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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提出這個命題時， 似乎是不合時宜的， 因為在新的技術革命時代， 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 人們都是以追求高速度、高效率和快節奏為時尚。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 是從國際慢城聯盟的宗旨得到的啟示。 自資訊革命以來， 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 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 這不僅沒有給人們帶來美好的生活， 反而使城市人口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不斷攀升。
於是， 1999年10月在義大利奧爾維耶托市誕生了國際慢城聯盟， 它的宗旨是“以人為本，
1
學與術之別
什麼是學術？
學術一詞， 含義甚廣， 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有多處提及。
如果專指學問和學識的話， 南朝梁何遜在《贈族人秣陵兄弟》詩中有：“小子無學術， 丁寧困負薪。 ”南宋蘇軾在《十八阿羅漢頌》中也有詩句：“梵相奇古， 學術淵博”。
通常， 人們都是把學術當作一個詞彙來理解和使用， 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的詮釋是：“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
其實， 學術一詞是由學與術二字組成的， 它們分別指稱兩種與學識有關的不同概念。
梁啟超是清末思想啟蒙的代表人物， 他於1911年在《學與術》一文中， 第一次對它們作出了明確的界定， 他寫道：“學也者， 觀察事物而發明真理者也；術也者， 取發明真理而致諸用者也。 ” “學者術之體， 術者學之用。 ”
著名翻譯家嚴複也認為：“蓋學與術異， 學者考自然之理， 立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 學主知， 術主行。 ”
兩位學術大師對學術的釋義是完全一致的， 僅就學而言， 與牛津高級辭典的注釋也是一致的， 它的釋義是：“學術是與學校、學院有關的， 學者式的、非技術或實用的，
以知識為基礎的科學是分類的， 現代通常把科學分為三類， 即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開發技術。
既然科學是分類的， 那麼承擔科學研究的部門也應該是有分工的， 一般的說， 科學院和少數研究型大學是承擔基礎科學研究， 工業技術部門是從事應用技術研究， 而技術學院和企業則是從事技術開發研究的。
這一模式， 基本上得到國際共識， 如美國、德國、俄羅斯和日本等國， 都是按照這個模式協調國家的科學事業發展。
以德國為例， 該國有兩個最大的學術團體， 一是馬克斯·普朗克學會， 下屬70個研究所， 它們更重視基礎研究；二是夫郎禾費協會， 下屬38個研究所， 主要從事應用科學研究。 它們的區別是什麼呢？
對此，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主席彼得·格魯斯給出了科學簡明的回答， 他說前者是創造作為研究的知識平臺， 而後者是在現有知識平臺上進行研究。
簡單地說， 基礎科學研究是回答：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
而應用技術研究是回答：這有什麼用？這有什麼效益？
但是， 縱觀我國科學研究的情況， 各部門的分工並沒有這樣的清晰， 以至於各大學相互錯位。
例如， 某些研究型的大學， 卻提出要上經濟主戰場， 花費極大精力從事應用技術研究， 結果“撿了芝麻， 卻丟了西瓜”。
然而， 另一些非重點大學， 出於虛榮心的需要， 拼命地向研究型大學裡擠， 自不量力的拼湊博士點， 搞基礎科學研究， 結果勞而不獲。 我國基礎科學研究落後，
2
浮誇是學術研究之大忌
20世紀90年代初， 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拐點， 其標誌就是追求GDP的指標。
在高等教育領域， 大學合併， 學院更名， 專科學院升格， 大躍進式的擴招， 一浪高過一浪， 一直持續了近20年。
大學中的科學研究， 無論是論文或是專利， 求多不求新， 求量不求質， 抄襲、剽竊屢禁不絕， 身陷其中的既有校長、院長， 也有院士、博士生導師， 嚴重地玷污了大學這片聖潔的領地。 一個好的學風， 需要幾代人培育， 而一旦學風遭到破壞， 又將殃及幾代人。
中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但是這個第一並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最根本的是人均占比。例如，中國科技研發人員8114萬人，雄居世界第一；科技論文連續6年世界第二，專利申請數量連續5年世界第一。
其實，這些第一並不能證明一個國家科學真實的水準，更反映不出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一個鮮明的對比是日本，人口尚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迄今卻已有22人獲得了諾貝爾獎，涵蓋物理、化學、醫學和文學多個領域，而尤為突出的是最近14年中，幾乎每年都有一人獲獎，就獲獎的速率已經超過美國。中國就相形見絀多了，在科學領域裡僅僅只有一項生理或醫學獎。
就發明專利而言，雖然中國發明專利連續5年雄居世界第一，但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發明專利包括新產品、新方法，對產品的形狀、包裝以及外觀設計等，而我們在後者上居然占了60%以上。
中國的一些大公司每年申請專利多達數萬件，這是商人們保護自己利益的作為，算不上有什麼實質性的創新。據介紹，美國許多企業的主要盈利來自智慧財產權，產權交易每件是37萬美元，而中國產權交易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我國專利的硬傷。
在文學創作中，也一味的追求短、平、快，一部電影三天殺青，一周寫出幾十萬字的“大部頭”，有些劇團一個月就拋出一部“鴻篇巨著”。我國電影年產量為六七百部，電視劇年產量為兩萬多集，每年出版長篇小說四五千部，但銷量如何呢？有不少作品，還沒有進入市場，轉身就進入到倉庫。
莫言是我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獲獎作品《蛙》也僅僅印刷了20萬冊，這與那些世界名著動輒發行幾千萬甚至上億冊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去年6月，在上海召開了電影票房論壇，有人提出中國電影票房即將超過美國。對此，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李安是最有發言權的，他認為：“中國電影工業剛剛起步，慢慢來。我希望它是開始，而不是高峰，不要讓年輕人浮躁，電影工業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們必須冷靜的看到，在我國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專利申請、出版行業、電影製作等領域，不同程度存在浮誇現象，其惡果就是粗製濫造。
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輕則失根，躁則失君。”這就說明，輕浮和狂躁是學術研究的大敵，學術研究只能在冷環境中求索，應當治一治“虛火”太旺的病症。
我們應當看到，熱環境或群眾運動式的研究，只能導致浮誇和粗製濫造。學術研究要慢下來，首先是我們科學家、作家、發明家和出版人的心態要靜下來，宣導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誕生傳世經典。
3
學術奇跡需要漫長等待
縱觀人類科學發現和發明的歷史，一切重大的學術奇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什麼是學術奇跡？
我認為，能夠稱得上奇跡的，應當包括：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各一級學科世界大獎，創立顛覆傳統理論的科學學派，曠古絕倫的重大發現和發明，傳承百年甚至千年的學術經典著作等。
顯而易見，這些成就的取得，絕非是畢其功於一役而為，需要百折不回的持久求索。
就拿諾貝爾獎來說，據統計，在114年中，共有889人獲得這一殊榮，其中美國人占了四成。在這些獲獎的成果中，除了極少數是偶然幸運者以外，絕大多數都是皓首窮經的結果。
例如，美國物理學家雷蒙德·大衛斯，對宇宙中微子的研究長達40年，於2002年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200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又是3位美國人，他們的研究耗時10年，而且經過30年的考驗；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是兩位以色列化學家，他們的研究經歷了長達35年漫長過程。
又如，英國劍橋大學生理學教授羅伯特·愛德華茲被稱為“試管嬰兒”之父，他用20年的時間，經過反復試驗，終於培養出了首個試管嬰兒路易士·布朗，但他於85歲才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滯後了32年。
最近，媒體報導了世界耗時最長的5個科學實驗，其中之一是瀝青滴漏實驗，這是由澳大利亞物理學家湯瑪斯·帕內爾等人進行的。他們耗時85年，觀察到看似固體的瀝青也能夠流動。每6到20年會有一滴瀝青滴落，迄今只滴出了8滴，期間只發表了一篇論文。
此項實驗的意義在於，物質的固態和液態是相對的，也是可以轉化的，問題是要找到他們的臨界點。這項研究獲得了2005年搞笑諾貝爾物理學獎，它的意義不在於科學貢獻，而在於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實驗者們還計算出了瀝青的粘度，它是水的粘度的2300億倍，這個比值真堪為是天文級別的數字，僅此一點，就可以流芳百世。
在文學創作方面，也能體現“慢工出細活”的規律，急功近利只能出劣質品。
例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寫作十年，審閱十載，增刪5次；
司馬遷寫《史記》15年；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27年；
徐霞客寫作《徐霞客遊記》歷時34年；
托爾斯泰創作《戰爭與和平》歷時37年；
歌德畢其一生之精力，用60年創作了鴻篇巨著《浮士德》，等等。
這類例子是不勝枚舉的，與當今中國的文學界某些急就章的作品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應當引起人們深刻的反省。
上述的事例都充分證明，學術研究貴在創造，而創造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是做出第一的、率先的和曠古絕倫的學術成果。
因此學術奇跡只青睞有心人，他們應當是那些清心寡欲和安貧樂道的學人，只有持之以恆，耐得住寂寞，學術奇跡才會光顧你。
如果有誰不願意付出，
那他就休想有收穫；
如果沒有踽踽獨行的毅力，
也休想有品嘗學術奇跡的人生況味！
（作者系武漢大學原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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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思想燦爛，又望文才熠熠”
但是這個第一並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最根本的是人均占比。例如，中國科技研發人員8114萬人，雄居世界第一；科技論文連續6年世界第二，專利申請數量連續5年世界第一。其實，這些第一並不能證明一個國家科學真實的水準，更反映不出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一個鮮明的對比是日本，人口尚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迄今卻已有22人獲得了諾貝爾獎，涵蓋物理、化學、醫學和文學多個領域，而尤為突出的是最近14年中，幾乎每年都有一人獲獎，就獲獎的速率已經超過美國。中國就相形見絀多了，在科學領域裡僅僅只有一項生理或醫學獎。
就發明專利而言，雖然中國發明專利連續5年雄居世界第一，但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發明專利包括新產品、新方法，對產品的形狀、包裝以及外觀設計等，而我們在後者上居然占了60%以上。
中國的一些大公司每年申請專利多達數萬件，這是商人們保護自己利益的作為，算不上有什麼實質性的創新。據介紹，美國許多企業的主要盈利來自智慧財產權，產權交易每件是37萬美元，而中國產權交易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我國專利的硬傷。
在文學創作中，也一味的追求短、平、快，一部電影三天殺青，一周寫出幾十萬字的“大部頭”，有些劇團一個月就拋出一部“鴻篇巨著”。我國電影年產量為六七百部，電視劇年產量為兩萬多集，每年出版長篇小說四五千部，但銷量如何呢？有不少作品，還沒有進入市場，轉身就進入到倉庫。
莫言是我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獲獎作品《蛙》也僅僅印刷了20萬冊，這與那些世界名著動輒發行幾千萬甚至上億冊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去年6月，在上海召開了電影票房論壇，有人提出中國電影票房即將超過美國。對此，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李安是最有發言權的，他認為：“中國電影工業剛剛起步，慢慢來。我希望它是開始，而不是高峰，不要讓年輕人浮躁，電影工業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們必須冷靜的看到，在我國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專利申請、出版行業、電影製作等領域，不同程度存在浮誇現象，其惡果就是粗製濫造。
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輕則失根，躁則失君。”這就說明，輕浮和狂躁是學術研究的大敵，學術研究只能在冷環境中求索，應當治一治“虛火”太旺的病症。
我們應當看到，熱環境或群眾運動式的研究，只能導致浮誇和粗製濫造。學術研究要慢下來，首先是我們科學家、作家、發明家和出版人的心態要靜下來，宣導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誕生傳世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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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人類科學發現和發明的歷史，一切重大的學術奇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什麼是學術奇跡？
我認為，能夠稱得上奇跡的，應當包括：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各一級學科世界大獎，創立顛覆傳統理論的科學學派，曠古絕倫的重大發現和發明，傳承百年甚至千年的學術經典著作等。
顯而易見，這些成就的取得，絕非是畢其功於一役而為，需要百折不回的持久求索。
就拿諾貝爾獎來說，據統計，在114年中，共有889人獲得這一殊榮，其中美國人占了四成。在這些獲獎的成果中，除了極少數是偶然幸運者以外，絕大多數都是皓首窮經的結果。
例如，美國物理學家雷蒙德·大衛斯，對宇宙中微子的研究長達40年，於2002年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200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又是3位美國人，他們的研究耗時10年，而且經過30年的考驗；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是兩位以色列化學家，他們的研究經歷了長達35年漫長過程。
又如，英國劍橋大學生理學教授羅伯特·愛德華茲被稱為“試管嬰兒”之父，他用20年的時間，經過反復試驗，終於培養出了首個試管嬰兒路易士·布朗，但他於85歲才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滯後了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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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事例都充分證明，學術研究貴在創造，而創造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是做出第一的、率先的和曠古絕倫的學術成果。
因此學術奇跡只青睞有心人，他們應當是那些清心寡欲和安貧樂道的學人，只有持之以恆，耐得住寂寞，學術奇跡才會光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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