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學文
雖然是我國北宋時期極為重要的政治家、經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 但王安石的著述， 除詩文集外大多散佚， 一直沒有一種學界公認可放心使用的善本。
這一缺憾， 由近日出版的《王安石全集》作了彌補。 全集收錄現存王安石全部著述， 按經史子集分類， 展現了數十年來的輯佚成果， 復原了一個迄今為止最完整的“王安石”。
記者專訪全集主編、中國宋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王水照教授， 耄耋之年的他， 對全集在宋史研究， 乃至中國文化史研究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 有著深切的期待。
全集之全
讀書週刊：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具有轉型意義的朝代， 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都呈現出不同此前的特徵， 處於這樣的社會環境中， 宋代的知識精英群體有哪些共同特徵？
王水照：他們大都是集官僚、學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複合型人才， 這與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關。 宋太祖時還致力於征伐、平定各個地方政權， 至第四代仁宗時， 崇儒尊道， 對傳統文化的吸收、整合， 已經呈現出恢宏的氣象。
宋代的知識份子中， 最為大家熟知的是古文六家， 歐陽修生於1007年， 蘇轍死於1112年， 前後貫串一個世紀。 可以說， 11世紀的北宋， 是精英人才井噴的時期。
讀書週刊：這是歷史的偶然， 還是有邏輯可循的？
王水照：至宋代， 科舉制度這個培養和挑選人才的機制已經很成熟了。
讀書週刊：博學而多才， 為這樣的人編纂全集， 難度也就更高了吧？
王水照：為精英人物編纂全集， 不能只局限于傳統目錄學中的集部， 而應囊括經、史、子、集四部， 才能貼切反映他們全面的精神遺產和文化創造。 不過， 對編纂《王安石全集》來說， 真正的困難還不在於此。
讀書週刊：難在哪兒？
王水照：王安石生前身後， 都遭遇了不公，
讀書週刊：這正是《王安石全集》的價值所在——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了一個全面、真實的王安石。
王水照：全集共收入王氏著作13種， 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收到的全部， 將來怎樣， 就不好說了， 就目前來說， 全集是全的。
讀書週刊：“全”是怎麼做到的？
王水照：我們在輯佚方面用功尤深， 就是對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他存世文獻中的已經失傳的文獻材料加以搜集整理， 使已經佚失的書籍文獻， 得以恢復或部分恢復。 以前人們對 《易解》《禮記發明》《老子注》《楞嚴經解》這些文獻，
此外， 我們還對一直有成本流傳的詩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詩選》， 進行了詳校、廣輯與匯注， 力求準確。
變法之過
讀書週刊：您剛才也說， 王安石生前死後， 爭論一直沒斷過， 毀譽參半， 爭論焦點就是變法。 您是怎麼看待王安石變法的？
王水照：王安石變法， 是應時而變。 宋朝開國君主們設計的種種“祖宗家法”， 為的是維護和鞏固趙宋政權， 防止篡權政變， 所以要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 這對鞏固國家統一、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禦外來侵擾， 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時間長了， 消極面就顯現出來了。
比如在軍權方面， 為了防範武將跋扈擅權， 朝廷把軍隊交由文臣統率， 又立“更戍法”，
再如政權方面， 厲行權力制衡， 鼓勵“異論相攪”， 官僚機構日益龐大， 臃腫又無能且腐敗， 造成嚴重的“冗官”。
還有財政方面， 到宋仁宗時， 不僅國庫空虛， 每年還要向遼、西夏輸納大量的“歲幣”， 這又是“冗費”之弊了。
國家積貧積弱， 不變法不行。
讀書週刊：王安石新法的核心要素是什麼？
王水照：新法設計以理財和整軍為兩大目標：屬於理財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屬於整軍的有減兵並營、將兵法、保馬法、保甲法等。
理財是重點。 王安石認為，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調動勞動者的創造力，開源和節流並舉。但司馬光卻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把天下財富看作不變的常數，否認創新帶來的新增量。
讀書週刊：今天的我們都知道，司馬光的觀念僵化不足取，但王安石的“良法美意”為什麼最後沒能實現？
王水照：因為他面臨著三大困境，而他一個都沒解決好。
一是面對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王安石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策略，沒做化解矛盾的努力。其實當時的矛盾是有可能得以化解的。司馬光和他，純屬政見不同的君子之爭，在忠君體國、不謀私利方面，他們是一致的。司馬光曾給王安石連發三通信函，細說新法推行過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長達3000多字，可王安石的回復呢，《答司馬諫議書》寥寥300字，而且話鋒犀利，一點都不給比自己年長的老友面子。不能實現溝通、合作，導致王安石變法中無人可用、無機構可倚。
變法需要執行機構、執行人員，但王安石都缺，於是他倉促建置，魯莽啟用未加訓練的新人，導致很多執法的官吏，其實是貪腐分子。
第三個困境是急於求成造成的。改革既不能敷衍推諉，也不能急躁冒進，這是一種政治藝術，但王安石一方面急於求成，另一方面也怕宋神宗隨時會收回給他的權力，所以每隔兩個月就推一個新法，這樣的頻率，大大超出了社會的承受能力，以致產生種種亂象。
讀書週刊：是否留下了一些積極影響？
王水照：王安石變法長達16年，其中王氏親自主持的近7年，其他時間由神宗獨自主持。大致說來，國家財政有所增加，社會生產力有所提高，西北邊防形勢有所起色，積貧積弱的局勢有所扭轉。
至於章惇、蔡京等人在崇甯至靖康長達20多年裡推行的“新法”，其實只是冒了新法的名，實則已與王安石無關了。
學術之博
讀書週刊：新法沒有成就王安石，反倒是他的文學名篇，至今傳誦。
王水照：王安石兼擅散文、詩、詞，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重要一席。
尤其是散文，他留下了一大批名篇佳作，這些作品所呈現的廣闊的社會現實，所表現的高超的寫作技巧，都有力地說明了，王安石確實是一位散文大師。
早在慶歷年間，歐陽修看了王安石的散文後，就托曾鞏傳話給他：“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說明王安石早年是學韓愈的。宋代散文家大都是平易婉轉的風格，王安石卻取徑韓愈奇崛雄健一路。但雖然始于學韓，王安石最終是獨樹一幟的。
讀書週刊：與散文相比，王安石在詩詞方面的造詣是不是弱些？
王水照：不是他弱，而是我們之前瞭解太少。
其實，王安石現存詩歌有1600多首之多，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列舉北宋詩體五種，其中就有“王荊公體”，與“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邵康節體”並稱，說明王安石對宋詩的發展和演變是產生過影響的。
王安石存詞29首，數量雖少，但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之風彌漫的詞壇，首開豪放一路，也是難能可貴的。
其實，王安石最被忽視的是他在經學方面的成就。鄧廣銘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確指出，“從其對儒家學說的貢獻及其對北宋後期的影響來說，王安石應為北宋儒家學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但在具有很大學術話語權的《宋元學案》中，“荊公新學”卻被列於全書之末，又以“荊公新學略”題名，不得與其他諸子之“學案”同列，隱含著視之為異端邪說的意思。實際上，早在慶曆二年至四年，王安石就撰成了《淮南雜說》十卷，當時就有“《淮南雜說》行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的說法，王安石應屬於開創宋學方向的先驅人物之一。
及至宋神宗熙寧六年（西元1073年），王安石奉旨設立經義局，主持三經新義的修撰；熙甯八年書成奏上，頒行全國，作為衡文取士的標準，一躍而為官方哲學；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於《字說》的著述，至老不輟。
在北宋中後期的60多年間，王氏新學高踞社會政治意識形態頂層，即使南宋以後，程朱理學盛行，也無法擺脫王氏新學無所不在的持續的影響力。但由於“新法”遭遇不公，“新學”也就一同被湮沒於茫茫歷史中了。
【延伸閱讀】
不同人眼中的王安石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王安石。
本版精選的三本王安石傳記，在眾多王安石傳記中，品質上乘，卻又視角有別。三位作者，分處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寫作意圖，他們對同一傳主的打量，各有側重，三本結合著讀，或許可以讀出更多。
斥汙言，為佐證自己
梁啟超為人物作傳，很大程度上是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務：1901年至1904年間所撰中外人物傳記，是為佐證自己的“新民”思想而作；1908年所撰《王荊公》，則是為佐證自己“立憲”理想而作，即這本已成經典的《王安石傳》。
本書“以發揮荊公政數為第一義”，詳細論述荊公“所創諸新法之內容及其得失”，同時，“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使讀者于新舊知識咸得融會”，並針對“反對黨”的污蔑之言，作了詳細的辨析。
梁啟超的散文議論縱橫、氣勢非凡，常用大量排比句式，行文一瀉千里，大氣磅礴。本書雖是文言創作，但讀來無艱澀之感。
為求真，四寫王安石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歷史學家鄧廣銘四次為王安石寫傳，本書為最後一個版本。面對史料，作者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力求全面客觀地把握王安石的人格和業績、氣度和膽識，改變千年來鑄成的傳統成見，恢復王安石的本來面目。
本書曾入選首屆向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名單。
做年表，精確到天
在18卷《易中天中華史》的寫作中，易中天坦言：“王安石變法非常難寫。”
最大的難點是立論和觀點。關於王安石變法，史學界的研究，從宋代開始就有一個“選邊站”的問題：一部分人贊成，一部分反對。而這種“選邊站”的研究方式，導致雙方在研究時都採用了傾向於自己觀點的論據，得出的結論並不一定可靠。易中天的原則是選擇一個客觀中立的視角，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
寫作的另一個難點是史料龐雜，王安石變法牽涉到的人特別多，黨爭又此起彼伏，很多事情像一團亂麻。理清亂麻，易中天的方法是做年表，而且精確到天，很多微妙之處，會在年表上顯現出來。
本書是否達到了易中天的預想？有待讀者自己探究。（顧學文）
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調動勞動者的創造力，開源和節流並舉。但司馬光卻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把天下財富看作不變的常數，否認創新帶來的新增量。讀書週刊：今天的我們都知道，司馬光的觀念僵化不足取，但王安石的“良法美意”為什麼最後沒能實現？
王水照：因為他面臨著三大困境，而他一個都沒解決好。
一是面對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王安石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策略，沒做化解矛盾的努力。其實當時的矛盾是有可能得以化解的。司馬光和他，純屬政見不同的君子之爭，在忠君體國、不謀私利方面，他們是一致的。司馬光曾給王安石連發三通信函，細說新法推行過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長達3000多字，可王安石的回復呢，《答司馬諫議書》寥寥300字，而且話鋒犀利，一點都不給比自己年長的老友面子。不能實現溝通、合作，導致王安石變法中無人可用、無機構可倚。
變法需要執行機構、執行人員，但王安石都缺，於是他倉促建置，魯莽啟用未加訓練的新人，導致很多執法的官吏，其實是貪腐分子。
第三個困境是急於求成造成的。改革既不能敷衍推諉，也不能急躁冒進，這是一種政治藝術，但王安石一方面急於求成，另一方面也怕宋神宗隨時會收回給他的權力，所以每隔兩個月就推一個新法，這樣的頻率，大大超出了社會的承受能力，以致產生種種亂象。
讀書週刊：是否留下了一些積極影響？
王水照：王安石變法長達16年，其中王氏親自主持的近7年，其他時間由神宗獨自主持。大致說來，國家財政有所增加，社會生產力有所提高，西北邊防形勢有所起色，積貧積弱的局勢有所扭轉。
至於章惇、蔡京等人在崇甯至靖康長達20多年裡推行的“新法”，其實只是冒了新法的名，實則已與王安石無關了。
學術之博
讀書週刊：新法沒有成就王安石，反倒是他的文學名篇，至今傳誦。
王水照：王安石兼擅散文、詩、詞，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重要一席。
尤其是散文，他留下了一大批名篇佳作，這些作品所呈現的廣闊的社會現實，所表現的高超的寫作技巧，都有力地說明了，王安石確實是一位散文大師。
早在慶歷年間，歐陽修看了王安石的散文後，就托曾鞏傳話給他：“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說明王安石早年是學韓愈的。宋代散文家大都是平易婉轉的風格，王安石卻取徑韓愈奇崛雄健一路。但雖然始于學韓，王安石最終是獨樹一幟的。
讀書週刊：與散文相比，王安石在詩詞方面的造詣是不是弱些？
王水照：不是他弱，而是我們之前瞭解太少。
其實，王安石現存詩歌有1600多首之多，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列舉北宋詩體五種，其中就有“王荊公體”，與“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邵康節體”並稱，說明王安石對宋詩的發展和演變是產生過影響的。
王安石存詞29首，數量雖少，但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之風彌漫的詞壇，首開豪放一路，也是難能可貴的。
其實，王安石最被忽視的是他在經學方面的成就。鄧廣銘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確指出，“從其對儒家學說的貢獻及其對北宋後期的影響來說，王安石應為北宋儒家學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但在具有很大學術話語權的《宋元學案》中，“荊公新學”卻被列於全書之末，又以“荊公新學略”題名，不得與其他諸子之“學案”同列，隱含著視之為異端邪說的意思。實際上，早在慶曆二年至四年，王安石就撰成了《淮南雜說》十卷，當時就有“《淮南雜說》行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的說法，王安石應屬於開創宋學方向的先驅人物之一。
及至宋神宗熙寧六年（西元1073年），王安石奉旨設立經義局，主持三經新義的修撰；熙甯八年書成奏上，頒行全國，作為衡文取士的標準，一躍而為官方哲學；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於《字說》的著述，至老不輟。
在北宋中後期的60多年間，王氏新學高踞社會政治意識形態頂層，即使南宋以後，程朱理學盛行，也無法擺脫王氏新學無所不在的持續的影響力。但由於“新法”遭遇不公，“新學”也就一同被湮沒於茫茫歷史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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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眼中的王安石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王安石。
本版精選的三本王安石傳記，在眾多王安石傳記中，品質上乘，卻又視角有別。三位作者，分處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寫作意圖，他們對同一傳主的打量，各有側重，三本結合著讀，或許可以讀出更多。
斥汙言，為佐證自己
梁啟超為人物作傳，很大程度上是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務：1901年至1904年間所撰中外人物傳記，是為佐證自己的“新民”思想而作；1908年所撰《王荊公》，則是為佐證自己“立憲”理想而作，即這本已成經典的《王安石傳》。
本書“以發揮荊公政數為第一義”，詳細論述荊公“所創諸新法之內容及其得失”，同時，“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使讀者于新舊知識咸得融會”，並針對“反對黨”的污蔑之言，作了詳細的辨析。
梁啟超的散文議論縱橫、氣勢非凡，常用大量排比句式，行文一瀉千里，大氣磅礴。本書雖是文言創作，但讀來無艱澀之感。
為求真，四寫王安石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歷史學家鄧廣銘四次為王安石寫傳，本書為最後一個版本。面對史料，作者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力求全面客觀地把握王安石的人格和業績、氣度和膽識，改變千年來鑄成的傳統成見，恢復王安石的本來面目。
本書曾入選首屆向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名單。
做年表，精確到天
在18卷《易中天中華史》的寫作中，易中天坦言：“王安石變法非常難寫。”
最大的難點是立論和觀點。關於王安石變法，史學界的研究，從宋代開始就有一個“選邊站”的問題：一部分人贊成，一部分反對。而這種“選邊站”的研究方式，導致雙方在研究時都採用了傾向於自己觀點的論據，得出的結論並不一定可靠。易中天的原則是選擇一個客觀中立的視角，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
寫作的另一個難點是史料龐雜，王安石變法牽涉到的人特別多，黨爭又此起彼伏，很多事情像一團亂麻。理清亂麻，易中天的方法是做年表，而且精確到天，很多微妙之處，會在年表上顯現出來。
本書是否達到了易中天的預想？有待讀者自己探究。（顧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