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傷亡事件頻發,對特殊教育機構須精准監管
專家認為應儘快全面整頓行業亂象,明確特殊教育機構法律身份和監管部門
河北省任縣檢察院近年來嚴格執行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措施,共對7案13人進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 圖為近日該院未檢部門檢察官將一起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移交檔案室進行封存處理。 劉靜普攝
王魯坤/製圖
近日,兩則相繼發生的新聞引人關注:北京“森熙教育”自閉症康復機構流出虐待自閉症兒童視頻,該機構每人每月全托費用高達1.4萬元,所謂的特殊教育卻是陪看電視;安徽臨泉18歲男孩被父母送到“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訓學校”戒除“網癮”,僅一天后便離奇死亡,遺體上有多處傷痕。
事實上,這類事件早已不是新聞。 近年來,關於青少年兒童因精神疾病或心理問題被送往康復機構、培訓學校等特殊教育機構,卻遭不專業治療、暴力虐待導致重傷甚至死亡的事件屢屢見諸報端,令人觸目驚心。
本報記者梳理分析了2009年以來社會影響較大的十個相關案例,發現青少年兒童心理康復領域因大量非專業人士和治療方法進入,又因監管部門責任不明晰,長期處於失管、漏管、弱管狀態,其行業亂象已嚴重到不得不立即加以整治的地步,否則前文所述悲劇將可能重演。
供求失衡:旺盛需求與雜亂市場的矛盾不斷升級
隨著社會對精神疾病認知的深入,青少年兒童的精神心理問題也越來越引起重視。 除已經可以科學診斷的自閉症、抑鬱症等精神或心理行為障礙,還有認定存在爭議的“網路成癮”等心理問題,都成為家長尋求康復治療的原因。
2016年10月,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學分會兒童青少年精神病學組主任委員鄭毅教授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兒童心理行為問題在兒童精神科門診中占60%以上,我國約有3000萬兒童受到不同程度心理行為障礙的困擾。 僅自閉症,記者查閱今年4月發佈的《中國自閉症教育康復行業發展狀況報告Ⅱ》,其中顯示我國約有200萬名14歲以下的自閉症患者,並以每年近20萬名的速度增長。
這些資料的背後隱藏著對精神心理類問題康復治療的極大市場需求。 如今,不少治病心切的家長在青少年兒童確診精神疾病或出現心理問題後,除在正規醫院治療外,還選擇將孩子送往康復機構或所謂特殊學校輔助治療。
“國內的常規醫院一般只負責檢查、診斷和醫學治療精神疾病,但能對精神疾病或心理問題青少年兒童進行康復訓練的官方康復機構,整體上數量較少,遠不能滿足當前旺盛的市場需求。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首都醫科大學衛生法學系副教授劉炫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透露。
現實確實不樂觀。 據記者查閱資料,截至2016年9月底,在中殘聯註冊的自閉症康復機構共1345家,而我國兒童精神疾病的專業醫學工作者不足300人。 公辦康復機構僧多粥少,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龐大市場需求,促使一些民間資本湧入該領域,紛紛成立康復機構、培訓中心等。
“但就自閉症領域而言,現有的康復服務體系比較匱乏,機構專業水準參差不齊,仍然不能滿足自閉症患者的需求。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工作人員王培培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家長中口碑比較好的機構都是排隊入班。 星星雨是我國首家專門為自閉症兒童服務的私立教育機構,目前入班需排隊到2年之後。
無資質機構、非專業人員充斥康復領域
記者查詢發現,本文開篇提及的“森熙教育”在工商註冊時,經營範圍只有教育諮詢、企業管理諮詢等,與自閉症專業治療並無干係。而“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訓學校”所屬的安徽正能教育有限公司,一個月前還在招聘網站上發佈招聘軍事培訓教官和心理輔導師等職位資訊,不限學歷及經驗,也不要求心理諮詢從業資格證明。
記者分析了近年來影響較大的十個案例,發現這類康復治療機構存在顯而易見的問題。機構類型五花八門,既有康復機構、矯正中心等醫療類組織,又有培訓中心、特殊學校等教育類組織,既有心理專科醫院,也有商業機構、民營學校;一些民辦機構通常很難在工商局網站上找到企業註冊資訊,在經營範圍上更是存在很多疑點,甚至沒有認證營業執照;因康復機構本身定位不明,也沒有統一的入行資格證,所以普遍缺乏專業資質,通常以“教育諮詢”“心理諮詢”的方式打“擦邊球”;工作人員也無需專業門檻,不少康復理念和手法屬於自創,缺乏專業認可……這些亂象在各地民辦康復機構中普遍存在。
更為棘手的是,這些康復機構到底由工商、教育還是衛生部門監管?目前尚沒有定論。案例中,有孩子命喪康復機構,但由於監管主體不明,幾個部門互相推諉,家長維權遭遇困境。
就民辦康復機構超範圍經營問題,記者致電北京市工商局石景山分局魯穀工商所工作人員,工作人員稱涉及醫療服務需要獲得衛計委的專項許可,而對於醫療服務的界定也需由衛計委進行。石景山區衛計委的工作人員則稱,具體情況還應由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調查加以界定,不能籠統給予解釋。
針對青少年兒童心理問題開展康復訓練的機構,到底屬於醫療機構,還是教育機構?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鄭雪倩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雖然我們有教育法,也有《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但對於兩者之間的概念界定仍然比較模糊。”註冊醫療機構需要醫師執業證明,但這種康復機構明顯未受醫療機構管理規定約束。針對精神或心理行為障礙青少年兒童的康復訓練到底應該由哪類機構來完成,其所需資質、註冊流程和監管部門,工作人員需要哪些從業資格證明,都需要更明確的規定。
“民辦康復機構對有精神或心理行為障礙的青少年兒童康復具有積極意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我國公辦機構不足的窘境,幫助更多的青少年更好地融入社會。”劉炫麟認為,民辦康復機構本身出發點是好的,但因為相關立法缺失、監管依據不足,讓一些達不到標準、無法承擔康復職能的非法機構湧入市場,導致損害青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事件頻發。就國家層面而言,現階段首先要對這一行業領域進行嚴厲整頓。
完善法律法規實現“無縫監管”
“我國法律目前關於這方面的關注不夠,在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方面基本上是缺失的,這就使得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所確立的權利和保障理念,難以貫徹執行。”劉炫麟指出。
我國首部保障精神障礙患者權益的法律精神衛生法已於2013年5月開始施行。在社區康復方面,精神衛生法規定,社區康復機構應為需要康復的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場所和條件,對患者進行康復訓練。2016年,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加快殘疾人小康進程規劃綱要》,也要求建立殘疾人康復制度和相應康復機構。
但精神衛生法並未明確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精神障礙康復權益的保障措施。而且,以各地社區的發展現狀來看,對精神疾病的社區服務、社會康復等缺少設備、場地和經費支援,缺少精神科專業人員,針對青少年兒童的專業人員更為匱乏,所以社區目前還沒有相應條件承擔康復訓練這一職能。對此,劉炫麟認為,應完善法律對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未成年人特殊權益加強保護,針對精神衛生法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困難進一步出臺細則,使法律規定落到實處。
不少康復機構因不專業治療或虐待未成年人致其傷亡,發生事故後也被判賠償、處罰甚至被取締、停辦,但在休整一段時間後又捲土重來、重操舊業。“這種專門康復機構可以由國家相關部門或者行業協會統一管理,實行資訊有效查詢和即時披露,不讓違法機構鑽空子。”劉炫麟建議,應由相關部門聯合出臺法律規範性檔進行集中規定,進一步明確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管職責和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管銜接,實現“無縫監管”。鄭雪倩則認為,還應建立企業誠信體系,發生事故、被吊銷經營執照的公司將不能再次執業。
“現階段,所涉管理部門之間還缺乏溝通,沒有形成管理合力。應在國家層面建立青少年兒童精神心理健康工作協調機制,建立更加科學的青少年兒童精神康復機構評估體系,評估可以由行業協會來承擔。”劉炫麟建議,除完善法律法規、加大監管力度外,還要加強行業協會建設,通過行業自律和公眾監督,實現整個領域的健康發展。
相關案例
●2009年,山東省臨沂市網路成癮戒治中心被曝光使用“電擊療法”對青少年進行所謂“戒除網癮治療”。
●2011年9月,17歲男孩因性格內向被送往湖南長沙三味教育諮詢學校軍訓,被教官毆打致骨折。
●2014年4月,14歲男孩被送至雲南省沾益縣煥然成長訓練中心戒除網癮,接受體罰數小時致8根手指壞死。
●2014年9月,河南兩名少女被送往河南鄭州搏強新觀念生活培訓學校接受行為矯治,因被強制加訓導致一死一傷。
●2015年3月,在從事“問題青少年”網癮戒斷、不良行為習慣矯正的特訓學校重慶歐瑞特訓機構,15歲男孩因與教官發生衝突被毆打致死。
●2016年5月,3歲自閉症男孩在廣州“天道正氣”自閉症兒童康復基地接受高強度徒步拉練後死亡。
●2016年9月,“戒除網癮學校”山東科技防衛專修學院被曝光“黑暗體罰”,16歲女孩從該校離開後將母親捆綁絕食致死。
●2016年12月,15歲自閉症少年在廣東深圳走失,被輾轉送往廣東省新豐縣練溪托養中心,45天后死亡。
●2017年8月,安徽阜陽一名男孩被送往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訓學校戒除網癮一天后死亡,遺體上有多處傷痕。
●2017年8月,北京森熙教育的自閉症康復機構被曝光涉嫌虐待有自閉症傾向的兒童。
記者查詢發現,本文開篇提及的“森熙教育”在工商註冊時,經營範圍只有教育諮詢、企業管理諮詢等,與自閉症專業治療並無干係。而“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訓學校”所屬的安徽正能教育有限公司,一個月前還在招聘網站上發佈招聘軍事培訓教官和心理輔導師等職位資訊,不限學歷及經驗,也不要求心理諮詢從業資格證明。
記者分析了近年來影響較大的十個案例,發現這類康復治療機構存在顯而易見的問題。機構類型五花八門,既有康復機構、矯正中心等醫療類組織,又有培訓中心、特殊學校等教育類組織,既有心理專科醫院,也有商業機構、民營學校;一些民辦機構通常很難在工商局網站上找到企業註冊資訊,在經營範圍上更是存在很多疑點,甚至沒有認證營業執照;因康復機構本身定位不明,也沒有統一的入行資格證,所以普遍缺乏專業資質,通常以“教育諮詢”“心理諮詢”的方式打“擦邊球”;工作人員也無需專業門檻,不少康復理念和手法屬於自創,缺乏專業認可……這些亂象在各地民辦康復機構中普遍存在。
更為棘手的是,這些康復機構到底由工商、教育還是衛生部門監管?目前尚沒有定論。案例中,有孩子命喪康復機構,但由於監管主體不明,幾個部門互相推諉,家長維權遭遇困境。
就民辦康復機構超範圍經營問題,記者致電北京市工商局石景山分局魯穀工商所工作人員,工作人員稱涉及醫療服務需要獲得衛計委的專項許可,而對於醫療服務的界定也需由衛計委進行。石景山區衛計委的工作人員則稱,具體情況還應由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調查加以界定,不能籠統給予解釋。
針對青少年兒童心理問題開展康復訓練的機構,到底屬於醫療機構,還是教育機構?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鄭雪倩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雖然我們有教育法,也有《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但對於兩者之間的概念界定仍然比較模糊。”註冊醫療機構需要醫師執業證明,但這種康復機構明顯未受醫療機構管理規定約束。針對精神或心理行為障礙青少年兒童的康復訓練到底應該由哪類機構來完成,其所需資質、註冊流程和監管部門,工作人員需要哪些從業資格證明,都需要更明確的規定。
“民辦康復機構對有精神或心理行為障礙的青少年兒童康復具有積極意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我國公辦機構不足的窘境,幫助更多的青少年更好地融入社會。”劉炫麟認為,民辦康復機構本身出發點是好的,但因為相關立法缺失、監管依據不足,讓一些達不到標準、無法承擔康復職能的非法機構湧入市場,導致損害青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事件頻發。就國家層面而言,現階段首先要對這一行業領域進行嚴厲整頓。
完善法律法規實現“無縫監管”
“我國法律目前關於這方面的關注不夠,在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方面基本上是缺失的,這就使得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所確立的權利和保障理念,難以貫徹執行。”劉炫麟指出。
我國首部保障精神障礙患者權益的法律精神衛生法已於2013年5月開始施行。在社區康復方面,精神衛生法規定,社區康復機構應為需要康復的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場所和條件,對患者進行康復訓練。2016年,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加快殘疾人小康進程規劃綱要》,也要求建立殘疾人康復制度和相應康復機構。
但精神衛生法並未明確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精神障礙康復權益的保障措施。而且,以各地社區的發展現狀來看,對精神疾病的社區服務、社會康復等缺少設備、場地和經費支援,缺少精神科專業人員,針對青少年兒童的專業人員更為匱乏,所以社區目前還沒有相應條件承擔康復訓練這一職能。對此,劉炫麟認為,應完善法律對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未成年人特殊權益加強保護,針對精神衛生法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困難進一步出臺細則,使法律規定落到實處。
不少康復機構因不專業治療或虐待未成年人致其傷亡,發生事故後也被判賠償、處罰甚至被取締、停辦,但在休整一段時間後又捲土重來、重操舊業。“這種專門康復機構可以由國家相關部門或者行業協會統一管理,實行資訊有效查詢和即時披露,不讓違法機構鑽空子。”劉炫麟建議,應由相關部門聯合出臺法律規範性檔進行集中規定,進一步明確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管職責和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管銜接,實現“無縫監管”。鄭雪倩則認為,還應建立企業誠信體系,發生事故、被吊銷經營執照的公司將不能再次執業。
“現階段,所涉管理部門之間還缺乏溝通,沒有形成管理合力。應在國家層面建立青少年兒童精神心理健康工作協調機制,建立更加科學的青少年兒童精神康復機構評估體系,評估可以由行業協會來承擔。”劉炫麟建議,除完善法律法規、加大監管力度外,還要加強行業協會建設,通過行業自律和公眾監督,實現整個領域的健康發展。
相關案例
●2009年,山東省臨沂市網路成癮戒治中心被曝光使用“電擊療法”對青少年進行所謂“戒除網癮治療”。
●2011年9月,17歲男孩因性格內向被送往湖南長沙三味教育諮詢學校軍訓,被教官毆打致骨折。
●2014年4月,14歲男孩被送至雲南省沾益縣煥然成長訓練中心戒除網癮,接受體罰數小時致8根手指壞死。
●2014年9月,河南兩名少女被送往河南鄭州搏強新觀念生活培訓學校接受行為矯治,因被強制加訓導致一死一傷。
●2015年3月,在從事“問題青少年”網癮戒斷、不良行為習慣矯正的特訓學校重慶歐瑞特訓機構,15歲男孩因與教官發生衝突被毆打致死。
●2016年5月,3歲自閉症男孩在廣州“天道正氣”自閉症兒童康復基地接受高強度徒步拉練後死亡。
●2016年9月,“戒除網癮學校”山東科技防衛專修學院被曝光“黑暗體罰”,16歲女孩從該校離開後將母親捆綁絕食致死。
●2016年12月,15歲自閉症少年在廣東深圳走失,被輾轉送往廣東省新豐縣練溪托養中心,45天后死亡。
●2017年8月,安徽阜陽一名男孩被送往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訓學校戒除網癮一天后死亡,遺體上有多處傷痕。
●2017年8月,北京森熙教育的自閉症康復機構被曝光涉嫌虐待有自閉症傾向的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