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
上海篇
第一章
東渡日本
母親讓我走上證券生涯
醫生的診斷非常明確， 母親是癌症晚期， 餘下的日子沒幾個月， 這個瘦弱的身軀再也無法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風擋雨了。 在母親希冀的目光中， 我最終沒有放棄東渡日本的機會——只有學到更多的本領， 得到更多的力量， 我才能讓母親安心地放下她承載了多年的重擔。
身後的目光
1987年秋天， 我背著簡單的行囊離開了家， 前往日本進行為期一年的研修。 能夠通過重重選拔和考試獲得赴日研修的機會， 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但是我離開家的時候，
在那個沒有網路、電話也不普及的年代， 出國後唯一能和家中保持聯繫的方式只有往來緩慢的書信， 而研修期間也不能隨意地中斷學業歸國。 所以我非常清楚， 一旦我決定赴日研修， 那麼我和母親就將從此天人永隔。 因此， 在得到醫生的正式通知之後， 我決心放棄這次研修機會， 陪伴母親度過她最後的時光。
就在這個時候， 我的母親卻作出了一個改變我命運的決定， 她堅決不讓我放棄這個機會， 命令我去日本完成研修學業。 她讓家人、同事輪番勸我， 列舉了諸如：醫療方面有醫院和醫生， 照顧的人有親戚朋友， 日本離上海不遠、有事隨時可以回來等等理由。
但是， 有一個理由我無法反駁——在母親心中， 我是這個家庭的希望， 在她即將離去的時候， 我有責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擔。
第一章東渡日本
在街坊鄰里眼中， 我母親是個瘦弱而賢慧的女人， 但是在我們兄弟姐妹心中， 母親卻是這個家庭的脊樑。 1966年的一天， 我父親單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來我家抄家， 父親事先得到消息沒回家， 於是我母親被拉到臺上去替我父親挨批鬥。 躁動的人群中， 母親本來就單薄的身軀更加瘦小， 她那麼馴服， 讓低頭就低頭， 讓做什麼就做什麼。 即使這樣， 還有人不滿意， 讓母親用脖子夾著一張紙，
說來奇怪， 每次我想起母親的時候， 眼前總是浮現出她拼命低頭用脖子夾住那張紙的樣子。 也許， 這種讓人感到屈辱的姿勢卻恰好詮釋了母親的偉大——忍辱負重， 竭力保護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醫生的診斷非常明確， 母親是癌症晚期， 餘下的日子沒幾個月， 這個瘦弱的身軀再也無法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風擋雨了。 在母親希冀的目光中， 我最終沒有放棄東渡日本的機會——只有學到更多的本領， 得到更多的力量， 我才能讓母親安心地放下她承載了多年的重擔。
我離開家的那一天，
我報名去北大荒， 事先沒有徵求家裡人的意見， 因此當學校敲鑼打鼓送來“喜報”時， 家人都驚呆了。 很快， 我的城市戶口註銷了， 似軍裝非軍裝的服裝也領回來了， 那段時間家裡失去了歡笑， 母親流著眼淚為我準備行裝， 並悄悄往我的行李裡裝香腸和火腿。 出發的那天， 我和父親跟母親約定：到時候誰都不能哭！但我還是看到母親滿臉的淚水， 我趕緊回轉身，
第一章（2）
下鄉時期， 右一是我
我無法忘卻母親為我送行的那一幕， 當載著我們的客輪駛至江心， 碼頭上送別的人群已辨認不清， 淚眼蒙矓中， 我看見一個瘦小的身影不斷地揮舞著一根扁擔， 我知道， 那是我的母親。
這一次告別， 躺在床上的母親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裡偷偷塞火腿和香腸了， 再也無法拼命揮舞那根扁擔為我送別了……
走下樓梯的我， 不敢回頭， 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車。
到日本之後， 每次我寫信回家詢問母親的病情， 總是能得到一些讓我感到寬慰的消息， 雖然心存懷疑， 但是感情強迫我接受這些“好消息”。 直到兩個月後的一天， 我從噩夢中驚醒， 悲痛不已， 哽咽聲把隔壁的同學都驚醒了。 此後，我依然不斷接到母親好轉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結束後，我回到家，才知道母親就在我噩夢驚醒的那幾天，因傷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幫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親的後事，他們約好對我隱瞞實情，因為他們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著放棄了研修。
家人告訴我，我出發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樓後，已經久病不起的母親硬是讓人把她從床上扶起來，站在窗前，靜靜地凝望著我一步一步地遠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願離開窗前。
是母親的決斷，讓我走上了證券業這條充滿荊棘與光榮的道路。而此後20多年的證券業生涯，無論何種困難和艱辛，甚至是牢獄之災，都無法讓我退縮，因為無論何時，我的身後總有一雙充滿慈愛、希冀和鼓勵的目光。
赴日研修生選拔
在我被推薦到北京去參加出國研修生的考試之前，甚至那之後，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麼。只是我的條件剛好滿足被推薦的要求，而我的經歷和習慣，讓我無法放棄任何一次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這次出國研修屬於中日兩國青年的交流專案。在1979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日兩國的關係處於較好階段，兩國領導人互訪時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紀”的目標，兩國之間從此開始開展青年交流專案。主要由中國青年聯合會選派中國青年，送到日本作為研修生，學習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備的知識和技術。因為機會難得，又是國家組織的專案，因此選拔的過程非常嚴格。先要經過層層篩選，接著要通過相關科目的考試，再進行一段時間的集訓之後，才能最終前往日本。
當時，對參加這次考試的人員的要求是：年齡35歲以下，科級幹部，大學學歷，懂日語，當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於1952年11月，滿足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
而我於1979年進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楊浦區辦事處工作。1984年，工商銀行成立，我又轉到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寶山區辦事處工作。我當時的職務是丨党丨委成員、計畫信貸科科長兼信託分公司和資訊分公司經理，主要負責整個寶山區的工商信貸，包括現在大名鼎鼎的寶山鋼鐵總廠的信貸工作。因此，科級幹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後，通過在銀行專科學校的學習取得了大學學歷，也達到了選拔標準。
我唯一不怎麼有信心的，是我的日語水準。其實，這次赴北京的考試主要就是考察日語水準。我很清楚，我的日語水準應付一般的考試問題不大，但要到北京跟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高手們競爭，總感到有些底氣不足。因為我的日語主要是靠自學，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沒什麼正事，正趕上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日語廣播課程開課，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著廣播學，學完了日語廣播講座教材一至四冊。後來，我又參加了一個夜大日語培訓班，學了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日語教材一至四冊以及日語會話等教材。
此後，我依然不斷接到母親好轉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結束後，我回到家，才知道母親就在我噩夢驚醒的那幾天，因傷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幫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親的後事，他們約好對我隱瞞實情，因為他們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著放棄了研修。家人告訴我，我出發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樓後，已經久病不起的母親硬是讓人把她從床上扶起來，站在窗前，靜靜地凝望著我一步一步地遠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願離開窗前。
是母親的決斷，讓我走上了證券業這條充滿荊棘與光榮的道路。而此後20多年的證券業生涯，無論何種困難和艱辛，甚至是牢獄之災，都無法讓我退縮，因為無論何時，我的身後總有一雙充滿慈愛、希冀和鼓勵的目光。
赴日研修生選拔
在我被推薦到北京去參加出國研修生的考試之前，甚至那之後，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麼。只是我的條件剛好滿足被推薦的要求，而我的經歷和習慣，讓我無法放棄任何一次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這次出國研修屬於中日兩國青年的交流專案。在1979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日兩國的關係處於較好階段，兩國領導人互訪時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紀”的目標，兩國之間從此開始開展青年交流專案。主要由中國青年聯合會選派中國青年，送到日本作為研修生，學習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備的知識和技術。因為機會難得，又是國家組織的專案，因此選拔的過程非常嚴格。先要經過層層篩選，接著要通過相關科目的考試，再進行一段時間的集訓之後，才能最終前往日本。
當時，對參加這次考試的人員的要求是：年齡35歲以下，科級幹部，大學學歷，懂日語，當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於1952年11月，滿足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
而我於1979年進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楊浦區辦事處工作。1984年，工商銀行成立，我又轉到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寶山區辦事處工作。我當時的職務是丨党丨委成員、計畫信貸科科長兼信託分公司和資訊分公司經理，主要負責整個寶山區的工商信貸，包括現在大名鼎鼎的寶山鋼鐵總廠的信貸工作。因此，科級幹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後，通過在銀行專科學校的學習取得了大學學歷，也達到了選拔標準。
我唯一不怎麼有信心的，是我的日語水準。其實，這次赴北京的考試主要就是考察日語水準。我很清楚，我的日語水準應付一般的考試問題不大，但要到北京跟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高手們競爭，總感到有些底氣不足。因為我的日語主要是靠自學，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沒什麼正事，正趕上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日語廣播課程開課，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著廣播學，學完了日語廣播講座教材一至四冊。後來，我又參加了一個夜大日語培訓班，學了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日語教材一至四冊以及日語會話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