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社交媒體， 假新聞和你的朋友圈是如何扭曲你的記憶的
原文以How Facebook, fake news and friends are warping your memory為標題
發佈在2017年3月7日的《自然》新聞上
原文作者：Laura Spinney
在後事實時代， 研究集體記憶的重要性再次凸顯。
最近以來， 許多怪像屢見報端。 光是在今年，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中的官員就曾提起過子虛烏有的“鮑林格林大屠殺”， 以及瑞典和美國亞特蘭大市不存在的恐怖襲擊。
雖然以上錯誤資訊很快就被糾正， 但歷史上的一些訛傳卻已被證明很難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除。 例如， 至少從2010年開始， 一些線民就堅稱在他們的記憶裡， 曼德拉無疑是在20世紀80年代死於獄中的。
記憶的不可靠性已是眾所周知， 但一些專家擔憂一種新的現象正在湧現。
“通過Facebook和Instagram等網站， 記憶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在群體之間分享， 模糊了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之間的界限， ”哈佛大學研究記憶的心理學家Daniel Schacter說。 “基於互聯網的假資訊傳播， 比如最近被廣泛公開的假新聞網站， 可能會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扭曲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 ”
集體記憶構成了歷史的基礎， 而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影響了他們對未來的思考。
例如， 虛構的恐怖襲擊被用來為對7個“特別關注國家”公民的入境禁令辯護。 雖然歷史的詮釋常常服務於政治目的，
蘇黎世大學的記憶研究者Micah Edelson表示， 要對抗假新聞的影響， “重要的不僅是瞭解這些假新聞網站的形成， 還要瞭解人們對它們的反應”。
集體記憶
溝通塑造記憶。 研究發現， 在兩個人一起談論過去時， 一方可以通過有選擇的重複來強化一起事件的某些方面。 這是可以理解的。 被提到的事情會被記住——對於說者和聽者而言均是如此。
這些個體級別的認知現象被視為一種記憶趨同機制——兩個或以上的人對已發生的事情達成一致認識的過程。 但是在過去幾年， 有線索表明群體級別的力量也會影響記憶趨同。 2015年， 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Alin Coman和紐約新學院的心理學家William Hirst報告稱， 如果說者來自與聽者相同的社會群體， 比如是同一所大學的學生， 而不是局外人， 那麼聽者更易出現誘發遺忘的情況。
也就是說， 記憶趨同發生在社會群體內部的可能性大於社會群體之間。 這是一項重要的發現， 因為已有調查資料表明，
群體也會扭曲記憶
2011年， 當時任職于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的Edelson向30名志願者播放了一個紀錄片。 志願者以五人一組觀看影片， 幾天後單獨回答有關影片的問題。 觀看影片一個星期後， 被試者被要求再次回答問題， 但在回答前先閱讀了他們以為是本組其他成員給出的回答。
這些編造出來的回答大部分都是錯誤的， 但被試者在70%的情況下給出了同樣的錯誤回答——儘管他們第一次回答時答對了。 但是， 即使被試者知道了之前看到的回答只是隨機生成的， 也只在60%的情況下更改了錯誤的回答。 “我們發現， 在初次接收到錯誤資訊期間發生的過程會導致之後糾正其錯誤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集體記憶是通過對話塑造的， 人們一直以來都很難在較大的群體中即時研究這類過程。 5年前， 監測10人或更大的小組溝通需要多個可以進行私密對話的房間， 以及大量的研究助理和時間。 現在， 多位元被試可以通過數位方式進行即時互動。 Coman的小組開發出了一個軟體平臺， 它能追蹤志願者在一系列計時交談中的對話情況。 “這樣只需要一位研究助理花費20分鐘的時間和一間實驗室就夠了， ”Coman說。
去年， 他的小組使用這一軟體， 首次研究了社會網路的結構是如何在較大的群體中影響集體記憶形成的。 研究招募了140位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被試， 將他們分為10人一組，並向他們提供了有關4名虛構的美國和平隊志願者的資訊。首先，被試被要求獨立回憶起盡可能多的資訊。然後，他們與本組內的成員進行三次對話（每次持續幾分鐘的線上聊天），以集體回憶資訊。最後，他們再次嘗試獨立回憶資訊。
研究人員研究了兩種場景：在第一種場景下，10人小組被分成了兩個子集群，幾乎所有對話都在子集群內部進行；在第二種場景下，10人小組本身組成了一個大集群（參見“你好，接線員，我找……”）。Coman表示，雖然單集群中的被試者就同一套資訊達成了一致，但在第一種場景下，兩個子群往往會分別就有關這些虛構志願者的不同“事實”達成共識。
Source: Coman, A., Momennejad, I., Drach, R. D. & Geana, 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3, 8171–8176 (2016).
這一效應在現實世界中明顯存在。在1948年和1967年的中東戰爭期間被迫背井離鄉，分別生活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雖然擁有共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身份認同，但卻對自己的過去持有不同的認知。柏林牆建成後，人們對真相的認知也出現了類似的分歧。
在實驗室中，Coman可以操控社會網路，並考察由此形成的記憶。對比兩種場景後，他發現了“弱連接”在資訊傳播中的重要性。這些連接存在於網路之間而非網路內部（比如是熟人而非朋友的關係）。它們有助於同步不同社會網路所持的認知。“它們可能是驅動整個社區形成集體記憶的動因，”他說。
提醒人們在記憶趨同過程被消除的資訊或許是弱連接的功能之一。但時機也具有重要作用。在一項未發表的研究中，Coman發現如果弱連接在網路成員互相討論前提供了資訊，那麼該資訊將更有可能塑造他們的集體記憶。一旦社會網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達成了一致認識，集體記憶就會對與之相左的資訊產生一定的抵抗。
Coman認為記憶趨同會強化群體凝聚力。“由於擁有相同的記憶，我們就有更強的身份認同，而且很有可能對彼此更加關心，”他說。大量研究將強烈的群體身份認同感與自我報告的更強的個人幸福感聯繫在一起。有關家族的研究也體現了這一點。美國埃默里大學的心理學家Robyn Fivush研究的是家族歷史的傳承。“我們發現，對家族歷史瞭解較多的少年和青年人心理更健康，”她說。
雖然共有記憶或許可以促進人們形成關係更緊密的群體，但它們也可能會扭曲局外人的角色，在不同群體之間產生隔閡。記憶塑造群體身份，群體身份反過來又塑造記憶，這是一個潛在的惡性循環。弱連接具有重要的矯正效果，但在沒有弱連接的情況下，不同群體也可能就相互矛盾的歷史版本達成一致認識。這樣的歷史共識可能存在於雕像和歷史書籍中，傳承給子孫後代。但它們也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變化。
製造記憶，製造歷史
比利時奧斯坦德市有一座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公共紀念碑，碑中國王的身邊圍著兩群恭順的子民——一群是比利時人，一群是剛果人。2004年，一群抗議者認為該紀念碑誤傳歷史，砍下了其中一個剛果人人像的一隻手。他們匿名向一家當地報紙解釋說，斷手更準確地反映了利奧波德二世在比利時非洲殖民地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善良的保護者，而是殘忍的暴君。
2010年，來自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法語校區的社會心理學家Laurent Licata和Olivier Klein開展了一項調查，研究各代人對比利時殖民歷史的態度。他們發現，對於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比利時學生的集體愧疚程度和對彌補措施的支持程度高於其父母，而他們的父母與其父輩相比也是如此。
研究人員認為，導致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Adam Hochschild影響力極高的著作——《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1998年）一書的出版。書中描述的殖民時代遠比人們此前接受的更加黑暗。“該書剛出版時年紀較輕的人受其影響尤其顯著，”Licata說，“而年紀較大的比利時人則是在不同的事實環境下成長起來的。”
從左上按順時針方向：G. Tomasevic/Reuters; A. Hussein/Getty; D.Berehulak/NYT/Redux/eyevine; Rolls Press/Popperfoto/Getty; J. Pitts/Afropean; D. Mitidieri/Getty
並不是所有的集體記憶都成為了歷史。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家Norman Brown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家Connie Svob提出，除了認知和社會過程之外，還有另一個因素決定了一個事件是否能在代際間傳遞：事件本身的性質。“最關鍵的是個人日常生活形態的變化程度，”Svob說。
在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他們報告稱，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的克羅埃西亞人的子女更有可能回憶起來父母與戰爭相關的經歷，而不是自己與戰爭無關的經歷：前者如被槍擊或房子被炸，後者如結婚或第一個孩子的出生。Svob表示，戰爭和移民一樣會帶來巨變，因此非常容易被記住。
她說，這種“傳遞理論”也能解釋西方人20世紀集體記憶中的最大空白之一——為什麼他們能夠輕易記起兩次世界大戰，但卻難以想起19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後者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比任何一次大戰都多。“戰爭帶來的變化程度一般大於流行性疾病，”Svob說。另外一些人認為這種解釋也令人困惑：“如果你在流感中失去了一位深愛的人，”Fivush說，“那一定會破壞你的日常生活。”
一個群體所保存的一系列集體記憶顯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原因之一是人們一般受少年或青年時期發生的事件影響最大，這種現象被稱為“記憶突點”。隨著新一代人的成長，發生在他們青年時期的事件會覆蓋此前主導社會的事件，從而“更新”集體記憶。
據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嬰兒潮（譯注：1946年到1964年間出生）一代人眼中的代表性歷史時刻是甘迺迪總統遇刺和越南戰爭，而對1965年以後出生的人來說則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前總統奧巴馬的當選。
隨著時間的流逝，每一代人在記住一些事件的同時也會忘卻另一些事件。例如，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Henry Roediger和心理科學學會的心理學家Andrew DeSoto報告表示，一代代的美國人有規律地遺忘過去的總統，這種規律可以用一個冪函數表示。
根據他們的預測，杜魯門（1945-1953年擔任美國總統）將在2040年被遺忘，就像今天的人們已遺忘威廉·麥金利（1897–1901年）一樣。
人們對待未來的態度變化反映了這種演變。Roediger和同樣來自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家James Wertsch觀察到，就美國本世紀初入侵伊拉克展開辯論的美國政客分成了兩派：提倡派認為薩達姆·侯賽因就像希特勒一樣必須被阻止，反對派則擔心它會演變成另一場血腥而又曠日持久的越戰。雖然兩派可能都出於政治理由選擇了歷史先例，但這反過來也在聽眾的記憶中強化了這些先例。
辨認真偽
對集體記憶的研究指出了為集體利益塑造集體記憶的方式。
在2014年開展的對先前研究的跟進研究中，Edelson及其團隊給出了保持樂觀的理由。他們報告稱，雖然一些錯誤的記憶不易改變，但保留錯誤記憶的人仍能被可靠資訊的影響。團隊使用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術，在志願者回憶某電影的資訊時掃描了他們的大腦。
他們在掃描中發現了腦啟動變化，這種變化與對不準確記憶的信心，以及志願者是否會改回最初的準確的記憶相關。“在告訴人們該資訊不可靠後，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會將這一點納入考慮，”Edelson說。“在60%的情況下，人們會改變答案。但即使維持錯誤的答案不變，他們對答案的信心也降低了。”
根據他的發現，Coman提出了兩條建議。
第一條是針對司法系統的。
美國的某些州禁止陪審員將其在審理期間所做的筆記帶進評議室，這是過去高文盲率的歷史遺留產物，也出於相信群體記憶比個人記憶更可靠的觀點。Coman說，事實上，使用筆記可以防止陪審員出現提取誘發偏見和受到群體社會影響。他的團隊希望能更加深入地研究這類規定的影響。
他的第二條建議則是關於緊急情況下（如發生流行病）如何向大眾傳播關鍵資訊的。
根據他的觀察，提取誘發遺忘在高度焦慮的情況下會上升，因此他向政府官員提出了一些建議：起草一份簡明扼要的要點清單，確保所有官員採用同一清單，經常重複這些要點，並密切監視流傳中的有害資訊。
舉例來說，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發期間，一條錯誤資訊就增加了美國人的恐慌：與埃博拉感染者同處一室就能被感染。Coman說，終結謠言的最佳方法應該是經常解釋埃博拉只能通過體液傳播。“如果知道錯誤資訊的性質，你只需提起在概念上與之相關，但事實準確的資訊，就能有的放矢地遏制它，”他說。
集體記憶是一把雙刃劍。毫無疑問，有人會利用它來誤導他人。“資訊在社會中的自由傳播一直被視為開放的民主社會最重要、也是最具建設性的特徵之一，”Coman說，“但是，建設這樣的社會並不能保證正面的結果。”捍衛言論自由的代價可能是錯誤的集體記憶。但如果知道它們是如何形成的，當人們再次聽說一個從未發生過的大屠殺時，這樣的知識或許就能為他們提供某種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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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5431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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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們分為10人一組，並向他們提供了有關4名虛構的美國和平隊志願者的資訊。首先，被試被要求獨立回憶起盡可能多的資訊。然後，他們與本組內的成員進行三次對話（每次持續幾分鐘的線上聊天），以集體回憶資訊。最後，他們再次嘗試獨立回憶資訊。研究人員研究了兩種場景：在第一種場景下，10人小組被分成了兩個子集群，幾乎所有對話都在子集群內部進行；在第二種場景下，10人小組本身組成了一個大集群（參見“你好，接線員，我找……”）。Coman表示，雖然單集群中的被試者就同一套資訊達成了一致，但在第一種場景下，兩個子群往往會分別就有關這些虛構志願者的不同“事實”達成共識。
Source: Coman, A., Momennejad, I., Drach, R. D. & Geana, 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3, 8171–8176 (2016).
這一效應在現實世界中明顯存在。在1948年和1967年的中東戰爭期間被迫背井離鄉，分別生活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雖然擁有共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身份認同，但卻對自己的過去持有不同的認知。柏林牆建成後，人們對真相的認知也出現了類似的分歧。
在實驗室中，Coman可以操控社會網路，並考察由此形成的記憶。對比兩種場景後，他發現了“弱連接”在資訊傳播中的重要性。這些連接存在於網路之間而非網路內部（比如是熟人而非朋友的關係）。它們有助於同步不同社會網路所持的認知。“它們可能是驅動整個社區形成集體記憶的動因，”他說。
提醒人們在記憶趨同過程被消除的資訊或許是弱連接的功能之一。但時機也具有重要作用。在一項未發表的研究中，Coman發現如果弱連接在網路成員互相討論前提供了資訊，那麼該資訊將更有可能塑造他們的集體記憶。一旦社會網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達成了一致認識，集體記憶就會對與之相左的資訊產生一定的抵抗。
Coman認為記憶趨同會強化群體凝聚力。“由於擁有相同的記憶，我們就有更強的身份認同，而且很有可能對彼此更加關心，”他說。大量研究將強烈的群體身份認同感與自我報告的更強的個人幸福感聯繫在一起。有關家族的研究也體現了這一點。美國埃默里大學的心理學家Robyn Fivush研究的是家族歷史的傳承。“我們發現，對家族歷史瞭解較多的少年和青年人心理更健康，”她說。
雖然共有記憶或許可以促進人們形成關係更緊密的群體，但它們也可能會扭曲局外人的角色，在不同群體之間產生隔閡。記憶塑造群體身份，群體身份反過來又塑造記憶，這是一個潛在的惡性循環。弱連接具有重要的矯正效果，但在沒有弱連接的情況下，不同群體也可能就相互矛盾的歷史版本達成一致認識。這樣的歷史共識可能存在於雕像和歷史書籍中，傳承給子孫後代。但它們也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變化。
製造記憶，製造歷史
比利時奧斯坦德市有一座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公共紀念碑，碑中國王的身邊圍著兩群恭順的子民——一群是比利時人，一群是剛果人。2004年，一群抗議者認為該紀念碑誤傳歷史，砍下了其中一個剛果人人像的一隻手。他們匿名向一家當地報紙解釋說，斷手更準確地反映了利奧波德二世在比利時非洲殖民地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善良的保護者，而是殘忍的暴君。
2010年，來自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法語校區的社會心理學家Laurent Licata和Olivier Klein開展了一項調查，研究各代人對比利時殖民歷史的態度。他們發現，對於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比利時學生的集體愧疚程度和對彌補措施的支持程度高於其父母，而他們的父母與其父輩相比也是如此。
研究人員認為，導致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Adam Hochschild影響力極高的著作——《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1998年）一書的出版。書中描述的殖民時代遠比人們此前接受的更加黑暗。“該書剛出版時年紀較輕的人受其影響尤其顯著，”Licata說，“而年紀較大的比利時人則是在不同的事實環境下成長起來的。”
從左上按順時針方向：G. Tomasevic/Reuters; A. Hussein/Getty; D.Berehulak/NYT/Redux/eyevine; Rolls Press/Popperfoto/Getty; J. Pitts/Afropean; D. Mitidieri/Getty
並不是所有的集體記憶都成為了歷史。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家Norman Brown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家Connie Svob提出，除了認知和社會過程之外，還有另一個因素決定了一個事件是否能在代際間傳遞：事件本身的性質。“最關鍵的是個人日常生活形態的變化程度，”Svob說。
在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他們報告稱，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的克羅埃西亞人的子女更有可能回憶起來父母與戰爭相關的經歷，而不是自己與戰爭無關的經歷：前者如被槍擊或房子被炸，後者如結婚或第一個孩子的出生。Svob表示，戰爭和移民一樣會帶來巨變，因此非常容易被記住。
她說，這種“傳遞理論”也能解釋西方人20世紀集體記憶中的最大空白之一——為什麼他們能夠輕易記起兩次世界大戰，但卻難以想起19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後者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比任何一次大戰都多。“戰爭帶來的變化程度一般大於流行性疾病，”Svob說。另外一些人認為這種解釋也令人困惑：“如果你在流感中失去了一位深愛的人，”Fivush說，“那一定會破壞你的日常生活。”
一個群體所保存的一系列集體記憶顯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原因之一是人們一般受少年或青年時期發生的事件影響最大，這種現象被稱為“記憶突點”。隨著新一代人的成長，發生在他們青年時期的事件會覆蓋此前主導社會的事件，從而“更新”集體記憶。
據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嬰兒潮（譯注：1946年到1964年間出生）一代人眼中的代表性歷史時刻是甘迺迪總統遇刺和越南戰爭，而對1965年以後出生的人來說則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前總統奧巴馬的當選。
隨著時間的流逝，每一代人在記住一些事件的同時也會忘卻另一些事件。例如，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Henry Roediger和心理科學學會的心理學家Andrew DeSoto報告表示，一代代的美國人有規律地遺忘過去的總統，這種規律可以用一個冪函數表示。
根據他們的預測，杜魯門（1945-1953年擔任美國總統）將在2040年被遺忘，就像今天的人們已遺忘威廉·麥金利（1897–1901年）一樣。
人們對待未來的態度變化反映了這種演變。Roediger和同樣來自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家James Wertsch觀察到，就美國本世紀初入侵伊拉克展開辯論的美國政客分成了兩派：提倡派認為薩達姆·侯賽因就像希特勒一樣必須被阻止，反對派則擔心它會演變成另一場血腥而又曠日持久的越戰。雖然兩派可能都出於政治理由選擇了歷史先例，但這反過來也在聽眾的記憶中強化了這些先例。
辨認真偽
對集體記憶的研究指出了為集體利益塑造集體記憶的方式。
在2014年開展的對先前研究的跟進研究中，Edelson及其團隊給出了保持樂觀的理由。他們報告稱，雖然一些錯誤的記憶不易改變，但保留錯誤記憶的人仍能被可靠資訊的影響。團隊使用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術，在志願者回憶某電影的資訊時掃描了他們的大腦。
他們在掃描中發現了腦啟動變化，這種變化與對不準確記憶的信心，以及志願者是否會改回最初的準確的記憶相關。“在告訴人們該資訊不可靠後，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會將這一點納入考慮，”Edelson說。“在60%的情況下，人們會改變答案。但即使維持錯誤的答案不變，他們對答案的信心也降低了。”
根據他的發現，Coman提出了兩條建議。
第一條是針對司法系統的。
美國的某些州禁止陪審員將其在審理期間所做的筆記帶進評議室，這是過去高文盲率的歷史遺留產物，也出於相信群體記憶比個人記憶更可靠的觀點。Coman說，事實上，使用筆記可以防止陪審員出現提取誘發偏見和受到群體社會影響。他的團隊希望能更加深入地研究這類規定的影響。
他的第二條建議則是關於緊急情況下（如發生流行病）如何向大眾傳播關鍵資訊的。
根據他的觀察，提取誘發遺忘在高度焦慮的情況下會上升，因此他向政府官員提出了一些建議：起草一份簡明扼要的要點清單，確保所有官員採用同一清單，經常重複這些要點，並密切監視流傳中的有害資訊。
舉例來說，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發期間，一條錯誤資訊就增加了美國人的恐慌：與埃博拉感染者同處一室就能被感染。Coman說，終結謠言的最佳方法應該是經常解釋埃博拉只能通過體液傳播。“如果知道錯誤資訊的性質，你只需提起在概念上與之相關，但事實準確的資訊，就能有的放矢地遏制它，”他說。
集體記憶是一把雙刃劍。毫無疑問，有人會利用它來誤導他人。“資訊在社會中的自由傳播一直被視為開放的民主社會最重要、也是最具建設性的特徵之一，”Coman說，“但是，建設這樣的社會並不能保證正面的結果。”捍衛言論自由的代價可能是錯誤的集體記憶。但如果知道它們是如何形成的，當人們再次聽說一個從未發生過的大屠殺時，這樣的知識或許就能為他們提供某種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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