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克斯談社會轉型與大眾媒體

近半個世紀來， “變革”成為全球性的關鍵字。 由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的極速變革所衍生的海量資訊， 借助大眾傳媒， 深刻介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曾在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執教近四十年、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傳播與媒介研究中心主任的科林·斯巴克斯”假說找到了另一種類型的例證？東歐劇變後， 您系統調查了羅馬尼亞、捷克、波蘭、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國的媒體。 就這些國家， 您指出：在政治轉型過程中， 昔日的社會、政治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 舊系統和新系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延續性。

有一個很形象的說法， 俄國“從Provda（《真理報》）變成了Prada（普拉達）”。

斯巴克斯：根據某種觀點， 精英的延續是與民主發展的終極理論相對立的。 從二十年前到現在， 不少人都認為所有情況都會變成美國式的。 但你看泰國， 從軍隊統治到所謂民主制， 反過來再反過去。 我沒有看見過終極的民主。 那麼社會變革有什麼意義呢？有些獨裁政權並沒有被民主政權取代， 只是少了一點獨裁而已。 我們來看所有這些案例， 發現了什麼？雖然政治結構看似改變了， 但是社會的威權階層並沒有改變。

中國的特殊之處在於， 共產黨自覺地嘗試和新的領導力合作， 八千多萬黨員， 很多是年輕人， 而歐洲的共產黨員都是垂垂老者。 中國共產黨做了歐洲共產黨不能做的事情，

他們結合了新層次的成員， 招募了大量青年才俊。 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改善是實實在在的， 消費受到鼓勵， 這使共產黨在中國仍然具有號召力。 中國是“精英延續論”的一個好例證。

您的理論假說修正了當下社會變遷領域的兩種主導觀點。 一種認為， 人們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徹底改變了；另一種則認為， “劇變”之後， 社會毫無變化， 仍舊被精英掌控。

您的“精英延續論”解釋了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中國共產黨集體領導的政治權力沒有被削弱的原因， 以及其制定的媒體管理體制所建構的理論邏輯。

全球化與中國的新媒體

Tabloid Tales：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斯巴克斯：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小報的生存， 特別需要關注的是環境。 英國是個典型的例子， 報紙是高度分層的。 《泰晤士報》《衛報》《每日郵報》《獨立報》有一批精英讀者， 關心政治和經濟；但至少有十家小報在競爭大約兩千萬讀者。 小報也談所謂政治， 但多是足球、電視、性、博彩和賽馬。 小報的主要功能是供多數人消遣用的。 因為在西方社會， 政治不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歐洲和美國， 四五年才選舉一次， 大多數時候， 日子是日常的而不是政治的。 但是中國不同， 中國人的生活比西方更政治化， 它是社會主義的， 而且變化太快， 這就意味著生活中有諸多不確定性， 所以公共政策對個人而言就變得十分重要。

斯巴克斯：大眾傳媒加速了社會轉型， 但是它們不是動因，

而是社會轉型在前， 經濟發展在前。 中國的確有很多媒體和網站完全和政治無關。 比如專門講婚紗的：中國人結婚， 早上穿婚紗， 下午著中裝。 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尚未定型的， 混雜的。 不僅是意識形態的， 也是生活方式的。 日本的、美國的時尚雜誌都在中國流行。 這些媒體與其說在提供消遣， 不如說其中隱含著人們文化認同的危機。 有些人想回歸中國傳統， 有些人想學習外國。 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中， 很多人感受到的其實不是平衡， 而是張力。 新一代的自我認同， 同父輩不同， 與父輩也有代溝， 因為當他們出生的時候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了。 當社會富裕以後， 人們的願望會多元化， 會從自然需求增長到更高層次的需求。 當社會變化特別快的時候， 人們必須適應它， 用自我教育來與世界博弈。 中國已經大為不同了， 但是多多少少還是一個政治性的地方， 這是我們要時刻留意的。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這些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給中國的大眾媒體造成的影響。 對當下習以為常的主流全球化話語或範式， 您在《全球化、社會發展與大眾媒體》中是持批評態度的。

斯巴克斯：的確是這樣。 這本書的出版雖然過去九年了， 但其中大部分的觀點越來越被證明是正確的。 全球化比二十年前要困難得多。 你看看中國， 就知道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所謂全球化是不可能的， 這關涉政治和社會的各個方面。 你坐飛機去倫敦、北京和東京， 可能用的車和酒店都是一樣的， 物質環境完全相同， 但你打開電視，你在美國看“超級碗”美式足球賽，在中國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我們當然可以分享一些東西，但是很多東西還是非常個性化的，文化差異是不會消失的，有關全球化的想法、經驗和方案並不能在不同文化間自由平等地交換；全球化最大的問題是，它忽視了全球化時代的結構性不平等，以及民眾參與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意義。

本訪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階段我國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調查研究》（12&ZD012）支持。復旦大學崔璨同學對本文亦有貢獻。謹致謝忱。

但你打開電視，你在美國看“超級碗”美式足球賽，在中國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我們當然可以分享一些東西，但是很多東西還是非常個性化的，文化差異是不會消失的，有關全球化的想法、經驗和方案並不能在不同文化間自由平等地交換；全球化最大的問題是，它忽視了全球化時代的結構性不平等，以及民眾參與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意義。

本訪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階段我國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調查研究》（12&ZD012）支持。復旦大學崔璨同學對本文亦有貢獻。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