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
瑞士日內瓦。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5次會議上， 中國代表莊嚴登上發言席， 代表全球140多個國家， 就共同努力消除貧困發表聯合聲明。
這是全球與貧困鬥爭的歷史上， 中國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前署長海倫·克拉克說：“中國最貧困人口的脫貧規模舉世矚目， 速度之快絕無僅有！”
工人在河南省沈丘縣北楊集鄉林寨村村民林峰的麥地裡收穫小麥中還有10個尚未脫貧。
位於呂梁山區的山西省岢嵐縣黑峪村“第一書記”葛愛萍。 新華社發
貴州武陵山區腹地， 一口刀村， 村民田桂花家。
遠遠望去， 仿佛掛在尖刀的刀背上。
舉目皆是山， 遍地都是石。 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縫間， 也被栽下一棵玉米苗。 家門口的1.5畝水田， 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組唯一一塊水田， 34戶村民輪流耕種。
石頭縫裡求生存。 村民們世代辛勞， 世代貧苦。
一些貧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認為無解
甘肅定西， 千溝萬壑， 旱渴荒涼。
“隴中苦瘠甲天下”， 100多年前， 清朝陝甘總督左宗棠的那聲歎息至今仍回蕩在歷史的長空。 40多年前， 聯合國專家來此考察， 給出的仍是絕望的評價：“這裡不具備人類生存條件”。
相比于自然條件， 另一種貧困則集中於最難改變的思想觀念領域——
雲南滇西邊陲山區， 苦聰人寨子。
上世紀50年代， 解放軍從原始森林中找到這個拉祜族支系時， 苦聰人一下子從刀耕火種、衣不遮體的原始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千年一瞬的巨變下， 苦聰人轉變觀念仍在路上。
雲南省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的一名工作人員在向來賓介紹昔日苦聰人住房的圖片(2007年1月16日攝)。
直到2014年， 這裡沒人好好讀過書， 絕大多數不會說漢語， 全村6歲至14歲的26個兒童全部失學。
“讓娃讀書吧！”幫扶幹部黃素媛挨家挨戶動員。
“娃還要砍草喂豬哩。 ”村民們難為所動。
黃素媛給村民們送來一台台34英寸彩電， 條件是收了電視的家長得讓孩子去上學。
終於， 村裡開始有了第一批學生， 老師從教他們洗臉、洗腳開始。 孩子們一點點開始汲取知識， 家長們也越來越主動送孩子上學……
從歷史中走來的決戰， 唯有以創造歷史的堅毅才能攻堅， 唯有以繼承歷史的奉獻乃至犧牲才能打贏。
柴生芳， 甘肅定西臨洮縣原縣長。
這個戴著眼鏡、本可一路順風進高校、當教授的海歸博士， 懷揣一顆赤子之心， 最終選擇用生命為“苦瘠天下”的家鄉親人奔出一條脫貧之路。
在臨洮的3年裡， 柴生芳轉如陀螺：
323個行政村他走遍281個， 寫下29本工作日記；
偏遠貧困的苟家山村， 到縣城來回需顛簸數小時， 他去過11次；
臨洮縣貧困人口， 從他來時的11萬人， 減少為不到5萬人。
柴生芳走了。 苟家山村村民從幾十公里外趕來， 與萬人一同上街， 為他送上最後一程。 “縣長來我家11次， 連一口水也沒喝過……”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 四川南充市大林鎮李家壩村原村支書。 查出胃癌晚期後，依然與死神競速般高強度工作，家裡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彩電，一貧如洗，去世時才52歲；
貴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縣委書記姜仕坤。新華社記者 潘旭 攝
乾旱缺水，定西人就發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萬眼水窖；降雨少，小麥不行，就摸索種土豆，成了全國土豆三大主產區之一；冰雹多，地上莊稼常遭災，就種根莖類藥材，發展成全國中藥材種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種信念叫“不甘”，它鼓舞著人們鉚足一股勁改天換地。
貴州省織金縣核桃寨地處群山深處，無路，背簍伴隨這裡每一個人生。
娃娃在背簍裡長大，又繼續背著背簍起早摸黑在大山裡討生活。一條佈滿腳印的山中小道，當地人走起路來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側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著土石樹木，一手反背在後，托著背簍，抬頭望向前方——這個姿勢仿佛成了歷史的定格。
背簍太小，裝得下幾口人的生計，卻裝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裡的好東西運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進來。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豬，準備趕到山下賣個好價錢，常常還沒等趕出山，豬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對年輕人經常說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別回來”。
村裡出去的年輕人還是回來了。2011年春節，一個叫楊文學的青年揣著在貴陽用背簍掙下的13萬元，回來裝修新房。酒菜擺好，楊文學招呼大夥兒坐下來“擺龍門陣”：
“從小當‘背簍’，背了10多年，還是這麼窮！”
“外面的路這麼好，什麼時候咱這兒也能有路？”
“難！怕是這輩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語，幾杯米酒下肚，愁雲籠罩心頭。
楊文學“騰”地站了起來：“不修房了，錢拿來修路，誰願一起幹？”
“幹，再苦再難也要刨出一條路來！”飯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後異口同聲。
無路難，開路更難。熱火朝天地幹了兩個月，毛路還沒見影兒，沒錢了。寨子裡22名年輕人湊在一起喝了頓酒，第二天背上背簍再次出發“闖貴陽”，發誓“背條大路回故鄉”。
貴州省織金縣核桃寨青年楊文學走在他和寨子裡的年輕人修建的連寨路上。新華社記者 郭晨 攝
兩次紅手印，兩次巨變，印證了同一個歷史邏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與貧困鬥，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
從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頭”被一一砸開，見證著改革的勇氣，推動著反貧困鬥爭一步步走向勝利。
這是一場仍從土地入手的歷史性變革——
土地流轉，林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帶來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呂勝勤老漢這樣講述土地流轉給自己生活帶來的變化：“我現在是到地裡上班了。”他說，“幹的活輕鬆，離家還近。”
呂勝勤是山東菏澤市孟莊村人，他去年把家裡全部5畝多地流轉到牡丹專業合作社，開始收租金、給合作社當工人。
“5畝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呂勝勤臉上一直掛著笑。
土地流轉喚醒了農村“沉睡的資本”。截至去年，全國農村土地流轉面積4.71億畝，超過耕地總面積35%。全國農戶家庭農場超過87萬家，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超過188.8萬家。
從山下的土地延續到山上林地，與土地流轉“二重唱”的是林權改革。
上世紀80年代，由於一些歷史原因，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方式的農村土地改革，沒有延續到山上，山林一直屬於集體所有。
福建省武平縣萬安鎮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展示林權改革後領到的林權證。新華社記者 李賀 攝
清晨，黃坳鄉剛剛從沉睡中醒來，鄉電商服務站的黃小華又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從開業到現在一年多，寄出了1.7萬多個包裹，價值160多萬哩！”拿著厚厚一遝快遞單，黃小華告訴記者，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貧困戶生產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戶貧困戶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岡山18個鄉鎮都有電商扶貧網站，“前店後村”的電商產業模式帶動2446名貧困群眾增收致富。
山東沂蒙山的農民也走在這條路上。他們竟把自己種的蜜桃賣到了6000公里外的中東迪拜。
歷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車不通、外貨不入、土貨不出”。
沂蒙深處的毛坪村，有著果業種植傳統。過去這裡種出來的水果只在周邊銷售，果農辛辛苦苦一年掙不了幾個錢。
將蜜桃賣到迪拜的人叫劉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價格很高，但路途遙遠，往往還沒運到迪拜就已經腐爛了。
別人聽個熱鬧，劉宗路卻上了心。隨著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劉宗路越發覺得萬里之外有商機。
他跑到上海，請教國內水果保鮮權威專家，改進儲存方法；諮詢了海關，改進了報關流程……
劉宗路成功了。4萬斤蜜桃到達迪拜，基本無損，幾毛錢一斤的蜜桃，在迪拜賣到了十幾元。
思路一變天地寬。
全面深化改革，打開了脫貧的萬千路。
一根稻草拋不過牆，一根木頭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為反貧困鬥爭凝聚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區深處的甘肅宕昌縣。微弱的煤油燈下，一個男人攥著木炭，在坑坑窪窪的泥牆上一筆筆劃著：
車頭、車輪、車廂……粗糙的牆面上，浮現出一列火車的輪廓。
拼版照片：上圖為1996年，甘肅隴南市宕昌縣阿塢鄉農民楊尕女抱著女兒在家中合影，身後的牆上是木炭畫的火車，當時從未坐過火車的楊尕女夢想有一天能坐著火車走出大山。新華社記者 武斌 攝下圖為2016年12月24日，楊尕女與高速公路及國道交錯。對口支援喀什地區的廣東省在資金、人才、產業等多個方面科學援疆，使喀什地區受援地的社會面貌產生深刻變化。 新華社記者 田建川 攝
寧夏永寧縣，閩寧鎮。
站在自家寬敞的小院裡，63歲的謝興昌可以望見鎮區一排排新房，寬闊的馬路直直伸向遠方的賀蘭山。
“當年那個‘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砂石跑’的荒灘，要是沒有福建親人的幫助，怎麼能一步步變成如今的樣子呢？”
謝興昌的感慨來源於21年前，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為組長的“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閩寧扶貧協作”大幕開啟。
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援甯幹部真心奉獻，數以萬計的閩商在寧夏創新創業，幾萬寧夏貧困群眾在福建穩定就業，創造出對口協作實現共同發展的成功範例。
拼版照片：上圖為寧夏永甯縣閩甯鎮建設初期的鄉鎮雛形。
20年後，還是在寧夏這片土地。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推動東西扶貧協作繼續邁向新的征程。
謝景軍，武警河南省總隊醫院的一名軍醫。一年的援助青海時間裡，他承擔的手術就有200多台。2014年6月，謝景軍滿載榮譽回到河南。
一進家門，同為醫生的妻子見面後的第一句話，讓他自豪與感動湧上心頭：“老謝，今年的援青任務下來了，我報名了。現在我把家交給你，我也要到青海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盡一份力。”謝景軍將妻子擁入懷中。
丈夫歸來，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貧困地區的各界人士，如同這對質樸的夫妻一樣，舍小家為大家，為貧困群眾的美好生活不懈奮鬥，有的甚至獻出生命。
從江南魚米之鄉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幹部黃群超一門心思為當地謀脫貧。反復研究後，他決定把湖州生長發育快、繁殖週期短的湖羊引進柯坪，作為農民增收突破口。
2014年底，在黃群超精心“護送”下，1600只湖羊種羊從太湖南岸啟程，踏上了數千公里的“西遷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們不敢休息，每隔4個小時就要停車看羊，補充飼料和水。歷經3天4夜，輾轉7省份，1600只湖羊全部到達目的地。
如今，這些湖羊已產出數千隻羊羔，成了當地人脫貧的希望。
2015年8月，黃群超突發心臟病栽倒在地，再也沒有起來。
遺體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兒子黃卓爾在當地種下一棵杏樹。兒子含淚一邊培土，一邊說：“爸爸，這棵樹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這裡，看著這山、這水、這裡的百姓。”
“來的時候是一粒種子，離別的時候要滿園碩果。”剛來援疆時，黃群超曾在日記本裡留下這樣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遠留在了柯坪。
大扶貧格局的優勢，還體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准實施。
投錢——在財政轉移支付基礎上，為中西部地區專設了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2017年資金規模超過860億元；
派人——全國向各地貧困地區派駐了近80萬名幫扶幹部，與困難群眾同甘苦、共奮進，攥著勁瞄準脫貧目標；
搬遷——自2016年至2020年，一次足以改寫歷史的大遷徙在中國大地進行，約1000萬貧困人口將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告別世代生活的貧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拼版照片：上圖為移民遷出地寧夏固原市彭陽縣紅白陽鎮的黃土高原地貌（2013年6月15日攝）；下圖為移民遷入地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月牙湖鄉移民新居（2015年6月22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我們都搬下山來了，今後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們從哪裡搬來的，應該記錄一下村子的歷史。”甘肅省文縣豐元山村的木匠張代全不顧身體殘疾，當起了當代的“司馬遷”——寫“村史”。
“豐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從清代嘉慶年間搬遷而來。窮了一輩又一輩，直到扶貧搬遷才看到新的生機……”
張代全筆下的村史，述說著豐元山村的變遷，折射的卻是反貧困鬥爭偉大決戰的真實畫卷。
……
時間，是最忠實的記錄者。
2000多年前，中國先人發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希冀，開啟了對溫飽和幸福的期盼；
90年前，秋收起義的一支部隊翻越莽莽羅霄山后，抵達井岡山的坪，“紅軍來到掌政權，春光日子在眼前，窮人最先得好處，人人都有土和田”，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反貧困鬥爭的最初實踐；
60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反貧困提供堅實的政治制度保障；
30多年前，改革開放大幕開啟，大規模人口脫貧邁入新進程；
5年前，面對中外記者，習近平發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的宣言，吹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衝鋒號；
再過3年，中華民族將歷史性地擺脫絕對貧困，全體中國人將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的嶄新時代。
千年夢想，濃縮于未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
世紀擔當，扛在我們這代共產黨人的肩頭。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後繼。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咬定目標、勠力攻堅，我們一定能決戰決勝，創造反貧困鬥爭的人間奇跡。
查出胃癌晚期後，依然與死神競速般高強度工作，家裡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彩電，一貧如洗，去世時才52歲；
貴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縣委書記姜仕坤。新華社記者 潘旭 攝
乾旱缺水，定西人就發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萬眼水窖；降雨少，小麥不行，就摸索種土豆，成了全國土豆三大主產區之一；冰雹多，地上莊稼常遭災，就種根莖類藥材，發展成全國中藥材種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種信念叫“不甘”，它鼓舞著人們鉚足一股勁改天換地。
貴州省織金縣核桃寨地處群山深處，無路，背簍伴隨這裡每一個人生。
娃娃在背簍裡長大，又繼續背著背簍起早摸黑在大山裡討生活。一條佈滿腳印的山中小道，當地人走起路來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側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著土石樹木，一手反背在後，托著背簍，抬頭望向前方——這個姿勢仿佛成了歷史的定格。
背簍太小，裝得下幾口人的生計，卻裝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裡的好東西運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進來。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豬，準備趕到山下賣個好價錢，常常還沒等趕出山，豬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對年輕人經常說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別回來”。
村裡出去的年輕人還是回來了。2011年春節，一個叫楊文學的青年揣著在貴陽用背簍掙下的13萬元，回來裝修新房。酒菜擺好，楊文學招呼大夥兒坐下來“擺龍門陣”：
“從小當‘背簍’，背了10多年，還是這麼窮！”
“外面的路這麼好，什麼時候咱這兒也能有路？”
“難！怕是這輩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語，幾杯米酒下肚，愁雲籠罩心頭。
楊文學“騰”地站了起來：“不修房了，錢拿來修路，誰願一起幹？”
“幹，再苦再難也要刨出一條路來！”飯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後異口同聲。
無路難，開路更難。熱火朝天地幹了兩個月，毛路還沒見影兒，沒錢了。寨子裡22名年輕人湊在一起喝了頓酒，第二天背上背簍再次出發“闖貴陽”，發誓“背條大路回故鄉”。
貴州省織金縣核桃寨青年楊文學走在他和寨子裡的年輕人修建的連寨路上。新華社記者 郭晨 攝
兩次紅手印，兩次巨變，印證了同一個歷史邏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與貧困鬥，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
從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頭”被一一砸開，見證著改革的勇氣，推動著反貧困鬥爭一步步走向勝利。
這是一場仍從土地入手的歷史性變革——
土地流轉，林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帶來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呂勝勤老漢這樣講述土地流轉給自己生活帶來的變化：“我現在是到地裡上班了。”他說，“幹的活輕鬆，離家還近。”
呂勝勤是山東菏澤市孟莊村人，他去年把家裡全部5畝多地流轉到牡丹專業合作社，開始收租金、給合作社當工人。
“5畝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呂勝勤臉上一直掛著笑。
土地流轉喚醒了農村“沉睡的資本”。截至去年，全國農村土地流轉面積4.71億畝，超過耕地總面積35%。全國農戶家庭農場超過87萬家，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超過188.8萬家。
從山下的土地延續到山上林地，與土地流轉“二重唱”的是林權改革。
上世紀80年代，由於一些歷史原因，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方式的農村土地改革，沒有延續到山上，山林一直屬於集體所有。
福建省武平縣萬安鎮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展示林權改革後領到的林權證。新華社記者 李賀 攝
清晨，黃坳鄉剛剛從沉睡中醒來，鄉電商服務站的黃小華又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從開業到現在一年多，寄出了1.7萬多個包裹，價值160多萬哩！”拿著厚厚一遝快遞單，黃小華告訴記者，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貧困戶生產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戶貧困戶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岡山18個鄉鎮都有電商扶貧網站，“前店後村”的電商產業模式帶動2446名貧困群眾增收致富。
山東沂蒙山的農民也走在這條路上。他們竟把自己種的蜜桃賣到了6000公里外的中東迪拜。
歷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車不通、外貨不入、土貨不出”。
沂蒙深處的毛坪村，有著果業種植傳統。過去這裡種出來的水果只在周邊銷售，果農辛辛苦苦一年掙不了幾個錢。
將蜜桃賣到迪拜的人叫劉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價格很高，但路途遙遠，往往還沒運到迪拜就已經腐爛了。
別人聽個熱鬧，劉宗路卻上了心。隨著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劉宗路越發覺得萬里之外有商機。
他跑到上海，請教國內水果保鮮權威專家，改進儲存方法；諮詢了海關，改進了報關流程……
劉宗路成功了。4萬斤蜜桃到達迪拜，基本無損，幾毛錢一斤的蜜桃，在迪拜賣到了十幾元。
思路一變天地寬。
全面深化改革，打開了脫貧的萬千路。
一根稻草拋不過牆，一根木頭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為反貧困鬥爭凝聚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區深處的甘肅宕昌縣。微弱的煤油燈下，一個男人攥著木炭，在坑坑窪窪的泥牆上一筆筆劃著：
車頭、車輪、車廂……粗糙的牆面上，浮現出一列火車的輪廓。
拼版照片：上圖為1996年，甘肅隴南市宕昌縣阿塢鄉農民楊尕女抱著女兒在家中合影，身後的牆上是木炭畫的火車，當時從未坐過火車的楊尕女夢想有一天能坐著火車走出大山。新華社記者 武斌 攝下圖為2016年12月24日，楊尕女與高速公路及國道交錯。對口支援喀什地區的廣東省在資金、人才、產業等多個方面科學援疆，使喀什地區受援地的社會面貌產生深刻變化。 新華社記者 田建川 攝
寧夏永寧縣，閩寧鎮。
站在自家寬敞的小院裡，63歲的謝興昌可以望見鎮區一排排新房，寬闊的馬路直直伸向遠方的賀蘭山。
“當年那個‘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砂石跑’的荒灘，要是沒有福建親人的幫助，怎麼能一步步變成如今的樣子呢？”
謝興昌的感慨來源於21年前，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為組長的“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閩寧扶貧協作”大幕開啟。
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援甯幹部真心奉獻，數以萬計的閩商在寧夏創新創業，幾萬寧夏貧困群眾在福建穩定就業，創造出對口協作實現共同發展的成功範例。
拼版照片：上圖為寧夏永甯縣閩甯鎮建設初期的鄉鎮雛形。
20年後，還是在寧夏這片土地。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推動東西扶貧協作繼續邁向新的征程。
謝景軍，武警河南省總隊醫院的一名軍醫。一年的援助青海時間裡，他承擔的手術就有200多台。2014年6月，謝景軍滿載榮譽回到河南。
一進家門，同為醫生的妻子見面後的第一句話，讓他自豪與感動湧上心頭：“老謝，今年的援青任務下來了，我報名了。現在我把家交給你，我也要到青海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盡一份力。”謝景軍將妻子擁入懷中。
丈夫歸來，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貧困地區的各界人士，如同這對質樸的夫妻一樣，舍小家為大家，為貧困群眾的美好生活不懈奮鬥，有的甚至獻出生命。
從江南魚米之鄉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幹部黃群超一門心思為當地謀脫貧。反復研究後，他決定把湖州生長發育快、繁殖週期短的湖羊引進柯坪，作為農民增收突破口。
2014年底，在黃群超精心“護送”下，1600只湖羊種羊從太湖南岸啟程，踏上了數千公里的“西遷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們不敢休息，每隔4個小時就要停車看羊，補充飼料和水。歷經3天4夜，輾轉7省份，1600只湖羊全部到達目的地。
如今，這些湖羊已產出數千隻羊羔，成了當地人脫貧的希望。
2015年8月，黃群超突發心臟病栽倒在地，再也沒有起來。
遺體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兒子黃卓爾在當地種下一棵杏樹。兒子含淚一邊培土，一邊說：“爸爸，這棵樹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這裡，看著這山、這水、這裡的百姓。”
“來的時候是一粒種子，離別的時候要滿園碩果。”剛來援疆時，黃群超曾在日記本裡留下這樣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遠留在了柯坪。
大扶貧格局的優勢，還體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准實施。
投錢——在財政轉移支付基礎上，為中西部地區專設了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2017年資金規模超過860億元；
派人——全國向各地貧困地區派駐了近80萬名幫扶幹部，與困難群眾同甘苦、共奮進，攥著勁瞄準脫貧目標；
搬遷——自2016年至2020年，一次足以改寫歷史的大遷徙在中國大地進行，約1000萬貧困人口將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告別世代生活的貧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拼版照片：上圖為移民遷出地寧夏固原市彭陽縣紅白陽鎮的黃土高原地貌（2013年6月15日攝）；下圖為移民遷入地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月牙湖鄉移民新居（2015年6月22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我們都搬下山來了，今後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們從哪裡搬來的，應該記錄一下村子的歷史。”甘肅省文縣豐元山村的木匠張代全不顧身體殘疾，當起了當代的“司馬遷”——寫“村史”。
“豐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從清代嘉慶年間搬遷而來。窮了一輩又一輩，直到扶貧搬遷才看到新的生機……”
張代全筆下的村史，述說著豐元山村的變遷，折射的卻是反貧困鬥爭偉大決戰的真實畫卷。
……
時間，是最忠實的記錄者。
2000多年前，中國先人發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希冀，開啟了對溫飽和幸福的期盼；
90年前，秋收起義的一支部隊翻越莽莽羅霄山后，抵達井岡山的坪，“紅軍來到掌政權，春光日子在眼前，窮人最先得好處，人人都有土和田”，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反貧困鬥爭的最初實踐；
60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反貧困提供堅實的政治制度保障；
30多年前，改革開放大幕開啟，大規模人口脫貧邁入新進程；
5年前，面對中外記者，習近平發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的宣言，吹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衝鋒號；
再過3年，中華民族將歷史性地擺脫絕對貧困，全體中國人將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的嶄新時代。
千年夢想，濃縮于未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
世紀擔當，扛在我們這代共產黨人的肩頭。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後繼。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咬定目標、勠力攻堅，我們一定能決戰決勝，創造反貧困鬥爭的人間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