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今天在博鼇亞洲論壇表示， 貨幣政策經過多年QE， 全球已到達週期尾部， 意味著貨幣政策將不再寬鬆。 他還就再通脹、結構性改革等問題作了回答。 以下內容來源於中國央行官網。
要點：
現在說全球範圍記憶體在再通脹為時尚早。 本輪政策週期已經接近尾聲， 即貨幣政策不再像過去那樣寬鬆。 財政政策對於結構性改革很重要， 貨幣政策在結構性改革方面也並非完全沒有作用。 中國在擴大金融部門開放的同時， 也關心中國投資者， 特別是私人部門投資者能否在海外獲得公平待遇。主持人：隨著美聯儲開始加息， 是否意味著過去長達十年的超常規貨幣政策週期已經結束？
周小川：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 在實施多年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後， 本輪政策週期已經接近尾聲， 即貨幣政策不再像過去那樣寬鬆。 但危機後各國復蘇步伐並不相同， 經濟發展情況存在差異， 因此， 各國的貨幣政策並不同步。 為應對金融危機， 中國自2008年9月起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2010年下半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 宣佈回到穩健的貨幣政策。 但考慮到全球經濟仍復蘇乏力， 歐洲又發生了主權債危機， 其他國家也面臨著挑戰， 因此， 我們採取了漸進的方式向穩健的貨幣政策回歸。
第二點是關於再通脹， 一些國家確實已經出現了再通脹， 大宗商品價格也出現了上漲， 但現在說全球範圍記憶體在再通脹為時尚早。 當然， 我們還是要對通脹保持警惕， 因為貨幣政策制定與通脹水準密切相關。
第三點， 在實施多年的量化寬鬆之後， 許多國家都存在流動性過剩， 雖然貨幣當局已開始收緊流動性， 但這也將是個漸進的過程。 現階段， 我們應重點強調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的戰略調整， 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
主持人：請周行長介紹一下中國在改革領域的進展情況。
周小川：改革這個問題太大。 我主要講講結構性改革， 包括長期目標和中短期側重點。
關於長期目標， 首先， 多年前我們就強調內需的作用。 過去中國經濟依賴出口， 現在正進行結構性調整， 提振國內需求。 第二， 近年來， 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早期， 中國大幅增加了基礎設施投資。 第三， 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 這表明過去過度依賴製造業， 而服務業較弱。 因此， 中國政府大力呼籲發展服務業， 並推動服務業多元化。 昨天， 張高麗副總理在博鼇論壇開幕致辭中提到， 近年來， 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從43%提高至50%多， 變化很大。
關於中短期結構改革的側重點，
各國之所以現在強調將政策重點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其中一個原因在於， 在危機初期， 很多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太高， 歐盟的標準是不得超過60%， 而當時很多國家已經非常接近或超過這一標準了。 隨後， 2010年歐洲出現主權債問題，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呼籲進行財政整頓， 當時很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表示缺乏財政政策空間。 事實上， 財政政策對於結構性改革很重要， 沒有財政政策， 很難進行結構性改革。 即便財政狀況不佳， 也仍有必要應用財政政策。 未來， 會有更多國家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鼓勵財政政策的使用，
但另一方面， 貨幣政策在結構性改革方面也並非完全沒有作用。 一般而言， 貨幣政策應該用於總量調節， 不是用來解決結構性問題的。 但也可以採用一些創新的政策工具， 引導資金注入有利於結構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門。比如，英國採取了“融資換貸款計畫”，中國也實施了類似政策，鼓勵向“三農”領域和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當然，最終的政策效果還有待評估。
討論中，有人提到寬鬆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和非預期後果。對此，周行長進行了如下回應。
周小川：關於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我在國際清算銀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等場合參加了許多討論。討論的主要結論是不能認為寬鬆貨幣政策造成的通脹或資產泡沫是非預期後果。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寬鬆貨幣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脹，或導致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領域的資產泡沫。但這是政策權衡的結果，因為目前的政策重點是使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所以即使貨幣政策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也不得不這麼做。
三年前，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G20峰會上，領導人制定了經濟額外增長2%的目標。這是一種政策權衡，而不是非預期的。當然，這確實會使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因此，近年來，各國央行都在強調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不能期待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選擇順序也在發生變化，先是依賴貨幣政策，後來發現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我們認為，每種政策都會有其相應的作用，因此應優化政策工具的選擇。從理性角度來講，現階段更應該把政策組合調整為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其他政策。
公眾的觀點也類似。最近幾年，很多公眾作為投資者投資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或購買金融產品，因而會過分關注貨幣政策。結果放大了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預期後果。但我認為，經過這個階段，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都會有更加理性的認識。
觀眾提問：美國擬推出的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對中國匯率產生一些影響。有人建議應該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允許更多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中國是否考慮採取一些措施開放更多的國內市場，以應對其匯率可能受到的負面影響？
周小川：近期，全球熱議美國邊境調節稅的話題，有觀點認為邊境調節稅將使美元升值20%至25%。美元升值不只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而是對全球所有貨幣匯率產生影響。
但這只是一個分析，是否能成為現實，我們還在看。同時我們也在觀察美國政府是否會真的推出邊境調節稅。但假如美元真的因此快速升值的話，全球都將需要應對這個問題。當然，這也是令美國新政府頭疼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在對外開放政策上做了一些儲備，但這些政策並不是針對匯率的。實踐表明，開放政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是有益的。中國央行參與了國內關於開放政策的討論，包括金融部門是否能更加開放等問題。三年前，我們啟動了上海自貿區試點，隨後擴大至11個地區，不僅包括東部沿海，也有內陸地區。這些試點地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貿易和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這些政策有兩個明顯特徵：一個是改善市場准入，過去實行正面清單，就是明確哪些行業外資能夠進入，現在調整為負面清單，並將大幅壓縮負面清單；另一個是國民待遇，我們將給予外國投資者、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同等的市場准入待遇。既包括准入後，也包括准入前的國民待遇。
中國正與美國開展BIT談判，與歐洲的談判也在進行，還在亞洲地區開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金融部門開放，包括銀行、保險、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和支付系統等領域。但在談判過程中，中國在擴大金融部門開放的同時，也關心中國投資者，特別是私人部門投資者能否在海外獲得公平待遇，能否進口一些非軍用的高科技產品。這取決於談判情況，各方需要妥協，推進全球化，使各方受益。但遺憾的是，有些談判出現了暫停，我們正在等待美國新政府就如何推進談判進程作出決定，但我們與歐洲、日本和東盟的對話仍在繼續，希望能夠取得積極成果。
主持人：請周行長從央行角度談一談“直升機撒錢”。
周小川：我們最好不要陷入依賴“直升機撒錢”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還處於復蘇階段，要運用財政政策和盡力推行結構性改革，以修復資產負債表，改善財政狀況。如果這些政策能奏效，我們就不會陷入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空間不足的困境，最後不得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甚至採用“直升機撒錢”。
採用“直升機撒錢”的政策往往是在嚴重通縮情況下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採用負利率的方法來應對。歷史上，負利率的效果可能並不好，因為人們可以選擇持有現金，這也是所謂的利率零下界問題，會導致負利率政策失效。
現在隨著貨幣支付的數位化，現鈔使用大幅下降。貨幣儲存在電子帳戶中，或者以數位貨幣形式流通，我們就可以真正實現負利率。只有這樣，在嚴重通縮和經濟衰退的極端情形下，負利率才是可行的，也優於“直升機撒錢”的政策選擇。（完）
引導資金注入有利於結構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門。比如，英國採取了“融資換貸款計畫”，中國也實施了類似政策，鼓勵向“三農”領域和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當然，最終的政策效果還有待評估。
討論中，有人提到寬鬆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和非預期後果。對此，周行長進行了如下回應。
周小川：關於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我在國際清算銀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等場合參加了許多討論。討論的主要結論是不能認為寬鬆貨幣政策造成的通脹或資產泡沫是非預期後果。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寬鬆貨幣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脹，或導致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領域的資產泡沫。但這是政策權衡的結果，因為目前的政策重點是使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所以即使貨幣政策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也不得不這麼做。
三年前，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G20峰會上，領導人制定了經濟額外增長2%的目標。這是一種政策權衡，而不是非預期的。當然，這確實會使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因此，近年來，各國央行都在強調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不能期待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選擇順序也在發生變化，先是依賴貨幣政策，後來發現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我們認為，每種政策都會有其相應的作用，因此應優化政策工具的選擇。從理性角度來講，現階段更應該把政策組合調整為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其他政策。
公眾的觀點也類似。最近幾年，很多公眾作為投資者投資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或購買金融產品，因而會過分關注貨幣政策。結果放大了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預期後果。但我認為，經過這個階段，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都會有更加理性的認識。
觀眾提問：美國擬推出的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對中國匯率產生一些影響。有人建議應該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允許更多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中國是否考慮採取一些措施開放更多的國內市場，以應對其匯率可能受到的負面影響？
周小川：近期，全球熱議美國邊境調節稅的話題，有觀點認為邊境調節稅將使美元升值20%至25%。美元升值不只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而是對全球所有貨幣匯率產生影響。
但這只是一個分析，是否能成為現實，我們還在看。同時我們也在觀察美國政府是否會真的推出邊境調節稅。但假如美元真的因此快速升值的話，全球都將需要應對這個問題。當然，這也是令美國新政府頭疼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在對外開放政策上做了一些儲備，但這些政策並不是針對匯率的。實踐表明，開放政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是有益的。中國央行參與了國內關於開放政策的討論，包括金融部門是否能更加開放等問題。三年前，我們啟動了上海自貿區試點，隨後擴大至11個地區，不僅包括東部沿海，也有內陸地區。這些試點地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貿易和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這些政策有兩個明顯特徵：一個是改善市場准入，過去實行正面清單，就是明確哪些行業外資能夠進入，現在調整為負面清單，並將大幅壓縮負面清單；另一個是國民待遇，我們將給予外國投資者、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同等的市場准入待遇。既包括准入後，也包括准入前的國民待遇。
中國正與美國開展BIT談判，與歐洲的談判也在進行，還在亞洲地區開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金融部門開放，包括銀行、保險、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和支付系統等領域。但在談判過程中，中國在擴大金融部門開放的同時，也關心中國投資者，特別是私人部門投資者能否在海外獲得公平待遇，能否進口一些非軍用的高科技產品。這取決於談判情況，各方需要妥協，推進全球化，使各方受益。但遺憾的是，有些談判出現了暫停，我們正在等待美國新政府就如何推進談判進程作出決定，但我們與歐洲、日本和東盟的對話仍在繼續，希望能夠取得積極成果。
主持人：請周行長從央行角度談一談“直升機撒錢”。
周小川：我們最好不要陷入依賴“直升機撒錢”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還處於復蘇階段，要運用財政政策和盡力推行結構性改革，以修復資產負債表，改善財政狀況。如果這些政策能奏效，我們就不會陷入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空間不足的困境，最後不得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甚至採用“直升機撒錢”。
採用“直升機撒錢”的政策往往是在嚴重通縮情況下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採用負利率的方法來應對。歷史上，負利率的效果可能並不好，因為人們可以選擇持有現金，這也是所謂的利率零下界問題，會導致負利率政策失效。
現在隨著貨幣支付的數位化，現鈔使用大幅下降。貨幣儲存在電子帳戶中，或者以數位貨幣形式流通，我們就可以真正實現負利率。只有這樣，在嚴重通縮和經濟衰退的極端情形下，負利率才是可行的，也優於“直升機撒錢”的政策選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