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地圖、文章和旅行指南讀到令人疲倦， 我們倆最終還是不情願地得出了結論：無路可走。
從聖馬丁島的首府馬里戈特市（Marigot）， 到海地與多明尼加邊境線上的安塞·阿皮特萊市（Anse-à-Pitre）， 直線距離不過39英里， 以美國州際公路上行駛的標準， 不到40分鐘即可驅車抵達。 所以我們怎麼可能想到， 這段前往海地東南省最後一座公路可達的城鎮的旅途， 竟然是一段危險而漫長的海路？何況， 這段七小時的海上航行， 必須得在夜深時分從一個不知名的小地方登船， 乘坐嚴重超載的小木划艇才能完成。 一路上沒有任何遮蔽物，
本地人在港口邊的牌桌圍坐， 從他們臉上的曬衣夾數量便可知道今天的運氣怎麼樣。 本文圖均為 伊里亞德·羅斯/Elliot Ross 圖
我們還是不得不來到了這裡， 一間搖搖欲墜的、煤渣磚蓋的迪斯可舞廳，
儘管安全性令人擔憂， 馬里戈特發出的小船卻是許多人的生命線——海地東南一帶海岸多山， 完全沒有鋪設公路， 沿海孤零零的鄉村之間依靠海路聯繫。
你可能猜到了， 我們既然已經備好了“易蒙停”， 顯然不是從今天才開始暈車暈船的。 我們從多明尼加的首都聖多明哥出發， 乘著一輛配備空調的大巴抵達海地第二大城市王子港， 這趟車沿著一條長滿矮小灌木的高速公路行駛， 途經昏昏欲睡的炎熱城鎮， 橫穿西部的艾利斯皮亞省， 在正常情況下， 開上5個小時至9個小時不等。 抵達邊境時， 我們發現艾利斯皮亞省幾乎符合人們對邊陲城市的每一個既有印象：塵土飛揚的小鎮， 午後的酷熱中， 牲口群和十幾歲的孩子是僅有的活物。
昏昏欲睡的王子港。
陸上邊陲總是地勢平緩。
2015年7月， 多明尼加官員開始驅逐海地移民和有海地血統的多明尼加人， 大約20萬出生在多明尼加的海地裔失去了公民身份， 發現自己成了沒有國家的人——他們從未在海地生活過、也不會講海地語，同時又無法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繼續呆下去。上千名移民工人將家人送回海地、躲避審查，於是一股主要由婦女和兒童組成的人潮湧入邊境，海地不勝負荷，不得不建立了臨時難民營。
東部的山脈阻擋了海上季風，使得海地境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氣候：熱帶氣候和半乾旱氣候。我們途徑茂盛的熱帶雨林，隨後植被變為岩石斷層帶和被侵蝕的山坡，鄉村生活不急不緩的節奏也轉為城市工業區。街上車輛逐漸密集起來，我們的大巴駛入城中，擠進一片擁堵。汽車鳴笛聲起伏，女人們卻在其間輕巧地穿行，東西頂在頭上；孩子們放學了，湧向家中；牲口群在路邊徘徊，而小販們則見縫插針，隨處兜售甘蔗、汽車部件、內衣、電路板、電話、衣服、活禽和藥劑，還支起了理髮攤子。無事可做的人站在自家門口，靜靜看著。
王子港城中，沿街叫賣的小販。
酒店入口並無標誌，好在我們終於找到了。奧洛夫森酒店樹蔭遮蔽，仿佛形成了自己的氣候圈，它是“哥特式姜餅屋”風格的精緻典範，這種法式殖民地建築於19世紀在海地興起。酒店曾是顯貴、作家和好萊塢明星們消磨時光的去處，如今卻散發著一種失落的氣氛，如同一件過時了的美麗裙裝。1965年，海地建設了新機場，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也逐步改善；於是這個國家熱鬧起來，成為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熱門旅遊區。然而，隨著愛滋病的蔓延和政治、經濟的動盪，旅遊業又陷入衰退。王子港那充滿原始生機的海灘曾深受賈桂琳·奧納西斯的喜愛，如今已不復存在。這個國家的生態健康被腐蝕了，旅遊業也一樣：2013年，全國只剩20家酒店還在運營。
從奧洛夫森酒店走到市場區也不過是幾英里遠，在別的城市只要漫步過去就好，然而在王子港那令人精疲力盡的酷熱、在那時刻發生的交通事故中，和坑坑窪窪的馬路上，走這樣一段路堪稱艱苦的跋涉。地震五年之後，城市大部分建築仍搖搖欲墜，重建完畢的少之又少。一半以上的人口處於技術性失業之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居民從事點對點的勞動服務或交易為生，形成一種非正式的經濟體，臨時商業和小型工業因此擠佔了街道。連公共交通系統也是非官方的：皮卡車改裝成了小型巴士，噴漆鮮亮的“蹦蹦車”沿著指定路線行駛，由司機播報終點站。乘客需要跑著追上這樣的交通工具，然後奮力擠上掛車。
由於交通管控全面缺失，摩托車、蹦蹦車和載貨卡車紛紛搶道，指望別人反射弧比自己長。行人們往往膽大包天，保險杠和車輪離腳趾頭只有幾釐米也毫不畏懼。我們很快學會了海地第一課：隨時注意身邊的一切。第二課則是一位長期居民告訴我們的：最好別走路。
夜幕初降，在街頭飲水的小馬。
儘管有些重建工作早早完成，比如標誌性的鋼鐵集市（Marche de Fer），但集市周邊的居民區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視。國家宮的穹頂依然坍塌，聖母升天教堂則成廢墟：曾是國民驕傲的標誌性建築物，如今卻成為國家經濟衰退的象徵。教堂會眾只能在防水布棚子下麵集會。不遠處，泥瓦匠們仍在用鏟子、水泥和小塊的混凝土混合物手工製造煤渣磚。這種易碎的稀釋混凝土方曾是房屋在地震中大量坍塌的罪魁禍首，但因為沒有更好的建築材料，它們至今仍廣為使用。
我們離開王子港，乘坐超載的蹦蹦車，穿過塞勒山區（Massif de la Selle）前往雅克梅納（Jacmel），一座寧靜的南部海濱城市。雅克梅納港坐落在一片寬闊的海灣上，當年從咖啡和糖貿易中獲取暴利的法國商人們讓這座城市興旺起來。法國人建起的住宅倒是歷經地震而完好無損，那些精美的立面和精鑄的鐵藝裝飾都是從法國運來的，讓人憶起這座城市精彩的建築史，從1504年西班牙人初建開始。酒吧和教堂裡人聲鼎沸，街上回蕩著人們的狂歡聲。我們在一家小小的海鮮館子駐足，喝著海地啤酒，看著夜生活在眼前拉開序幕。
就在這時候出“狀況”了。整整一天以來，我的腸胃都在莫名地輕輕抽搐，而輕微的不適終於累積成了嚴重的症狀。我們本打算在雅克梅納歡度夜晚、第二天造訪城外的藍港（Bassin-Bleu），那裡有一片奇美的藍色瀑布，然而事與願違，我們不得不在酒店裡瞪著天花板和浴室地磚度過接下來的18個小時。想來是午餐吃壞了的結果：我們對酒店乏味又昂貴的飯菜無比厭倦，中午在外面吃了些海地混墨西哥風味的食物。
在馬里戈特海灘，等待載客的木划艇到來。
從馬里戈特到安塞·阿皮特萊市的船晚間就要出發了。我們別無選擇，要麼強行縮短恢復健康的時間，要麼就得再等上一星期。儘管身心脆弱，卻也做好了離開的準備，我們在下午過半時一鼓作氣離開了酒店。從雅克梅納到馬里戈特的蹦蹦車本來只要走幾小時，但據說路上有遊行隊伍，高速公路被路障封鎖了，不得不下車改乘摩托車，最終又只能走路前行。我們身上掛著行李，坐在摩托車後輪上，緊緊抓住開車的人，心裡儘量想著急速前行的快感，而不是海地的摩托車遊客死傷資料……海岸風光優美，我們超過了一支送葬的隊伍，讓我想起正是這裡近來爆發了霍亂。五年前，由於濾水器遭到病菌污染，霍亂重回海地。據說那些濾水器是聯合國提供的，但不管怎樣，已經有近一萬名居民因此喪生。
我們停在海灘旁，六條色彩鮮豔的木頭小艇在海浪間搖擺。幾個肌肉強健的男人把大量設備、行李甚至乘客都扛在肩頭，穿過海浪，運到船上；等我們終於被叫到海灘上時，也被扛在了肩上。終於，我的搬運工在船邊彎下身子，臉龐幾乎全都浸沒在海裡，然而我沒有力氣直起身來邁上船去，只好讓背包滾過尾舷，自己也照樣滾上了船。真是夠尷尬的，而且我渾身都濕透了，但也不得不說，整個上船過程好像也還算流暢。
本以為上船是最難的，但如今我們卻遇上了更大的難題：我們該坐在哪兒？靠著頭燈的昏暗光線，我看出這條船不過是個全無遮擋的大船殼，麻袋和集裝箱堆得滿滿當當，而人們就坐在這些貨物上面。等我們剛剛給自己找了個窩，大副就發佈了新指令，全體乘客都不得不勉強挪挪地方，好讓船裝上更多的貨物。終於，我們的船長朋友上船了。他熱情地招呼了我們，叫我們“好朋友”，並且幫我們在船尾搞到了容身之處——一些可以當作板凳使用的玻璃絲麻袋。不過，隨著船隻行進，我們逐漸發現，船頭總會隨著海浪瘋狂顛簸，而船尾卻裝滿了壓艙物、好讓那個40馬力的小引擎呆在水下，相比之下倒是穩當得很，我們不由得對船長深懷感激。
船長坐在小木凳上，船員們把褲子穿上了，他們很多人之前都渾身赤裸，免得搞濕自己的衣服。騷動止息，船在沉默中啟航。天氣預報說有暴風雨，但海面上倒還平靜。船上沒有燈光，只有月亮和獵戶座流星雨照亮了我們。我們緊緊抱著船柱，任由海浪的輕柔搖擺和暈船藥的催眠作用搖著我們入睡。長夜航行中，我們時常醒來，因為溫暖的海浪撲過船舷上緣、打在我們身上，或者是船長忽然開始大聲訓話、唱歌。
隨處可見的海產攤。
金星出現在天際線上閃耀，像個溫柔的鄰人，仿佛感受到了我們的疲憊，來安慰我們道：“不遠了，朋友們。”夜空融化了，變成黎明前的灰色，前方的海岸逐漸清晰起來。一掛粗糙的鐵絲網立在水中，這是邊界了，一帶海濱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的領地，而小屋和翻過來的小船則是海地這邊的財產。船員們行動起來。衣服又脫掉了，壓艙物——裝滿了卵石的麻袋被扔回海裡。同樣的流程重演，不過這次是下船上岸。我們最先下了船，滑到水手的肩膀上，他們扛著我們回到岸邊。
要怎麼去過境處？“往前走幾條街，再往右走幾條街”——我們就得到了這點簡單的指示。我們找到了一座發黑的船運集裝箱，裡面有些燒糊了的文件和辦公室傢俱。門口遇到了一個帶孩子的年輕女人，她告訴我們這裡的確是移民局，只是幾天前遭遇了火災。8點是移民局的上班時間，一位官員拖著辦公椅走過來，坐在樹下，掏出筆記本和橡皮擦。幾個人立刻排成隊，我們也加入其中。在這片樹蔭之下，我們的證件得到了處理，走上一條步行橋離開了海地。
無論如何，我們終於成功抵達了多明尼加。上百名海地人每週都走過這條路過境，我們的戲劇性旅程，不過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罷了。
本地人習慣用頭頂馱貨，輕巧的穿行在暴土揚長的街市裡。
本文作者桂尼維爾·艾利森（Genevieve Allison）是紐西蘭作家、藝術家，目前定居紐約。她的文章多見於Suitcase、Le Roy、The Collective Quarterly雜誌，以及Aperture和Artforum網站。個人網站：genevieve-allison.com。
本文圖片作者伊里亞德·羅斯（Elliot Ross）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少年時代的成長經歷引發了他對地理隔離地區的興趣，現在他致力於通過旅行探索地理上的孤絕對人際關係、文化和經濟方面的影響。伊里亞德·羅斯的作品廣獲刊載，多見於《國家地理雜誌》《衛報》、《大西洋月刊》雜誌。個人網站：www.elliotrossst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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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自己成了沒有國家的人——他們從未在海地生活過、也不會講海地語，同時又無法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繼續呆下去。上千名移民工人將家人送回海地、躲避審查，於是一股主要由婦女和兒童組成的人潮湧入邊境，海地不勝負荷，不得不建立了臨時難民營。東部的山脈阻擋了海上季風，使得海地境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氣候：熱帶氣候和半乾旱氣候。我們途徑茂盛的熱帶雨林，隨後植被變為岩石斷層帶和被侵蝕的山坡，鄉村生活不急不緩的節奏也轉為城市工業區。街上車輛逐漸密集起來，我們的大巴駛入城中，擠進一片擁堵。汽車鳴笛聲起伏，女人們卻在其間輕巧地穿行，東西頂在頭上；孩子們放學了，湧向家中；牲口群在路邊徘徊，而小販們則見縫插針，隨處兜售甘蔗、汽車部件、內衣、電路板、電話、衣服、活禽和藥劑，還支起了理髮攤子。無事可做的人站在自家門口，靜靜看著。
王子港城中，沿街叫賣的小販。
酒店入口並無標誌，好在我們終於找到了。奧洛夫森酒店樹蔭遮蔽，仿佛形成了自己的氣候圈，它是“哥特式姜餅屋”風格的精緻典範，這種法式殖民地建築於19世紀在海地興起。酒店曾是顯貴、作家和好萊塢明星們消磨時光的去處，如今卻散發著一種失落的氣氛，如同一件過時了的美麗裙裝。1965年，海地建設了新機場，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也逐步改善；於是這個國家熱鬧起來，成為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熱門旅遊區。然而，隨著愛滋病的蔓延和政治、經濟的動盪，旅遊業又陷入衰退。王子港那充滿原始生機的海灘曾深受賈桂琳·奧納西斯的喜愛，如今已不復存在。這個國家的生態健康被腐蝕了，旅遊業也一樣：2013年，全國只剩20家酒店還在運營。
從奧洛夫森酒店走到市場區也不過是幾英里遠，在別的城市只要漫步過去就好，然而在王子港那令人精疲力盡的酷熱、在那時刻發生的交通事故中，和坑坑窪窪的馬路上，走這樣一段路堪稱艱苦的跋涉。地震五年之後，城市大部分建築仍搖搖欲墜，重建完畢的少之又少。一半以上的人口處於技術性失業之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居民從事點對點的勞動服務或交易為生，形成一種非正式的經濟體，臨時商業和小型工業因此擠佔了街道。連公共交通系統也是非官方的：皮卡車改裝成了小型巴士，噴漆鮮亮的“蹦蹦車”沿著指定路線行駛，由司機播報終點站。乘客需要跑著追上這樣的交通工具，然後奮力擠上掛車。
由於交通管控全面缺失，摩托車、蹦蹦車和載貨卡車紛紛搶道，指望別人反射弧比自己長。行人們往往膽大包天，保險杠和車輪離腳趾頭只有幾釐米也毫不畏懼。我們很快學會了海地第一課：隨時注意身邊的一切。第二課則是一位長期居民告訴我們的：最好別走路。
夜幕初降，在街頭飲水的小馬。
儘管有些重建工作早早完成，比如標誌性的鋼鐵集市（Marche de Fer），但集市周邊的居民區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視。國家宮的穹頂依然坍塌，聖母升天教堂則成廢墟：曾是國民驕傲的標誌性建築物，如今卻成為國家經濟衰退的象徵。教堂會眾只能在防水布棚子下麵集會。不遠處，泥瓦匠們仍在用鏟子、水泥和小塊的混凝土混合物手工製造煤渣磚。這種易碎的稀釋混凝土方曾是房屋在地震中大量坍塌的罪魁禍首，但因為沒有更好的建築材料，它們至今仍廣為使用。
我們離開王子港，乘坐超載的蹦蹦車，穿過塞勒山區（Massif de la Selle）前往雅克梅納（Jacmel），一座寧靜的南部海濱城市。雅克梅納港坐落在一片寬闊的海灣上，當年從咖啡和糖貿易中獲取暴利的法國商人們讓這座城市興旺起來。法國人建起的住宅倒是歷經地震而完好無損，那些精美的立面和精鑄的鐵藝裝飾都是從法國運來的，讓人憶起這座城市精彩的建築史，從1504年西班牙人初建開始。酒吧和教堂裡人聲鼎沸，街上回蕩著人們的狂歡聲。我們在一家小小的海鮮館子駐足，喝著海地啤酒，看著夜生活在眼前拉開序幕。
就在這時候出“狀況”了。整整一天以來，我的腸胃都在莫名地輕輕抽搐，而輕微的不適終於累積成了嚴重的症狀。我們本打算在雅克梅納歡度夜晚、第二天造訪城外的藍港（Bassin-Bleu），那裡有一片奇美的藍色瀑布，然而事與願違，我們不得不在酒店裡瞪著天花板和浴室地磚度過接下來的18個小時。想來是午餐吃壞了的結果：我們對酒店乏味又昂貴的飯菜無比厭倦，中午在外面吃了些海地混墨西哥風味的食物。
在馬里戈特海灘，等待載客的木划艇到來。
從馬里戈特到安塞·阿皮特萊市的船晚間就要出發了。我們別無選擇，要麼強行縮短恢復健康的時間，要麼就得再等上一星期。儘管身心脆弱，卻也做好了離開的準備，我們在下午過半時一鼓作氣離開了酒店。從雅克梅納到馬里戈特的蹦蹦車本來只要走幾小時，但據說路上有遊行隊伍，高速公路被路障封鎖了，不得不下車改乘摩托車，最終又只能走路前行。我們身上掛著行李，坐在摩托車後輪上，緊緊抓住開車的人，心裡儘量想著急速前行的快感，而不是海地的摩托車遊客死傷資料……海岸風光優美，我們超過了一支送葬的隊伍，讓我想起正是這裡近來爆發了霍亂。五年前，由於濾水器遭到病菌污染，霍亂重回海地。據說那些濾水器是聯合國提供的，但不管怎樣，已經有近一萬名居民因此喪生。
我們停在海灘旁，六條色彩鮮豔的木頭小艇在海浪間搖擺。幾個肌肉強健的男人把大量設備、行李甚至乘客都扛在肩頭，穿過海浪，運到船上；等我們終於被叫到海灘上時，也被扛在了肩上。終於，我的搬運工在船邊彎下身子，臉龐幾乎全都浸沒在海裡，然而我沒有力氣直起身來邁上船去，只好讓背包滾過尾舷，自己也照樣滾上了船。真是夠尷尬的，而且我渾身都濕透了，但也不得不說，整個上船過程好像也還算流暢。
本以為上船是最難的，但如今我們卻遇上了更大的難題：我們該坐在哪兒？靠著頭燈的昏暗光線，我看出這條船不過是個全無遮擋的大船殼，麻袋和集裝箱堆得滿滿當當，而人們就坐在這些貨物上面。等我們剛剛給自己找了個窩，大副就發佈了新指令，全體乘客都不得不勉強挪挪地方，好讓船裝上更多的貨物。終於，我們的船長朋友上船了。他熱情地招呼了我們，叫我們“好朋友”，並且幫我們在船尾搞到了容身之處——一些可以當作板凳使用的玻璃絲麻袋。不過，隨著船隻行進，我們逐漸發現，船頭總會隨著海浪瘋狂顛簸，而船尾卻裝滿了壓艙物、好讓那個40馬力的小引擎呆在水下，相比之下倒是穩當得很，我們不由得對船長深懷感激。
船長坐在小木凳上，船員們把褲子穿上了，他們很多人之前都渾身赤裸，免得搞濕自己的衣服。騷動止息，船在沉默中啟航。天氣預報說有暴風雨，但海面上倒還平靜。船上沒有燈光，只有月亮和獵戶座流星雨照亮了我們。我們緊緊抱著船柱，任由海浪的輕柔搖擺和暈船藥的催眠作用搖著我們入睡。長夜航行中，我們時常醒來，因為溫暖的海浪撲過船舷上緣、打在我們身上，或者是船長忽然開始大聲訓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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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出現在天際線上閃耀，像個溫柔的鄰人，仿佛感受到了我們的疲憊，來安慰我們道：“不遠了，朋友們。”夜空融化了，變成黎明前的灰色，前方的海岸逐漸清晰起來。一掛粗糙的鐵絲網立在水中，這是邊界了，一帶海濱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的領地，而小屋和翻過來的小船則是海地這邊的財產。船員們行動起來。衣服又脫掉了，壓艙物——裝滿了卵石的麻袋被扔回海裡。同樣的流程重演，不過這次是下船上岸。我們最先下了船，滑到水手的肩膀上，他們扛著我們回到岸邊。
要怎麼去過境處？“往前走幾條街，再往右走幾條街”——我們就得到了這點簡單的指示。我們找到了一座發黑的船運集裝箱，裡面有些燒糊了的文件和辦公室傢俱。門口遇到了一個帶孩子的年輕女人，她告訴我們這裡的確是移民局，只是幾天前遭遇了火災。8點是移民局的上班時間，一位官員拖著辦公椅走過來，坐在樹下，掏出筆記本和橡皮擦。幾個人立刻排成隊，我們也加入其中。在這片樹蔭之下，我們的證件得到了處理，走上一條步行橋離開了海地。
無論如何，我們終於成功抵達了多明尼加。上百名海地人每週都走過這條路過境，我們的戲劇性旅程，不過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罷了。
本地人習慣用頭頂馱貨，輕巧的穿行在暴土揚長的街市裡。
本文作者桂尼維爾·艾利森（Genevieve Allison）是紐西蘭作家、藝術家，目前定居紐約。她的文章多見於Suitcase、Le Roy、The Collective Quarterly雜誌，以及Aperture和Artforum網站。個人網站：genevieve-allison.com。
本文圖片作者伊里亞德·羅斯（Elliot Ross）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少年時代的成長經歷引發了他對地理隔離地區的興趣，現在他致力於通過旅行探索地理上的孤絕對人際關係、文化和經濟方面的影響。伊里亞德·羅斯的作品廣獲刊載，多見於《國家地理雜誌》《衛報》、《大西洋月刊》雜誌。個人網站：www.elliotrossst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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