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共和》看媒體業現狀：被矽谷公司逐漸取代

8月11日消息， 據國外媒體報導， 《新共和》是1914年創刊的百年老店， 帶上自由派色彩的《新共和》是全美話語權力極高的“意見雜誌”， 堪稱美國自由主義的輿論旗艦。

然而巨輪也在遭遇互聯網基因帶來的巨大衝擊。 日前， 美國《大西洋月刊》刊發了首席編輯Franklin Foer的文章， 這位德高望重的《新共和》老編輯指出， 在互聯網大潮之下， 媒體業已經喪失了新聞獨立性， 新興媒體普遍以用戶流量為中心， 新聞不斷被科技侵蝕， 已經成為資料的副產品。 Facebook聯合創始人克裡斯掌管下的《新共和》也難逃這種厄運。

我在《新共和》雜誌的整個職業生涯中， 一直在夢想著這樣一個恩人。 多年來， 我的同事和我一直穿梭於互聯網時代， 接觸了無數的公司。 雖然每一個都渴望拯救我們的雜誌， 但不是因為資源匱乏， 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信心導致功虧一簣。 無休止的尋找終究耗盡了我們所有的精力，

2010年， 我辭去雜誌編輯的職務。

2012年， 克裡斯加入了進來。 對於我們來說， 克裡斯不只是一個救世主， 也是互聯網時代精神的代表。 在哈佛， 他與馬克·紮克伯格就這麼說：R =?z。 對這種內容的同質化表示悲哀：“一切看起來一樣， 讀起來一樣， 所有媒體似乎是在吸引同樣的眼球。 ”

唐納德·特朗普是這個時代的典型。 比起最近歷史的任何其他時刻， 他理解現在這個時代， 媒體都需要向公眾傳播熱點。 即使媒體蔑視特朗普， 但依舊把他打造成了一個合理的候選人， 在這一點上他們別無選擇， 只能擁抱他、包裝他、掩飾他。 在資料為王的主旨下， 關於特朗普的故事把持著頭條位置， 引來巨大的用戶流量。 特朗普開始只是塞西爾的獅子，

最終卻成為了美國總統。

克裡斯和我曾經坐在華盛頓的早餐桌上， 思考《新共和》的核心品質， 我們將共同重新組建的《新共和》。 雖然我們並沒有這麼明確地說出口， 但無疑我們正在尋找一個共同點， 一個可以相互團結起來的形容詞。 如果有白板， 那麼勢必已經被我們的想法填滿。 “我們是理想主義者， ”他最終這樣說， “它將我們的傳統往事與我們對解決問題的樂觀態度聯繫在一起。 ”誠然， 理想主義是一個叩開我心靈的詞語， 讓我對重組《新共和》的前景感到不可思議的喜悅——“欣欣向榮。 就是這樣。 ”

我們對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充滿理想。 但從本質上講， 我對世界的看法是道德和浪漫的， 而克裡斯則是技術性的。 他遵守規則， 富有效率，

善用組織圖和生產力工具。 在克裡斯入手《新共和》二周年之際， 他與我一起討論了雜誌的未來。 在經歷了幾個月的下滑之後， 他已經厭倦了。 克裡斯認為雜誌需要更大的網路流量和更多的收入。 “為了拯救雜誌， 我們需要做出改變， ”他如是指出。 工程師和行銷人員將在內容編輯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 他們會為我們的新聞內容增加酷炫， 創新的功能， 有助於這些新聞在公眾面前脫穎而出。 當然， 這需要錢， 而相應資金將從對長篇報導的經費中支出。 克裡斯明確告訴我， 我們現在是一家科技公司。 （但休斯否認這個說法）我回答說：“聽起來好像我並沒有資格運作這種公司。 ”但克裡斯向我保證說完全可以。

兩個月後， 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知，

克裡斯已經尋找我的替代者。 在克裡斯炒我魷魚之前， 我主動辭職了， 大多數雜誌編輯人員也都退出。 他們的理想主義決定了他們將會站到克裡斯唯心主義的對立面。 他們不想為一家遵從矽谷精神而非純粹新聞的出版社工作。 他們願意關注Facebook， 卻不希望自己的工作被Facebook所左右。 《新共和》的變化， 正是矽谷取代新聞業的典型。

資料將新聞變成了一種商品， 要投放市場， 經歷核對總和校準。 在新聞行業的光鮮之下， 這個行業正在一點點地腐爛。 現在每個任務都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文章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流量來證明投入合理？有時這種分析是明確而有目的，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 它依舊是一種潛意識和嵌入式的委婉語。 無論哪種方式，這是一種行文思路，導致編輯們會考慮內容是否會有“不值得的努力”，或者擔心文章是否會“下沉”。新聞的受眾可能比以前更多，但是關於新聞的思維卻更加狹隘。

無論哪種方式，這是一種行文思路，導致編輯們會考慮內容是否會有“不值得的努力”，或者擔心文章是否會“下沉”。新聞的受眾可能比以前更多，但是關於新聞的思維卻更加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