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帶一路”推動新開放世界， 中國人準備好當“全球公民”了嗎？
作者：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本文刊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四期。
摘要：本文從中國人認識世界變化的歷史脈絡出發， 講述中國人對外由簡單學習到全部照抄， 再逐漸走向有效學習， 並最終分享發展經驗的進程。 在此基礎上， 本文認為， 具有完整世界觀的中國人正在以新的"開放"精神回應了當下世界出現的逆全球化、保護主義等消極現象，
2017年成功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大節點事件。 作為建國以來第一個引起全球回應與廣泛追隨的中國倡議， "一帶一路"實實在在地反映了中國日趨崛起的軟實力， 更折射了中國在全球與日俱增的吸引力、號召力。 誠如筆者在峰會現場聽到一位西方大國的前政要所說， "這是二戰以來除聯合國會議之外的最大規模全球峰會， 對世界格局的變化是深遠的"。 不只是對世界格局、中國實力有重大意義，
在這些"一帶一路"進展中的"民心相通"的良好基礎上， 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順理成章地第一次系統地公開論述"一帶一路"的未來， 即要堅持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 攜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 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 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這其中， "開放"一詞恰恰是基於中國人逐漸形成的全球性世界觀理念， 精准地回應了當下世界出現的逆全球化、保護主義等消極現象，
經過近兩百年， 中國的世界觀拓展至"全球"
從中外相互學習與互動的歷史延承看， 1840年以後， 中國人的世界觀大體有四次實質性的拓展， 每一次拓展伴隨著下一輪進步須汲取的教訓， 與此同時， 中國進步也助推了中國社會的自信。 在2013年以前， 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尚未呈現真正的"全球性"、"對等性"， 而"一帶一路"的進展使中國的世界觀從此前"向西方學習"逐漸開始"向世界分享中國經驗"。
第一輪世界觀拓展期可稱為"睜眼看世界"， 即以清末思想家林則徐等為代表， 破除原有的"天朝上國"、"華尊夷卑"的觀念， 學習歐美國家。 當時最石破驚天的莫過於1842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第二輪可稱為"道路選擇期"， 即中國人在20世紀初天朝上國、世界中心自居的心理徹底崩塌， 全面轉向西方學習， 尋找自強之路。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 國民政府在治國方略上大量借鑒西方， 有的方面甚至全盤複製；同時，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此後， 中國共產黨成立， 從另一個維度尋求救亡圖存，最終在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國。1940年代末，中國"天朝上國"夢境已蘇醒，轉而把西方列強視為壓迫中華民族的外部存在，中國面臨著終結"百年挨打命運"的歷史重任。
第三輪是"一邊倒的革命期"。鑒於西方對華經濟封鎖、外交孤立以及美蘇兩極對峙，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嚴正立場，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此後，中國經歷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歷史鬥爭，成功研發"兩彈一星一潛艇"，逐漸建立了較為獨立、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重返聯合國，還主動對"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給予了無私的支持，一度被視為"第三世界"革命領袖，成為冷戰兩大陣營之外的獨立大國。但此時，中國與發達世界的關係整體上是緊張的、敏感的。
第四輪是"虛心向西方學習"期。新中國建立前30年取了巨大的進步，但犯的一些"左傾錯識"也使經濟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1979年前後，鄧小平連續訪問日本、美國，開啟首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當時全球兩大經濟體的先例，向全國傳遞"動員人們虛心學習，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的信號。雖然當時也支援向原蘇東地區、第三世界開放，但改革開放早期主要還是從美國、日本、西歐等國家吸引外資、科技與管理經驗。而西方則成為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主要的學習對象。"言必稱西方"在改革開放早期也相對濃厚。
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西方神話"才逐漸開始走下神壇。而如何向世界全面開放，如何平等地與世界交往，既學習世界，也與世界分享經驗，直到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才算是正式破了題。
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前，近兩百年來中國對世界的態度，有一條可循的、螺旋上升的軌跡：由簡單學習到全部照抄，再逐漸走向有效學習；由狹隘學習技術到全面複製體制，再逐漸走上中國道路；由極度自負墜入極度自卑，然後逐漸恢復自信。對外學習的有效進程與國力復蘇的進程基本吻合，也隨之積聚反向輸出的力量與蘊能。此前蜿蜒前行的中國與世界互動之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但也伴隨著時代的局限。從思想交流與知識互動的層面看，中國長期處於"逆差"與"赤字"階段，中國向世界學習的多，輸出的少；請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知識與思想的失衡現象非常明顯。當中國成為第二大全球經濟體，並呈現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預期時，這種失衡狀態是不可能繼續維繫的。於是，歷史選擇了"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第一次在對外政策與全球治理觀念上實現了知識與思想的全球輸出，開始逆轉此前被動的狀態。這種逆轉折射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
誠如筆者在某次央視直播點評中所說："100年前的1917年，中國是一戰戰勝國，但領土卻被列強瓜分；80年前的1937年，中國受到日本入侵，差戰亡國；40年前的1977年，中國經濟陷入崩潰，面臨開除"球籍"的危險；20年前的1997年，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如義大利；現在，2017年，中國GDP已是義大利的5倍。首倡"一帶一路"，全世界主要國家都來北京為中國來月臺、背書。2017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節點年。"從這個角度看，即便不是"一帶一路"，也會有"Ｎ帶Ｎ路"或一個"總"的概念來形容新時期中國的對外合作設想，推進中國"世界觀"的全球共用。
過去一些年，筆者與所在機構同事在近50個國家宣講，無論是外國官員，還是企業家、學者、社會精英等，都越來越渴求瞭解"一帶一路"的政策背景、思想源起、行為邏輯與未來走向。在這個進程中，中國民眾的視野也漸漸從"僅盯著西方"的局限中拓展至真正的"全球"。
中國進入"全球公民"時代，在器物、制度與思想上形成了新的開放格局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一提起"國外"或"世界"，人們腦海中第一反映都是美歐日等國；提起"與國際接軌"，更多指的是與西方接軌。民眾出境旅遊，多數都往美國、西歐、日韓等國"擠"；國際問題研究也多聚焦西方。這種對發達國家的"世界觀"偏好雖體現了中國人"見賢思齊"的民族性格，卻如前文所言，造成了長期"世界觀"的巨大盲區。現在，"一帶一路"建設開始填補了這種心理盲區。
從中國社會知識與思想變化看，"一帶一路"正成為新關注點，人們更多地關注西方以外的區域，如中東、中亞、北非、中東歐、拉美等。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內容涉及"一帶一路"的圖書超過1000種，涵蓋歷史、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文學、藝術等多個學科類別。有關"一帶一路"與相關國家的報導超過1000萬篇。全球各大智庫超過3000份研究報告與書籍聚焦"一帶一路"，有的則翻譯成中文，像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員弗蘭科潘《絲綢之路》、美國學者康納《超級版圖》等都成為了全球暢銷書。
從中國人出境旅遊與對外交往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越來越成為出境遊的目的地。2016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數已超過1.3億人次。在中國人出境的十大旅行目的地，泰國已躍升第一，2016年達到近900萬，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都名列前茅。赴伊朗、土耳其、埃及旅遊的增長率遠遠超過歐美等國。這些與中國近年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辦"旅遊年"，舉辦世界旅遊發展大會、絲綢之路旅遊部長會議有密切聯繫，也與中國人正在拓展的世界觀密切相關。
從中國官方對外教育援助與文化合作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也正在成為新增長點。中國每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實施《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共同舉辦"國家文化年"等人文交流活動20次，簽署了43項文化交流執行計畫等政府間合作協定。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30個中國文化中心。不只是如"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等活動大受歡迎，中外文化合作，如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也獲得成功。中國對外實施如柬埔寨吳哥古跡茶膠寺、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復項目，向尼泊爾、緬甸提供文化遺產震後修復援助等。
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進展不只是產能合作、金融投資增長、自貿區建立、產業園推廣、跨國執法監管等經濟、政策層面上的互聯互通，同樣也在"民心相通"上推進了一大步。隨著"民心相通"伴隨著中國人真正世界視野的形成，中國社會也正式步入"全球公民"時代。這不只是意味著中國人逐漸完整化了自己內心的全球觀，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中國人與整體世界（而不只是西方）正在全面融合，正在全球層面上（而不只是部分區域）被正視、被接納與被認可。
四年多來"民心相通"方面的進展，正在促使全球開放格局在器物層面、制度層面與思想層面都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一種新的開放國際局面正在形成。
一是在器物層面，世界發展進程所倚重的金融、貿易、投資、基建、商品等內容都出現了重心的轉移，以新興經濟體為全球化開放動力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過去，世界發展的重心主要在發達國家，增長動力主要來源於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世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對全球發展的引擎力量越來越小。以E11國家（中國、印度等11個新興國家）2015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52.9%（其中中國一國約占30％），遠大於G7國家的22.9%。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一帶一路"在新興經濟體增長的作用功不可沒。以2017年一季度為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1.66萬億元，同比增長26.2%，高於同期中國整體外貿增速4.4個百分點。中國對俄羅斯、巴基斯坦、波蘭、哈薩克和印度等國進出口分別增長37%、18.7%、19%、69.3%和27.7%，數倍於全球貿易增長的平均水準。
隨著"一帶一路"進展的深化，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回應與參與其中，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營商環境不斷改善，開放格局還會越來越大。尤其是中國在海外建了近100個工業園區，開闢了比較好的境外合作區的紡織、家電、箱包、服裝等產能合作以及以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為主要依託的基建發展，不僅直接帶動當地的就業，拉動了駐在國的經濟，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全球網狀的開放戰略支點，使全球開放動能從傳統的發達國家逐漸向新興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區域轉移。
二是在制度層面，全球治理體系所倚重的國際金融、貿易、投資、資訊機制都出現了均衡化的改革趨勢，以更加相容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的國際制度開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2016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會終於正式批准了2010年份額及治理改革方案，超過6%的份額將從日本、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轉移給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中國份額由此前的3.994%增加至6.390%，排名從第六位升至第三位，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巴西、印度、俄羅斯也躋身前十大份額國。同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成為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員，權重（10.92%）僅次於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還成為目前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前五大貿易支付貨幣、前九大外匯交易貨幣。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一個重要的原因就來自於"一帶一路"推進的貿易增長與貨幣地位提升。
國際金融機制的改革是國際制度均衡化的重要標誌，這也是像類似TPP那樣試圖以美日為重心的區域主義貿易制度流產的背景。與TPP相反的是，中國宣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自由貿易區等與"一帶一路"異曲同工的倡議進展卻相當順利。中國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的興盛，以及互聯網機站與網路支付等軟硬體的國際普及，使國際制度的效能越來越能覆蓋過去全球治理的盲區。誠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開放將更有利於"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
三是在思想層面，全球發展經驗不再局限於"華盛頓共識"的西方模式，而是產生了互學互鑒，尤其是"向東看"、從中國發展道路中汲取有效經驗的國際知識開放新格局。
二戰結束以來，新獨立國家的發展道路長期受西方模式的影響。尤其是冷戰結束後，"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以政治選舉化、經濟私有化、社會自由化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成為主導其他國家發展政策的主要理論來源。然而，過去20多年的實踐表明，"華盛頓共識"並未在其他國家帶來足夠的福祉，甚至還出現了大潰敗。
"一帶一路"則從新的思想層面為全球提供了發展知識的公共產品。當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在思考，為什麼過去40年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政黨、同一個民族、同一片國土面積卻能取得了奇跡般的發展成就與截然不同的變化？此時，中國經驗如"實事求是"、"賢能政治"、"要致富先修路"、"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等就成了全世界爭先效仿的新知識。以發展、治理理論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知識由過去"西學東漸"逐漸拓展與"中學西漸"並行的新開放格局。這並不等於西方的經驗完全過時了，但"一帶一路"的確為全世界的知識開放體系提供了新契機。
在開放新世界的未來願景下，中國正在創造人類社會的新一輪文明演進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統計，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發展水準；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發展水準，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另5個則是日本與"亞洲四小龍"。換句話說，半個多世紀來，全球發展結構並沒有出現質的變化。富國仍是富國，窮國多數還是窮國，世界上200多個經濟體多數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
但中國不一樣，經過近40年的發展，使占全球約80%貧困人口完全脫貧，實現了"四個現代化"，更重要的是，通過"一帶一路"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説明改善全球治理的結構與水準，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新的國際供給，來催生新的國際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開放，進而既造福于全球未來發展，也造就負責任大國的中國地位與形象。具體點說，未來新開放世界的可期待願景至少有三點：
第一，通過打造跨國互聯互通，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提高貿易和投資水準，滿足"一帶一路"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和提高基礎設施水準的迫切需要，提升全球福祉，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促進世界經濟形勢的再平衡、再增長、再開放。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約有12億人沒有通電、24億人沒法享有基本的衛生服務。這使得聯合國確定的2030年全球消除極端貧困目標的實現變得異常困難。過去40年，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扶貧開發道路，現在正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以政府主導、社會幫扶、民眾主體、基建先生的方式與全球中低收入國家進行發展經驗的分享，許多國家看到了國運改善的希望，畢竟，"道路通，百業興"，尤其在印尼的雅萬高鐵、老撾中老鐵路、東非蒙內鐵路等大批設施竣工以及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等大量港口規劃實施後，中國通過基建帶動全球開放，並改變各國發展狀況的概率大增。更重要的是，在貿易與投資領域，中國已開通中歐班列50條，到2020年中歐班列將達每年5000列。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萬億美元的商品，將向全球投資7500億美元，預計出國旅遊的中國人年均達1.3億，為"一帶一路"增資7800億元，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等，中國發展巨大的牽引力與帶動力效應將會越來越顯著，並最終創造新開放世界的新一輪商業機遇、投資機遇、盈利機遇。
第二，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增加中國與各國利益匯合點，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以制度開放的邏輯，盡可能地實現各國在國際治理中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在"一帶一路"大背景下，中國將牽頭成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新機構，對世界銀行等傳統國際經濟金融制度進行有效補充；中國通過IMF份額改革等制度改革，以及在國際民航組織、國際電聯刑警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大量國際組織上加派中國籍負責人與職員的方式，更多地體現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的代表性，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開放化；中國通過強化"一帶一路"綠色化的進程，進一步推進全球落實氣候變化的相關協定，優化全球環境生態；通過打造國際互聯網設施、跨境電商等事務，進一步提升全球發展的互聯網水準，並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實現更好的國際制度包容性與有效性。由此見，通過中國"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制度新供給，新開放世界的制度紅利也是可期的。
第三，通過民心相通，推進文明交流互鑒，加強"一帶一路"的跨國學術研究合作、科技創新合作、生態環保合作、民生建設合作等方式，打造一個新全球化時代的新開放社會。
套用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提出"開放社會"的邏輯，當下世界越來越被原本以開放社會自居的西方模式所桎梏，西方成為近年來經濟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政策僵化、政治衰敗、福祉退化、權利超載的最大策源地。此時，"一帶一路"通過推進各類跨國合作，如未來5年內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學家來華從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訓5000人次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投入運行50家聯合實驗室；未來3年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在沿線國家實施100個"幸福家園"、100個"愛心助困"、100個"康復助醫"等方式，實現新型全球開放社會的形成。新型的國際開放社會不只是西方主導的，而是由東西方平等、民主地享受各項國際權利。更重要的是，通過對西方的超越，實現更多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開放體系，改寫當下以西方樣本為基石的整個全球社會科學體系，最終創造人類社會的新一輪文明演進。
未來中國要當好學生，也要當好老師
改革開放近40年的成功，源於中國善於學習，特別是善於向發達國家學習現代化的技術、管理與發展經驗。"一帶一路"拓展與延續了中國人的學習勢頭，與此同時，也塑造了中國人的"世界老師"形象。
某著名國際基金會總裁帶領40多位美國議員高級助手團來筆者所在機構訪問時所說，"帶訪團來華的目的，主要就是向中國學習。"類似這樣的話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但現在，在歐美國家，的確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精英呼籲西方要向中國學習。不只是西方，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以及來自非洲、拉美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從中國發展經驗中汲取營養的心願同樣強烈。
此時，中國人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過分謙虛，而需要善於自我總結、凝煉、濃縮，真正把中國發展的新理論、新道理、新方法傳授給世界，為國際社會貢獻思想上的公共產品。
筆者曾給數十個國家的官員、學者與企業家們上過課，每當談到"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保持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平衡"、"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時，對方都會覺得很受益，並紛紛回應這些思想都是本國教科書中所沒有的。由此看，善於對外講述中國，當好"老師"的角色，在"一帶一路"受到全球承認的新時代尤其顯得重要。
在全球知識與思想競爭激烈的今天，"一帶一路"提升了中國思想競爭力。在這個大好機遇下，中國學術界、智庫界應更有信心與底氣，完善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敢於在全球思想與知識競爭中脫穎而出。
同樣，中國要當好老師，也要做新的好學生。過去，我們眼光總是瞄準如何西方學習，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生態保護、貧富懸殊等問題上走了彎路，現在也不妨從非西方世界中汲取"一帶一路"文化的營養與優點。比如，中國人可以學習伊朗人的精細，埃及人的歷史感，印度人的忍耐性，土耳其人的雄心，中亞人的果敢，等等。保持持續、全面學習的心態，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也是"互學互鑒"絲路精神的重要內涵。
"偉業非一日之功"，作為偉大的事業，"一帶一路"建設的未來當然需要偉大的中華民族投入到這項偉大的實踐中。稍有遺憾的是，雖然"一帶一路"已實施了近四年，但是從政府到社會，從企業到個人，並不是所有機構與民眾都能看清"新開放世界正在來臨"的事實，也不一定都能把握"一帶一路"的開放意義。對此，從政府到個人，恐怕都應該有所調整。
從政府的角度看，需要鼓勵各級官員加強學習，要加強能力建設和戰略投入，加強對全球治理的理論研究與人才培養，認識到新形勢、新變化與新格局的重要性，需要在"一帶一路"頂層設計的基礎上建立一系列的統籌協調機制，制定更符合於"新開放世界"背景下具有國際視野的政策與相關規則，在各個層級真正推進中國政府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與國際治理的現代化。
從社會的角度看，需要完善一系列的商務支撐體系與服務意識，在投資、保險、金融、企業管理、法律、審計、諮詢與調查等各個服務領域強化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支援，減少不必要的運營風險，完善各個機構與企業的國際化戰略，使中國經濟、投資、貿易、金融力量真正實現全球化，增加與各國利益匯合點，夯實正確義利觀、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等理念和舉措在全球的推進與普及。
從個人的角度看，需要提高民眾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減少各界對對一帶一路不必要的誤解，引導社會輿論理性客觀地認識"一帶一路"的正面意義與現實緊迫性，進而通過自身經驗講好中國故事，以人人都能成為"一帶一路大使"的姿態，為"一帶一路"縱深發展、開放發展添磚加瓦。
總之，在"一帶一路"推進壯大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同時也反向重新鍛造了新時期的中國與中國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如何保持在全球視野下的國家發展，以及如何做好"全球大國"的國民，對於每一位中國人來講，都是一件新的個人任務。
本文轉載自公眾平臺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從另一個維度尋求救亡圖存，最終在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國。1940年代末，中國"天朝上國"夢境已蘇醒，轉而把西方列強視為壓迫中華民族的外部存在，中國面臨著終結"百年挨打命運"的歷史重任。第三輪是"一邊倒的革命期"。鑒於西方對華經濟封鎖、外交孤立以及美蘇兩極對峙，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嚴正立場，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此後，中國經歷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歷史鬥爭，成功研發"兩彈一星一潛艇"，逐漸建立了較為獨立、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重返聯合國，還主動對"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給予了無私的支持，一度被視為"第三世界"革命領袖，成為冷戰兩大陣營之外的獨立大國。但此時，中國與發達世界的關係整體上是緊張的、敏感的。
第四輪是"虛心向西方學習"期。新中國建立前30年取了巨大的進步，但犯的一些"左傾錯識"也使經濟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1979年前後，鄧小平連續訪問日本、美國，開啟首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當時全球兩大經濟體的先例，向全國傳遞"動員人們虛心學習，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的信號。雖然當時也支援向原蘇東地區、第三世界開放，但改革開放早期主要還是從美國、日本、西歐等國家吸引外資、科技與管理經驗。而西方則成為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主要的學習對象。"言必稱西方"在改革開放早期也相對濃厚。
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西方神話"才逐漸開始走下神壇。而如何向世界全面開放，如何平等地與世界交往，既學習世界，也與世界分享經驗，直到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才算是正式破了題。
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前，近兩百年來中國對世界的態度，有一條可循的、螺旋上升的軌跡：由簡單學習到全部照抄，再逐漸走向有效學習；由狹隘學習技術到全面複製體制，再逐漸走上中國道路；由極度自負墜入極度自卑，然後逐漸恢復自信。對外學習的有效進程與國力復蘇的進程基本吻合，也隨之積聚反向輸出的力量與蘊能。此前蜿蜒前行的中國與世界互動之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但也伴隨著時代的局限。從思想交流與知識互動的層面看，中國長期處於"逆差"與"赤字"階段，中國向世界學習的多，輸出的少；請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知識與思想的失衡現象非常明顯。當中國成為第二大全球經濟體，並呈現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預期時，這種失衡狀態是不可能繼續維繫的。於是，歷史選擇了"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第一次在對外政策與全球治理觀念上實現了知識與思想的全球輸出，開始逆轉此前被動的狀態。這種逆轉折射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
誠如筆者在某次央視直播點評中所說："100年前的1917年，中國是一戰戰勝國，但領土卻被列強瓜分；80年前的1937年，中國受到日本入侵，差戰亡國；40年前的1977年，中國經濟陷入崩潰，面臨開除"球籍"的危險；20年前的1997年，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如義大利；現在，2017年，中國GDP已是義大利的5倍。首倡"一帶一路"，全世界主要國家都來北京為中國來月臺、背書。2017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節點年。"從這個角度看，即便不是"一帶一路"，也會有"Ｎ帶Ｎ路"或一個"總"的概念來形容新時期中國的對外合作設想，推進中國"世界觀"的全球共用。
過去一些年，筆者與所在機構同事在近50個國家宣講，無論是外國官員，還是企業家、學者、社會精英等，都越來越渴求瞭解"一帶一路"的政策背景、思想源起、行為邏輯與未來走向。在這個進程中，中國民眾的視野也漸漸從"僅盯著西方"的局限中拓展至真正的"全球"。
中國進入"全球公民"時代，在器物、制度與思想上形成了新的開放格局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一提起"國外"或"世界"，人們腦海中第一反映都是美歐日等國；提起"與國際接軌"，更多指的是與西方接軌。民眾出境旅遊，多數都往美國、西歐、日韓等國"擠"；國際問題研究也多聚焦西方。這種對發達國家的"世界觀"偏好雖體現了中國人"見賢思齊"的民族性格，卻如前文所言，造成了長期"世界觀"的巨大盲區。現在，"一帶一路"建設開始填補了這種心理盲區。
從中國社會知識與思想變化看，"一帶一路"正成為新關注點，人們更多地關注西方以外的區域，如中東、中亞、北非、中東歐、拉美等。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內容涉及"一帶一路"的圖書超過1000種，涵蓋歷史、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文學、藝術等多個學科類別。有關"一帶一路"與相關國家的報導超過1000萬篇。全球各大智庫超過3000份研究報告與書籍聚焦"一帶一路"，有的則翻譯成中文，像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員弗蘭科潘《絲綢之路》、美國學者康納《超級版圖》等都成為了全球暢銷書。
從中國人出境旅遊與對外交往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越來越成為出境遊的目的地。2016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數已超過1.3億人次。在中國人出境的十大旅行目的地，泰國已躍升第一，2016年達到近900萬，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都名列前茅。赴伊朗、土耳其、埃及旅遊的增長率遠遠超過歐美等國。這些與中國近年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辦"旅遊年"，舉辦世界旅遊發展大會、絲綢之路旅遊部長會議有密切聯繫，也與中國人正在拓展的世界觀密切相關。
從中國官方對外教育援助與文化合作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也正在成為新增長點。中國每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實施《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共同舉辦"國家文化年"等人文交流活動20次，簽署了43項文化交流執行計畫等政府間合作協定。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30個中國文化中心。不只是如"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等活動大受歡迎，中外文化合作，如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也獲得成功。中國對外實施如柬埔寨吳哥古跡茶膠寺、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復項目，向尼泊爾、緬甸提供文化遺產震後修復援助等。
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進展不只是產能合作、金融投資增長、自貿區建立、產業園推廣、跨國執法監管等經濟、政策層面上的互聯互通，同樣也在"民心相通"上推進了一大步。隨著"民心相通"伴隨著中國人真正世界視野的形成，中國社會也正式步入"全球公民"時代。這不只是意味著中國人逐漸完整化了自己內心的全球觀，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中國人與整體世界（而不只是西方）正在全面融合，正在全球層面上（而不只是部分區域）被正視、被接納與被認可。
四年多來"民心相通"方面的進展，正在促使全球開放格局在器物層面、制度層面與思想層面都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一種新的開放國際局面正在形成。
一是在器物層面，世界發展進程所倚重的金融、貿易、投資、基建、商品等內容都出現了重心的轉移，以新興經濟體為全球化開放動力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過去，世界發展的重心主要在發達國家，增長動力主要來源於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世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對全球發展的引擎力量越來越小。以E11國家（中國、印度等11個新興國家）2015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52.9%（其中中國一國約占30％），遠大於G7國家的22.9%。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一帶一路"在新興經濟體增長的作用功不可沒。以2017年一季度為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1.66萬億元，同比增長26.2%，高於同期中國整體外貿增速4.4個百分點。中國對俄羅斯、巴基斯坦、波蘭、哈薩克和印度等國進出口分別增長37%、18.7%、19%、69.3%和27.7%，數倍於全球貿易增長的平均水準。
隨著"一帶一路"進展的深化，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回應與參與其中，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營商環境不斷改善，開放格局還會越來越大。尤其是中國在海外建了近100個工業園區，開闢了比較好的境外合作區的紡織、家電、箱包、服裝等產能合作以及以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為主要依託的基建發展，不僅直接帶動當地的就業，拉動了駐在國的經濟，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全球網狀的開放戰略支點，使全球開放動能從傳統的發達國家逐漸向新興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區域轉移。
二是在制度層面，全球治理體系所倚重的國際金融、貿易、投資、資訊機制都出現了均衡化的改革趨勢，以更加相容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的國際制度開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2016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會終於正式批准了2010年份額及治理改革方案，超過6%的份額將從日本、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轉移給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中國份額由此前的3.994%增加至6.390%，排名從第六位升至第三位，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巴西、印度、俄羅斯也躋身前十大份額國。同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成為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員，權重（10.92%）僅次於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還成為目前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前五大貿易支付貨幣、前九大外匯交易貨幣。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一個重要的原因就來自於"一帶一路"推進的貿易增長與貨幣地位提升。
國際金融機制的改革是國際制度均衡化的重要標誌，這也是像類似TPP那樣試圖以美日為重心的區域主義貿易制度流產的背景。與TPP相反的是，中國宣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自由貿易區等與"一帶一路"異曲同工的倡議進展卻相當順利。中國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的興盛，以及互聯網機站與網路支付等軟硬體的國際普及，使國際制度的效能越來越能覆蓋過去全球治理的盲區。誠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開放將更有利於"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
三是在思想層面，全球發展經驗不再局限於"華盛頓共識"的西方模式，而是產生了互學互鑒，尤其是"向東看"、從中國發展道路中汲取有效經驗的國際知識開放新格局。
二戰結束以來，新獨立國家的發展道路長期受西方模式的影響。尤其是冷戰結束後，"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以政治選舉化、經濟私有化、社會自由化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成為主導其他國家發展政策的主要理論來源。然而，過去20多年的實踐表明，"華盛頓共識"並未在其他國家帶來足夠的福祉，甚至還出現了大潰敗。
"一帶一路"則從新的思想層面為全球提供了發展知識的公共產品。當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在思考，為什麼過去40年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政黨、同一個民族、同一片國土面積卻能取得了奇跡般的發展成就與截然不同的變化？此時，中國經驗如"實事求是"、"賢能政治"、"要致富先修路"、"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等就成了全世界爭先效仿的新知識。以發展、治理理論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知識由過去"西學東漸"逐漸拓展與"中學西漸"並行的新開放格局。這並不等於西方的經驗完全過時了，但"一帶一路"的確為全世界的知識開放體系提供了新契機。
在開放新世界的未來願景下，中國正在創造人類社會的新一輪文明演進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統計，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發展水準；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發展水準，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另5個則是日本與"亞洲四小龍"。換句話說，半個多世紀來，全球發展結構並沒有出現質的變化。富國仍是富國，窮國多數還是窮國，世界上200多個經濟體多數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
但中國不一樣，經過近40年的發展，使占全球約80%貧困人口完全脫貧，實現了"四個現代化"，更重要的是，通過"一帶一路"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説明改善全球治理的結構與水準，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新的國際供給，來催生新的國際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開放，進而既造福于全球未來發展，也造就負責任大國的中國地位與形象。具體點說，未來新開放世界的可期待願景至少有三點：
第一，通過打造跨國互聯互通，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提高貿易和投資水準，滿足"一帶一路"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和提高基礎設施水準的迫切需要，提升全球福祉，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促進世界經濟形勢的再平衡、再增長、再開放。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約有12億人沒有通電、24億人沒法享有基本的衛生服務。這使得聯合國確定的2030年全球消除極端貧困目標的實現變得異常困難。過去40年，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扶貧開發道路，現在正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以政府主導、社會幫扶、民眾主體、基建先生的方式與全球中低收入國家進行發展經驗的分享，許多國家看到了國運改善的希望，畢竟，"道路通，百業興"，尤其在印尼的雅萬高鐵、老撾中老鐵路、東非蒙內鐵路等大批設施竣工以及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等大量港口規劃實施後，中國通過基建帶動全球開放，並改變各國發展狀況的概率大增。更重要的是，在貿易與投資領域，中國已開通中歐班列50條，到2020年中歐班列將達每年5000列。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萬億美元的商品，將向全球投資7500億美元，預計出國旅遊的中國人年均達1.3億，為"一帶一路"增資7800億元，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等，中國發展巨大的牽引力與帶動力效應將會越來越顯著，並最終創造新開放世界的新一輪商業機遇、投資機遇、盈利機遇。
第二，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增加中國與各國利益匯合點，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以制度開放的邏輯，盡可能地實現各國在國際治理中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在"一帶一路"大背景下，中國將牽頭成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新機構，對世界銀行等傳統國際經濟金融制度進行有效補充；中國通過IMF份額改革等制度改革，以及在國際民航組織、國際電聯刑警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大量國際組織上加派中國籍負責人與職員的方式，更多地體現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的代表性，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開放化；中國通過強化"一帶一路"綠色化的進程，進一步推進全球落實氣候變化的相關協定，優化全球環境生態；通過打造國際互聯網設施、跨境電商等事務，進一步提升全球發展的互聯網水準，並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實現更好的國際制度包容性與有效性。由此見，通過中國"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制度新供給，新開放世界的制度紅利也是可期的。
第三，通過民心相通，推進文明交流互鑒，加強"一帶一路"的跨國學術研究合作、科技創新合作、生態環保合作、民生建設合作等方式，打造一個新全球化時代的新開放社會。
套用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提出"開放社會"的邏輯，當下世界越來越被原本以開放社會自居的西方模式所桎梏，西方成為近年來經濟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政策僵化、政治衰敗、福祉退化、權利超載的最大策源地。此時，"一帶一路"通過推進各類跨國合作，如未來5年內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學家來華從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訓5000人次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投入運行50家聯合實驗室；未來3年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在沿線國家實施100個"幸福家園"、100個"愛心助困"、100個"康復助醫"等方式，實現新型全球開放社會的形成。新型的國際開放社會不只是西方主導的，而是由東西方平等、民主地享受各項國際權利。更重要的是，通過對西方的超越，實現更多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開放體系，改寫當下以西方樣本為基石的整個全球社會科學體系，最終創造人類社會的新一輪文明演進。
未來中國要當好學生，也要當好老師
改革開放近40年的成功，源於中國善於學習，特別是善於向發達國家學習現代化的技術、管理與發展經驗。"一帶一路"拓展與延續了中國人的學習勢頭，與此同時，也塑造了中國人的"世界老師"形象。
某著名國際基金會總裁帶領40多位美國議員高級助手團來筆者所在機構訪問時所說，"帶訪團來華的目的，主要就是向中國學習。"類似這樣的話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但現在，在歐美國家，的確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精英呼籲西方要向中國學習。不只是西方，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以及來自非洲、拉美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從中國發展經驗中汲取營養的心願同樣強烈。
此時，中國人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過分謙虛，而需要善於自我總結、凝煉、濃縮，真正把中國發展的新理論、新道理、新方法傳授給世界，為國際社會貢獻思想上的公共產品。
筆者曾給數十個國家的官員、學者與企業家們上過課，每當談到"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保持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平衡"、"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時，對方都會覺得很受益，並紛紛回應這些思想都是本國教科書中所沒有的。由此看，善於對外講述中國，當好"老師"的角色，在"一帶一路"受到全球承認的新時代尤其顯得重要。
在全球知識與思想競爭激烈的今天，"一帶一路"提升了中國思想競爭力。在這個大好機遇下，中國學術界、智庫界應更有信心與底氣，完善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敢於在全球思想與知識競爭中脫穎而出。
同樣，中國要當好老師，也要做新的好學生。過去，我們眼光總是瞄準如何西方學習，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生態保護、貧富懸殊等問題上走了彎路，現在也不妨從非西方世界中汲取"一帶一路"文化的營養與優點。比如，中國人可以學習伊朗人的精細，埃及人的歷史感，印度人的忍耐性，土耳其人的雄心，中亞人的果敢，等等。保持持續、全面學習的心態，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也是"互學互鑒"絲路精神的重要內涵。
"偉業非一日之功"，作為偉大的事業，"一帶一路"建設的未來當然需要偉大的中華民族投入到這項偉大的實踐中。稍有遺憾的是，雖然"一帶一路"已實施了近四年，但是從政府到社會，從企業到個人，並不是所有機構與民眾都能看清"新開放世界正在來臨"的事實，也不一定都能把握"一帶一路"的開放意義。對此，從政府到個人，恐怕都應該有所調整。
從政府的角度看，需要鼓勵各級官員加強學習，要加強能力建設和戰略投入，加強對全球治理的理論研究與人才培養，認識到新形勢、新變化與新格局的重要性，需要在"一帶一路"頂層設計的基礎上建立一系列的統籌協調機制，制定更符合於"新開放世界"背景下具有國際視野的政策與相關規則，在各個層級真正推進中國政府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與國際治理的現代化。
從社會的角度看，需要完善一系列的商務支撐體系與服務意識，在投資、保險、金融、企業管理、法律、審計、諮詢與調查等各個服務領域強化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支援，減少不必要的運營風險，完善各個機構與企業的國際化戰略，使中國經濟、投資、貿易、金融力量真正實現全球化，增加與各國利益匯合點，夯實正確義利觀、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等理念和舉措在全球的推進與普及。
從個人的角度看，需要提高民眾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減少各界對對一帶一路不必要的誤解，引導社會輿論理性客觀地認識"一帶一路"的正面意義與現實緊迫性，進而通過自身經驗講好中國故事，以人人都能成為"一帶一路大使"的姿態，為"一帶一路"縱深發展、開放發展添磚加瓦。
總之，在"一帶一路"推進壯大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同時也反向重新鍛造了新時期的中國與中國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如何保持在全球視野下的國家發展，以及如何做好"全球大國"的國民，對於每一位中國人來講，都是一件新的個人任務。
本文轉載自公眾平臺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