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我們是澎湃新聞網、張改香(下)兩位老人下葬
這部電影一度因為缺經費而無法開機,
張歆藝曾個人資助100萬用於拍攝,
到後期宣發階段也因為資金缺乏而發起眾籌。
當影片結束,
密密麻麻的眾籌名單在銀幕上滾動。
每一個名字,
都是郭柯親自核對後敲上去的。
沒有我們想像的波瀾壯闊, 沒有家國歷史, 沒有愛恨情仇, 只是平靜和緩慢, 老人偶爾有隻言片語, 但大部分時間是靜默, 坐在老舊的居所裡, 對自己沉默, 對時間沉默, 對漫長的歷史沉默。
8月9日, 導演郭柯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坦言,
左起:2014年, 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
【對話】
“我怎麼能拿這個片子來遷就市場?”
澎湃新聞:在接觸這些老人的過程中, 有沒有令你印象特別深刻的情節與場景?
郭柯:我第一次去看韋紹蘭的時候, 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 我給了她五百的零用錢。 當時我們是四個人去看她, 第二天去跟她告別的時候, 她讓我坐在她身邊, 她從衣服裡掏出來四個紅包, 說你們四個是一起來的, 要過年了, 你們拿著回去給家人買點東西吃。
她住的環境很差, 她那麼嬌小蒼老, 可是她卻這樣做事情。 我們有時候對她們的理解真的太狹隘了, 她們是活生生的、立體的人, 她們有很深的情感。
我一直堅持不改動《二十二》, 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動搖我, 發行商和電影節的人找過我, 要求我改片子, 我都不改。 他們沒有和這些老人相處過, 他們沒有拿過那個放著一百元的紅包, 他們老讓我做一個遷就市場的片子, 我怎麼能拿這個片子來遷就市場?我做的不是速食, 我做是一個需要大家用感情看的片子, 我為什麼要改它。 這幾年讓我堅持下來的, 其實就是跟老人的這些點滴。
郭柯在朋友圈發了這樣兩張圖。 第一張是山西劉風孩老人把地窖裡的土豆、紅薯送給劇組, 多番推辭後, 劇組收下了老人的心意。 第二張是在湖北的毛銀梅老人家中, 劇組將土豆、紅薯轉送了一半給她, 另一半打算給廣西的韋紹蘭老人帶去。 “這也算是我們個人理解的一種緣分。 ”
澎湃新聞:他們要求你把片子改成什麼樣子?
郭柯:就是要我添加一些家國仇恨, 你讓觀眾看了要有情緒, 觀眾看了要哭, 要讓這些老人痛苦。 我看到過有些照片, 你都能想像那些照片怎麼出來的。 他們給老人點所謂的稿費, 聊天, 哭, 聊傷心的, 哭,仰角,拍,配文字,然後傳播出來。這就導致我們下一代看到了這些老人那麼痛苦。
我也看到老人屋子裡有鐮刀,但是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用來和日本人鬥爭的,而是老人說怕小偷進來,要防身用的。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去誤解她們,你想你到了90歲的時候,看到十幾歲的小孩對你有誤解,你是什麼感受,大家都換位思考一下。
澎湃新聞: 最後剪輯出來的是這些相對比較平靜的畫面,我想知道您隱去了一些怎樣的內容?
郭柯:其實我在第一版剪出來的時候相對熱鬧一點,比如一位老人在養老院裡,她的環境,她每天吃飯要靠護工給她送飯,旁邊還有很多老人洗菜做飯,通過交叉剪輯很熱鬧。但其實你的目光會選擇性聚焦,當你注視在這一位老人身上,她就是那麼平靜,就是那麼無聊。
這部片子裡沒有隱去大家想像的我們拍到的畫面,拍《二十二》的時候其實每天是非常愉快的過程,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沉重,就是一幫後生在跟一個長輩相處,每天陪著她。
2014年端午,海南澄邁縣,李美金老人和土龍村村民請劇組吃粽子。
澎湃新聞:如果我們只是平靜的記錄一個老人的生活,她們作為經歷過歷史傷痛的“慰安婦”,和普通的老人有什麼區別嗎?
郭柯:沒區別。看了這部片子以後,你如果覺得這些老人可愛的話,可以百度百科“慰安婦”是什麼。我沒有必要在這部片子裡告訴你“慰安婦”是什麼,我只是告訴你這些曾經受過傷害的女性,她們晚年是什麼生活。我不是做史料調查的,我覺得我們拍片子需要有一種情感在裡面,這種情感是應該給她們的。
老人她們心裡埋藏那麼深的秘密,你為什麼要去挖掘,你作為一個後生,憑什麼去挖掘,你又不是她的親人,相信你是她的親人更不應該去挖掘。從這個角度看應該理解這個片子,或者變一種人物關係,比如你把她們看作你的親人,你會理解她們的情感是什麼。拍《二十二》,我相信我在若干年後都不會後悔,在我30歲的時候我遇到這個群體,我沒有用很功利心去面對她們,我用一種很尊重的方式去對待她們。
“哪一位老人說日本會哭呢,都是輕描淡寫”
澎湃新聞:是什麼導致她們有這樣一種平靜和通達的態度呢?
郭柯:70年什麼概念,她們的記憶是70年以前的,誰能體會,我們沒有一個人能體會70年是什麼狀況。《二十二》裡有一位老人看到日本人的照片,她說日本人也老了,連鬍子都沒有了。我相信這是70年帶給她的,我也無法去做出任何判斷,我只是覺得70年非常長,不能說沖淡什麼事情,但70年一定會給我們更多的感受,所以我現在無從評價。我很幸運能拍到這些老人,能聽到她給我講,一位90歲的老人給我講70多年以後,她再看曾經迫害她的人群,她笑了,她說他們也老了。
2016年8月18日去世的郝菊香老人,生前和兒子住在一起,喜歡聽收音機,認識很多字。
2015年3月28日去世的符桂英老人,是22位老人中最年長的一位。
澎湃新聞:大家可能只是會糾結于這群老人,她們最後的選擇,是選擇心中芥蒂、還是最終寬容諒解?
郭柯:這種問題都是我們自己的,這種答案也都在我們自己心中。老人她天天生活在痛苦的記憶中能長壽嗎,她們就過著非常平淡的生活。我跟這些老人相處,在《二十二》裡你們應該都會注意到,你看哪一位老人說日本她會哭呢,都是輕描淡寫,過去了就過去了。但是她們動情的都是家人,家人對她們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罷,都會流淚。能讓她們90歲還動情的地方,是我們對她們有什麼看法,這一點在她們心裡留的時間更長。
澎湃新聞:你有談到過日本和韓國的導演都看到《二十二》,我想知道日本的導演和看過這個片子的日本的民眾,他們的回饋是怎樣的?
郭柯:他們說的最多的是謝謝,謝謝你用這種方式,把中國的這些受害女性拍出來讓日本的觀眾看。日本的觀眾看了,我問他們尷尬嗎,他們說不尷尬,這種不尷尬在於沒有揪著以前不看。讓日本人觀看是為了告訴他們,你們的上一代對我們的上一代做了什麼,然後我們的上一代人,她們還在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日本人會有自己的反思,日本朋友看了都非常能接受這個片子。你說我老說你做得不好,日本人你怎麼樣,這讓他們的下一代怎麼反思,我只是告訴你,你來看看我們的被害者現在是什麼樣,就這樣。
2017年1月8日,廣西桂林,導演郭柯看望韋紹蘭老人。
缺經費、靠眾籌:這個艱難是電影的命
澎湃新聞:2012年時,您拍了《三十二》,今年拍了《二十二》,《二十二》拍攝的週期和這個過程大概是怎樣的?
郭柯:2014年的1月1日,我開始走訪這22位老人,其實就是尋找她們,12、13天就把這些老人都找到,然後開始準備。拍攝花了兩個月的時間。2014年2月份,還在正月裡,蘇智良教授告訴我有兩位老人去世了,我們把她們的葬禮記錄了下來。5月份開始正式拍,2個月之內就把全國的這些老人都記錄完成了。
《三十二》、《二十二》海報
澎湃新聞:從拍攝完成到馬上要呈現在大銀幕上,中間這兩年多的時間是在做什麼?
郭柯:2014年7月份拍完到2015年8月份都在剪輯,花了一年多時間在挑選這些畫面,主要是考慮以什麼樣的角度去講這個故事。做了一年的後期,2015年10月份獲得了公映許可證,然後開始申報電影節。可能是我的人脈不夠廣,找了一些發行的公司,他們也不願意接這個片子,沒有發行費,可能是題材的緣故。
所以我就只能通過申報電影節,希望尋找一些出口,2016年基本上都在走電影節的事。2016年4月,我看到《鬼鄉》這部電影,片尾有7.5萬名韓國民眾來幫助這個片子,我當時真的覺得看到一線生機。到了年底,我走完了所有電影節的流程,當時正好有基金會的朋友找到我,說願不願意做眾籌,其實是沒有辦法。
眾籌推出以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作為發起方來監管這筆資金,不到2個月時間我們就籌齊了100萬人民幣,感謝這些網友,都特別熱情,而且很多網友幫助了我們,名字也沒留。32099人次,其實我的片尾才7000人左右,但大家看到都非常震撼,但是這只是一部分。
2014年11月21日去世的何玉珍老人。
王志鳳老人現在與兒子兒媳生活在海南的小村落,安逸清靜。
澎湃新聞:看到片尾密密麻麻的參與眾籌者的名單,讓人很觸動。
郭柯:我自己每次看到這些名字情緒也會有很大波動,我還是很高興,我們中國是有希望的,韓國人花了很多年才籌了7.5萬人,我們用了3個月不到的時間,就有32099人參與眾籌。這些字幕都是我一個一個來上的,我也真心感謝每一個人,只要給我發過郵件的人,我都會記下他的名字,一個一個打上去,我害怕疏漏一個人,所以這個必須我自己親自來。
澎湃新聞:拍攝《二十二》的過程真的是一波三折,您自己怎麼看待紀錄片的發展,為什麼這樣有社會意義的紀錄片,在拍攝和推廣過程中,資金上會這樣匱乏?
郭柯:這個艱難是它的命,每部片子有它的命。在我們現在的市場裡推一部這樣的片子,不可能非常容易。
這種艱難在於我們沒有人願意去面對痛苦,包括我都選擇不看老人們受害的文字記錄。我們怎麼去記住這段歷史,角度很重要。看了以後大家會知道《二十二》是一部非常平靜的片子,我希望用一種更加平靜和真實的方式,讓大家先能接受這些老人、喜歡這些老人。如果我一上來就說她們是“慰安婦”群體,她們是受了迫害的,大家要去關注,我覺得這種方式略顯生硬,應該用更加溫柔的方式讓觀眾與她們對話。
哭,仰角,拍,配文字,然後傳播出來。這就導致我們下一代看到了這些老人那麼痛苦。我也看到老人屋子裡有鐮刀,但是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用來和日本人鬥爭的,而是老人說怕小偷進來,要防身用的。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去誤解她們,你想你到了90歲的時候,看到十幾歲的小孩對你有誤解,你是什麼感受,大家都換位思考一下。
澎湃新聞: 最後剪輯出來的是這些相對比較平靜的畫面,我想知道您隱去了一些怎樣的內容?
郭柯:其實我在第一版剪出來的時候相對熱鬧一點,比如一位老人在養老院裡,她的環境,她每天吃飯要靠護工給她送飯,旁邊還有很多老人洗菜做飯,通過交叉剪輯很熱鬧。但其實你的目光會選擇性聚焦,當你注視在這一位老人身上,她就是那麼平靜,就是那麼無聊。
這部片子裡沒有隱去大家想像的我們拍到的畫面,拍《二十二》的時候其實每天是非常愉快的過程,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沉重,就是一幫後生在跟一個長輩相處,每天陪著她。
2014年端午,海南澄邁縣,李美金老人和土龍村村民請劇組吃粽子。
澎湃新聞:如果我們只是平靜的記錄一個老人的生活,她們作為經歷過歷史傷痛的“慰安婦”,和普通的老人有什麼區別嗎?
郭柯:沒區別。看了這部片子以後,你如果覺得這些老人可愛的話,可以百度百科“慰安婦”是什麼。我沒有必要在這部片子裡告訴你“慰安婦”是什麼,我只是告訴你這些曾經受過傷害的女性,她們晚年是什麼生活。我不是做史料調查的,我覺得我們拍片子需要有一種情感在裡面,這種情感是應該給她們的。
老人她們心裡埋藏那麼深的秘密,你為什麼要去挖掘,你作為一個後生,憑什麼去挖掘,你又不是她的親人,相信你是她的親人更不應該去挖掘。從這個角度看應該理解這個片子,或者變一種人物關係,比如你把她們看作你的親人,你會理解她們的情感是什麼。拍《二十二》,我相信我在若干年後都不會後悔,在我30歲的時候我遇到這個群體,我沒有用很功利心去面對她們,我用一種很尊重的方式去對待她們。
“哪一位老人說日本會哭呢,都是輕描淡寫”
澎湃新聞:是什麼導致她們有這樣一種平靜和通達的態度呢?
郭柯:70年什麼概念,她們的記憶是70年以前的,誰能體會,我們沒有一個人能體會70年是什麼狀況。《二十二》裡有一位老人看到日本人的照片,她說日本人也老了,連鬍子都沒有了。我相信這是70年帶給她的,我也無法去做出任何判斷,我只是覺得70年非常長,不能說沖淡什麼事情,但70年一定會給我們更多的感受,所以我現在無從評價。我很幸運能拍到這些老人,能聽到她給我講,一位90歲的老人給我講70多年以後,她再看曾經迫害她的人群,她笑了,她說他們也老了。
2016年8月18日去世的郝菊香老人,生前和兒子住在一起,喜歡聽收音機,認識很多字。
2015年3月28日去世的符桂英老人,是22位老人中最年長的一位。
澎湃新聞:大家可能只是會糾結于這群老人,她們最後的選擇,是選擇心中芥蒂、還是最終寬容諒解?
郭柯:這種問題都是我們自己的,這種答案也都在我們自己心中。老人她天天生活在痛苦的記憶中能長壽嗎,她們就過著非常平淡的生活。我跟這些老人相處,在《二十二》裡你們應該都會注意到,你看哪一位老人說日本她會哭呢,都是輕描淡寫,過去了就過去了。但是她們動情的都是家人,家人對她們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罷,都會流淚。能讓她們90歲還動情的地方,是我們對她們有什麼看法,這一點在她們心裡留的時間更長。
澎湃新聞:你有談到過日本和韓國的導演都看到《二十二》,我想知道日本的導演和看過這個片子的日本的民眾,他們的回饋是怎樣的?
郭柯:他們說的最多的是謝謝,謝謝你用這種方式,把中國的這些受害女性拍出來讓日本的觀眾看。日本的觀眾看了,我問他們尷尬嗎,他們說不尷尬,這種不尷尬在於沒有揪著以前不看。讓日本人觀看是為了告訴他們,你們的上一代對我們的上一代做了什麼,然後我們的上一代人,她們還在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日本人會有自己的反思,日本朋友看了都非常能接受這個片子。你說我老說你做得不好,日本人你怎麼樣,這讓他們的下一代怎麼反思,我只是告訴你,你來看看我們的被害者現在是什麼樣,就這樣。
2017年1月8日,廣西桂林,導演郭柯看望韋紹蘭老人。
缺經費、靠眾籌:這個艱難是電影的命
澎湃新聞:2012年時,您拍了《三十二》,今年拍了《二十二》,《二十二》拍攝的週期和這個過程大概是怎樣的?
郭柯:2014年的1月1日,我開始走訪這22位老人,其實就是尋找她們,12、13天就把這些老人都找到,然後開始準備。拍攝花了兩個月的時間。2014年2月份,還在正月裡,蘇智良教授告訴我有兩位老人去世了,我們把她們的葬禮記錄了下來。5月份開始正式拍,2個月之內就把全國的這些老人都記錄完成了。
《三十二》、《二十二》海報
澎湃新聞:從拍攝完成到馬上要呈現在大銀幕上,中間這兩年多的時間是在做什麼?
郭柯:2014年7月份拍完到2015年8月份都在剪輯,花了一年多時間在挑選這些畫面,主要是考慮以什麼樣的角度去講這個故事。做了一年的後期,2015年10月份獲得了公映許可證,然後開始申報電影節。可能是我的人脈不夠廣,找了一些發行的公司,他們也不願意接這個片子,沒有發行費,可能是題材的緣故。
所以我就只能通過申報電影節,希望尋找一些出口,2016年基本上都在走電影節的事。2016年4月,我看到《鬼鄉》這部電影,片尾有7.5萬名韓國民眾來幫助這個片子,我當時真的覺得看到一線生機。到了年底,我走完了所有電影節的流程,當時正好有基金會的朋友找到我,說願不願意做眾籌,其實是沒有辦法。
眾籌推出以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作為發起方來監管這筆資金,不到2個月時間我們就籌齊了100萬人民幣,感謝這些網友,都特別熱情,而且很多網友幫助了我們,名字也沒留。32099人次,其實我的片尾才7000人左右,但大家看到都非常震撼,但是這只是一部分。
2014年11月21日去世的何玉珍老人。
王志鳳老人現在與兒子兒媳生活在海南的小村落,安逸清靜。
澎湃新聞:看到片尾密密麻麻的參與眾籌者的名單,讓人很觸動。
郭柯:我自己每次看到這些名字情緒也會有很大波動,我還是很高興,我們中國是有希望的,韓國人花了很多年才籌了7.5萬人,我們用了3個月不到的時間,就有32099人參與眾籌。這些字幕都是我一個一個來上的,我也真心感謝每一個人,只要給我發過郵件的人,我都會記下他的名字,一個一個打上去,我害怕疏漏一個人,所以這個必須我自己親自來。
澎湃新聞:拍攝《二十二》的過程真的是一波三折,您自己怎麼看待紀錄片的發展,為什麼這樣有社會意義的紀錄片,在拍攝和推廣過程中,資金上會這樣匱乏?
郭柯:這個艱難是它的命,每部片子有它的命。在我們現在的市場裡推一部這樣的片子,不可能非常容易。
這種艱難在於我們沒有人願意去面對痛苦,包括我都選擇不看老人們受害的文字記錄。我們怎麼去記住這段歷史,角度很重要。看了以後大家會知道《二十二》是一部非常平靜的片子,我希望用一種更加平靜和真實的方式,讓大家先能接受這些老人、喜歡這些老人。如果我一上來就說她們是“慰安婦”群體,她們是受了迫害的,大家要去關注,我覺得這種方式略顯生硬,應該用更加溫柔的方式讓觀眾與她們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