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鼇 | 周小川：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文系周小川在3月25日博鼇亞洲論壇“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全體大會上的文字實錄。

主持人：請周小川行長從中央銀行的角度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問題進行評論， 並談一談政策協調的問題。

周小川：剛才， 有人評論亞洲國家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中獲益良多， 亞洲經濟發展相對較快， 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 這讓我想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 在改革開放初期， 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 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

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 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 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我們可以從政治角度上來分析全球化， 但全球化有其經濟學上的原因。 過去， 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 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地理上距離其他國家較為遙遠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但後來， 通信技術和數位化迅速發展， 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 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 舉例來說， 中國現在每年出境人數以億計， 資訊與人員的交流推動了全球化進程。 這些都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

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 不管選擇歡迎與否， 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 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

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 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 採取措施保護本國製造業。 但從經濟學上來講， 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 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 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 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 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 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 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製造業， 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 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

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 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 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 並限制進口。 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 要鼓勵出口的話，

應當允許出口製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 如果限制進口， 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 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 不利於增加出口。 上世紀80年代初， 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 原因在於我們採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 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 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 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關於金融和全球化的關係， 如果進一步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其他開發機構貸款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電信業發展與數位化， 這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進程。

關於政策協調， 我們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予以考慮，

基於當前討論情況和政策形成機制， 希望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語言。

周小川：關於全球化， 我再補充兩點。

一是全球化對就業的影響。 目前失業問題的產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 很多國家失業率上升;二是勞動力市場本身不完善。 在全球化過程中， 經濟各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 有些產業處於上升期， 有些部門則出現衰退， 勞動力需要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進行重新分配， 這樣， 就會出現結構性失業。 所以我們應該把資源向勞動力的再培訓進行傾斜， 對勞動力從知識和技能上進行重新培訓， 而不是把失業問題歸咎于自由貿易。 總之， 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系中，

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資本、技術等核心經濟資源的分配來實現的。 如果勞動力缺乏應有技能， 或者勞動技能已經過時的話， 就必須要調整和更新才能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這是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 是無法避免的。

二是稅收問題。 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 如果美國考慮採用增值稅， 我們歡迎， 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徵收邊境調節稅。 因為美國有銷售稅， 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 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徵收銷售稅。 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 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徵稅， 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 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徵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