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汾：拜見老師

拜見老師

文：清雅居士

上世紀七十年代教育路線回潮後， 在一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聲中我上了初中。 東城中學歷史上的初中有了甲乙班之分， 那會， 曹紅森老師當了我的班主任， 任甲班的語文老師， 在曹老師手裡， 我從七五年初讀到七六年底， 直到七七年上了高中。

入學時， 我十三歲。 知道過黃帥鬧學潮， 也看過白卷英雄張鐵生答卷上的美文。 從到溝南到東城傳統上叫五裡， 其實是八裡。 雞叫了的時候， 我們起床， 叫上同村的同學一起摸黑跑八裡， 天亮到東城上學， 大家都叫我們跑灶生。 到校後，

把口袋裡的窩窩放到灶房， 上兩節課後才啃窩窩。 天氣暖和的時候， 我們都集中在教室或者麥秸垛下， 蔥或鹹菜就窩窩， 算是早餐。 冬天可就慘了。 教室只有一個火爐子， 一個班男女生要六七十個， 外面太冷， 灶房很小， 宿舍是住宿生的天地， 跑灶生吃飯得自個找地。

我很幸運成為曹老師的好學生， 當了班長， 成績比其他同學好了點， 當時的眉眼也親親哩， 還算是討人喜歡。 飯時， 老師們去小灶房了， 我就被老師恩許進了辦公室。 到底是辦公室暖和， 條件也好了很多。 吃完飯， 把老師的辦公室打掃乾淨後， 還有幾份報紙雜誌什麼的可以翻閱。 這麼好的條件， 加上後來的二年高中（班主任是張宗哲老師）， 我在東城中學享受了四個冬天。

且不說在老師辦公室享受了多少溫暖， 只就看報紙雜誌一事就給了我比別人更多的知識， 以至於後來只有我一個人在應屆的時候考取了學校， 成為老師們誇獎的好學生。

曹老師很和善， 聲音清雅， 很少能看到他呵斥學生， 偶爾嚴厲一下， 我們也就伸伸舌頭縮縮頭， 但卻沒有學生敢過分搗蛋。 我們一直都是很尊敬他， 對於老師的家庭或者經濟卻從來沒有過問過。 就這樣一直過了十幾後， 才對老師有了些許瞭解。

曹老師十一口人， 六女三男九個孩子。 在那個十年九旱、每人每年分幾十斤口糧的時代， 一個老師， 掙幾毛微薄的工資， 要養活這十一口人， 多不容易， 要是現在的九零後， 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理解呀。 我實在是沒法理解我的老師是怎樣地帶領他的全家抗過那些艱難困苦的日子，

是怎樣地省吃儉用拉扯他的孩子們成人的。 改革開放後， 整個社會的經濟條件都有了好轉， 人們都吃上白麵饃饃， 我們也都各自為自己的小康而奔波， 老師的事瞭解越來越少了， 在街道上見了， 也就寒暄問問， 摩托送送， 老師退休後的生活便不得知道了， 以至於後來連老師住到什麼地方也都不得而知了。

我每年都要去拜見好多老師， 唯獨曹老師看得少。 去年年底， 在門市認識了曹老師的大女兒， 這才知道老師患病在床。 過了大年前後的大忙， 與妻子事先電話約好專程去看我的老師。

老師租住在西關大隊的小二層下， 一進門， 老師便哭了起來，

兩行老淚啊。 我很想哭， 可不能， 我知道老師是激動。 老師拉著我的手， 一直到我要走， 都沒有想放下我的手。 拉閒話的過程中， 我才瞭解到老師得了腦血栓， 左手已經萎縮， 行走都有些不便。 我儘量地拉起一些愉快的話題， 不斷地拭去老師臉上淚水， 囑咐老師要保持內心愉快、用藥與鍛煉相結合、身體健康就是給兒女們造福之類的話。

走出老師家門， 與妻子都有一歎：真不容易， 老師這一生是怎樣走過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