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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師風範,進大學課堂的幾位晉中大家

榆次人懷念范新三校長

平易近人 博聞強記

民國年間榆次模範教師中的范新三、鄭允文和李斐如, 都是太原國民師範學校的高材生, 畢業從教後皆為榆次教育界名人, 各有建樹。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榆次第一高級小學(後改第一新民小學)讀書時, 鄭允文是我們班的體育兼修身老師, 李斐如是我們班的地理老師。 得知鄭、李二位老師與范新三是共譜金蘭的結盟兄弟後, 我渴望有朝一日能夠見到兩次榮任榆次(路東)抗日縣長的范新三老師。

我從榆次高小畢業後, 考入太原師範學校就讀, 1946年太行第二中學成立後,

轉入該校。 太行二中的首任校長, 正是范新三(太行區第二專署副專員兼任), 鄭允文老師也調入學校任語文教師。

太行二中位於左權縣清漳河東蒿溝村, 環境幽雅, 空氣清新, 學校師生常在早晨和課餘時間到河邊散步。 學校開學後不久的一日早晨, 我在漳河邊散步時, 看到兩位中年人在河邊全神貫注地對練形意拳, 我看清其中一位正是鄭允文老師後, 急忙鞠躬問好。 鄭老師指了一下與他對練的中年人說:“他就是你久仰的范校長。 ”

聽罷鄭老師介紹, 我不禁喜出望外, 幾年前想見的名人終於見到了。 我邊鞠躬邊說:“范校長好!”范校長停止了練習, 詳細詢問了我在日偽統治區讀小學、中學以及考取太行二中的經過後,

對我鼓勵了一番。 接著, 他伸出手指數念道:“范幹華(榆次西長凝人)、楊志遠(南莊人)、張濤(張慶村人)、要志強(後改名要斌, 南要村人), 從敵區轉入太行山讀書的榆次籍學生有五六人了, 思想覺醒的青年學生日益增多, 形勢大好啊!”

范校長的記憶力真好, 竟能將進入太行二中讀書的榆次籍學生一個不漏地說出, 並且對每個學生的姓名、籍貫如數家珍, 記憶準確, 令人敬佩。 我對初次見面的范校長, 留下了平易近人、博聞強記的深刻印象。

習武不輟 志在救國

范校長早年拜榆次王村形意拳大師郭維誠為師, 終生習武不輟。 兼任太行二中校長期間, 每天淩晨在漳河邊鍛煉。 一日, 我看到他的形意拳練得很好, 一句冒昧之言不由的脫口而出:“范校長, 你的形意拳套路很規範啊!”

“你會練形意拳嗎?”范校長問我。

我對范校長說:“我在太原師範學校讀書時, 我們的國術老師常教我們學習形意拳, 但是我不愛國術, 每次上國術課時常是應付, 等於沒學。 ”

“你們的國術老師是誰?”范校長問。

“穆修易。 ”我答。

“‘穆修易’, 知道, 知道。 ‘厚生煙’煙盒上印過他的練功圖像, 他是山西的一流國術家, 知名度很高, 你有名師指教, 拳術應該是學好的。 ”范校長微笑著說。

“我從來不愛國術, 每次上國術課時我均採取應付態度, 曾因逃避練習受過穆老師的嚴厲批評, 怎能學好呢!”我將自己不愛國術、不願學習國術的思想如實陳述後, 范校長的態度突然嚴肅起來:“不論學文, 還是學武, 都要服從需要, 不應愛什麼學什麼, 不愛什麼就不學什麼。 不愛練習拳藝可以跑步, 可以打球嘛, 總之, 必需有一副強健的軀體, 才能學習好, 工作好, 文弱書生怎能做好工作?怎能救國救民?”

范校長的一席話, 使我頓時感悟到鍛煉身體之重要, 原來范校長每天淩晨堅持習武的前提,

是與救國救民緊緊相聯的。

關心學生 送衣送暖

蔣介石發動內戰後, 榆次成為國民黨軍隊燒殺擄掠的重災區。 我與遠躲他鄉的父母聯繫不上, 有家不能歸。 1946年冬, 太行山的氣候很冷, 初冬時已是朔風怒吼, 冷氣逼人, 但我仍穿著一身袷衣, 難以禦寒。 范校長得悉後, 托鄭允文老師將一件棉襖送給我(鄭老師給了我一條棉褲);同時, 囑咐總務主任楊惠人給從敵區去的幾個同學每人發了一雙棉鞋, 使我們度過了嚴寒的冬天。 范校長對學生特別是困難學生的關懷使我銘記不忘。

顧全大局 甘願冒雨

1947年春, 太行區久旱無雨, 莊稼難以下種。 4月中旬, 我因事回榆次, 途經太谷縣境八縛嶺(俗稱“南八縛”)下的岳家莊時, 天空突然烏雲密佈,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當我走到村口時,突與太行第二專署公安處幹部趙晉鏖(左權縣人。建國後曾任榆次縣公安局局長。已故)相遇。他對我說:“范專員在村內住著呢,你到他那裡避避雨吧!”其時範已不兼任太行二中校長(校長由楊待甫接任),專搞專署工作,但我仍稱范校長。當我照著趙晉鏖所指的方向向范校長住地走去時,范校長正騎著一匹馬出來。我問他“為什麼冒雨而行?”時,范校長坦然地說:“專署等著我開會呢,不能因為我一人而影響會議啊!”范校長抬頭向天空掃了一眼後繼續道:“‘春雨貴如油’,雨,未必能下成;如果天公作美,喜雨下成,農民得以下種,我挨點雨淋值得啊!”說罷,囑咐我進屋內避雨,策馬冒雨而去。

德高望眾 餘熱生輝

上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大搞撰寫黨史、地方誌。范校長等幾十位榆次籍老革命幹部,幾次被中共榆次市委和市政府邀請回鄉,進行座談。親歷史料豐富和德高望重的范校長,次次座談會都被公推為主持人。年逾八旬的範老,除為家鄉提供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史料外,在其帶動下,眾多革命老人對自己幾十年革命生涯中的所聞所見及親身經歷暢所欲言,為榆次黨史及地方誌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功不可沒。

鞠躬盡瘁 革命一生

範新三,名銘晉,以字行,榆次範家堡(今近城村)人,出生於1905年9月。1937年10月參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榆次抗日縣政府秘書、縣長,太行行署第二專署秘書主任、副專員,太行區黨委委員、秘書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榆次專署專員、太原工作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籌備處處長、中共山西省委統戰部秘書長、省政協秘書長、華北局統戰部處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處長、辦公廳主任,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黨委書記。1993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

郭思俊

祁縣人何微在武漢大學的崢嶸歲月

車英

何微(1916.7.23-1999.4.6),初名何畏,筆名米若、石冷。1916年7月23日,何微出生在山西省祁縣的一個中醫世家,1937年2月加入“山西抗日犧牲同盟會”;1938年10月徒步渡黃河來到革命聖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同年入黨,並更名“何微”;1939年抗大畢業,同白浪(即前任北京市副市長白介夫)、王春(解放後曾任《工人日報》總編輯)和趙樹理(著名作家)一起經辦《黃河日報》;1940年調任太南《人民報》記兼《光明》雜誌編委,8-12月參加並報導“百團大戰”;1941年任《太南導報》社長、新華通訊社晉冀豫分社社長;1941年9月任《晉豫日報》社長;1943年任太岳區文委書記、新華通訊社太嶽分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等職務;1948年調至華北《人民日報》任戰地記者;1949年任《山西日報》副社長兼任新華通訊社太原分社副社長.

1950年1月奉調專任新華通訊社山西分社社長;1952年任新華通訊社華北總分社副社長兼任北京分社長,1954年總分社被撤銷後專任北京分社社長,期間于1954年12月初-1955年3月底隨新華通訊社代表團赴蘇聯學習並訪問塔斯社;1956年10月任新華通訊社江蘇分社社長;1962年任西北政法學院副院長,創辦了我國西部的第一個新聞系。1974年年初任《陝西日報》總編輯;1982年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同年領導成立該院的新聞研究所並首任所長,創辦全國第一家新聞學術理論刊物《新聞研究》並任主編,同時兼任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等.

1984年盛夏任武漢大學新聞系教授,創辦武漢大學新聞研究所並首任所長;1992年6月離休回西安,但他離休不離教,離休不離研,仍然擔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陝西省委黨校兼職教授。生命不息,筆耕不輟,一直到1999年4月6日逝世。時至今日,何微先生已經離開我們有近17年。而今年恰逢何微先生誕辰百年。每當我想起何微先生對武漢大學新聞教育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總是充滿無限的崇敬。

何微銅像為西北政法大學第一個校史人物雕像,何微紀念館為紀念專題紀念館

何微教授在武漢大學工作了整整八年。

1983年8月,武漢大學新聞系掛牌成立。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全國最年輕的重點大學的校長)、著名教育家劉道玉教授,為了武漢大學的發展和新聞教育事業在祖國的中部崛起,親自寫信、發電並多次派人赴西安請何微南下執教。於是,這位歷盡人間滄桑、南征北戰的老抗大、老延安,曾在50年代與吳玉章、徐特立、田家英、鄭振鐸、華山、葉聖陶、魏巍、丁玲、劉白羽等共同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青年報》新聞班、在20世紀60年代領導創辦我國西部第一個新聞系、年屆七旬的副省級老人,不顧家人和親人們的勸阻,為了自己畢生的事業,毅然於1984年盛夏離開西安隻身南下武漢大學執教。他很快地創辦了武漢大學新聞研究所並首任所長。

2009年3月,劉道玉校長聽說我要來西安參加何微先生新聞思想座談會,他對我說:“改革者就是知音,我與何微先生是在改革中相識、相知的。我為了創辦新聞系,特邀請他到武大執教,而他為了支持我所推行的教育改革,義無反顧地來到他生活並不熟悉的南方。他在珞珈山工作了8年,奉獻了他的學識、智慧和全部精力。”並欣然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每當我回憶武大新聞系成長的歷史,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何微先生的巨大的功勞,他以精湛的學術、嚴謹治學的態度和忘我的奉獻精神,給我們武大新聞系的師生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是他留給武漢大學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耕耘就得辛勤,執教就得認真,研究就得深入,探索就得出新,這是何微的歷來風格。再度出山新聞界時的良性回歸又經不斷深化,此時則演變而成了奮發向上的良性迴圈。他勇於創新,勇於探索,勤於思考,勤於鑽研,這一切都使他的新聞思想不斷昇華,而且更加成熟,從而確立了他在當今中國新聞學術界的崇高地位,堪稱“兩巨頭”(中國新聞學術界“兩巨頭”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甘惜分教授和武漢大學何微教授。這“兩巨頭”又稱“北甘南何”。)之一;也有人稱“三劍客”(“三劍客”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甘惜分教授、武漢大學何微教授和復旦大學王中教授。又稱“北甘南王西北何”。)之一。

在武漢大學,一提到何微教授的名字,不少人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何微,何為呢?偌大的年齡,偌高的資格,偌深的學識,偌長的經歷,離開夫人來到武漢大學當個小小的新聞研究所的所長,何苦來著?

每當聽到這類問題,何微總是這樣回答道:“我來武漢大學,一不為官,二不為名,三不為利!我為的是把武漢大學新聞系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新聞系,為的是把我們的學生個個都培養成合格的新聞人才!”

何微認為:要辦好新聞教育,其首要關鍵在於抓好師資力量的培養工作,需要一批德才兼備的“名師”,促使“名師出高徒”;辦好新聞教育的第二個關鍵就是抓好新聞專業學生的培養工作,“應以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標準要求新聞專業的學生。今後新聞專業的畢業生要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素質,有駕馭全域的能力,思想敏捷,知識儲備充足,寫作技能嫺熟,能直接閱讀外文報刊”等等。

1984年9月,劉道玉校長主持召開學校黨政聯席特別會議,專門研究“如何辦好新聞教育”的問題。何微在會上重申了上述觀點,提出了六點意見:一是要把武漢大學新聞系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新聞系。二是提出新聞系要創造條件開辦微電子新聞學(即今日之網路新聞學)專業,廣播電視專業要創造條件開辦廣播電視編導和主持專業;三是要建立一個點,即碩士學位授予點和博士學位授予點。三是要建立一個點和一個刊。一個點,即碩士學位授予點和博士學位授予點;新聞系的學生要實行“雙學位”制,儘快培養出一專多能的合格新聞人才。何微同時又指出:新聞系可在正常招生的同時,在全校範圍內招考學生攻讀新聞學作為第二學士學位,充分發揮武漢大學學科齊全、實力雄厚的優勢,一旦時機成熟,則應立即增設更高層次的“雙學位”制,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需求。四是要辦好一個刊,即新聞學術期刊。讓教師、學生們的科研水準得到充分發揮,並使之影響全國。五是武漢大學要有超前的眼光與膽識,其新聞學研究與教學要面向未來,新聞教育面向未來重組新聞教學科目,增加幾門新聞學的新學科,如新聞管理學、比較新聞學、尤其是要重視微電子新聞學的教學與研究;六是要在新聞學研究所要建立新聞文獻資料分析與檢索系統,建立圖書管理、資料管理、電腦資料、資訊傳播研究四結合的智據科學,運用電傳及電腦進行資訊儲存、分析與檢索,成為與現代化新聞教育相配套的新聞學研究機構。

何微教授的這些新聞教育思想當即受到與會各位領導的贊許。20多年來,儘管歷經了不少風風雨雨,但何微的新聞思想在武漢大學延續著,何微的新聞教育思想在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這塊“實驗田”裡正在逐步地實現著。正如劉道玉校長後來對我回憶道:“1984年秋,何微先生以六十有八的高齡隻身南下,領銜創辦武大新聞系。在他的領導下,制定了新聞系發展的目標:力爭3年內,實現三個一,即一個新聞研究所、一個碩士學位培養點、一個《新聞評論》刊物。由於他卓越的學術水準和領導才華,武大新聞系的學術水準和知名度迅速提升,從較晚起步的一個新聞系,一下進入全國大學新聞系的前三甲。過去,在我國新聞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之說,後來就變成了“北甘、南王、華中何”的三足鼎立之勢,至今這種地位依然保持不變。”劉道玉校長1996年4月詩贈何微曰:“過古稀南下執教,創新業老當益壯;珞珈山培桃育李,德劭業偉日明昭。”這就是武漢大學人對何微教授的中肯評價。

國內首個傳媒法與法治新聞學界及業界的專門性新聞獎——“何微法治新聞獎”誕生時

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任何一項新的事物和成就的出現,有人會說好,有人會說不好,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國歷史中卻總是把正常的事情變得反常。恕不知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何時形成的這種“怪圈”:那些不學無術又不幹正事的人卻能指手畫腳,而那些埋頭苦幹又有真才實學的人卻總是受到非難。

武漢大學並非真空世界。在一場“動亂”之後,有人便藉口批判前任校長劉道玉的“晶核論”進而株連一大批頗有成就的專家、教授。因何微是劉道玉請來的,自然也在株連之列。

頓時間,無中生有的誹謗、陰險惡毒的攻擊、無邊無限的上綱上線鋪天蓋地而來,就好像“文革”又來了似的。經過無數次戰爭考驗、又經過十年與“浩劫”抗爭的何微,面對這一切,他鎮定自若,如同當年在戰場上作戰一般,有理有節地對此進行了無情的回擊。

誠然,好人總是有的!此時,曾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中做出卓越貢獻而名揚中華的大律師、著名刑法學家馬克昌教授勇敢地站了出來,義正嚴辭地說:“劉道玉的‘晶核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不能批!何微是一位老革命,又做過政法教育工作,也是批不倒的!”

真金不怕烈火煉,何微的思想更加堅定。他身體力行,教書育人、嚴謹治學、勇於出新的精神深受同事和學生們的愛戴和尊敬。他寄希望於年輕一代。因此,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冰天雪地,或是在疾病纏身之時,何老上課無一次遲到或缺課。

值得一提的是,何微不論是在冰冷刺骨的嚴冬西安,還是在赤日炎炎的盛夏武漢,他嘔心瀝血,辛勤筆耕,他不僅完成了一部總結黨的新聞工作傳統的專著《新聞科學綱要》(30余萬字),而且完成了500余萬字的《中國新聞思想發展研究文集》巨編和20余萬字的《中國新聞思想發展研究專論》,較為完整地勾畫出了自遠古時代起一直到現代包括臺灣、香港、澳門在內的我國新聞思想發展的大致脈絡。這兩部書開拓了我國新聞學研究的嶄新領域,填補了我國新聞學研究的一項大的空白。他在《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上發表題為《關於中國古代新聞思想發展研究》的論文,第一次提出“自有人類以來,就產生了新聞思想和新聞傳播活動,而且人類的新聞從未停止過,它是由低級到高級發展,受到新聞思想的支配”;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關於新聞記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第一次提出了《春秋左氏傳》是我國第一部新聞作品選集,之後又撰文更全面詳實地專項對此進行論證。

何微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不斷探索,精益求精。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何微先生歷經如此的艱難,如此的坎坷,是一般人所難能想像和承受的,實令後生所折服: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超越時空與年輪,以非凡的毅力、精神和膽識去追求與摸索,如此的激人奮進,如此的催人淚下……

1996年,我國著名哲學家陶德麟教授詩贈何微教授曰:“鴻文擲地有金聲,筆走龍蛇幾度春;百戰征袍終不卸,黌宮揮麈育新軍。”並附言道:“何微同志早歲獻身黨的新聞事業,建樹甚豐;晚年在武漢大學新聞系執教,擘畫之功亦钜。……”

何微教授在武漢大學整整工作了八個春秋。這八年,是何微教授帶領武漢大學新聞系艱苦創業的八年,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辛勞的血汗和淚水;這八年,是何微教授拼搏進取、孤軍奮戰的八年,其艱難程度不亞於戰爭年代那種經受槍林彈雨的考驗;這八年,是何微教授勇於開拓、銳意進取,開闢了新聞理論研究的新的領域;這八年,何微教授結交了不少新老朋友,在科學研究領域,共同探討,肝膽相照;這八年,何微教授帶出了不少前途無量、學有成就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這些學生們在以後的歲月裡再鑄輝煌;這八年,也是何微教授事業輝煌、著述甚豐、春風得意的八年。每當何微回憶起在武漢大學工作的這八年光景,他老人家總是說:“這八年,我今生無悔!”

我是何微先生的學生,又是何微先生的同事,更是何微先生的忘年交的朋友。何微先生不論在學業上還是在生活上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使我終生難以忘懷。1996年春天,何微先生給我題寫了“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稱通儒”書法條幅,我一直都掛在客廳的正中央,作為我不斷進取的行動指南。

2000年我曾主編《何微新聞思想與與實踐》一書,當時向甘惜分先生約稿,甘惜分教授欣然為之題寫了一副對聯:“發憤讀書三萬日古今學術滿紙,艱苦耕耘六十春學子遍佈中華。”應該說,這是一位老戰友、老朋友、老道友對何微先生最中肯貼切的評價!我國法學泰斗、著名國際法學家、武漢大學資深教授、時年91歲高齡的韓德培先生,讀了《何微新聞思想與實踐》一書後,欣然題寫:“贊何微同志:求索不止,一身正氣;樹華夏傳媒,不朽豐碑,光輝楷模。”應該說,這是全體武漢大學人對何微先生最恰當不過的稱讚與“口碑”!

何微先生逝世後,我曾三次憑弔過何微先生的墓地,緬懷何老為我國的新聞事業及新聞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2006年春天,在我憑弔何老時偶發感歎,寫下一首詩,以表我繼承何老之志。詩曰:“新聞巨擎西北何,無私奉獻著述多;晚生勤奮不負望,滿懷豪情寫新說。”

2015年12月12日于武漢大學

何微新聞思想研討會暨何微百年紀念會2016年5月14日在古城西安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教授及何微先生生前的親朋好友與學生百余人出席了研討會。這是會後與會代表合影留念。前排系領帶者為作者。

榆次人王孝魚北大講孔孟

王孝魚先生是一位外聘的老先生,時年已過七旬,頭髮又白又少,牙齒幾乎脫光,但他精神矍鑠,舊學熟稔,學問根底深厚。關於王先生身世、著述,我們知之甚少。據雲他是一位研究經學尤其是孔孟的老學者,淪陷時為日本人做事,做文化教育工作,被認作“漢**文人”。他與周作人過從甚密,因而為日本人做事。因此,新中國成立後他便沒有工作。因他學有專長,經人介紹,齊燕銘首肯,便安排來北大為我們專業講授專書選講中的《論語》、《孟子》二書。

1962年秋季學期(3月7日開始)王孝魚先生講《論語》,1963年春季學期至5月17日講《孟子》,前後兩學期,為時一年,他比較詳盡通講了這兩部儒家的基本著作。

王先生講《論語》,先有“緒論”,再分篇作“正文講述”。“緒論”介紹孔子生平、編著、孔子以“仁”為主的哲學思想,說明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籍整理學家;其次講了《論語》的版本問題,曆述版本源流及研究著述;其三是《論語》的編纂者、編纂目的、排序意義,他認為《論語》作者是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集大成者應是子貢;其四是《論語》歷代注家、考辨研究家,從何晏、皇侃、邢昺至吳承仕、劉寶楠、潘惟誠等,進行了評述;其五是講如何學**《論語》,要通讀,更要分類、縱橫比較,抓住“仁”這個主導思想,再分類對修身、論學、論政、論史、論人、論禮等進行研究,而孔子弟子顏淵、子路、子貢、子夏、子游、曾子、子張等七人最重要,亦可分別研究。王先生講的是“樸學”,又有新思想研究,講得頭頭是道,很有指導意義。

附:

《北大從師記》是作者黃葵記述他在北大親炙學術名家的實錄,所記述的學者,有赫赫有名的馬寅初、顧頡剛、張政烺,也有由於某些人所共知的原因而聲名不彰的、有真學問的大師。今特錄出《王孝魚講孔孟》一節,供讀者參考。

王孝魚(1900—1981) ,原名永祥,山西榆次南莊村人。哲學史家,中國“船山學”的開拓者。1925年畢業于南開大學哲學系,後任東北大學教授,與胡適、周作人、金毓黻等相交甚篤,1958年至1966年任中華書局哲學組“編外”編審,其間曾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人民大學哲學系講學。王先生的學術水準,在哲學史領域,是第一流的,但由於一些顯見的原因,建國後王先生長期沒有正式工作,數萬冊藏書全部于抄家時被沒收,最終蕩然無存。

1979年,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聘先生為研究員。一生專注于王夫之的研究,對《老子》、《莊子》的研究皆有振聾發聵的大發明。著有《船山學譜》、《焦學三種》、《周易外傳選要譯解》、《莊子內篇新解》、《莊子通疏證》、《老子衍疏證》、《老子微》;譯有《現代文化史》等,參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編》;古籍整理點校著作有:《莊子集釋》、《葉適集》、《二程遺書》、《陳確集》、《春秋繁露》、《王廷相全集》、《朱子大全集》;整理王船山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莊子通》、《老子衍》、《讀四書大全說》、《讀通鑒論》等。

天空突然烏雲密佈,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當我走到村口時,突與太行第二專署公安處幹部趙晉鏖(左權縣人。建國後曾任榆次縣公安局局長。已故)相遇。他對我說:“范專員在村內住著呢,你到他那裡避避雨吧!”其時範已不兼任太行二中校長(校長由楊待甫接任),專搞專署工作,但我仍稱范校長。當我照著趙晉鏖所指的方向向范校長住地走去時,范校長正騎著一匹馬出來。我問他“為什麼冒雨而行?”時,范校長坦然地說:“專署等著我開會呢,不能因為我一人而影響會議啊!”范校長抬頭向天空掃了一眼後繼續道:“‘春雨貴如油’,雨,未必能下成;如果天公作美,喜雨下成,農民得以下種,我挨點雨淋值得啊!”說罷,囑咐我進屋內避雨,策馬冒雨而去。

德高望眾 餘熱生輝

上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大搞撰寫黨史、地方誌。范校長等幾十位榆次籍老革命幹部,幾次被中共榆次市委和市政府邀請回鄉,進行座談。親歷史料豐富和德高望重的范校長,次次座談會都被公推為主持人。年逾八旬的範老,除為家鄉提供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史料外,在其帶動下,眾多革命老人對自己幾十年革命生涯中的所聞所見及親身經歷暢所欲言,為榆次黨史及地方誌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功不可沒。

鞠躬盡瘁 革命一生

範新三,名銘晉,以字行,榆次範家堡(今近城村)人,出生於1905年9月。1937年10月參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榆次抗日縣政府秘書、縣長,太行行署第二專署秘書主任、副專員,太行區黨委委員、秘書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榆次專署專員、太原工作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籌備處處長、中共山西省委統戰部秘書長、省政協秘書長、華北局統戰部處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處長、辦公廳主任,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黨委書記。1993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

郭思俊

祁縣人何微在武漢大學的崢嶸歲月

車英

何微(1916.7.23-1999.4.6),初名何畏,筆名米若、石冷。1916年7月23日,何微出生在山西省祁縣的一個中醫世家,1937年2月加入“山西抗日犧牲同盟會”;1938年10月徒步渡黃河來到革命聖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同年入黨,並更名“何微”;1939年抗大畢業,同白浪(即前任北京市副市長白介夫)、王春(解放後曾任《工人日報》總編輯)和趙樹理(著名作家)一起經辦《黃河日報》;1940年調任太南《人民報》記兼《光明》雜誌編委,8-12月參加並報導“百團大戰”;1941年任《太南導報》社長、新華通訊社晉冀豫分社社長;1941年9月任《晉豫日報》社長;1943年任太岳區文委書記、新華通訊社太嶽分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等職務;1948年調至華北《人民日報》任戰地記者;1949年任《山西日報》副社長兼任新華通訊社太原分社副社長.

1950年1月奉調專任新華通訊社山西分社社長;1952年任新華通訊社華北總分社副社長兼任北京分社長,1954年總分社被撤銷後專任北京分社社長,期間于1954年12月初-1955年3月底隨新華通訊社代表團赴蘇聯學習並訪問塔斯社;1956年10月任新華通訊社江蘇分社社長;1962年任西北政法學院副院長,創辦了我國西部的第一個新聞系。1974年年初任《陝西日報》總編輯;1982年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同年領導成立該院的新聞研究所並首任所長,創辦全國第一家新聞學術理論刊物《新聞研究》並任主編,同時兼任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等.

1984年盛夏任武漢大學新聞系教授,創辦武漢大學新聞研究所並首任所長;1992年6月離休回西安,但他離休不離教,離休不離研,仍然擔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陝西省委黨校兼職教授。生命不息,筆耕不輟,一直到1999年4月6日逝世。時至今日,何微先生已經離開我們有近17年。而今年恰逢何微先生誕辰百年。每當我想起何微先生對武漢大學新聞教育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總是充滿無限的崇敬。

何微銅像為西北政法大學第一個校史人物雕像,何微紀念館為紀念專題紀念館

何微教授在武漢大學工作了整整八年。

1983年8月,武漢大學新聞系掛牌成立。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全國最年輕的重點大學的校長)、著名教育家劉道玉教授,為了武漢大學的發展和新聞教育事業在祖國的中部崛起,親自寫信、發電並多次派人赴西安請何微南下執教。於是,這位歷盡人間滄桑、南征北戰的老抗大、老延安,曾在50年代與吳玉章、徐特立、田家英、鄭振鐸、華山、葉聖陶、魏巍、丁玲、劉白羽等共同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青年報》新聞班、在20世紀60年代領導創辦我國西部第一個新聞系、年屆七旬的副省級老人,不顧家人和親人們的勸阻,為了自己畢生的事業,毅然於1984年盛夏離開西安隻身南下武漢大學執教。他很快地創辦了武漢大學新聞研究所並首任所長。

2009年3月,劉道玉校長聽說我要來西安參加何微先生新聞思想座談會,他對我說:“改革者就是知音,我與何微先生是在改革中相識、相知的。我為了創辦新聞系,特邀請他到武大執教,而他為了支持我所推行的教育改革,義無反顧地來到他生活並不熟悉的南方。他在珞珈山工作了8年,奉獻了他的學識、智慧和全部精力。”並欣然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每當我回憶武大新聞系成長的歷史,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何微先生的巨大的功勞,他以精湛的學術、嚴謹治學的態度和忘我的奉獻精神,給我們武大新聞系的師生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是他留給武漢大學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耕耘就得辛勤,執教就得認真,研究就得深入,探索就得出新,這是何微的歷來風格。再度出山新聞界時的良性回歸又經不斷深化,此時則演變而成了奮發向上的良性迴圈。他勇於創新,勇於探索,勤於思考,勤於鑽研,這一切都使他的新聞思想不斷昇華,而且更加成熟,從而確立了他在當今中國新聞學術界的崇高地位,堪稱“兩巨頭”(中國新聞學術界“兩巨頭”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甘惜分教授和武漢大學何微教授。這“兩巨頭”又稱“北甘南何”。)之一;也有人稱“三劍客”(“三劍客”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甘惜分教授、武漢大學何微教授和復旦大學王中教授。又稱“北甘南王西北何”。)之一。

在武漢大學,一提到何微教授的名字,不少人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何微,何為呢?偌大的年齡,偌高的資格,偌深的學識,偌長的經歷,離開夫人來到武漢大學當個小小的新聞研究所的所長,何苦來著?

每當聽到這類問題,何微總是這樣回答道:“我來武漢大學,一不為官,二不為名,三不為利!我為的是把武漢大學新聞系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新聞系,為的是把我們的學生個個都培養成合格的新聞人才!”

何微認為:要辦好新聞教育,其首要關鍵在於抓好師資力量的培養工作,需要一批德才兼備的“名師”,促使“名師出高徒”;辦好新聞教育的第二個關鍵就是抓好新聞專業學生的培養工作,“應以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標準要求新聞專業的學生。今後新聞專業的畢業生要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素質,有駕馭全域的能力,思想敏捷,知識儲備充足,寫作技能嫺熟,能直接閱讀外文報刊”等等。

1984年9月,劉道玉校長主持召開學校黨政聯席特別會議,專門研究“如何辦好新聞教育”的問題。何微在會上重申了上述觀點,提出了六點意見:一是要把武漢大學新聞系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新聞系。二是提出新聞系要創造條件開辦微電子新聞學(即今日之網路新聞學)專業,廣播電視專業要創造條件開辦廣播電視編導和主持專業;三是要建立一個點,即碩士學位授予點和博士學位授予點。三是要建立一個點和一個刊。一個點,即碩士學位授予點和博士學位授予點;新聞系的學生要實行“雙學位”制,儘快培養出一專多能的合格新聞人才。何微同時又指出:新聞系可在正常招生的同時,在全校範圍內招考學生攻讀新聞學作為第二學士學位,充分發揮武漢大學學科齊全、實力雄厚的優勢,一旦時機成熟,則應立即增設更高層次的“雙學位”制,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需求。四是要辦好一個刊,即新聞學術期刊。讓教師、學生們的科研水準得到充分發揮,並使之影響全國。五是武漢大學要有超前的眼光與膽識,其新聞學研究與教學要面向未來,新聞教育面向未來重組新聞教學科目,增加幾門新聞學的新學科,如新聞管理學、比較新聞學、尤其是要重視微電子新聞學的教學與研究;六是要在新聞學研究所要建立新聞文獻資料分析與檢索系統,建立圖書管理、資料管理、電腦資料、資訊傳播研究四結合的智據科學,運用電傳及電腦進行資訊儲存、分析與檢索,成為與現代化新聞教育相配套的新聞學研究機構。

何微教授的這些新聞教育思想當即受到與會各位領導的贊許。20多年來,儘管歷經了不少風風雨雨,但何微的新聞思想在武漢大學延續著,何微的新聞教育思想在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這塊“實驗田”裡正在逐步地實現著。正如劉道玉校長後來對我回憶道:“1984年秋,何微先生以六十有八的高齡隻身南下,領銜創辦武大新聞系。在他的領導下,制定了新聞系發展的目標:力爭3年內,實現三個一,即一個新聞研究所、一個碩士學位培養點、一個《新聞評論》刊物。由於他卓越的學術水準和領導才華,武大新聞系的學術水準和知名度迅速提升,從較晚起步的一個新聞系,一下進入全國大學新聞系的前三甲。過去,在我國新聞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之說,後來就變成了“北甘、南王、華中何”的三足鼎立之勢,至今這種地位依然保持不變。”劉道玉校長1996年4月詩贈何微曰:“過古稀南下執教,創新業老當益壯;珞珈山培桃育李,德劭業偉日明昭。”這就是武漢大學人對何微教授的中肯評價。

國內首個傳媒法與法治新聞學界及業界的專門性新聞獎——“何微法治新聞獎”誕生時

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任何一項新的事物和成就的出現,有人會說好,有人會說不好,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國歷史中卻總是把正常的事情變得反常。恕不知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何時形成的這種“怪圈”:那些不學無術又不幹正事的人卻能指手畫腳,而那些埋頭苦幹又有真才實學的人卻總是受到非難。

武漢大學並非真空世界。在一場“動亂”之後,有人便藉口批判前任校長劉道玉的“晶核論”進而株連一大批頗有成就的專家、教授。因何微是劉道玉請來的,自然也在株連之列。

頓時間,無中生有的誹謗、陰險惡毒的攻擊、無邊無限的上綱上線鋪天蓋地而來,就好像“文革”又來了似的。經過無數次戰爭考驗、又經過十年與“浩劫”抗爭的何微,面對這一切,他鎮定自若,如同當年在戰場上作戰一般,有理有節地對此進行了無情的回擊。

誠然,好人總是有的!此時,曾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中做出卓越貢獻而名揚中華的大律師、著名刑法學家馬克昌教授勇敢地站了出來,義正嚴辭地說:“劉道玉的‘晶核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不能批!何微是一位老革命,又做過政法教育工作,也是批不倒的!”

真金不怕烈火煉,何微的思想更加堅定。他身體力行,教書育人、嚴謹治學、勇於出新的精神深受同事和學生們的愛戴和尊敬。他寄希望於年輕一代。因此,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冰天雪地,或是在疾病纏身之時,何老上課無一次遲到或缺課。

值得一提的是,何微不論是在冰冷刺骨的嚴冬西安,還是在赤日炎炎的盛夏武漢,他嘔心瀝血,辛勤筆耕,他不僅完成了一部總結黨的新聞工作傳統的專著《新聞科學綱要》(30余萬字),而且完成了500余萬字的《中國新聞思想發展研究文集》巨編和20余萬字的《中國新聞思想發展研究專論》,較為完整地勾畫出了自遠古時代起一直到現代包括臺灣、香港、澳門在內的我國新聞思想發展的大致脈絡。這兩部書開拓了我國新聞學研究的嶄新領域,填補了我國新聞學研究的一項大的空白。他在《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上發表題為《關於中國古代新聞思想發展研究》的論文,第一次提出“自有人類以來,就產生了新聞思想和新聞傳播活動,而且人類的新聞從未停止過,它是由低級到高級發展,受到新聞思想的支配”;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關於新聞記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第一次提出了《春秋左氏傳》是我國第一部新聞作品選集,之後又撰文更全面詳實地專項對此進行論證。

何微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不斷探索,精益求精。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何微先生歷經如此的艱難,如此的坎坷,是一般人所難能想像和承受的,實令後生所折服: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超越時空與年輪,以非凡的毅力、精神和膽識去追求與摸索,如此的激人奮進,如此的催人淚下……

1996年,我國著名哲學家陶德麟教授詩贈何微教授曰:“鴻文擲地有金聲,筆走龍蛇幾度春;百戰征袍終不卸,黌宮揮麈育新軍。”並附言道:“何微同志早歲獻身黨的新聞事業,建樹甚豐;晚年在武漢大學新聞系執教,擘畫之功亦钜。……”

何微教授在武漢大學整整工作了八個春秋。這八年,是何微教授帶領武漢大學新聞系艱苦創業的八年,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辛勞的血汗和淚水;這八年,是何微教授拼搏進取、孤軍奮戰的八年,其艱難程度不亞於戰爭年代那種經受槍林彈雨的考驗;這八年,是何微教授勇於開拓、銳意進取,開闢了新聞理論研究的新的領域;這八年,何微教授結交了不少新老朋友,在科學研究領域,共同探討,肝膽相照;這八年,何微教授帶出了不少前途無量、學有成就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這些學生們在以後的歲月裡再鑄輝煌;這八年,也是何微教授事業輝煌、著述甚豐、春風得意的八年。每當何微回憶起在武漢大學工作的這八年光景,他老人家總是說:“這八年,我今生無悔!”

我是何微先生的學生,又是何微先生的同事,更是何微先生的忘年交的朋友。何微先生不論在學業上還是在生活上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使我終生難以忘懷。1996年春天,何微先生給我題寫了“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稱通儒”書法條幅,我一直都掛在客廳的正中央,作為我不斷進取的行動指南。

2000年我曾主編《何微新聞思想與與實踐》一書,當時向甘惜分先生約稿,甘惜分教授欣然為之題寫了一副對聯:“發憤讀書三萬日古今學術滿紙,艱苦耕耘六十春學子遍佈中華。”應該說,這是一位老戰友、老朋友、老道友對何微先生最中肯貼切的評價!我國法學泰斗、著名國際法學家、武漢大學資深教授、時年91歲高齡的韓德培先生,讀了《何微新聞思想與實踐》一書後,欣然題寫:“贊何微同志:求索不止,一身正氣;樹華夏傳媒,不朽豐碑,光輝楷模。”應該說,這是全體武漢大學人對何微先生最恰當不過的稱讚與“口碑”!

何微先生逝世後,我曾三次憑弔過何微先生的墓地,緬懷何老為我國的新聞事業及新聞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2006年春天,在我憑弔何老時偶發感歎,寫下一首詩,以表我繼承何老之志。詩曰:“新聞巨擎西北何,無私奉獻著述多;晚生勤奮不負望,滿懷豪情寫新說。”

2015年12月12日于武漢大學

何微新聞思想研討會暨何微百年紀念會2016年5月14日在古城西安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教授及何微先生生前的親朋好友與學生百余人出席了研討會。這是會後與會代表合影留念。前排系領帶者為作者。

榆次人王孝魚北大講孔孟

王孝魚先生是一位外聘的老先生,時年已過七旬,頭髮又白又少,牙齒幾乎脫光,但他精神矍鑠,舊學熟稔,學問根底深厚。關於王先生身世、著述,我們知之甚少。據雲他是一位研究經學尤其是孔孟的老學者,淪陷時為日本人做事,做文化教育工作,被認作“漢**文人”。他與周作人過從甚密,因而為日本人做事。因此,新中國成立後他便沒有工作。因他學有專長,經人介紹,齊燕銘首肯,便安排來北大為我們專業講授專書選講中的《論語》、《孟子》二書。

1962年秋季學期(3月7日開始)王孝魚先生講《論語》,1963年春季學期至5月17日講《孟子》,前後兩學期,為時一年,他比較詳盡通講了這兩部儒家的基本著作。

王先生講《論語》,先有“緒論”,再分篇作“正文講述”。“緒論”介紹孔子生平、編著、孔子以“仁”為主的哲學思想,說明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籍整理學家;其次講了《論語》的版本問題,曆述版本源流及研究著述;其三是《論語》的編纂者、編纂目的、排序意義,他認為《論語》作者是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集大成者應是子貢;其四是《論語》歷代注家、考辨研究家,從何晏、皇侃、邢昺至吳承仕、劉寶楠、潘惟誠等,進行了評述;其五是講如何學**《論語》,要通讀,更要分類、縱橫比較,抓住“仁”這個主導思想,再分類對修身、論學、論政、論史、論人、論禮等進行研究,而孔子弟子顏淵、子路、子貢、子夏、子游、曾子、子張等七人最重要,亦可分別研究。王先生講的是“樸學”,又有新思想研究,講得頭頭是道,很有指導意義。

附:

《北大從師記》是作者黃葵記述他在北大親炙學術名家的實錄,所記述的學者,有赫赫有名的馬寅初、顧頡剛、張政烺,也有由於某些人所共知的原因而聲名不彰的、有真學問的大師。今特錄出《王孝魚講孔孟》一節,供讀者參考。

王孝魚(1900—1981) ,原名永祥,山西榆次南莊村人。哲學史家,中國“船山學”的開拓者。1925年畢業于南開大學哲學系,後任東北大學教授,與胡適、周作人、金毓黻等相交甚篤,1958年至1966年任中華書局哲學組“編外”編審,其間曾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人民大學哲學系講學。王先生的學術水準,在哲學史領域,是第一流的,但由於一些顯見的原因,建國後王先生長期沒有正式工作,數萬冊藏書全部于抄家時被沒收,最終蕩然無存。

1979年,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聘先生為研究員。一生專注于王夫之的研究,對《老子》、《莊子》的研究皆有振聾發聵的大發明。著有《船山學譜》、《焦學三種》、《周易外傳選要譯解》、《莊子內篇新解》、《莊子通疏證》、《老子衍疏證》、《老子微》;譯有《現代文化史》等,參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編》;古籍整理點校著作有:《莊子集釋》、《葉適集》、《二程遺書》、《陳確集》、《春秋繁露》、《王廷相全集》、《朱子大全集》;整理王船山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莊子通》、《老子衍》、《讀四書大全說》、《讀通鑒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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