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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農牧業上市公司投資活動回顧(下篇)——飼料企業引領的四百億養豬時代

六、養殖類投資:養豬北上, 飼企領航

(一)養豬類投資

2016年, 農牧業上市公司的養殖類投資項目呈現井噴態勢。 養殖類投資額合計達到490.73億元, 與2015年的49.57億元相比, 投資規模上漲了約9倍!

這井噴的動力又主要來自於養豬類投資的爆發, 投資額度與項目個數大增, 覆蓋區域擴大。 2016年, 養豬類專案投資合計414.43億元, 約占養殖類投資額的84.45%, 相比2015年也上漲了9.2倍。 153個養豬項目覆蓋了國內22個省份及海外的越南, 而2015年共有38個養豬項目覆蓋了國內15個省份, 2014年則只有22個養豬項目覆蓋了國內12個省份及海外的法國。 而根據部分公佈的產能資訊匯總,

這些專案完全投產後, 每年將貢獻超過2,700萬頭的出欄生豬。

儘管專案數、投資額及產能的驟增看上去有些“瘋狂”, 並且這些巨額投資都發生在這一輪豬價開始上漲之後, 讓不少投資者疑慮是否“踩錯了時點”, 但從農牧企業自身長期經營的角度看, 結論可能並非如此簡單。 隨著限制性環保政策持續加碼、養豬群體老化、規模化程度快速提升、養豬資源稀缺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企業在今天佈局養豬業務如果慢一步, 將很可能在未來的競爭中全面陷入被動。 也許日後回顧起來, 2016年這些養豬投資的順利實施與建設, 將成為決定未來中國企業養豬格局和位序的關鍵一年。

從區域看, 養豬北上態勢明顯。

在按投資額占比排序的前十個省份中, 南北方省份恰好各有5個, 但北方五省(內蒙古、河南、黑龍江、山東、河北)的投資額占比合計達到了59%, 南方五省(安徽、湖南、廣西、湖北、四川)的投資額占比合計只有27%, 還比不上北方第一的內蒙古所占的31%。 而這種區域轉移的趨勢, 也與農業部2015年底發佈的《關於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佈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 以及2016年上半年發佈的《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的四類分區劃分基本一致。 還需要再次強調一下我們在上篇已經提到過的“飼料南下”與“養豬北上”的反差。 “飼料南下”其實只是純飼料類投資的南下, 並不意味著飼料總體的南下。 北方之所以再很少見到純飼料類投資,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企業的“養豬北上”專案自帶了內部飼料配套。
即使按照目前部分公佈的2,700萬頭生豬計算, 這些項目完全投產後, 每年也將在北方市場帶來約900多萬噸的豬料增量。 但這些增量中的大部分可能是由投資企業自給自足, 少部分才釋放給市場上的單純飼料企業。 這一點變化是值得後者格外注意的。

從養殖模式看, “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模式占主流。 在前兩年的回顧中, 我們在養殖類投資這一大類下就已經把豬育種與商品豬養殖做了區分。 由於2016年養豬類項目非常多, 使我們有足夠的資料再來細分一下商品豬養殖的不同模式。 其中, “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模式的投資額合計約327.41億元, 占養豬類投資的79.00%, 根據公佈的產能資料,

該模式下生豬出欄規模合計超過2,266萬頭。 “全程自繁自養”模式的投資額合計約64.49億元, 占養豬類投資的15.56%, 根據公佈的產能資料, 該模式下生豬出欄規模合計超過402萬頭。 “租賃/託管”等其他模式的投資合計約2.25億元, 約占養豬類投資的0.54%。 此外, 一些過去就相對專注于種豬繁育環節的企業如大北農、唐人神、金新農等, 在2016年仍在繼續加強種豬領域的佈局, 合計投資20.28億元, 約占養豬類投資的4.89%。 可以看出, “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模式是當前農牧企業參與養豬的主流。 一方面,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經驗, 相對輕資產的“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模式更容易實現規模擴張, 也自然會在養豬產量貢獻上佔據更大比例;另一方面, 這種比例也與本輪養豬投資的主導企業類型有關。

從投資企業類型看, 2016年的養豬投資是由飼料企業在主導。 在2015年, 養豬投資還是由養殖企業在唱主角的, 飼料企業與養殖企業各自貢獻的投資額占比分別是35%和50%。 到了2016年, 形勢陡然逆轉, 養豬類投資幾乎成了飼料企業的專場, 飼料企業與養殖企業各自貢獻的投資額占比變成了83%和16%。 從單個企業層面看也是如此, 在養豬類投資中按投資額排名前五位的企業, 有四家都是飼料企業(大北農、新希望、天邦股份、金新農), 只有一家養殖企業牧原股份。 此種局面, 已經不能說是養殖企業走得太慢, 他們在2016年的養豬投資額也有2倍以上的增長;只能說是飼料企業跑得太快, 他們在2016年的養豬投資額增長了2,200倍以上。 所以,理解這種變化的原因更多還應從飼料企業的角度來看。

在2016年養豬類投資額排名第一的大北農就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在2016年以前,大北農即使有投資涉足養豬,也只是專注於種豬領域的佈局;同時還通過參股各區域較大規模的自繁自養豬場,採取提供金融扶持、豬場財務管理和互聯網服務,以及設立生豬交易平臺等方式,間接掌控商品豬養殖,這樣的上下游“合圍”不可謂不嚴密。但在2016年,大北農在多地開始通過生豬放養、合作租賃等方式直接參與到商品豬養殖之中,並積極爭取各地政府的精准扶貧專案,其在商品豬養殖業務的佈局明顯加速,特別是在內蒙古烏蘭察投資的年出欄600萬頭養豬一體化項目,總投資額高達120億元,成為本年度養豬投資最大手筆。從前幾年的種豬繁育、金融與資訊服務、生豬交易,到2016年的生豬放養,這種轉變的動因,我們認為除了直接的養豬收益之外,更多的還在於後者相比前者能對養殖環節的飼料需求形成更強有力的掌控。

飼料企業主導養豬投資,也極大地促進了“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成為主流養殖模式。在飼料企業的養豬投資中,“公司+農戶/家庭農場”專案的投資額占到了86%,“自繁自養”項目的投資額僅占9%;而在養殖企業的養豬投資中,這兩個占比分別為48%和52%。這進一步表明,相比在從育種到育肥的完整養豬環節上獲取收益,飼料企業可能更在意讓育肥環節更快地擴張規模來與自己的豬料業務形成更好的結合。

注:因部分企業的部分專案沒有對外公告生豬出欄規模,因此圖中生豬出欄量為不完全統計。

表10 “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模式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表11 自繁自養模式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表12 租賃等其他模式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表13 種豬繁育類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二)其他養殖類投資

2016年農牧業上市公司在禽類、水產、及肉牛養殖領域的投資也大幅增加。即使扣除掉通威股份多個“漁光一體”項目上的56.40億元投資(因為嚴格意義上這些項目更偏光伏業務而非水產養殖),在上述養殖領域的投資額合計也達到19.90億元,約為2015年投資額的2.5倍。相比之下,2015年的非豬類養殖投資比2014年甚至還同比有所下降。所以,對於非豬類養殖投資而言,2016年也算是一個爆發之年。

在禽養殖投資方面,更多還是養殖企業在主導。華英農業以6.59億元、仙壇股份以5.25億元的投資額分別排在前兩位。但飼料企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新希望以3億元、禾豐牧業以2.5億元的投資額緊隨其後。值得一提的是,過去一直以豬料聞名的大北農,在2016年也有合計1億元的資金分別投向了蛋雞養殖和魚苗養殖領域。看起來,在非豬類養殖中,飼料企業與養殖企業的錯位競爭仍將繼續上演。

肉牛養殖在2015年火熱了一陣之後,在2016年卻有所遇冷。儘管有福成五豐繼續在其澳大利亞的項目上追加投資,但投資額相比2015年已經有所下降。國內的肉牛養殖投資則更為淒涼,不僅沒有任何新增投資,連2015年在國內收購多個肉牛養殖場的上海梅林,也於2016年12月把這些肉牛場股權轉讓給兄弟企業上海牛奶集團,交易完成後,作為上市公司的上海梅林將不再在國內從事肉牛養殖業務。原因很明顯,一方面肉牛養殖的國內外成本差遠比養豬、養禽的成本差更大,另一方面國內牛肉消費量也遠不及豬肉、禽肉消費量。對於中國農牧企業而言,牛肉產業投資在很長時間裡可能還是應以國外養殖為主。

表14 其他養殖類專案投資情況

七、國際化投資:參與者與專案數穩定,投資額下降

2016年農牧業上市公司的國際化投資總體而言是收縮的。參與者與項目數與2015年一樣,都是6家,13個項目也僅比2015年多出2個,但29.76億元的合計投資額,相比2015年卻下降了約18%。儘管在2016年存在人民幣貶值、匯率震盪、外匯管制等抑制對外投資的因素,但如果對比中國整體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度同比增長53.7%(按人民幣計)的情況,我們認為2016年農牧業上市公司國際化投資的減少,只不過是在特定時期對國內外市場做出的一種階段性取捨——相比到海外去探索陌生市場,企業更願意把錢花在爭奪國內養殖市場份額上面。

從海外投資區域看,印尼是唯一一個最近三年都有投資的國家。此外,近三年來中國農牧業上市公司對紐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和埃及的投資也相對集中。印尼在東南亞GDP與人口都是第一大,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是全球肉牛與奶牛養殖最發達的區域,美國的資源、市場與技術優勢更不用多廢話,埃及在非洲GDP與人口都是第二大。歸根結底,還是市場說了算。國際化投資並不是一種需要趕的時髦,海外市場與國內市場都是企業市場組合中的不同組成部分,應該通盤比較與選擇在哪個時點應該進入或強化哪個市場,這樣才能實現健康持續的增長。

表15 海外專案投資情況

總結:站在四百億風口,飼料企業第二次改變歷史的時刻已經到來

毫無疑問,2016年是屬於中國生豬養殖業的一年。這一年,溫氏股份以約120億元的淨利潤笑傲創業板;這一年,牧原和雛鷹的生豬銷量同比增速超過了50%,正邦和天邦的同比增速也在40%左右;這一年,155個生豬養殖類投資專案對外公告,投資額超過400億元。與此同時,單純的飼料類投資卻在迅速萎縮。飼料企業沒有守著自己的主業,卻大舉投入340多億元養豬,占了養豬總投資的83%以上。是飼料企業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嗎?是飼料企業在“不務正業”嗎?或許還不能輕易下此結論。我們不妨來簡單回顧一下中國飼料行業近40年來在整個中國肉食供應體系裡的角色轉變,讓歷史告訴未來。

1979年,泰國正大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也把現代化飼料生產和白羽肉雞養殖的理念與模式帶入國內。隨後,中國民營飼料企業從模仿正大開始快速成長壯大。有了工業化飼料量產作為保障,各種畜禽的規模化、專業化養殖也得以迅速發展,中國各種肉類產量開始加速增長,國人的肉類消費漸漸從稀缺到充足。因此,可以說是中國飼料企業改變了中國肉食供應的歷史。

在這一過程中,以白羽肉雞、肉鴨為代表的禽養殖,由於養殖週期短、料肉比低、固定資產投入和養殖技術難度也較低,在規模化、專業化的道路上更早、更快地發展起來,並與飼料企業緊密結合,形成了許多“飼料-養禽-屠宰”的產業鏈或一體化企業。相比之下,生豬養殖由於週期長、料肉比高、固定資產投入和養殖技術難度也較高,在很長時間裡都以傳統小農經營為主,規模化、專業化的進度落後於禽養殖。但在此時,單靠著市場料的增長、禽產業的進步,飼料行業仍然能保持著高速增長,所以誰也不會太多關注飼料與養豬的結合。

多年的高速增長推動著中國飼料產量在2011年一舉躍升為全球第一,但同時也造成了產能嚴重過剩與市場供過於求,在2013年出現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首次產量下滑,隨後幾年也都只有很低迷的增長,飼料行業也承受著巨大的盈利壓力。如果只是簡單數字上的產能過剩、供過於求,那似乎壓縮產能、減少產量就能解決的。但我們聽到行業裡的聲音,還包括“養殖戶都被經銷商把控”“我們的能力已不足以服務大型養殖戶”“有經驗的養殖戶更願意買預混料或濃縮料來自己配”“環保禁養讓我們損失了很多養殖戶”這樣一些問題。似乎,飼料的問題也不能只站在飼料範圍內來看。

對於這樣的問題,著名的管理學家,動態能力理論的創始人大衛•蒂斯就曾指出:企業要想從技術創新中獲得經濟效益,必須擁有能夠將創新引入市場的額外資產。創新的商業化需要創新的專業知識與其他能力或資產一起使用——這樣的資產,蒂斯稱其為“互補性資產”。

站在行業的角度看,工業飼料作為一種並不算新的技術創新,只有當其完全與規模化、專業化養殖相結合,才算是真正發揮了它的經濟效益。對於飼料企業而言,種畜禽、動保獸藥、技術與金融服務都算是互補性資產,但養殖本身無疑也是重要的互補性資產。近幾年,當飼料行業增長陷入停滯的同時,中國生豬養殖業的各種條件,如勞動力成本、養殖群體心理、政策、資源、資本、管理水準等等,已經漸漸成熟。雛鷹、牧原、溫氏等大型養豬企業的先後上市,也表明規模化、專業化的生豬養殖已經得到了挑剔的資本市場的認可。最終,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飆升的豬價完成了臨門一腳,促使眾多飼料企業下定決心在生豬養殖行業“擼起袖子大幹一場”,於是就催生了2016年這超過400億的養豬投資。

因此,讓我們不要再糾結飼料企業的“好日子”或“不務正業”。飼料企業在2016年大舉進軍養豬,既有外部天時地利的催動,也是自身為了尋求工業飼料的價值最大化,而與下游互補性資產的主動結合。這也將是飼料企業第二次改變中國肉食供應歷史的時刻。所以,儘管習慣於短期導向的資本市場,由於擔心短時間大舉投入導致供求逆轉、豬價下跌,而對2016年才大舉投資養豬的上市公司不再青睞。但對企業自身長期發展負責的經營者們,為了在未來中國企業養豬格局和位序中爭奪優勢地位,仍然堅定不移地大步向前。

作者: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王曉悅 白旭波

所以,理解這種變化的原因更多還應從飼料企業的角度來看。

在2016年養豬類投資額排名第一的大北農就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在2016年以前,大北農即使有投資涉足養豬,也只是專注於種豬領域的佈局;同時還通過參股各區域較大規模的自繁自養豬場,採取提供金融扶持、豬場財務管理和互聯網服務,以及設立生豬交易平臺等方式,間接掌控商品豬養殖,這樣的上下游“合圍”不可謂不嚴密。但在2016年,大北農在多地開始通過生豬放養、合作租賃等方式直接參與到商品豬養殖之中,並積極爭取各地政府的精准扶貧專案,其在商品豬養殖業務的佈局明顯加速,特別是在內蒙古烏蘭察投資的年出欄600萬頭養豬一體化項目,總投資額高達120億元,成為本年度養豬投資最大手筆。從前幾年的種豬繁育、金融與資訊服務、生豬交易,到2016年的生豬放養,這種轉變的動因,我們認為除了直接的養豬收益之外,更多的還在於後者相比前者能對養殖環節的飼料需求形成更強有力的掌控。

飼料企業主導養豬投資,也極大地促進了“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成為主流養殖模式。在飼料企業的養豬投資中,“公司+農戶/家庭農場”專案的投資額占到了86%,“自繁自養”項目的投資額僅占9%;而在養殖企業的養豬投資中,這兩個占比分別為48%和52%。這進一步表明,相比在從育種到育肥的完整養豬環節上獲取收益,飼料企業可能更在意讓育肥環節更快地擴張規模來與自己的豬料業務形成更好的結合。

注:因部分企業的部分專案沒有對外公告生豬出欄規模,因此圖中生豬出欄量為不完全統計。

表10 “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模式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表11 自繁自養模式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表12 租賃等其他模式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表13 種豬繁育類養豬專案投資情況

(二)其他養殖類投資

2016年農牧業上市公司在禽類、水產、及肉牛養殖領域的投資也大幅增加。即使扣除掉通威股份多個“漁光一體”項目上的56.40億元投資(因為嚴格意義上這些項目更偏光伏業務而非水產養殖),在上述養殖領域的投資額合計也達到19.90億元,約為2015年投資額的2.5倍。相比之下,2015年的非豬類養殖投資比2014年甚至還同比有所下降。所以,對於非豬類養殖投資而言,2016年也算是一個爆發之年。

在禽養殖投資方面,更多還是養殖企業在主導。華英農業以6.59億元、仙壇股份以5.25億元的投資額分別排在前兩位。但飼料企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新希望以3億元、禾豐牧業以2.5億元的投資額緊隨其後。值得一提的是,過去一直以豬料聞名的大北農,在2016年也有合計1億元的資金分別投向了蛋雞養殖和魚苗養殖領域。看起來,在非豬類養殖中,飼料企業與養殖企業的錯位競爭仍將繼續上演。

肉牛養殖在2015年火熱了一陣之後,在2016年卻有所遇冷。儘管有福成五豐繼續在其澳大利亞的項目上追加投資,但投資額相比2015年已經有所下降。國內的肉牛養殖投資則更為淒涼,不僅沒有任何新增投資,連2015年在國內收購多個肉牛養殖場的上海梅林,也於2016年12月把這些肉牛場股權轉讓給兄弟企業上海牛奶集團,交易完成後,作為上市公司的上海梅林將不再在國內從事肉牛養殖業務。原因很明顯,一方面肉牛養殖的國內外成本差遠比養豬、養禽的成本差更大,另一方面國內牛肉消費量也遠不及豬肉、禽肉消費量。對於中國農牧企業而言,牛肉產業投資在很長時間裡可能還是應以國外養殖為主。

表14 其他養殖類專案投資情況

七、國際化投資:參與者與專案數穩定,投資額下降

2016年農牧業上市公司的國際化投資總體而言是收縮的。參與者與項目數與2015年一樣,都是6家,13個項目也僅比2015年多出2個,但29.76億元的合計投資額,相比2015年卻下降了約18%。儘管在2016年存在人民幣貶值、匯率震盪、外匯管制等抑制對外投資的因素,但如果對比中國整體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度同比增長53.7%(按人民幣計)的情況,我們認為2016年農牧業上市公司國際化投資的減少,只不過是在特定時期對國內外市場做出的一種階段性取捨——相比到海外去探索陌生市場,企業更願意把錢花在爭奪國內養殖市場份額上面。

從海外投資區域看,印尼是唯一一個最近三年都有投資的國家。此外,近三年來中國農牧業上市公司對紐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和埃及的投資也相對集中。印尼在東南亞GDP與人口都是第一大,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是全球肉牛與奶牛養殖最發達的區域,美國的資源、市場與技術優勢更不用多廢話,埃及在非洲GDP與人口都是第二大。歸根結底,還是市場說了算。國際化投資並不是一種需要趕的時髦,海外市場與國內市場都是企業市場組合中的不同組成部分,應該通盤比較與選擇在哪個時點應該進入或強化哪個市場,這樣才能實現健康持續的增長。

表15 海外專案投資情況

總結:站在四百億風口,飼料企業第二次改變歷史的時刻已經到來

毫無疑問,2016年是屬於中國生豬養殖業的一年。這一年,溫氏股份以約120億元的淨利潤笑傲創業板;這一年,牧原和雛鷹的生豬銷量同比增速超過了50%,正邦和天邦的同比增速也在40%左右;這一年,155個生豬養殖類投資專案對外公告,投資額超過400億元。與此同時,單純的飼料類投資卻在迅速萎縮。飼料企業沒有守著自己的主業,卻大舉投入340多億元養豬,占了養豬總投資的83%以上。是飼料企業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嗎?是飼料企業在“不務正業”嗎?或許還不能輕易下此結論。我們不妨來簡單回顧一下中國飼料行業近40年來在整個中國肉食供應體系裡的角色轉變,讓歷史告訴未來。

1979年,泰國正大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也把現代化飼料生產和白羽肉雞養殖的理念與模式帶入國內。隨後,中國民營飼料企業從模仿正大開始快速成長壯大。有了工業化飼料量產作為保障,各種畜禽的規模化、專業化養殖也得以迅速發展,中國各種肉類產量開始加速增長,國人的肉類消費漸漸從稀缺到充足。因此,可以說是中國飼料企業改變了中國肉食供應的歷史。

在這一過程中,以白羽肉雞、肉鴨為代表的禽養殖,由於養殖週期短、料肉比低、固定資產投入和養殖技術難度也較低,在規模化、專業化的道路上更早、更快地發展起來,並與飼料企業緊密結合,形成了許多“飼料-養禽-屠宰”的產業鏈或一體化企業。相比之下,生豬養殖由於週期長、料肉比高、固定資產投入和養殖技術難度也較高,在很長時間裡都以傳統小農經營為主,規模化、專業化的進度落後於禽養殖。但在此時,單靠著市場料的增長、禽產業的進步,飼料行業仍然能保持著高速增長,所以誰也不會太多關注飼料與養豬的結合。

多年的高速增長推動著中國飼料產量在2011年一舉躍升為全球第一,但同時也造成了產能嚴重過剩與市場供過於求,在2013年出現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首次產量下滑,隨後幾年也都只有很低迷的增長,飼料行業也承受著巨大的盈利壓力。如果只是簡單數字上的產能過剩、供過於求,那似乎壓縮產能、減少產量就能解決的。但我們聽到行業裡的聲音,還包括“養殖戶都被經銷商把控”“我們的能力已不足以服務大型養殖戶”“有經驗的養殖戶更願意買預混料或濃縮料來自己配”“環保禁養讓我們損失了很多養殖戶”這樣一些問題。似乎,飼料的問題也不能只站在飼料範圍內來看。

對於這樣的問題,著名的管理學家,動態能力理論的創始人大衛•蒂斯就曾指出:企業要想從技術創新中獲得經濟效益,必須擁有能夠將創新引入市場的額外資產。創新的商業化需要創新的專業知識與其他能力或資產一起使用——這樣的資產,蒂斯稱其為“互補性資產”。

站在行業的角度看,工業飼料作為一種並不算新的技術創新,只有當其完全與規模化、專業化養殖相結合,才算是真正發揮了它的經濟效益。對於飼料企業而言,種畜禽、動保獸藥、技術與金融服務都算是互補性資產,但養殖本身無疑也是重要的互補性資產。近幾年,當飼料行業增長陷入停滯的同時,中國生豬養殖業的各種條件,如勞動力成本、養殖群體心理、政策、資源、資本、管理水準等等,已經漸漸成熟。雛鷹、牧原、溫氏等大型養豬企業的先後上市,也表明規模化、專業化的生豬養殖已經得到了挑剔的資本市場的認可。最終,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飆升的豬價完成了臨門一腳,促使眾多飼料企業下定決心在生豬養殖行業“擼起袖子大幹一場”,於是就催生了2016年這超過400億的養豬投資。

因此,讓我們不要再糾結飼料企業的“好日子”或“不務正業”。飼料企業在2016年大舉進軍養豬,既有外部天時地利的催動,也是自身為了尋求工業飼料的價值最大化,而與下游互補性資產的主動結合。這也將是飼料企業第二次改變中國肉食供應歷史的時刻。所以,儘管習慣於短期導向的資本市場,由於擔心短時間大舉投入導致供求逆轉、豬價下跌,而對2016年才大舉投資養豬的上市公司不再青睞。但對企業自身長期發展負責的經營者們,為了在未來中國企業養豬格局和位序中爭奪優勢地位,仍然堅定不移地大步向前。

作者: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王曉悅 白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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