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範大學朱軍：人生被購物套牢？

如今,各種節日“野蠻生長”。 不管是春節、中秋、七夕等傳統節日,還是近年興起的父親節、母親節,還是五花八門的“人造節日”——光棍節、520、618等等,都成了商家的購物節。 在“雙11”和618當天,甚至不少商家誇張地供奉起“馬爸爸”和“強東哥”的聖像,不少人感歎,不只是節日被商業綁架,人生也被購物套牢。 我們需要警惕一個日益沉淪的消費社會:所有的故事只是用來綁架人的觀念,其實是讓你做一個消費社會的奴隸。

永恆的物、工具和古跡成為商品被消費

為什麼消費節如此橫行?鮑德里亞有一個精妙的譬喻:基督教的聖杯往往只有在星期日的教堂聖禮中被觸動,幾個世紀以來作為物流傳於教堂之上。

而今,銀聖杯被作為古董買賣。 大教堂作為神聖建築的代表,曾經被認為比崇拜者更經久,但如今只是作為一個旅遊景點,以參觀時間的方式被消費。 曾幾何時,在人類千秋萬代之後能夠留存下來的是永恆的物、工具和古跡,然而如今卻成為商品被消費。 人們不再追求紀念碑的永恆性,而沉溺於一種“新的暫時性”。

城市的歷史曾經是“紀念碑性”統治的歷史。 “紀念碑”一直是古代西方藝術史的核心,是與埃及金字塔、希臘雅典衛城、羅馬萬神殿以及各種中世紀教堂等宏大城市建築聯繫在一起的核心概念。 古典建築學的靈感來源於天空和星辰,來自于他們的高貴和永恆。

現代旅遊名城疏離了家鄉、地方和歸屬地,成為赤裸透明的商品符號。 譬如拉斯維加斯和迪士尼製造的巴黎、羅馬的幻境,它們成為孤零零的景點、盆景,變成了僅供觀看的圖像,世界萬物不再神聖,而是工業體系和市場體系所控制的資源、圖像和符號。 近來有小學生寫《我眼中的荊軻》:一直以為荊軻是女性,古代的四大刺客分別是李白、韓信、蘭陵王、荊軻。 網游《王者榮耀》成為名副其實的“王者農藥”。

聯繫到當下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鎮建設,人們更樂意去“假古鎮”。 烏鎮的東柵人流不如新修的西柵,而有“北方烏鎮” 之稱的古北水鎮,則把江南水鄉原版搬到長城腳下,年收入接近十億,遠比周邊真古鎮生意紅火。

其中包含了2個五星標準大酒店、4個精品酒店、5個主題酒店,20餘家民宿、餐廳及商鋪……這也是全國上下不少城市熱衷建設特色小鎮的原因。 有些地方甚至不惜“自宮求生”——拆除真古鎮以建設假古鎮,滿足遊客消費的欲望,而“古鎮加地產”也成為開發的主流模式以及拉動地方GDP的重要手段。

物具有召喚和命名的力量

在種種假古董、仿古鎮和消費節中,時光孕育的物之風格(靈韻)逐漸喪失,消費文化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一是源於日常生活的異化。 商品貨幣作為技術霸權的衍生物,在資本主義世界內不斷擴張,侵入一切事務,生活世界的詩性逐漸消失。

當下人工智慧(AI)和虛擬實境(VR)的興起,讓藝術甚至不再具有靈魂。

AI不僅可以打敗棋王柯潔,也能寫出幾可亂真的詩歌。 前不久,人工智慧模仿特納的《米諾陶戰艦的顛覆》、梵古的《星夜》、蒙克的《呐喊》的技法再創作,讓人感歎大師重生。 商品和藝術的界限變得模糊,藝術家曾經因為擁有“上帝之手”而被供上聖壇,而今技術甚至成為了上帝本身。

二是揭示物的操持方式的轉變。 一種物體系支配下的“流動性文化邏輯”,這種文化邏輯迎合了現代都市社會龐大的社會需求。 這一需求不僅是“炫耀性消費”,也是一種“炫耀性道德”。

名牌包超越了實用性的功能,往往是炫耀性的需求。 為什麼又是道德的?因為炫耀本身隱含有一種建構內在自我善的要求,以填補現代社會專業化和科技化導致的倫理道德上的真空。

譬如近來熱播的《歡樂頌》裡邊的“五美”,安迪和曲筱綃是“白富美”,甚至因富有而顯得自由、智慧而高貴。 而另外三美則是“窮呆挫”——樊勝美是窮的撈女,關關和邱瑩瑩則是呆和挫的代表,其中邱瑩瑩更被鄙夷為“破”(破鞋),讓婦女解放近百年的觀眾大跌眼鏡。

可見,商品的意識構造,品位、聲望和美德應該是自然顯現的,如今商品社會的品位依賴於符號的填充。 我們的終極價值——“歡樂”和“幸福”,也有賴於符號的填充,折射出商品內在的意識構造。

最後,《歡樂頌》之所以成為“現象級”大片,成為現象的是其體現的價值觀,即它公然遵循一種社會空間的分層邏輯。 物具有命名和召喚的力量,借助大眾傳媒,將每個人放置在特定社會空間、階層和位置上,建構一種序列。

消費節帶給我們什麼

資本的奴役從生產工廠轉向消費空間,進一步轉向了符碼域,物與物關係虛幻的形式產生了拜物教的文化。消費只同符號相關,雖然他表面上被美德、民主、平等等價值所美化,但是消費是一種重新編碼的遊戲,只是拜物教的奴隸。

我們熱衷於建設假古鎮,因為患上了一種“消費欣快症”。卡爾內斯庫認為在一個廣泛得多的社會層面上,人們都陷於一種“波普享樂主義”。這是對瞬間快樂的崇拜,一種玩樂道德,以及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之間的普遍混淆。去真古鎮,需要抱著朝聖的心態,而去假古鎮,則只需要享樂的動機,就可以獲得即時的快感。鄧尼斯·貝爾曾經總結:一方面,公司要求個人努力工作,追求事業成功,接受延遲的滿足——在最粗暴的意義上,成為一個“組織(單位)人”。然而,在他們的產品和廣告中卻宣揚享樂、瞬間快感、放鬆和悠閒自在。白天“規矩正派”,晚上“盡情放縱”,通過“媚俗藝術”重新編碼,帶給你逃避的需要,對無聊的畏懼,更是強迫性的消費。

我們不僅要思考消費節何以橫行,更需要思考消費節帶給我們什麼?在物的標識下,內在的主體性文化和價值實現了外在的、持續的社會分層過程,符號的意向性嫁接物對人的體貼依存性,建構一種特殊的意會性的話語和構境,它針對同階層同質生活有效,在話語的編碼和語言中分化成不同的結構,這就是《歡樂頌》的邏輯乃至消費社會中“歡樂的邏輯”。

(本文作者系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

消費節帶給我們什麼

資本的奴役從生產工廠轉向消費空間,進一步轉向了符碼域,物與物關係虛幻的形式產生了拜物教的文化。消費只同符號相關,雖然他表面上被美德、民主、平等等價值所美化,但是消費是一種重新編碼的遊戲,只是拜物教的奴隸。

我們熱衷於建設假古鎮,因為患上了一種“消費欣快症”。卡爾內斯庫認為在一個廣泛得多的社會層面上,人們都陷於一種“波普享樂主義”。這是對瞬間快樂的崇拜,一種玩樂道德,以及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之間的普遍混淆。去真古鎮,需要抱著朝聖的心態,而去假古鎮,則只需要享樂的動機,就可以獲得即時的快感。鄧尼斯·貝爾曾經總結:一方面,公司要求個人努力工作,追求事業成功,接受延遲的滿足——在最粗暴的意義上,成為一個“組織(單位)人”。然而,在他們的產品和廣告中卻宣揚享樂、瞬間快感、放鬆和悠閒自在。白天“規矩正派”,晚上“盡情放縱”,通過“媚俗藝術”重新編碼,帶給你逃避的需要,對無聊的畏懼,更是強迫性的消費。

我們不僅要思考消費節何以橫行,更需要思考消費節帶給我們什麼?在物的標識下,內在的主體性文化和價值實現了外在的、持續的社會分層過程,符號的意向性嫁接物對人的體貼依存性,建構一種特殊的意會性的話語和構境,它針對同階層同質生活有效,在話語的編碼和語言中分化成不同的結構,這就是《歡樂頌》的邏輯乃至消費社會中“歡樂的邏輯”。

(本文作者系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