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 推倒羅伯特·李將軍雕像的事件愈演愈烈， 白人至上組織自稱為真正的美國人， 要趕走黑人、墨西哥等少數族裔。 諷刺的是，
19世紀美國興起一股羅曼司風潮， 南方男女了迷上騎士傳奇， 這股閱讀熱潮來自于英國小說家司各特。 自賽凡提斯之後， 騎士小說本來已經無人問津， 沃爾特·司各特以“文起八代之衰”的運勢，
他的作品筆風精細， 手法嫺熟， 以小人物成長為主線， 以中世紀史事為背景， 夾雜了騎士比武、圍攻城堡、聚嘯綠林等情節。 百姓尋常生活在他筆下如同一幅風景畫，
南方人依舊過著閒適慵懶的農業生活， 沉浸于中世紀騎士故事。 馬克思曾譏諷德國的資產階級作風老派， 將其比作為堂吉訶德：“他恰恰在到處湧現員警和貨幣的時候， 企圖提倡遊俠風尚。 ”這句話同樣適用於美國南部的奴隸主， 他們固守過去的禮儀準則， 把時代發展阻隔于莊園之外。
南部人相信自己血統高貴， 跟北方人沒有親緣關係， 他們來自於英國的上流社會， 直系祖先就是11世紀佔領不列顛的諾曼貴族。 而北方美國人的父祖是被征服的撒克遜人， 世世代代做牛做馬， 直到在16世紀的資產階級內戰中成功翻身。 保皇派的“騎士党”（Cavalier）戰敗後， 到美洲的南方殖民地避難， 那些清教徒平民的後代則遷居北方。 兩群人在北美荒原上開疆拓土， 直至相遇于馬里蘭。 1767年工程師查理斯·梅森和耶利米·迪克遜勘察探測， 劃分出南北方的邊界線。
梅森-迪克遜線(Mason and Dixon's Line)之於美國的地理意義，如同秦嶺-淮河線之於中國。內戰之前，揚基佬僅僅是北方人的綽號，南方人自稱為迪克遜，兩者分屬不同的教派，遵循不同的民俗。1834年威廉·卡拉瑟斯的《維吉尼亞騎士党》出版，諾曼起源論開始廣為流傳。1863年一個維吉尼亞人宣稱，“北佬是‘五月花號’上爬下來的‘撒克遜蛔蟲’”，他們不配和“具備高貴血統的不列顛-諾曼種植園主”有任何“關係”。
沃爾特•司各特的小說對這股民族情緒，無意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書中蘇格蘭高地人反抗壓迫的故事激發了南方人的想像力，華萊士對抗奸邪的愛德華國王，正如同淳樸勇敢的迪克遜反抗聯邦政府。林肯總統曾講過《湯姆叔叔的小屋》引發了南北戰爭，如果說文字的力量足夠煽起一場動亂，那麼《羅勃羅伊》《撒克遜劫後英雄傳》擔負著更大的戰爭責任，馬克·吐溫就將內戰的禍端歸咎於南方人患上“沃爾特爵士症”
嚴謹的學者對諾曼起源論嗤之以鼻，英格蘭歷史上經歷多次諸侯征伐，尤其是紅白玫瑰戰爭，原有的貴族階層幾乎大換血。在大航海時代，背井離鄉、移民海外的人群無非是破產戶、冒險家，還有因圈地運動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只有少數新貴受封北美領地，如果真存在什麼純種諾曼第貴族，那也是瀕危生物。
除了維吉尼亞州，很少有人能拿得出詳細確鑿的家譜，證明自己的祖先是查理一世的騎士党，更遑論六七百年前的諾曼人。在原有的統一政權看來，這是可笑的謬論，但對於反方而言，卻是自我身份認同的理論武器。相似的一幕發生在中國客家人身上，他們原本是遷徙實邊的底層黔首，卻攀附唐宋的門閥世家，脫去秦餘漢罪的出身，以河洛正統自居。
美國的南方人把根源上溯到威廉一世，創造了一套譜系：諾曼貴族—騎士党—迪克西。他們天潢貴胄，身帶王室血液，是諾曼征服者的嫡系後代。連外國人都注意到南方的獨特性，認為這一民族傳說是導致聯邦走向分裂的潛在原因。1853年，法國的路易士•菲力浦（Louis Phillipe）說，在清教徒北方與貴族騎士南方之間，文化分歧意味著美利堅民族“包含著相互衝突的利益、野心，以及難以平息的猜忌。”
和講究契約法治、個人主義的北方不同，南部自有一套獨特規矩。莊園主和他的經紀人做生意口頭協定、非正式的諒解，雙方的義務不見諸文字。種植園主可以容忍黑奴偷懶耍滑，磨洋工，小偷小摸，但絕不允許有人質疑他的權威。北方的工人夥計跟老闆吵嘴頂撞，是很常見的事；假使在南方，下等人膽敢爭辯，那麼他的上司會暴怒不已，回擊以馬景濤式的咆哮。
《被解放的姜戈》裡，萊昂納多精彩地表演出南部人的典型性格——驕橫暴躁、膽大敢賭。另一部奴隸制題材的電影《為奴十二年》則不太合乎情理，邁克爾·法斯賓德飾演的奴隸主注重效率，計算奴隸的單位產量，歷史上很少有這種精明細算的奴隸主，他更像是個猶太小老闆。諾貝爾經濟學獎羅伯特·威廉·福格爾曾發出過非主流言論，他認為奴隸制在經濟上很有活力，南方奴隸制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35%。
奴隸制在經濟上的作用值得商榷，但在毫無疑問地鞏固了政治基石，任何一個白人在黑人面前都能感受到“高等民族”的優越感，無論他是僻居山區的貧農，還是坐擁豪宅的莊園主，只要他秉持公義、珍惜名節，便不虧為優秀的盎格魯族裔。如果是上等人和上等人之間發生矛盾，他們不去找員警、法官，而是決鬥裁判。好萊塢的西部片裡，牛仔們一言不合、拔槍決鬥，這一習氣來自于南部紳士，南方人又是效仿自歐洲。
獨立戰爭時期，英法的貴族軍官帶來了騎士傳統，他們私下火拼，南方的上流階層視之為展示勇氣的格鬥方法，政治家很快學會採用決鬥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參加了多次決鬥，曾打死過他的對手。南卡羅來納有位州長曾以決鬥過14次而聞名，並且每次都打傷了對方。1830年以後，國內形勢漸趨緊張，南部的一些議員還向其北部政敵發起決鬥挑戰。後者一般都予以拒絕，這反過來又固化了北佬膽小怯懦的形象。
決鬥看似你死我活，但實際上死亡率只有20%。決鬥不是酒館裡一時興起的約架打鬧，當一個南方人遇到冒犯時，他需要壓住心中立刻反擊的怒火，發起決鬥邀請，故而看起來更有幾分紳士風度。有仇當場報不是南方人的作風，雙方確定決鬥後，需要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來安排具體事項。決鬥當天需要眾人做個見證，很少有決鬥者挑頭部、心臟等要害射擊，常常只瞄準四肢或故意打偏。決鬥體現了一名男子願意為名譽而死的意志，而非為了快意殺人。它有一整套縝密的規則，是兩個地位平等的紳士精心安排的儀式。魯莽粗鄙的低等人被禁止進入紳士們的決鬥場，總統傑克遜曾遇到一次挑戰，結果以對方的身份不是紳士而拒絕。
《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然而生完之後就不平等了，紳士和庶民的區分由來已久。在英國，紳士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擁有選舉、封爵諸多特權。廣義而言，這個階層包括了最顯貴的公爵到普通的鄉紳。北美脫離大英帝國後，討論是否應當延續貴族統治，麻塞諸塞州的約翰·亞當斯信奉“精英治國論”，他主張保留部分貴族制度，勸華盛頓使用“殿下”“護國公”等尊號。傑弗遜主張賦予更多民主自由，他把貴族分為“自然貴族”和“人為貴族”：古代的社會乃是貴族世襲，統治者繼承而來，那是“人為貴族”，毫無進步性；現代社會更好的乃是“自然貴族”，他們接受高等教育，以美德和能力為本。
於是貴族制度被廢棄，但貴族的靈魂卻存留下來，寄居在紳士階層。一名合格的紳士必須掌握從打牌到打仗的各種技能，他上馬能衝鋒陷陣，下馬能彈琴跳舞。紳士應當學會品嘗美酒佳餚，但不可耽於享樂，追求品位，但不故作風雅。儘管沒有授勳、爵位、紋章等外在儀式，生活在其中的人，還是很容易感受到士庶之分的存在。紳士之間聊天用的是古雅的拉丁、希臘語，平民在路上碰到他們要脫帽致禮，教堂、劇院前排的座位總是預留給這些人，更重要的是，議會的席位也屬於這些人。
美國的獨立革命是一場帶有保守主義色彩的革命，而不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陳勝吳廣起義。南方利益集團信奉約翰·洛克式古典自由觀，他們推動《權利法案》，主張言論自由，反對約翰·亞當斯的《懲治叛亂法》（這部法律禁止人民誹謗總統）。他們的宗教態度中庸豁達，既抵制無神論，也厭惡各種宗教奮興，摩門教試圖在密蘇里州發展，被州長驅逐出境。美洲的第一條政教分離法律就是維吉尼亞州確立。
外人會疑惑，南部紳士何以在建國之初是開明的民主派，而到了內戰卻成了頑固的保守派。事實上治理南方的同樣是這些人沒有變，華盛頓和羅伯特·李一脈相承，尊奉相同的價值觀。北方的面貌日新月異，在大眾民主和工業革命的推動下，進入現代化社會。南方卻延續紳士傳統，他們寧願把自己當成一個古羅馬人。華盛頓的言行舉止時刻都在效仿辛辛那提，傑弗遜、麥迪森在報紙所署的筆名都是加圖、西塞羅、布魯圖斯。英國人G·W·費瑟斯通豪夫到美國旅遊，接受約翰·卡爾霍恩的招待。進用早餐的時候，他感覺餐桌上的主人不是美國政客，而是一位古羅馬元老。
北部的議員們放下了貴族架子，宣稱自己出身卑微，林肯每次演講都要提到自己是伐木工的兒子。南方人不肯相信，打敗他們的林肯是個村夫野子。在民間傳言裡，林肯的親生父親被說成是約翰·卡爾霍恩（南部同盟國的理論設計師），或約翰·馬歇爾（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司法獨立的奠基人）。征服者其實是被征服者遺落的子嗣，中國人很熟悉這種心態，明成祖是蒙古黃金家族後裔，乾隆帝是海甯陳閣老之子，這類小說演義源遠流長。事實上林肯並非無名小輩，他的父親確實身無一官半職，但林肯沒有告訴選民群眾，自己的叔伯兄弟都是縣長、法官，林肯家族出過不少政治精英，其曾祖和新澤西州長結姻，親友關係網遍佈肯塔基、伊利諾、賓夕法尼亞。
南方人不會擺出這種故作卑微的姿態，作家D·R·亨德利說：“南方紳士要的是自己的正直的見解。他們寧願當種植園裡最下賤的奴隸，受監工鞭子抽打，也不願意成為‘公眾輿論的奴隸’。”1840年總統大選，南方的民主黨人看不起哈里森，認為他只配喝酸蘋果酒，住在小木屋裡。而範布倫喝法國葡萄酒，出行家居考究，這才是治國安邦的縉紳風範。輝格黨乾脆將計就計，把哈里森說成出生在大草原的純正美國人，小木屋和蘋果酒成為競選主題。最終哈里森以生活樸素，為人正直的草根英雄形象，成功當選。令人驚訝的是，士庶之分非但沒有撕裂社會，反倒加強了南部人的內部團結。正如傑弗遜所言，“自然貴族”不是血統傳承，而憑藉自身努力獲得，法律上紳士和平民的權利義務相同。紳士不可能永遠是紳士，庶民不可能永遠是庶民，階層具有流動性，南部同盟國的高層裡，既有羅伯特·李這類身世高貴的天潢貴胄，也有白手起家的人物，比如總統傑弗遜·大衛斯和“石牆”傑克遜。
區分美國政治立場的，不是階級意識，而是榮譽價值。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南方人，投民主黨的票，相信州權和獨立精神，反對大銀行和聯邦管制。在私德上嚴守男女大防，有一任陸軍部長約翰·伊頓涉嫌婚外戀，娶了情人為妻，南方政治家的妻子們對伊頓夫人集體抵制，拒絕邀請她參加社交舞會，這件事驚動了傑克遜總統，他甚至召集內閣會議專門討論伊頓夫人的貞潔問題，南部人對道德的敏感，可見一斑。
內戰結束後，小部分南方人投靠共和黨，效忠於聯邦，報紙輕蔑地稱呼他們為“孱崽子”(scalawag)。這個詞的本義是蘇格蘭語中的瘦弱牲口。儘管這些人出生於南部，但在正派紳士的內心，他們的戶籍早已被開除。叛離變節者遭到社區的唾駡，甚至被稱作“白皮膚的黑人”。綜合來看，投降派群體良莠不齊，有的純粹是貪婪小人，有些在內戰前就是聯邦主義者，不贊同分裂；另有部分人出於策略考慮，主張與北方溫和相處，避免更嚴厲的戰敗懲罰。
中國人驚訝于美國在內戰之後，對失敗者的寬容大度，“偽政府”的副總統斯蒂芬斯後來重新當上議員，叛軍頭子羅伯特·李擔任了一個學院的院長。自由派知識份子津津樂道于，西方人的寬容和解精神。事實絕非如此，多數前南部官員雖然躲過了清算，但也絕對不算是安享晚年。
彭德爾頓將軍戰敗後親自下地，耕種幾英畝土地，安德森將軍在南卡羅萊納鐵路局當散工；南部第一流文人威廉·吉爾默·西姆斯，失去了住宅、穀倉，而且南方最精良的私人藏書毀於戰火；捍衛奴隸制的頭號辯護士喬治·菲次休，住在一間簡陋的棚屋，和他以前的奴隸們住在一起。總統大衛斯被囚禁在孟路堡，單獨監禁在一個永遠不關燈的牢房裡，拖枷戴鐐，獲釋後在一家保險公司當經理。
林肯死後的半個世紀裡，沒有一個南方人當過正副總統（安德魯·詹森除外），132個內閣成員裡，只有14個南方人，31個聯邦最高法院裡只有7名南方人，12名眾議院院長只有兩個，而內戰之前，南方人占了這些官職的一半。
即便同盟國垮臺有數十年，共和黨政客仍通過挑起戰爭記憶，來攻擊自己的對手。在每次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都不斷提醒大眾，民主黨是叛徒，“所有喜愛奴隸制甚于自由的人是民主黨人，暗殺亞伯拉罕·林肯的那個人是民主黨人……所有豢養惡狗去咬人的人是民主黨人……你們英勇的軀體上的每一塊傷疤都是民主黨人給的（1876年印弟安納波里斯市的一次典型復仇演講）。”直到今天，“黑命貴”組織推倒羅伯特·李將軍雕像，當地右翼民兵要捍衛記憶，族群分裂仍然嚴重！
梅森-迪克遜線(Mason and Dixon's Line)之於美國的地理意義，如同秦嶺-淮河線之於中國。內戰之前，揚基佬僅僅是北方人的綽號，南方人自稱為迪克遜，兩者分屬不同的教派，遵循不同的民俗。1834年威廉·卡拉瑟斯的《維吉尼亞騎士党》出版，諾曼起源論開始廣為流傳。1863年一個維吉尼亞人宣稱，“北佬是‘五月花號’上爬下來的‘撒克遜蛔蟲’”，他們不配和“具備高貴血統的不列顛-諾曼種植園主”有任何“關係”。
沃爾特•司各特的小說對這股民族情緒，無意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書中蘇格蘭高地人反抗壓迫的故事激發了南方人的想像力，華萊士對抗奸邪的愛德華國王，正如同淳樸勇敢的迪克遜反抗聯邦政府。林肯總統曾講過《湯姆叔叔的小屋》引發了南北戰爭，如果說文字的力量足夠煽起一場動亂，那麼《羅勃羅伊》《撒克遜劫後英雄傳》擔負著更大的戰爭責任，馬克·吐溫就將內戰的禍端歸咎於南方人患上“沃爾特爵士症”
嚴謹的學者對諾曼起源論嗤之以鼻，英格蘭歷史上經歷多次諸侯征伐，尤其是紅白玫瑰戰爭，原有的貴族階層幾乎大換血。在大航海時代，背井離鄉、移民海外的人群無非是破產戶、冒險家，還有因圈地運動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只有少數新貴受封北美領地，如果真存在什麼純種諾曼第貴族，那也是瀕危生物。
除了維吉尼亞州，很少有人能拿得出詳細確鑿的家譜，證明自己的祖先是查理一世的騎士党，更遑論六七百年前的諾曼人。在原有的統一政權看來，這是可笑的謬論，但對於反方而言，卻是自我身份認同的理論武器。相似的一幕發生在中國客家人身上，他們原本是遷徙實邊的底層黔首，卻攀附唐宋的門閥世家，脫去秦餘漢罪的出身，以河洛正統自居。
美國的南方人把根源上溯到威廉一世，創造了一套譜系：諾曼貴族—騎士党—迪克西。他們天潢貴胄，身帶王室血液，是諾曼征服者的嫡系後代。連外國人都注意到南方的獨特性，認為這一民族傳說是導致聯邦走向分裂的潛在原因。1853年，法國的路易士•菲力浦（Louis Phillipe）說，在清教徒北方與貴族騎士南方之間，文化分歧意味著美利堅民族“包含著相互衝突的利益、野心，以及難以平息的猜忌。”
和講究契約法治、個人主義的北方不同，南部自有一套獨特規矩。莊園主和他的經紀人做生意口頭協定、非正式的諒解，雙方的義務不見諸文字。種植園主可以容忍黑奴偷懶耍滑，磨洋工，小偷小摸，但絕不允許有人質疑他的權威。北方的工人夥計跟老闆吵嘴頂撞，是很常見的事；假使在南方，下等人膽敢爭辯，那麼他的上司會暴怒不已，回擊以馬景濤式的咆哮。
《被解放的姜戈》裡，萊昂納多精彩地表演出南部人的典型性格——驕橫暴躁、膽大敢賭。另一部奴隸制題材的電影《為奴十二年》則不太合乎情理，邁克爾·法斯賓德飾演的奴隸主注重效率，計算奴隸的單位產量，歷史上很少有這種精明細算的奴隸主，他更像是個猶太小老闆。諾貝爾經濟學獎羅伯特·威廉·福格爾曾發出過非主流言論，他認為奴隸制在經濟上很有活力，南方奴隸制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35%。
奴隸制在經濟上的作用值得商榷，但在毫無疑問地鞏固了政治基石，任何一個白人在黑人面前都能感受到“高等民族”的優越感，無論他是僻居山區的貧農，還是坐擁豪宅的莊園主，只要他秉持公義、珍惜名節，便不虧為優秀的盎格魯族裔。如果是上等人和上等人之間發生矛盾，他們不去找員警、法官，而是決鬥裁判。好萊塢的西部片裡，牛仔們一言不合、拔槍決鬥，這一習氣來自于南部紳士，南方人又是效仿自歐洲。
獨立戰爭時期，英法的貴族軍官帶來了騎士傳統，他們私下火拼，南方的上流階層視之為展示勇氣的格鬥方法，政治家很快學會採用決鬥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參加了多次決鬥，曾打死過他的對手。南卡羅來納有位州長曾以決鬥過14次而聞名，並且每次都打傷了對方。1830年以後，國內形勢漸趨緊張，南部的一些議員還向其北部政敵發起決鬥挑戰。後者一般都予以拒絕，這反過來又固化了北佬膽小怯懦的形象。
決鬥看似你死我活，但實際上死亡率只有20%。決鬥不是酒館裡一時興起的約架打鬧，當一個南方人遇到冒犯時，他需要壓住心中立刻反擊的怒火，發起決鬥邀請，故而看起來更有幾分紳士風度。有仇當場報不是南方人的作風，雙方確定決鬥後，需要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來安排具體事項。決鬥當天需要眾人做個見證，很少有決鬥者挑頭部、心臟等要害射擊，常常只瞄準四肢或故意打偏。決鬥體現了一名男子願意為名譽而死的意志，而非為了快意殺人。它有一整套縝密的規則，是兩個地位平等的紳士精心安排的儀式。魯莽粗鄙的低等人被禁止進入紳士們的決鬥場，總統傑克遜曾遇到一次挑戰，結果以對方的身份不是紳士而拒絕。
《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然而生完之後就不平等了，紳士和庶民的區分由來已久。在英國，紳士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擁有選舉、封爵諸多特權。廣義而言，這個階層包括了最顯貴的公爵到普通的鄉紳。北美脫離大英帝國後，討論是否應當延續貴族統治，麻塞諸塞州的約翰·亞當斯信奉“精英治國論”，他主張保留部分貴族制度，勸華盛頓使用“殿下”“護國公”等尊號。傑弗遜主張賦予更多民主自由，他把貴族分為“自然貴族”和“人為貴族”：古代的社會乃是貴族世襲，統治者繼承而來，那是“人為貴族”，毫無進步性；現代社會更好的乃是“自然貴族”，他們接受高等教育，以美德和能力為本。
於是貴族制度被廢棄，但貴族的靈魂卻存留下來，寄居在紳士階層。一名合格的紳士必須掌握從打牌到打仗的各種技能，他上馬能衝鋒陷陣，下馬能彈琴跳舞。紳士應當學會品嘗美酒佳餚，但不可耽於享樂，追求品位，但不故作風雅。儘管沒有授勳、爵位、紋章等外在儀式，生活在其中的人，還是很容易感受到士庶之分的存在。紳士之間聊天用的是古雅的拉丁、希臘語，平民在路上碰到他們要脫帽致禮，教堂、劇院前排的座位總是預留給這些人，更重要的是，議會的席位也屬於這些人。
美國的獨立革命是一場帶有保守主義色彩的革命，而不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陳勝吳廣起義。南方利益集團信奉約翰·洛克式古典自由觀，他們推動《權利法案》，主張言論自由，反對約翰·亞當斯的《懲治叛亂法》（這部法律禁止人民誹謗總統）。他們的宗教態度中庸豁達，既抵制無神論，也厭惡各種宗教奮興，摩門教試圖在密蘇里州發展，被州長驅逐出境。美洲的第一條政教分離法律就是維吉尼亞州確立。
外人會疑惑，南部紳士何以在建國之初是開明的民主派，而到了內戰卻成了頑固的保守派。事實上治理南方的同樣是這些人沒有變，華盛頓和羅伯特·李一脈相承，尊奉相同的價值觀。北方的面貌日新月異，在大眾民主和工業革命的推動下，進入現代化社會。南方卻延續紳士傳統，他們寧願把自己當成一個古羅馬人。華盛頓的言行舉止時刻都在效仿辛辛那提，傑弗遜、麥迪森在報紙所署的筆名都是加圖、西塞羅、布魯圖斯。英國人G·W·費瑟斯通豪夫到美國旅遊，接受約翰·卡爾霍恩的招待。進用早餐的時候，他感覺餐桌上的主人不是美國政客，而是一位古羅馬元老。
北部的議員們放下了貴族架子，宣稱自己出身卑微，林肯每次演講都要提到自己是伐木工的兒子。南方人不肯相信，打敗他們的林肯是個村夫野子。在民間傳言裡，林肯的親生父親被說成是約翰·卡爾霍恩（南部同盟國的理論設計師），或約翰·馬歇爾（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司法獨立的奠基人）。征服者其實是被征服者遺落的子嗣，中國人很熟悉這種心態，明成祖是蒙古黃金家族後裔，乾隆帝是海甯陳閣老之子，這類小說演義源遠流長。事實上林肯並非無名小輩，他的父親確實身無一官半職，但林肯沒有告訴選民群眾，自己的叔伯兄弟都是縣長、法官，林肯家族出過不少政治精英，其曾祖和新澤西州長結姻，親友關係網遍佈肯塔基、伊利諾、賓夕法尼亞。
南方人不會擺出這種故作卑微的姿態，作家D·R·亨德利說：“南方紳士要的是自己的正直的見解。他們寧願當種植園裡最下賤的奴隸，受監工鞭子抽打，也不願意成為‘公眾輿論的奴隸’。”1840年總統大選，南方的民主黨人看不起哈里森，認為他只配喝酸蘋果酒，住在小木屋裡。而範布倫喝法國葡萄酒，出行家居考究，這才是治國安邦的縉紳風範。輝格黨乾脆將計就計，把哈里森說成出生在大草原的純正美國人，小木屋和蘋果酒成為競選主題。最終哈里森以生活樸素，為人正直的草根英雄形象，成功當選。令人驚訝的是，士庶之分非但沒有撕裂社會，反倒加強了南部人的內部團結。正如傑弗遜所言，“自然貴族”不是血統傳承，而憑藉自身努力獲得，法律上紳士和平民的權利義務相同。紳士不可能永遠是紳士，庶民不可能永遠是庶民，階層具有流動性，南部同盟國的高層裡，既有羅伯特·李這類身世高貴的天潢貴胄，也有白手起家的人物，比如總統傑弗遜·大衛斯和“石牆”傑克遜。
區分美國政治立場的，不是階級意識，而是榮譽價值。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南方人，投民主黨的票，相信州權和獨立精神，反對大銀行和聯邦管制。在私德上嚴守男女大防，有一任陸軍部長約翰·伊頓涉嫌婚外戀，娶了情人為妻，南方政治家的妻子們對伊頓夫人集體抵制，拒絕邀請她參加社交舞會，這件事驚動了傑克遜總統，他甚至召集內閣會議專門討論伊頓夫人的貞潔問題，南部人對道德的敏感，可見一斑。
內戰結束後，小部分南方人投靠共和黨，效忠於聯邦，報紙輕蔑地稱呼他們為“孱崽子”(scalawag)。這個詞的本義是蘇格蘭語中的瘦弱牲口。儘管這些人出生於南部，但在正派紳士的內心，他們的戶籍早已被開除。叛離變節者遭到社區的唾駡，甚至被稱作“白皮膚的黑人”。綜合來看，投降派群體良莠不齊，有的純粹是貪婪小人，有些在內戰前就是聯邦主義者，不贊同分裂；另有部分人出於策略考慮，主張與北方溫和相處，避免更嚴厲的戰敗懲罰。
中國人驚訝于美國在內戰之後，對失敗者的寬容大度，“偽政府”的副總統斯蒂芬斯後來重新當上議員，叛軍頭子羅伯特·李擔任了一個學院的院長。自由派知識份子津津樂道于，西方人的寬容和解精神。事實絕非如此，多數前南部官員雖然躲過了清算，但也絕對不算是安享晚年。
彭德爾頓將軍戰敗後親自下地，耕種幾英畝土地，安德森將軍在南卡羅萊納鐵路局當散工；南部第一流文人威廉·吉爾默·西姆斯，失去了住宅、穀倉，而且南方最精良的私人藏書毀於戰火；捍衛奴隸制的頭號辯護士喬治·菲次休，住在一間簡陋的棚屋，和他以前的奴隸們住在一起。總統大衛斯被囚禁在孟路堡，單獨監禁在一個永遠不關燈的牢房裡，拖枷戴鐐，獲釋後在一家保險公司當經理。
林肯死後的半個世紀裡，沒有一個南方人當過正副總統（安德魯·詹森除外），132個內閣成員裡，只有14個南方人，31個聯邦最高法院裡只有7名南方人，12名眾議院院長只有兩個，而內戰之前，南方人占了這些官職的一半。
即便同盟國垮臺有數十年，共和黨政客仍通過挑起戰爭記憶，來攻擊自己的對手。在每次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都不斷提醒大眾，民主黨是叛徒，“所有喜愛奴隸制甚于自由的人是民主黨人，暗殺亞伯拉罕·林肯的那個人是民主黨人……所有豢養惡狗去咬人的人是民主黨人……你們英勇的軀體上的每一塊傷疤都是民主黨人給的（1876年印弟安納波里斯市的一次典型復仇演講）。”直到今天，“黑命貴”組織推倒羅伯特·李將軍雕像，當地右翼民兵要捍衛記憶，族群分裂仍然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