂了。我們既承認發表意見是相同的權利，所以要求社會不干涉它，或說社會限制它是不應該的，那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對於前兩種的限制是關於個人的行為的限制；而對於思想自由的限制，只關係到那有革命的或反習俗的意見要發表的少數人。原來根據天賦權利的概念，是不會有顛撲不破的論證的，那不過是關於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的一個不可靠的學說罷了。
有統治社會責任的人又要申辯道，禁止有害的意見的流行是他們的責任，就和禁止一切反社會的行動一樣。他們可以說一個人宣傳反社會的思想，比之竊鄰人之馬，或向鄰人之妻求愛，其危害要大得多。他們對於國家的幸福是要負責任的，若是他們認定某種意見是危險的，要妨礙現有社會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條，那麼，他們就有禁止它以保護社會的責任，和禁止其他一切的危險一樣。
對於這種限制思想自由的論調的切實答辯，要在後面敘述。最初幾乎無人瞭解這一問題。經過長久的時間，才得公認壓迫思想是一種謬誤行為，到現在，世界上也只有一部分的人已相信這個結論。在著者看來要算是人類所得的結論中最重要的了。這就是權威（Authority）與理性（Reason）不斷鬥爭的結果，也就是本書的論題。“權威”一詞，還須加以解釋。
我們若問一個人如何知道某事，他可說，“我有權威的根據”；或說，“我從某書上看見的”；或說，“這是一個常識罷了”；或說，“我在學校裡學得的”。這種答覆都表明他的知識是從他人得來的，他完全相信他人的知識，毫不加以驗證，或親自思索一番。常人的知識和信仰大都是屬於這一類，無非是從父母師友以及書報中得來的，並無證明。英國的孩子學法文，就是根據他的教師或文法書的權威才得到法文的變化和意義。“在某處地方有一座居民稠密的城叫做加爾各答，如圖中所示，”大部分的人對於這事都是根據權威而知道的。“從前有拿破崙或愷撒其人者，”也是由這樣而知道的。通常的天文知識，除對於天文學有研究的人外也都是由這樣而知道的。不消說，若不承認根據他人的權威而得的知識，那麼，我們的知識就簡直太有限了。
不過我們要能夠可靠地承認某項事實，必得有一個條件，就是那事實必須是能夠證明的。以上所舉諸例都是屬於這一類。那孩子一旦親自走到法國或能夠讀法文書時，就自然能夠證實他根據權威所得的事實是真實的了。我們只要肯用心，就不難親自證明加爾各答的存在，我們由日常事件中，可以證明這事的可能。我們固不能應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拿破崙的存在，但我們若有懷疑，只須用一番簡單的推理作用，就可以證出有許多事實與他的不存在相矛盾。我們所以能夠相信地球距日約九萬三千萬裡，也是因為各天文家都承認這事是證明過的，他們的承認所以能相信者。也是因為先假定這事已證明過的，若我們也實際去計算其結果一定也是相同的。
不過我們腦筋裡的思想不盡是屬於這一類。常人的思想大都固是可以證明的，但也有許多的信仰和意見是根據權威而不能證明的。例如信仰三位一體說（Trinity），就是完全根據于教會的權威的，顯然與對於加爾各答的信仰有別。這種信仰，我們只可根據權威而得，卻不可根據權威而證明它。我們若承認它，只因為我們十分信仰這種權威；以至它的一切論斷，雖不能證明，我們的是堅信不疑的。
這種區別是顯而易見的，簡直不須再加以剖析。但使它更明顯，也是很重要的事。原始時代的人從他的長者知道山中有熊，又知道有惡魔，後來他果然見過了一隻熊，因而證明前一句話的不錯，但他雖未遇見什麼惡魔，除非他有神異的才能，他終不能明瞭這兩句話的不同之處；他若發生疑問，一定總想道，他的長者對於熊的話既說得不錯，那麼，對於惡魔的話也一定可靠。中古時代的人根據權威而相信有一個叫做君士坦丁（Constantinople）的城，又相信彗星是表示神怒的凶兆，他們也一定不能分別這兩者的性質。即在今日，我們還有時聽得一種論調道：我既能根據權威而相信加爾各答，難道我不能根據權威而相信惡魔嗎？
各時代的人民對於那未經證明或不能證明的教條都只是根據公共意見、教會、聖書等的權威而承受的，其所以承受者，或由於命令，或由於他人的期望或請求。關於自然界和人事的種種信仰，大都不是根據科學的觀察，只因它們直接或間接對於宗教和社會有利益，所以向來能得著實力的保護，而不容那慣用理性的人批評。至於可證明的事實，縱有人不相信，也沒人來注意它。假使一個人懷疑拿破崙的存在或懷疑水是氫和氧化合而成，那麼，他不過給人一個笑柄罷了。若他否認那不能證明的教條，如人格的神的存在或靈魂的不滅，那就要受嚴酷的排斥或置之死地了。在中古時代，一個人若懷疑君士坦丁的存在，不過給人稱為傻子罷了，但他若懷疑彗星的意義，那就要大受摧殘了。他若失常得至於否定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存在，也是逃不了被笑的，因為耶路撒冷明明記載在聖書中。
在中古時代，一切信仰都為權威所壟斷，權威認為真實的就是真實的，理性是無立足餘地的。但理性對於這種強制的信仰，非經它的證明，是不肯承認的。理性的範圍是限於經驗界。又因為經驗界的各部分是互相關聯，互相依倚的，所以界外的領土，非經它的考訂，不肯接受，權威非有可靠的證明書，也是不得侵入界內的。
絕對肯定理性在思想界的專制權，就叫做唯理論（Rationalism），到今日，我們還見得有少數人非難它，可見一向理性與其對敵的爭鬥的激烈了。在神學界，理性肯定曾受過嚴酷的排斥，所以唯理論一名詞常用於神學方面。同樣，拒絕思想受權威的支配而堅定思想只受思想自身的支配的自由思想（Freethought），也有神學上的意義。在這種衝突裡，權威曾得著很大的勝利。無論在那一個時代，真在注意理性的人總是居很少數，這種現象在未來也許還要繼續很久的時期。理性的惟一武器就是辯證。權威所利用的是物質的和道德的勢力、法律的壓迫和社會的非議。有時它也試用它對手的武器，於是只有自傷。權威處在的戰略位置的一個最大弱點就是它的戰士也是人，禁不住也借用推理方法，結果，就是他們自己分裂許多派別。於是理性得著良機可以進人敵人的營地，打著敵人的旗號，為自己的勝利作好預備。
或有人抗辯道，因為權威所承認的教條是出乎人類經驗之外的，故不能證明，但同時也不能證明其不是，所以權威有合法的權力。自然，不能證明其不是的命題，我們要造多少，就可以造多少，只要有堅強的信仰心的人，都可以相信它們的；但我們不能說，這些命題在未把它們謬誤證出之前，它們就都是確然可靠的。若是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確然可靠的，那麼，除理性外，誰能任決定之責呢？若謂這可由權威來決定，但是向來有許多根據權威的信仰，後來終證出其非而絕無人信仰了，那又怎麼說呢？但仍有人說，我們未將神學上的教條的謬誤點證明之前，終不應該排斥它。須知證明的責任不光在反對者的方面，他們自己也要負證明之責。我記得有一次談話中，有人非難到地獄之說，那擁護地獄之說的朋友就得著勝利似的說道：“荒誕雖似荒誕，但你究竟不能證明其無。”譬如有一個人對你說，在一個繞行天狼星的行星上有一種愚蠢的民族，他們說的是英語，終日討論優生學，這事我們是不能證明其無的了，但我們因為不能證明其無，就可以認定那是一定可信的嗎？但將這事反復到某種程度，使有很強的暗示力，那麼，就有許多人一定相信了。這種勢力大都是利用重辭的反復（這是近代廣告術的學理的根據），對於權威思想的建設和宗教信條的宣傳，曾有很大的功績，可幸理性也能利用這相同的助力。
下面的敘述只限于西方的文化，起自希臘時代，凡主要的方面均經論及。但這不過是一個很簡略的導言，未能儘量論述，若要宏大而完備，須不但包含宗教、基督教教會、異教（Heresy）、逼害（Persecution）等的歷史，並且須含有哲學史、自然科學史和政治學史。從十六世紀至法國革命時代，差不多各重要的史事都與爭取思想自由有關。古代文化衰頹以後的種種理智勢力和社會勢力的趨向和相互關係對於理性的解放，曾阻礙過，也曾幫助過，要考究它們，非出畢生之力不可，要儘量敘述它們，也非數大冊不行。不過指示這爭鬥的大勢，並討論他所專習的方面，這是人人能做的事，即寫出比本書更巨的著作，也不一定怎樣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