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俊力王麗峰
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農家小院， 從外表看， 它一點也不起眼， 與四鄰的院落相比， 它甚至顯得蒼老， 它的屋舍低矮促狹， 內裡的陳設也一應簡陋， 然而多年來它卻是支撐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方領地。 這裡有一個能容納六七十人的圖書室兼放映室和兩個電影拷貝庫， 藏有７０００餘冊圖書、１０００余張愛國主義教育圖片、８０００余張電影海報和１５００多部電影拷貝。 走進這裡的人， 不僅會被小院內蘊的文化所感染， 更會被小院折射出的精神所打動。 當進一步得知這裡的主人——一個以種地、收破爛為生的普普通通的農民，
權勇所在的村叫豐澤， 位於祁縣城北， 緊傍大運公路， 是遠近聞名的文化村。 權勇出生在上個世紀６０年代初， 渴求知識的年齡正逢文化大革命， 是小人書和電影給饑渴中的權勇一方“豐澤”， 及至讓他癡迷、熱愛， 成為一生不能釋懷的文化情節。
放映機放大的人生
權勇最初喜愛電影是從《自有後來人》、《小兵張嘎》開始的。 電影給他的成長帶來無限快樂， 也讓他萌生了最初的人生理想：做一名放映員那是再美好不過的事了。
第一次為鄉親們放映《青松嶺》時的幸福感， 多少年後一直留在權勇心裡。 權勇做啥謀啥， 電影期刊和宣傳畫每期必買， 每有新片他總能早早獲悉， 村裡人總能優先看上新片， 男女老少好不歡喜。
１９９３年， 幾經修理的放映機徹底報廢了， 權勇去找村支書商量， 村支書說， 村裡拿不出買新設備的錢，
２０多年來， 究竟放映了多少場， 權勇自己也說不清。 最初一些年， 每年都要為村裡放映三五百場， 最多時一年能放６００場。 就是在電影最不景氣的９０年代， 權勇每年也要為村民放夠１００場。 除此以外， 他還要到外村去演， 他的足跡踏遍了祁縣及周邊縣的近２００個村莊。
一年又一年，
１９９４年， 也是個冬天， 權勇到縣電影公司送片子， 碰上任村鄉魚池村的幹部來請電影公司的人去放電影。 當時天陰著， 眼看要下雪， 魚池村離縣城６０多華里， 又是山路， 上去一趟得兩個多小時， 電影公司的人有些畏難， 不願去受那個罪， 就叫權勇去。 權勇當時毫無準備， 但聽村幹部說， 村裡已經５年沒演過電影了， 而放電影的消息已經告知村民了， 可該咋辦呢？看著村幹部一臉懇求的表情， 權勇心軟了， 他毅然花２０多元租了輛車上山了。 那晚放映的是《鋼鐵戰士》和《董存瑞》， 分住在各個山頭上的村民都來了。 演到一半時， 天下起了雪， 看著村民津津有味的樣子， 冰天雪地中他一直堅持放映到最後。 那一晚他躺在四面透風的山村小學教室的課桌上， 蓋著他的銀幕睡了一個“清醒”的覺。第二天，他步行了兩個多小時下山，搭乘一輛三輪車回到縣城，從電影公司又租了四部片子上山。他給村民們整整演了三個晚上，又是分文未取，村民們感激不盡，拿出核桃、酸棗酬謝他。有位大媽拿著兩把笤帚送給他，說：“山裡人沒別的，一點心意，收下吧。”權勇好不感動，說他還會再來。下山了，村民們還遠遠地站在山坡上揮動著樹枝、衣服向他致意，那場面，就跟電影裡似的，他急忙摘下頭上的“雷鋒帽”也向村民致意。
像這樣的經歷，權勇在２０多年的放映生涯中舉不勝舉。儘管有時難免也有受辱挨駡遭白眼的情形，但讓權勇欣慰的是電影在農村還很受歡迎。露天場地，掛一塊幕布，鄉親們搬個小凳坐在那兒，嘴裡嗑著瓜子，邊看邊嘮嗑，好不愜意。既給人們提供了交流的機會，又滿足了人們的懷舊心理。老人們愛看戰爭片、戲曲片，年輕人愛看言情片、武打片，小孩們覺著電影這玩藝兒很稀奇。一次他在本縣原西村放電影，有１０幾歲的小孩好奇地說：“呀，還有這麼大的彩電啊！”權勇樂了。據村民說，這個村１２年沒演過電影了，難怪十幾歲的小孩都不認識電影。
還有村民說，這些年村裡演電影還真是稀罕事，親戚朋友都來了，比看秧歌的人還要多。
為了調新片，權勇每月能往省城跑兩三個來回，貼上路費貼上累，就圖個老百姓樂意。他常說：“大夥高興了，我就滿足了。”
創辦文化室豐澤農民
權勇自幼愛看書，小時候他把父母給的零花錢以及他割草、撿彈殼賣得的錢全部用來買小人書，及至８０年代初總計收藏有６００多本。從１９８２年冬開始收破爛以來，他常常能收到別人當廢紙賣了的書。每每收回書來，權勇總是先攤在院子裡，一本一本地挑揀。《三中全會以後》是權勇從收購回來的舊書中收藏的第一本書，他如獲至寶。之後他又陸續淘到了《烈火中永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童年》、《在人間》等書籍，多少年下來，他家的櫃裡、床下堆滿了書。
進入９０年代後，日益富裕的物質生活和相對滯後的文化生活讓村裡許多青年染上不良習慣，打架鬥毆、聚眾賭博的現象時有發生。權勇看在眼裡，急在心上。於是萌發了把他積累的這些書利用起來辦個書屋的念頭，好讓年輕人有個收攏。他將自家臨街的三間西屋打通，並在後牆開了扇門，從舊傢俱市場買回書架，將現有的書籍分類陳列其中，村委會資助了８支長條凳，１９９６年５月４日，時任村團支部副書記權勇的“豐澤農民文化室”掛牌營業了。他的廣告詞是：“少抽一支煙，多看一本書；少打一次麻將，多學一點文化，。”開張當日，就有２００多人光顧，一毛錢一本書出租，收入２０多元。然而，由於圖書品種單調，一星期下來，文化室就變得冷清了。
當時也有人不理解，說，“那麼好的地勢，開個商店不好？即使租出去，一年也能掙個大幾千。”還有的說，“這年頭，誰還做無利可圖的買賣？莫非脫了帽子圖涼快？”
老母親也勸說不用開書店了，開個小賣部吧，權勇就是執意不肯，繼續想方設法充實豐富他的文化室。他先後投入１萬多元，到太原圖書批銷中心買新出版的圖書，還常到南宮書市淘一些有價值的舊書。文化室書架上的書陳列的滿滿當當。計生、科技、政治、法制、兒童、青少年、中年、老年、紀實讀物應有盡有。與此同時，他還製作了２０多塊富有教育意義的宣傳版面，１００多張幻燈片，文化室又熱鬧起來了，來借閱圖書的人絡繹不絕，連鄰村及城裡的孩子都吸引了。
每逢天陰下雨或冬天晚上休閒時，權勇就在文化室裡免費為村民放電影，科教片、故事片、戲曲片，點啥放啥，儘量滿足要求。有時候，夫妻倆還照著書本給大家講科技，有關棉花、葡萄、大棚菜的種植管理知識和牛、羊、雞的養殖管理知識，村民們從他這裡長了不少見識。村民趙鎖鎖承包有１畝多葡萄園，１９９６年以前，每年只收入二三百元，權勇把有關葡萄種植的書籍挑選出來送給他，現在每年能收入四五千元。
村裡的單身漢趙愛民，閒時無處可去，權勇文化室成了他精神寄託的好去處，每晚他都要來，一本一本地看。東觀鎮張北村小學校長權斌也是豐澤人。一到假期，他就成了權勇文化室的常客，一天一本書，從不間斷。碰上演電影他就看電影。他說他從小看著權勇放的電影長大，《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烈火金剛》，不知看了多少遍，臨放假前，還專門請權勇到學校為學生免費放了三天呢，孩子們可高興啦。
村裡的老人權維仁、楊松彪、郭維祥平常都喜歡來權勇文化室坐一坐，說說新聞，嘮嘮嗑，看看電影什麼的。他們說人總受苦也不行，得有精神享受。權勇為村裡人辦了件大好事，他給大家提供的是精神食糧，意義不尋常。難得有他這麼專幹的人，這麼多年堅持下來，一般人做不到。豐澤村是個大村，有村民３７００多人，而居住人口就達７０００多人，其中不少是外來打工者。權勇文化室也為這些打工者的文化生活開闢了一片天地，打工者晚上下班即使１０來點鐘來也能敲開他的門。多年來，豐澤村社會穩定，民風淳厚，沒有一例違法違紀事件，中、高考升學率在全縣名列前茅，每年都有２０名左右的學生進入高等學府，不能說完全歸功於權勇的文化室，但它的影響和滲透卻是不言而喻的。在校大學生趙凱、呂林、崔傑以及權勇的兩個兒子都是讀著權勇文化室的書長大的。每念及此，村人無不伸出拇指誇獎。
收集拷貝，搶救文化遺產
進入９０年代中期以後，電影一直處於低谷，縣電影公司幾乎難以生存了。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權勇擔心的事發生了，縣電影公司終於被另家企業吞併了，權勇茶不思飯不想，縣電影院拆除改造那天，他圍著影院轉悠，整整哭了一天。那些拷貝、那些拷貝怎麼辦？權勇去找新經理試探是否能讓他買下來，經理沒有答應。沒過多久，權勇在一家廢品收購公司院內發現了三五部拷貝，其中一部是《賣花姑娘》，其它幾部因生銹看不清名了。他急忙問是哪來的，主人說是電影公司的，還有好多沒有拿來呢！權勇急忙又去找經理，請求把拷貝賣給他，不然到了廢品公司就都沒用了。經理說：“你個收破爛的，哪能買起那麼多拷貝？”一位知情者也幫著說話了：“賣給權勇吧，他是個老放映員，太愛電影了，賣給他，這些電影就能存下來。”經理被打動了，按廢品價把庫存全部賣給了權勇。權勇把東廂房騰出來存放拷貝，花兩年時間對拷貝進行了檢修整理，最後挑撿了８０部完整的拷貝上架陳列，其餘的又送到收購站。
從此，權勇的生活裡又多了一項內容——收集拷貝。是熱愛，更是責任。２００２年臘月，聽說又有三個縣的電影公司倒閉，權勇怕那些拷貝流失，東挪西湊了４萬元，年根了，別人都在置年貨，他卻一下買回上百部老電影拷貝。那年過年全家人只割了二斤肉，沒有添置任何新衣服。權勇說那個年沒過好，但也過好了，得到心愛的片子比吃二斤肉還美。
幾年裡，為了把那些即將失散的電影拷貝收集起來，他風雪無阻，翻山越嶺跑遍晉中、呂梁的每一個地方。２００３年冬，榆社縣電影公司解散，權勇和妻子聞訊後雇了兩輛農用三輪車去買片，冰天雪地往返３００多裡盤山路，連司機都發怵，那危險，權勇夫婦現在想起來都後怕。回返途中，權勇和妻子相約各押一輛車，萬一有個閃失兩人不要全部遇難，家裡還有老人孩子啊。一路下山，他們閉著眼睛提心吊膽，直到晚上７點多才安全抵家。
２００４年春，權勇從和順縣一個山村個體戶手裡花４０００元買了８０部拷貝，當時別提有多高興，但臨下山時，權勇犯難了，有２００多米的陡峭直坡，怎麼往下扛啊？“白給我我也拿不回去了。”權勇看看拷貝又望望山下，急中生智跑到小賣部買來數根繩子，相互連結起來，然後一繩子一繩子把拷貝 吊下山去，然後再裝車運回來。那一次經歷也讓權勇刻骨銘心。
如今，權勇收集的拷貝已達１５００多部，東廂房的三間屋子裡四壁陳列的滿滿蕩蕩，上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下至９０年代，既有愛國主義教育片，又有戲曲藝術片，既有故事片，又有科教片，門類齊全，有不少是幾近絕版的經典影片。權勇說，這幾年最大的收穫和最艱辛的付出都在這些拷貝上。每天收破爛回來，他總是先打開庫房看看。權勇的父母經常能看見兒子傻傻地站在庫房裡凝視著拷貝發愣。有山東、陝西的人三番五次來電話不斷加價要收購權勇的拷貝，最後拋出２５萬元的價，權勇就是不為所動。錢能賺來，但片子買不來了。逼急了他就說：“寧可賣房子，也不能賣拷貝，這可是文化遺產，人們離不開啊！”
有了拷貝，為鄉親們演電影就方便多了，想看啥就放啥。在紀念抗戰勝利６０周年前夕，《地雷戰》、《地道戰》、《平原遊擊隊》可讓村民過了一把癮。今年從７月１日至７月３１日，權勇在祁縣城廣場整整放了一個月的愛國主義教育片。省電影公司組織愛國主義影片展演期間，還專門從權勇文化大院調過２０多部影片呢，權勇很有一種成就感。
鄉親信任家人支持是他的動力
權勇是村裡人公認的文化人，也是有名的熱心腸。村裡娶兒嫁女、生日滿月、紅白喜事，家家戶戶離不了他。做司儀、放音響，盡職又盡責，從不講報酬。有時人家給上二三十元酬謝費，權勇過意不去，還要免費送場電影呢。村裡誰家夫妻、婆媳不和了，鄰里吵架了，權勇總是不請自到，主動為人家作調解，用他獨特的機敏、智慧和風趣幽默息事寧人，化干戈為玉帛。權勇走到哪，就能把獨特的文化氣息帶到那，他是受大家尊敬和愛戴的人。權勇的文化大院能走到今天，與鄉親的信任和家人的支持是分不開的。由於開辦文化大院投入了自己太多的資金，一度時期，權勇一家生活難以為繼，權勇想打退堂鼓，正好縣醫院一退休大夫看中了權勇的三間臨街西屋想開門診。村黨支部書記權福川得知這一情形後，及時鼓勵權勇把文化室辦下去。支書說：“咬咬牙堅持下去吧，村裡得有這麼一個文化室，為老百姓做貢獻，大家都記你的好。村裡每年再給你加２００元補貼，再給你添幾支凳子。”從此，權勇再也沒有動搖過。
權勇家的房子早該翻修了，明眼見著屋頂的梁也折了，危險啊，可還是排不上議事日程。兩個上大學的兒子，為了省路費，假期都不回家，在校打工。妻子說，權勇的文化大院十年沒有掙了幾個錢，卻投進去無以計數的錢，除了買書，直接用於買拷貝的錢就有８萬多元。權勇平時非常節儉，冬夏穿的衣服都是別人給的軍裝，管它合適不合適，經穿耐磨就行。他外出收購拷貝，總是帶著乾糧和水，不捨得下飯店浪費１分錢。周圍人說他拿著錢往坑裡扔，而他覺得值。權勇家院子裡有兩部三輪車，一部是權勇收廢品蹬的，一部是母親撿破爛蹬的。母親今年７４歲了，每天還要蹬著三輪撿破爛，說起來真讓權勇慚愧。這些年為了文化大院，他把父母親多年賣菜的積蓄都花進去了，現在還不能讓老人家安享清福。權勇的母親說，權勇自幼就愛書愛電影，兒子不容易，她能幫多少算多少。權勇晚上外出放電影，老人家多晚也要等兒子回來才睡覺。
都說權勇有福氣，有一個好家人，權勇媳婦成寶蘭當年與權勇牽手就是一支兩用筆、四本小人書結的姻緣。自１９８１年成家至今，兩口子沒吵過架沒紅過臉。權勇一家上有七八十歲的兩位老人，下有正在上大學的兩個兒子，權勇又收廢品又種地，還放電影、開書屋，自然缺不了成寶蘭這個好幫手。人說不相像不一家，電影牽動了他們倆最多的感情，夫唱婦隨，日久天長，成寶蘭也成了行家，說起電影如數家珍。他們夫妻的感情也漸漸昇華。平凡著，快樂著，凡接近他們的人都會被他們身上充溢著的那種幸福觀所感染。
中央電視臺１０套《記憶》欄目、山西電視臺《魅力人生》欄目、山西日報《時代先鋒》欄目以及晉中的多家新聞媒體報導了權勇的事蹟。
在榆次區北田村有一座小有名氣的“田園書院”,是北田村村民、書畫愛好者王建自掏腰包200多萬元、花4年的時間在自家院裡精心打造的書院,如今這裡已成為一家民間文化交流場所,吸引不少城裡人組團前來交流學習。
近日,筆者走進北田村的田園書院,看到徽派建築的古城牆、茶几涼亭、庭院錯落有致、院子裡種著各式蔬菜……占地4000多平方米,古色古香的茶台、形態各異的木制桌椅、書法、畫作一應俱全,是個觀書品茶、享受寧靜生活的好地方。
王建說:“2012年,那時候家中還是平房,為了給父母改善居住環境,便將一半的房屋進行改建,蓋到一半之後又萌發了另一個想法,想為村民建一個文化交流的地方。經過4年時間的精心打造,田園書院終於掛牌成立。”
筆者在田園書院看到,房間牆上掛滿了王建的書畫作品,院子坐滿了正在寫生的學生,據悉,這些學生全部由王建免費教授書畫。王建說:“只要有人願意學習書法、畫畫,我都會免費教他們。”村民張慧明說:“真沒有想到我們北田村會有這麼好的書院,以後可以常來這裡讀書,還能跟王建學寫毛筆字,這裡的文化氛圍如此濃厚,是我們北田人的福氣啊。”
溫建偉
蓋著他的銀幕睡了一個“清醒”的覺。第二天，他步行了兩個多小時下山，搭乘一輛三輪車回到縣城，從電影公司又租了四部片子上山。他給村民們整整演了三個晚上，又是分文未取，村民們感激不盡，拿出核桃、酸棗酬謝他。有位大媽拿著兩把笤帚送給他，說：“山裡人沒別的，一點心意，收下吧。”權勇好不感動，說他還會再來。下山了，村民們還遠遠地站在山坡上揮動著樹枝、衣服向他致意，那場面，就跟電影裡似的，他急忙摘下頭上的“雷鋒帽”也向村民致意。像這樣的經歷，權勇在２０多年的放映生涯中舉不勝舉。儘管有時難免也有受辱挨駡遭白眼的情形，但讓權勇欣慰的是電影在農村還很受歡迎。露天場地，掛一塊幕布，鄉親們搬個小凳坐在那兒，嘴裡嗑著瓜子，邊看邊嘮嗑，好不愜意。既給人們提供了交流的機會，又滿足了人們的懷舊心理。老人們愛看戰爭片、戲曲片，年輕人愛看言情片、武打片，小孩們覺著電影這玩藝兒很稀奇。一次他在本縣原西村放電影，有１０幾歲的小孩好奇地說：“呀，還有這麼大的彩電啊！”權勇樂了。據村民說，這個村１２年沒演過電影了，難怪十幾歲的小孩都不認識電影。
還有村民說，這些年村裡演電影還真是稀罕事，親戚朋友都來了，比看秧歌的人還要多。
為了調新片，權勇每月能往省城跑兩三個來回，貼上路費貼上累，就圖個老百姓樂意。他常說：“大夥高興了，我就滿足了。”
創辦文化室豐澤農民
權勇自幼愛看書，小時候他把父母給的零花錢以及他割草、撿彈殼賣得的錢全部用來買小人書，及至８０年代初總計收藏有６００多本。從１９８２年冬開始收破爛以來，他常常能收到別人當廢紙賣了的書。每每收回書來，權勇總是先攤在院子裡，一本一本地挑揀。《三中全會以後》是權勇從收購回來的舊書中收藏的第一本書，他如獲至寶。之後他又陸續淘到了《烈火中永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童年》、《在人間》等書籍，多少年下來，他家的櫃裡、床下堆滿了書。
進入９０年代後，日益富裕的物質生活和相對滯後的文化生活讓村裡許多青年染上不良習慣，打架鬥毆、聚眾賭博的現象時有發生。權勇看在眼裡，急在心上。於是萌發了把他積累的這些書利用起來辦個書屋的念頭，好讓年輕人有個收攏。他將自家臨街的三間西屋打通，並在後牆開了扇門，從舊傢俱市場買回書架，將現有的書籍分類陳列其中，村委會資助了８支長條凳，１９９６年５月４日，時任村團支部副書記權勇的“豐澤農民文化室”掛牌營業了。他的廣告詞是：“少抽一支煙，多看一本書；少打一次麻將，多學一點文化，。”開張當日，就有２００多人光顧，一毛錢一本書出租，收入２０多元。然而，由於圖書品種單調，一星期下來，文化室就變得冷清了。
當時也有人不理解，說，“那麼好的地勢，開個商店不好？即使租出去，一年也能掙個大幾千。”還有的說，“這年頭，誰還做無利可圖的買賣？莫非脫了帽子圖涼快？”
老母親也勸說不用開書店了，開個小賣部吧，權勇就是執意不肯，繼續想方設法充實豐富他的文化室。他先後投入１萬多元，到太原圖書批銷中心買新出版的圖書，還常到南宮書市淘一些有價值的舊書。文化室書架上的書陳列的滿滿當當。計生、科技、政治、法制、兒童、青少年、中年、老年、紀實讀物應有盡有。與此同時，他還製作了２０多塊富有教育意義的宣傳版面，１００多張幻燈片，文化室又熱鬧起來了，來借閱圖書的人絡繹不絕，連鄰村及城裡的孩子都吸引了。
每逢天陰下雨或冬天晚上休閒時，權勇就在文化室裡免費為村民放電影，科教片、故事片、戲曲片，點啥放啥，儘量滿足要求。有時候，夫妻倆還照著書本給大家講科技，有關棉花、葡萄、大棚菜的種植管理知識和牛、羊、雞的養殖管理知識，村民們從他這裡長了不少見識。村民趙鎖鎖承包有１畝多葡萄園，１９９６年以前，每年只收入二三百元，權勇把有關葡萄種植的書籍挑選出來送給他，現在每年能收入四五千元。
村裡的單身漢趙愛民，閒時無處可去，權勇文化室成了他精神寄託的好去處，每晚他都要來，一本一本地看。東觀鎮張北村小學校長權斌也是豐澤人。一到假期，他就成了權勇文化室的常客，一天一本書，從不間斷。碰上演電影他就看電影。他說他從小看著權勇放的電影長大，《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烈火金剛》，不知看了多少遍，臨放假前，還專門請權勇到學校為學生免費放了三天呢，孩子們可高興啦。
村裡的老人權維仁、楊松彪、郭維祥平常都喜歡來權勇文化室坐一坐，說說新聞，嘮嘮嗑，看看電影什麼的。他們說人總受苦也不行，得有精神享受。權勇為村裡人辦了件大好事，他給大家提供的是精神食糧，意義不尋常。難得有他這麼專幹的人，這麼多年堅持下來，一般人做不到。豐澤村是個大村，有村民３７００多人，而居住人口就達７０００多人，其中不少是外來打工者。權勇文化室也為這些打工者的文化生活開闢了一片天地，打工者晚上下班即使１０來點鐘來也能敲開他的門。多年來，豐澤村社會穩定，民風淳厚，沒有一例違法違紀事件，中、高考升學率在全縣名列前茅，每年都有２０名左右的學生進入高等學府，不能說完全歸功於權勇的文化室，但它的影響和滲透卻是不言而喻的。在校大學生趙凱、呂林、崔傑以及權勇的兩個兒子都是讀著權勇文化室的書長大的。每念及此，村人無不伸出拇指誇獎。
收集拷貝，搶救文化遺產
進入９０年代中期以後，電影一直處於低谷，縣電影公司幾乎難以生存了。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權勇擔心的事發生了，縣電影公司終於被另家企業吞併了，權勇茶不思飯不想，縣電影院拆除改造那天，他圍著影院轉悠，整整哭了一天。那些拷貝、那些拷貝怎麼辦？權勇去找新經理試探是否能讓他買下來，經理沒有答應。沒過多久，權勇在一家廢品收購公司院內發現了三五部拷貝，其中一部是《賣花姑娘》，其它幾部因生銹看不清名了。他急忙問是哪來的，主人說是電影公司的，還有好多沒有拿來呢！權勇急忙又去找經理，請求把拷貝賣給他，不然到了廢品公司就都沒用了。經理說：“你個收破爛的，哪能買起那麼多拷貝？”一位知情者也幫著說話了：“賣給權勇吧，他是個老放映員，太愛電影了，賣給他，這些電影就能存下來。”經理被打動了，按廢品價把庫存全部賣給了權勇。權勇把東廂房騰出來存放拷貝，花兩年時間對拷貝進行了檢修整理，最後挑撿了８０部完整的拷貝上架陳列，其餘的又送到收購站。
從此，權勇的生活裡又多了一項內容——收集拷貝。是熱愛，更是責任。２００２年臘月，聽說又有三個縣的電影公司倒閉，權勇怕那些拷貝流失，東挪西湊了４萬元，年根了，別人都在置年貨，他卻一下買回上百部老電影拷貝。那年過年全家人只割了二斤肉，沒有添置任何新衣服。權勇說那個年沒過好，但也過好了，得到心愛的片子比吃二斤肉還美。
幾年裡，為了把那些即將失散的電影拷貝收集起來，他風雪無阻，翻山越嶺跑遍晉中、呂梁的每一個地方。２００３年冬，榆社縣電影公司解散，權勇和妻子聞訊後雇了兩輛農用三輪車去買片，冰天雪地往返３００多裡盤山路，連司機都發怵，那危險，權勇夫婦現在想起來都後怕。回返途中，權勇和妻子相約各押一輛車，萬一有個閃失兩人不要全部遇難，家裡還有老人孩子啊。一路下山，他們閉著眼睛提心吊膽，直到晚上７點多才安全抵家。
２００４年春，權勇從和順縣一個山村個體戶手裡花４０００元買了８０部拷貝，當時別提有多高興，但臨下山時，權勇犯難了，有２００多米的陡峭直坡，怎麼往下扛啊？“白給我我也拿不回去了。”權勇看看拷貝又望望山下，急中生智跑到小賣部買來數根繩子，相互連結起來，然後一繩子一繩子把拷貝 吊下山去，然後再裝車運回來。那一次經歷也讓權勇刻骨銘心。
如今，權勇收集的拷貝已達１５００多部，東廂房的三間屋子裡四壁陳列的滿滿蕩蕩，上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下至９０年代，既有愛國主義教育片，又有戲曲藝術片，既有故事片，又有科教片，門類齊全，有不少是幾近絕版的經典影片。權勇說，這幾年最大的收穫和最艱辛的付出都在這些拷貝上。每天收破爛回來，他總是先打開庫房看看。權勇的父母經常能看見兒子傻傻地站在庫房裡凝視著拷貝發愣。有山東、陝西的人三番五次來電話不斷加價要收購權勇的拷貝，最後拋出２５萬元的價，權勇就是不為所動。錢能賺來，但片子買不來了。逼急了他就說：“寧可賣房子，也不能賣拷貝，這可是文化遺產，人們離不開啊！”
有了拷貝，為鄉親們演電影就方便多了，想看啥就放啥。在紀念抗戰勝利６０周年前夕，《地雷戰》、《地道戰》、《平原遊擊隊》可讓村民過了一把癮。今年從７月１日至７月３１日，權勇在祁縣城廣場整整放了一個月的愛國主義教育片。省電影公司組織愛國主義影片展演期間，還專門從權勇文化大院調過２０多部影片呢，權勇很有一種成就感。
鄉親信任家人支持是他的動力
權勇是村裡人公認的文化人，也是有名的熱心腸。村裡娶兒嫁女、生日滿月、紅白喜事，家家戶戶離不了他。做司儀、放音響，盡職又盡責，從不講報酬。有時人家給上二三十元酬謝費，權勇過意不去，還要免費送場電影呢。村裡誰家夫妻、婆媳不和了，鄰里吵架了，權勇總是不請自到，主動為人家作調解，用他獨特的機敏、智慧和風趣幽默息事寧人，化干戈為玉帛。權勇走到哪，就能把獨特的文化氣息帶到那，他是受大家尊敬和愛戴的人。權勇的文化大院能走到今天，與鄉親的信任和家人的支持是分不開的。由於開辦文化大院投入了自己太多的資金，一度時期，權勇一家生活難以為繼，權勇想打退堂鼓，正好縣醫院一退休大夫看中了權勇的三間臨街西屋想開門診。村黨支部書記權福川得知這一情形後，及時鼓勵權勇把文化室辦下去。支書說：“咬咬牙堅持下去吧，村裡得有這麼一個文化室，為老百姓做貢獻，大家都記你的好。村裡每年再給你加２００元補貼，再給你添幾支凳子。”從此，權勇再也沒有動搖過。
權勇家的房子早該翻修了，明眼見著屋頂的梁也折了，危險啊，可還是排不上議事日程。兩個上大學的兒子，為了省路費，假期都不回家，在校打工。妻子說，權勇的文化大院十年沒有掙了幾個錢，卻投進去無以計數的錢，除了買書，直接用於買拷貝的錢就有８萬多元。權勇平時非常節儉，冬夏穿的衣服都是別人給的軍裝，管它合適不合適，經穿耐磨就行。他外出收購拷貝，總是帶著乾糧和水，不捨得下飯店浪費１分錢。周圍人說他拿著錢往坑裡扔，而他覺得值。權勇家院子裡有兩部三輪車，一部是權勇收廢品蹬的，一部是母親撿破爛蹬的。母親今年７４歲了，每天還要蹬著三輪撿破爛，說起來真讓權勇慚愧。這些年為了文化大院，他把父母親多年賣菜的積蓄都花進去了，現在還不能讓老人家安享清福。權勇的母親說，權勇自幼就愛書愛電影，兒子不容易，她能幫多少算多少。權勇晚上外出放電影，老人家多晚也要等兒子回來才睡覺。
都說權勇有福氣，有一個好家人，權勇媳婦成寶蘭當年與權勇牽手就是一支兩用筆、四本小人書結的姻緣。自１９８１年成家至今，兩口子沒吵過架沒紅過臉。權勇一家上有七八十歲的兩位老人，下有正在上大學的兩個兒子，權勇又收廢品又種地，還放電影、開書屋，自然缺不了成寶蘭這個好幫手。人說不相像不一家，電影牽動了他們倆最多的感情，夫唱婦隨，日久天長，成寶蘭也成了行家，說起電影如數家珍。他們夫妻的感情也漸漸昇華。平凡著，快樂著，凡接近他們的人都會被他們身上充溢著的那種幸福觀所感染。
中央電視臺１０套《記憶》欄目、山西電視臺《魅力人生》欄目、山西日報《時代先鋒》欄目以及晉中的多家新聞媒體報導了權勇的事蹟。
在榆次區北田村有一座小有名氣的“田園書院”,是北田村村民、書畫愛好者王建自掏腰包200多萬元、花4年的時間在自家院裡精心打造的書院,如今這裡已成為一家民間文化交流場所,吸引不少城裡人組團前來交流學習。
近日,筆者走進北田村的田園書院,看到徽派建築的古城牆、茶几涼亭、庭院錯落有致、院子裡種著各式蔬菜……占地4000多平方米,古色古香的茶台、形態各異的木制桌椅、書法、畫作一應俱全,是個觀書品茶、享受寧靜生活的好地方。
王建說:“2012年,那時候家中還是平房,為了給父母改善居住環境,便將一半的房屋進行改建,蓋到一半之後又萌發了另一個想法,想為村民建一個文化交流的地方。經過4年時間的精心打造,田園書院終於掛牌成立。”
筆者在田園書院看到,房間牆上掛滿了王建的書畫作品,院子坐滿了正在寫生的學生,據悉,這些學生全部由王建免費教授書畫。王建說:“只要有人願意學習書法、畫畫,我都會免費教他們。”村民張慧明說:“真沒有想到我們北田村會有這麼好的書院,以後可以常來這裡讀書,還能跟王建學寫毛筆字,這裡的文化氛圍如此濃厚,是我們北田人的福氣啊。”
溫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