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報特約記者 李星郡 發自廣州
“留住大學生， 我們不能‘順其自然’， 需要‘刻意人為’。 ”今年初， 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這樣提出。
幾個月後的畢業季， 武漢高校裡一些畢業生的襯衫上印著一句橙色的口號—留在武漢！這是武漢挽留本地畢業生的活動服裝。
除了武漢， 一線城市廣深， 直轄市重慶、天津， 二三線城市西安、長沙、成都、南京、合肥、杭州、廈門、鄭州、青島、福州、無錫、東莞、珠海、中山等紛紛出臺政策， 進入爭奪人才的戰場。 最新一個是濟南。
這些城市的政策五花八門卻又相似， 通過梳理不難發現：放開落戶限制， 成為這場人才戰的入場券。 某種意義上， 對人才的爭奪， 客觀上推動了進展緩慢的戶籍改革。
“這些舉措對戶籍改革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但同時必然會增加資源的競爭，
新一輪改革從二線城市開始
“這個月19日我就是深圳人了。 ”中山大學軟體專業應屆本科生姜梓瀟在電話裡靦腆地說， “公司把資料都弄好了， 我在微信公號上預約了， 到時去現場就好了， 還挺方便的。 ”家在東莞的他， 現在在深圳一家三資企業工作。
2016年， 深圳出臺了一線城市史上最寬鬆的戶籍政策， 將人才的門檻降至大專學歷、取得中級專業技術資格或緊缺工種， 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來本市落戶。
濟南、合肥、南昌、鄭州、揚州等城市也已提出租房可落戶的舉措。
“租房落戶也有吸引人才的目的，
對於一系列落戶政策， 宋揚認為其原因一方面是在超大城市北上嚴控人口規模的背景下， 二線城市抓住機會， 吸引中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則與國家戶籍政策有關， 除了超大城市北京上海， 其他城市還是想逐漸放開戶籍， 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是對國家方針的落實。
長沙的門檻更低， 本市戶籍具有專科及以上學歷或技師及以上職業資格即可，
南京7月1日起實施的《人才安居辦法》， 對住房未達本辦法確定的安居標準或當地無房且5年內無住房登記資訊和房屋交易記錄的六類人才， 可以分別享受共有產權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賃住房、購房補貼和租賃補貼五種待遇。
濟南等其他城市亦在意見中表示：推進住房保障制度建設， 將進城落戶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 採取多種方式有效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
宋揚認為， 這些都是以戶籍為基礎的輔助性服務，
不過， 由於前述改革捆綁的一系列社會福利改革， 亦可能帶來連鎖反應。
“這種對人才進行界定的做法會造成落戶的差別化， 擴大人與人在享受公共服務上的差距。 如果將權利與身份掛鉤， 會讓未來人口結構中低技能勞動力不足， 而且公共服務現在有歧視傾向而不是均等化， 長期會對城市發展不利。 ”陸銘表達了他的擔憂。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張吉鵬補充說：“戶籍制度的推進更重要的是覆蓋到普通勞動者。 ”
公共服務競爭化
即便是從戶籍制度改革中獲得戶口的部分人群，也尚未實現相應配套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衝突與摩擦日漸顯現。
7月下旬，深圳龍崗區信義荔山禦園一期（開發商取名金禦半山）公租房租戶與商品房業主之間爆發花園、停車位等共用的矛盾。開發商將公租房與商品房用圍牆隔開、花園社區的門禁亦分開，以阻止公租戶與業主共用花園；又因社區停車位有限，物業與業主禁止公租戶辦理停車位月卡。
同樣的衝突也發生在4公里外的萬科公園裡社區內。
“商品房周邊配建公租房的舉措，是不想人為製造不同社會群體的隔離，並且讓引進人才享受較好的公共服務，但在執行過程中不能有所隱瞞。”張吉鵬表示。
在宋揚看來，產權歸屬的法律合同是此事最重要的一環。但在此之上的公共資源配置問題則有關政府政策，正與近期輿論熱點的租購同權相關。“客觀上，租購同權加劇了資源的競爭，推進起來必然面臨各種矛盾。長遠來看，解決辦法是增加公共資源，增量的改革遠遠要比存量的改革容易。但在短期內資源給定的情況下，一定會犧牲部分人的利益，帶來陣痛。”
面對公共服務體系之內的保障房資金、規格、配套問題，8月11日南京市下發的《南京市出讓地塊競爭保障性住房操作管理規則（試行）》或有借鑒意義，其中要求：房屋建成後無償移交政府，相應建設成本不計入該地塊商品住宅房價准許成本。保障性住房及其配套設施與所在地塊商品住宅統一規劃設計、同步建設、同步驗收，停車配建等公共配套共用，建設和裝修標準同所在地塊商品住宅一致。
這一方案即是對保障性住房與商品房共用公共配套的直接規定，是在合同之外作出的政策安排。
（文中薑梓瀟、劉雅芬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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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從戶籍制度改革中獲得戶口的部分人群，也尚未實現相應配套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衝突與摩擦日漸顯現。
7月下旬，深圳龍崗區信義荔山禦園一期（開發商取名金禦半山）公租房租戶與商品房業主之間爆發花園、停車位等共用的矛盾。開發商將公租房與商品房用圍牆隔開、花園社區的門禁亦分開，以阻止公租戶與業主共用花園；又因社區停車位有限，物業與業主禁止公租戶辦理停車位月卡。
同樣的衝突也發生在4公里外的萬科公園裡社區內。
“商品房周邊配建公租房的舉措，是不想人為製造不同社會群體的隔離，並且讓引進人才享受較好的公共服務，但在執行過程中不能有所隱瞞。”張吉鵬表示。
在宋揚看來，產權歸屬的法律合同是此事最重要的一環。但在此之上的公共資源配置問題則有關政府政策，正與近期輿論熱點的租購同權相關。“客觀上，租購同權加劇了資源的競爭，推進起來必然面臨各種矛盾。長遠來看，解決辦法是增加公共資源，增量的改革遠遠要比存量的改革容易。但在短期內資源給定的情況下，一定會犧牲部分人的利益，帶來陣痛。”
面對公共服務體系之內的保障房資金、規格、配套問題，8月11日南京市下發的《南京市出讓地塊競爭保障性住房操作管理規則（試行）》或有借鑒意義，其中要求：房屋建成後無償移交政府，相應建設成本不計入該地塊商品住宅房價准許成本。保障性住房及其配套設施與所在地塊商品住宅統一規劃設計、同步建設、同步驗收，停車配建等公共配套共用，建設和裝修標準同所在地塊商品住宅一致。
這一方案即是對保障性住房與商品房共用公共配套的直接規定，是在合同之外作出的政策安排。
（文中薑梓瀟、劉雅芬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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