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 我都生活在英語環境當中：我的父母都說英語， 從小學校裡教我的也是英語， 但我對這門語言卻從來沒有歸屬感。 在自我意識的控制下， 我學會了自己的母語， 我時常因此而感到困惑， 它讓使用英語的媽媽在我眼裡成了外國人， 而她所使用的唯一語言也成了我的第二語言。 所以從小時候開始， 我的思維中就存在著一塊翻譯區域， 不停地運轉。 在這塊思維區域當中， 我將語言體系進行轉換， 以我的方式尋找並理解對應單詞的意義， 然後就像玩拼圖一樣， 將這些轉換過後的單詞碎片重新拼湊成一句完整的話。
在我的腦海中， 每個數字都有一個形狀， 包括它的顏色和紋理， 以及它的運動軌跡（科學家將這種神經學現象稱之為聯覺）， 而每一個形狀都有其對應的意義。 數字對於我來說， 就像是一種象形文字。 例如， “89”在我腦海裡對應的是深藍色， 是風暴來臨前的天空所具有的那種顏色， 它還具有珠串似的紋理， 伴有一種顫動的、旋轉的、向下的運動軌跡。 在我思維的翻譯區域中， “89”這個數字對應的就是“雪”，
突然之間， 我的“特殊語言”與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形成了對應。 是否是從那一刻起， 我第一次有了與人交流的衝動呢？在那之前， 我從來都不覺得有必要向其他人敞開心扉， 即便是我的父母， 更別提那些學校裡的孩子了。
於是， 我放棄了交朋友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又退回到自己的世界， 回歸到我數位語言的確定性當中。 它給予我同樣的理解， 帶給我同樣的興奮， 通過它， 我照樣學會了閱讀。 這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幸運， 因為閱讀於我， 一開始並不容易。 我的父母從來沒有給我讀過睡前故事， 而且小時候我患有癲癇， 醫生開的抗癲癇藥物使得我在課堂上昏昏欲睡， 跟不上講課的速度。 我記得， 當時總是被其他同學落在後面， 我不得不努力高強度地集中注意力， 才能趕上學習進度。
回到80年代中期， 在那個年代，老師們會在煙草罐（我的罐子是深綠色和金色的）裡面裝一些長方形的小卡片，卡片上字跡清晰地寫著新單詞，然後讓學生們帶回家去學習。從那時候起，我就按照卡片上單詞的形狀和紋理，整理了一份單詞表：“3”對應那些圓形字母偏多的單詞，如gobble（狼吞虎嚥）, cupboard（碗櫥）, cabbage（捲心菜）等；“4”對應那些尖頭字母偏多的單詞，如jacket（夾克）, wife（妻子）, quick（快速的）等；而“5”則對應那些形狀與之類似字母較多的單詞，如kingdom（王國）, shoemaker（鞋匠）, surrounded（被包圍的）等。有一天，正在專心讀書時，我偶然發現“棒棒糖”（lollipop）這個單詞能夠帶給我一陣喜悅的情緒，而這個單詞在我腦海中對應的是“1011ipop”。“1011”這個數字，能夠被三整除，是一個從形狀上看也非常恰當的整數。而從整體來看，“棒棒糖”這個單詞是我讀到過的最美妙的東西：一半是數字，一半是單詞。
2005年，我創作了一本關於我成長經歷的書《生於藍色之日》（Born on a Blue Day）。那一年，我26歲，找到了感覺，卻不夠自信，文字也不夠精煉，但通過這本書，我表達了自己的心聲，找到了屬於我自己的交流方式。《生於藍色之日》出版之後，在國際範圍內取得了成功，而我則開始了與全世界讀者的對話。一些英國和美國的評論家認為這不過是又一本“殘疾類型”的回憶錄，講述了一個“數字奇才”的故事；而德國、西班牙、巴西和日本等地的讀者所看到的卻不僅僅只是這些，他們還給我寫信，催促我繼續寫作。
我將這種“數位語言”寫在書裡，將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傳遞給那些遙遠的讀者們。不管它被翻譯成什麼語言，這些數位所代表的意義和關聯，都能在他們的腦海中鮮活起來。我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表達方式，解決語言交流方面的困擾。這對於我來說，似乎成了一種使命，而在讀者們看來，亦是如此。
我寫了一本書，並且出版了。但是，一個患有自閉症光譜（autistic spectrum）的年輕人是否還能創作其他作品，依然不得而知。自閉症寫作的慣例並不存在（事實上，有些人認為，自閉症作家本身都是自相矛盾的）。我沒有可參考的物件和素材（不過，後來我發現，我並不是特例。隨便舉兩個例子，英國作家路易士·卡羅爾和澳大利亞著名詩人、諾貝爾獎候選人萊斯·穆瑞，都和我是一樣的情況），我只有我自己。
之後，我又收到了另一個讀者的來信，是用法語寫的。我在讀高中的時候學過法語。寫信的讀者是一位叫做傑羅梅的法國年輕人，他後來成為了我的丈夫。自第一封信之後，我們就一直保持通信往來，內容深刻而有趣。就這樣，幾個月之後，傑羅姆與我墜入了愛河。為了他，為了他的國家和語言，我自願離開了那個從未讓我有過歸屬感的國家和語言。我們先是搬到了阿維尼翁（法國東南部城市），之後又往北搬到了巴黎，在聖日爾曼代普雷（Saint-Germain-des-Prés）定居下來，與小酒館和舊書商為伴。
在遇到傑羅姆之前，我基本上已經放棄了文學。小說和我早就分道揚鑣了。然而現在，我們的公寓裡堆滿了書（傑羅姆有很多書）。我們會一起坐在一張棕色的柚木桌子上，輪流朗讀陀思妥耶夫斯的長篇小說《白癡》的法語譯本。在讀英語小說時，我總會感到一種語言的異域性，但是通過法語來閱讀一本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卻不會有這種感覺。與之相反，我覺得像是在自己家裡一樣輕鬆自在。至少，我終於可以擺脫自我意識的束縛，單純地為了學習新單詞和發現新世界的樂趣而閱讀。我可以為了讀書而讀書。
有些事情我也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答案。我驚訝地發現，所有文學作品其實都是一種翻譯的藝術：是一種濃縮，一種篩選，一種將作者的思想世界重新組合成文字的行為。這種推論，讓那些和我一樣的新手作家們恢復了信心，只管放手去做。只要文字忠實于作者的思想世界，那麼就可以避免拙劣的翻譯腔。我不只寫了《生於藍色之日》這一本書。之後我寫的每一本書內容都不一樣，包括關於大眾神經科學的調查，以數學思想為靈感創作的散文集，把穆瑞的詩歌翻譯、編譯成法語等。每一次創作不同的內容，都打破了我原以為不可能做到的極限，讓我意識到，我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在我寫作的同時，我也會利用業餘時間學習英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設置的高等教育機構遠端教學的課程。2016年，37歲的我順利畢業，獲得了人文學科一級學位。同年春天，我還在法國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說。
（翻譯：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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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老師們會在煙草罐（我的罐子是深綠色和金色的）裡面裝一些長方形的小卡片，卡片上字跡清晰地寫著新單詞，然後讓學生們帶回家去學習。從那時候起，我就按照卡片上單詞的形狀和紋理，整理了一份單詞表：“3”對應那些圓形字母偏多的單詞，如gobble（狼吞虎嚥）, cupboard（碗櫥）, cabbage（捲心菜）等；“4”對應那些尖頭字母偏多的單詞，如jacket（夾克）, wife（妻子）, quick（快速的）等；而“5”則對應那些形狀與之類似字母較多的單詞，如kingdom（王國）, shoemaker（鞋匠）, surrounded（被包圍的）等。有一天，正在專心讀書時，我偶然發現“棒棒糖”（lollipop）這個單詞能夠帶給我一陣喜悅的情緒，而這個單詞在我腦海中對應的是“1011ipop”。“1011”這個數字，能夠被三整除，是一個從形狀上看也非常恰當的整數。而從整體來看，“棒棒糖”這個單詞是我讀到過的最美妙的東西：一半是數字，一半是單詞。2005年，我創作了一本關於我成長經歷的書《生於藍色之日》（Born on a Blue Day）。那一年，我26歲，找到了感覺，卻不夠自信，文字也不夠精煉，但通過這本書，我表達了自己的心聲，找到了屬於我自己的交流方式。《生於藍色之日》出版之後，在國際範圍內取得了成功，而我則開始了與全世界讀者的對話。一些英國和美國的評論家認為這不過是又一本“殘疾類型”的回憶錄，講述了一個“數字奇才”的故事；而德國、西班牙、巴西和日本等地的讀者所看到的卻不僅僅只是這些，他們還給我寫信，催促我繼續寫作。
我將這種“數位語言”寫在書裡，將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傳遞給那些遙遠的讀者們。不管它被翻譯成什麼語言，這些數位所代表的意義和關聯，都能在他們的腦海中鮮活起來。我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表達方式，解決語言交流方面的困擾。這對於我來說，似乎成了一種使命，而在讀者們看來，亦是如此。
我寫了一本書，並且出版了。但是，一個患有自閉症光譜（autistic spectrum）的年輕人是否還能創作其他作品，依然不得而知。自閉症寫作的慣例並不存在（事實上，有些人認為，自閉症作家本身都是自相矛盾的）。我沒有可參考的物件和素材（不過，後來我發現，我並不是特例。隨便舉兩個例子，英國作家路易士·卡羅爾和澳大利亞著名詩人、諾貝爾獎候選人萊斯·穆瑞，都和我是一樣的情況），我只有我自己。
之後，我又收到了另一個讀者的來信，是用法語寫的。我在讀高中的時候學過法語。寫信的讀者是一位叫做傑羅梅的法國年輕人，他後來成為了我的丈夫。自第一封信之後，我們就一直保持通信往來，內容深刻而有趣。就這樣，幾個月之後，傑羅姆與我墜入了愛河。為了他，為了他的國家和語言，我自願離開了那個從未讓我有過歸屬感的國家和語言。我們先是搬到了阿維尼翁（法國東南部城市），之後又往北搬到了巴黎，在聖日爾曼代普雷（Saint-Germain-des-Prés）定居下來，與小酒館和舊書商為伴。
在遇到傑羅姆之前，我基本上已經放棄了文學。小說和我早就分道揚鑣了。然而現在，我們的公寓裡堆滿了書（傑羅姆有很多書）。我們會一起坐在一張棕色的柚木桌子上，輪流朗讀陀思妥耶夫斯的長篇小說《白癡》的法語譯本。在讀英語小說時，我總會感到一種語言的異域性，但是通過法語來閱讀一本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卻不會有這種感覺。與之相反，我覺得像是在自己家裡一樣輕鬆自在。至少，我終於可以擺脫自我意識的束縛，單純地為了學習新單詞和發現新世界的樂趣而閱讀。我可以為了讀書而讀書。
有些事情我也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答案。我驚訝地發現，所有文學作品其實都是一種翻譯的藝術：是一種濃縮，一種篩選，一種將作者的思想世界重新組合成文字的行為。這種推論，讓那些和我一樣的新手作家們恢復了信心，只管放手去做。只要文字忠實于作者的思想世界，那麼就可以避免拙劣的翻譯腔。我不只寫了《生於藍色之日》這一本書。之後我寫的每一本書內容都不一樣，包括關於大眾神經科學的調查，以數學思想為靈感創作的散文集，把穆瑞的詩歌翻譯、編譯成法語等。每一次創作不同的內容，都打破了我原以為不可能做到的極限，讓我意識到，我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在我寫作的同時，我也會利用業餘時間學習英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設置的高等教育機構遠端教學的課程。2016年，37歲的我順利畢業，獲得了人文學科一級學位。同年春天，我還在法國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說。
（翻譯：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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