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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生物醫學博士生Gustavo German， 曾因為揭露導師的學術不端行為，
2016年6月4日淩晨1點， 哈佛大學生物醫學博士生Gustavo German聽到一陣敲門聲。 開門之後， 他看到了三名員警。 員警告訴他， 接到哈佛校醫院醫生的命令， 要將其帶到醫院進行精神檢查。 一頭霧水的German很詫異， 表示自己非常健康， 沒有申請就醫， 卻依然被員警強制帶上了手銬。 German的父母試圖阻止這一切， 並解釋， 他們從來沒有擔心過兒子有精神問題。 員警根本不聽他們的解釋， 還是將German抬上了擔架， 讓一輛救護車把他拉到醫院。
然而， 精神科醫生經過檢查，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幾個小時後German回到家， 精神十分受挫。 他說， “我媽媽很生氣。 已經5天沒睡好了”。 不久， 一位哈佛教員告訴他，
法庭記錄顯示， 員警之所以強制帶German去醫院進行精神檢查， 主要是因為German的導師 、著名幹細胞研究員Lee Rubin， 聲稱German在過去的幾個月裡， 行為詭異。 根據Rubin的證詞， German有時會出現“異常的狂躁和疲憊”。 Rubin實驗室的其他成員也感到German的存在會對自己造成安全隱患， 擔心他可能破壞他們的實驗。
在2016年5月下旬， Rubin的顧慮進一步加深。 雖然， German還有幾個月就可以完成他的博士學位， 但他再也沒有在實驗室露面。 幾周後， German的失蹤導致衛生服務站醫生命令員警在午夜時分， 從他的家中將其帶走， 並進行精神檢查。 而衛生站的醫生既不是German的私人醫生， 也沒有事先告知German。
German認為， 強制性精神檢查是Rubin的報復行為， 因為他曾對Rubin和其兩個學生的學術不端進行了指控，
去年八月， 麻塞諸塞州法官通過法庭審理， 宣佈了調查結果與法庭決定：
同意German的觀點， 認為Rubin是“出於偏見和報復， 而不是為了保護German安全的合法利益”。
Rubin必須允許German回到他的實驗室， 繼續工作， 但是至少離他30.5米遠。
Rubin還必須向German提供他在事件發生之前所擁有的實驗室資源。
Rubin的律師強烈反對該調查結果和決定， 並提出了上訴。 Rubin在去年7月向法院提交的一份證詞中說：“我從來沒有對German採取惡意行動。 在任何時候， 我都在真誠地努力緩解他和我之間的矛盾。 ”
各方都認為目前法院的裁決， 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當German在實驗室時， 意味著Rubin不能在他的辦公室或實驗室工作。 這一危機向旁觀者誇大了導師和他的學生之間的衝突，
因為訴訟案正在審理過程中， Rubin不便參與該事件的討論。 本文根據法庭證詞、German的訪談紀要、以及由高級法院法官Elizabeth Fahey 在2016年8月25日發佈的事實認定， 整理而成。
危機升級
German於2013年加入Rubin實驗室， 致力於研究脊髓性肌萎縮（SMA）的成因， 脊髓性肌萎縮是嬰兒死亡的主要遺傳原因。 在2006年加入哈佛大學之前， Rubin是Curis的首席科學官， 他的研究小組參與了關於癌症的一個關鍵信號通路的研究， 並取得了第一個小分子調節方面的階段性成果， 現在該成果得到了癌症藥物的批准。
Rubin實驗室其他成員表示：German雖然是容易激動的人， 但總體上還是一個友善的合作者。 2016年1月， 一位博士後研究員報告說， German要求她執行一項單調乏味的任務， 她認為這是一種不尊重， 導致了爭吵。 她複述當時的情況， German的臉通紅， 氣得發抖。 大約在同一時間， 實驗室裡的其他成員也注意到German行為有一些變化：他變得“容易衝動”。 還有一個研究助理懷疑German修改了她的實驗資料， 她在某個週一發現， 設備在週末自動拍下的照片沒有對準焦點。 後來， 她開始給電腦設密碼， 甚至沖洗自己咖啡杯，擔心German可能會給她的杯子裡放化學藥品。4月份，實驗室成員告訴導師Rubin上述情況後，Rubin、German與監察員一起召開了一次會議，以協調、緩解實驗室內的緊張氣氛。
2016年5月4日，負責檢查學術不端行為的大學管理人員告訴Rubin，有人對他提出了不當行為投訴。舉報者聲稱，Rubin和其他兩個共同作者故意偽造資料，該論文討論某些基因的突變，會如何導致SMA，並發表在2015年Cell Stem Cell裡。揭發者宣稱其中一個作者偽造了6個資料點中的4個，使一種特定的化合物，對動力神經元的保護作用，在統計學上有了顯性增加。而Rubin被實驗室同事告知資料造假的可能性後，仍然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舉報人是匿名的，在一份證詞中，Rubin說他懷疑是German舉報的。作為調查的一部分，哈佛的管理人員從Rubin的實驗室獲取了電腦資料和實驗室筆記。
隨著調查的深入，實驗室成員繼續提出對German的擔心，哈佛管理人員召開了很多會議，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在5月的第三周，German失蹤了，不再出現在實驗室。電子郵件和短信顯示，他向幾個熟人聲稱他很好。Rubin在證詞中說，6月3日，他聯繫了哈佛管理人員並表示他的擔心，German可能在晚上進入實驗室。Rubin瞭解到，German曾對一位本科生說，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回來工作。Rubin建議哈佛管理人員尋求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意見。調查表明，Rubin兩次與哈佛大學健康服務中心的一名臨床醫生談過。根據美國法律，如果醫生和社會工作者認為，潛在精神病人可能行為失控，並導致社會受到嚴重傷害，可以下令對其進行非自願精神病檢查。所以，就發生了本文開始的那一幕，員警敲開了German家的門。
學術倫理問題
大約在一年前，German因選修了一門課程，人生開始發生重大轉折。2015年秋季，German參加了科學進修的複習課程，課程涵蓋了倫理和不當行為等主題。該課程讓他意識到自己有義務糾正身邊出現的學術不端現象。2015年6月，有人曾告訴他，Rubin實驗室裡有關幹細胞論文中捏造資料的事情。在與教師和學生交流情況後，German認為這是“嚴重的不當行為”。
2016年3月10日，German向哈佛大學校長Drew Faust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講述了捏造資料的行為。3月25日，他會見了兩名負責學術不端行為調查的管理人員，他們解釋了哈佛對這一指控將會採取什麼樣的調查。
而在實驗室裡，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在得知Rubin和其他實驗室成員對他的行為關注之後，German擔心他們發現他是舉報人並進行報復。他擔心自己的安全，因為German知道自己身體單薄。他指出，一位被告研究人員的男朋友是健美運動員，所以他不再敢去實驗室。
當人們知道German消失後，通過電子郵件和短信向他進行詢問，他向大家保證自己很好，這包括多位哈佛管理人員。6月4日淩晨，他和他正在父親聊天，這時員警來了。“這簡直太過分了！” German說。6月6日，一位哈佛管理人員告訴German不要回到實驗室裡，直到他們能解決衝突。
驚人的調查結論
由於實驗室筆記本和電腦會存儲3年的試驗資料，German決定反擊。German為自己做辯護，他要求法官進行干預。在2016年8月下旬，經過廣泛的備案和多次聽證會，Fahey法官發出前文所述的調查結果與命令。
Fahey法官得出結論，Rubin錯誤地指責German對自己和他人構成危險，詆毀了他，迫使他從指控中退縮。她舉出了五個例子來說明他對German所進行“惡意”騷擾。“我發現Rubin的整個騷擾過程確實導致German產生恐懼”，她寫道。
2016年9月14日，在Fahey裁決僅幾個星期後，哈佛專業行為委員會通知German，他們決定在“徹底審查”後，不再追究German的不當行為指控。German則認為調查存在缺陷。
爭端尚未結束。雖然法院考慮了Rubin的上訴，但雙方已經對German是否有資格獲得實驗資源（如小鼠和研究助理）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例如，German聲稱他還在等待一個特定種系的小鼠來完成他的項目。
困難的工作條件
儘管懷疑和分歧在學術界司空見怪，但這個案例，顯得尤為離奇並具有破壞性。納稅人反欺詐教育基金集團（這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支持舉報者的機構）代理執行董事兼總裁，Patrick Burns說，被指控行為不當的人，試圖“孤立，羞辱，並終止”舉報人，但從來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對舉報者進行強制精神病檢查的案例。
根據法院裁決要求Rubin需在遠離German 30.5米的地方工作，讓他們沒有可能近距離接觸，這樣就意味著將Rubin隔離，也讓他的實驗室難以正常運作，在紐約布魯克林學院經營一家實驗室的生物學家托尼·威爾遜說道，“這種情況下，如果學生選擇在實驗室工作，實驗室負責人（PI）很難確保其他成員能夠得到充分的指導和監督。”
Rubin的律師表示，這一裁決使Rubin博士運作他的實驗室變得非常困難。Rubin在證詞中說，“如果不能來實驗室，研究生們可能不能在研究上有所進展，也拿不到他們的學位。我個人參與的聯邦資金支持的工作會暫停，這可能意味著許多人將失去工作。”哈佛的一位發言人說，官方將 “幫助Rubin博士遵守裁決命令，同時確保實驗室能繼續暢通無阻得運行下去，讓學生的學習得到充分支持。”German表示，事實上情況非常糟糕。
這一情況將持續多長時間尚不清楚。German說他還有幾個月完成他的博士學位工作，這項裁決也使Rubin的工作更加困難和複雜。因為Rubin是German論文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通常來講他需要在論文上簽字通過。現在還不能得知法官將何時處理Rubin的請求，以撤回Fahey法官下達的裁決並取消限制令。
本文由Science與Retraction Watch聯合出品。
參考文獻：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1/how-dispute-harvard-led-grad-student-s-forced-mental-exam-and-extraordinary-restraining
甚至沖洗自己咖啡杯，擔心German可能會給她的杯子裡放化學藥品。4月份，實驗室成員告訴導師Rubin上述情況後，Rubin、German與監察員一起召開了一次會議，以協調、緩解實驗室內的緊張氣氛。2016年5月4日，負責檢查學術不端行為的大學管理人員告訴Rubin，有人對他提出了不當行為投訴。舉報者聲稱，Rubin和其他兩個共同作者故意偽造資料，該論文討論某些基因的突變，會如何導致SMA，並發表在2015年Cell Stem Cell裡。揭發者宣稱其中一個作者偽造了6個資料點中的4個，使一種特定的化合物，對動力神經元的保護作用，在統計學上有了顯性增加。而Rubin被實驗室同事告知資料造假的可能性後，仍然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舉報人是匿名的，在一份證詞中，Rubin說他懷疑是German舉報的。作為調查的一部分，哈佛的管理人員從Rubin的實驗室獲取了電腦資料和實驗室筆記。
隨著調查的深入，實驗室成員繼續提出對German的擔心，哈佛管理人員召開了很多會議，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在5月的第三周，German失蹤了，不再出現在實驗室。電子郵件和短信顯示，他向幾個熟人聲稱他很好。Rubin在證詞中說，6月3日，他聯繫了哈佛管理人員並表示他的擔心，German可能在晚上進入實驗室。Rubin瞭解到，German曾對一位本科生說，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回來工作。Rubin建議哈佛管理人員尋求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意見。調查表明，Rubin兩次與哈佛大學健康服務中心的一名臨床醫生談過。根據美國法律，如果醫生和社會工作者認為，潛在精神病人可能行為失控，並導致社會受到嚴重傷害，可以下令對其進行非自願精神病檢查。所以，就發生了本文開始的那一幕，員警敲開了German家的門。
學術倫理問題
大約在一年前，German因選修了一門課程，人生開始發生重大轉折。2015年秋季，German參加了科學進修的複習課程，課程涵蓋了倫理和不當行為等主題。該課程讓他意識到自己有義務糾正身邊出現的學術不端現象。2015年6月，有人曾告訴他，Rubin實驗室裡有關幹細胞論文中捏造資料的事情。在與教師和學生交流情況後，German認為這是“嚴重的不當行為”。
2016年3月10日，German向哈佛大學校長Drew Faust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講述了捏造資料的行為。3月25日，他會見了兩名負責學術不端行為調查的管理人員，他們解釋了哈佛對這一指控將會採取什麼樣的調查。
而在實驗室裡，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在得知Rubin和其他實驗室成員對他的行為關注之後，German擔心他們發現他是舉報人並進行報復。他擔心自己的安全，因為German知道自己身體單薄。他指出，一位被告研究人員的男朋友是健美運動員，所以他不再敢去實驗室。
當人們知道German消失後，通過電子郵件和短信向他進行詢問，他向大家保證自己很好，這包括多位哈佛管理人員。6月4日淩晨，他和他正在父親聊天，這時員警來了。“這簡直太過分了！” German說。6月6日，一位哈佛管理人員告訴German不要回到實驗室裡，直到他們能解決衝突。
驚人的調查結論
由於實驗室筆記本和電腦會存儲3年的試驗資料，German決定反擊。German為自己做辯護，他要求法官進行干預。在2016年8月下旬，經過廣泛的備案和多次聽證會，Fahey法官發出前文所述的調查結果與命令。
Fahey法官得出結論，Rubin錯誤地指責German對自己和他人構成危險，詆毀了他，迫使他從指控中退縮。她舉出了五個例子來說明他對German所進行“惡意”騷擾。“我發現Rubin的整個騷擾過程確實導致German產生恐懼”，她寫道。
2016年9月14日，在Fahey裁決僅幾個星期後，哈佛專業行為委員會通知German，他們決定在“徹底審查”後，不再追究German的不當行為指控。German則認為調查存在缺陷。
爭端尚未結束。雖然法院考慮了Rubin的上訴，但雙方已經對German是否有資格獲得實驗資源（如小鼠和研究助理）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例如，German聲稱他還在等待一個特定種系的小鼠來完成他的項目。
困難的工作條件
儘管懷疑和分歧在學術界司空見怪，但這個案例，顯得尤為離奇並具有破壞性。納稅人反欺詐教育基金集團（這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支持舉報者的機構）代理執行董事兼總裁，Patrick Burns說，被指控行為不當的人，試圖“孤立，羞辱，並終止”舉報人，但從來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對舉報者進行強制精神病檢查的案例。
根據法院裁決要求Rubin需在遠離German 30.5米的地方工作，讓他們沒有可能近距離接觸，這樣就意味著將Rubin隔離，也讓他的實驗室難以正常運作，在紐約布魯克林學院經營一家實驗室的生物學家托尼·威爾遜說道，“這種情況下，如果學生選擇在實驗室工作，實驗室負責人（PI）很難確保其他成員能夠得到充分的指導和監督。”
Rubin的律師表示，這一裁決使Rubin博士運作他的實驗室變得非常困難。Rubin在證詞中說，“如果不能來實驗室，研究生們可能不能在研究上有所進展，也拿不到他們的學位。我個人參與的聯邦資金支持的工作會暫停，這可能意味著許多人將失去工作。”哈佛的一位發言人說，官方將 “幫助Rubin博士遵守裁決命令，同時確保實驗室能繼續暢通無阻得運行下去，讓學生的學習得到充分支持。”German表示，事實上情況非常糟糕。
這一情況將持續多長時間尚不清楚。German說他還有幾個月完成他的博士學位工作，這項裁決也使Rubin的工作更加困難和複雜。因為Rubin是German論文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通常來講他需要在論文上簽字通過。現在還不能得知法官將何時處理Rubin的請求，以撤回Fahey法官下達的裁決並取消限制令。
本文由Science與Retraction Watch聯合出品。
參考文獻：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1/how-dispute-harvard-led-grad-student-s-forced-mental-exam-and-extraordinary-restra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