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讀
在延續和開創、守成和冒險、列祖列宗和“新人類”之間， 卡萊爾永遠站在後者的位置上。 “如果認為人們一點也不能接近理想， 人類的整個事業就會破滅！”卡萊爾說， “這一點千真萬確。 ”
檢書016
撰文雲也退（檢書作者）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 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 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 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 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 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 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
你知道這段話是《雙城記》的開頭， 狄更斯寫的， 卻未必知道在1859年11月《雙城記》首次出版時， 這段開頭前還有三小節“弁言”， 在其中， 狄更斯坦承他寫這本小說是受了一位同時代人的影響：“我有過很多願望， 其中之一， 就是為人們理解那個可怕的時代增加一些廣為流行的、畫面感十足的方法， 儘管有卡萊爾先生的偉大著作在先，
狄更斯
這部“偉大著作”就是《法國大革命》。 1837年， 42歲、已在倫敦切爾西定居三年的卡萊爾將它付梓。 狄更斯如獲至寶， 走到哪裡都揣著一本， 十多年後他提筆寫《荒涼山莊》時， 說《法國大革命》一書“我已讀過500遍”。
《法國大革命》
[英] 湯瑪斯·卡萊爾
吉林出版集團 2017年版
不過， 英國人不是一貫瞧不上法國人的辦事風格麼？在歐洲， 能對“世界之都”巴黎和“最優雅語言”法語不屑一顧的，
1789年10月6日發生了什麼？柏克憑著一半聽說和一半想像寫道：“法國皇后的忠僕被當場砍死，
一幫殘忍的暴徒和殺手，
身上散發著他的血腥味，
沖進了皇后的內室，
用刺刀、短劍連刺了床鋪一百下，
而這個被迫害的女人才剛剛幾乎赤身裸體地從床上逃走……”
柏克的語言混合了輕蔑與憤怒：讓皇后披髮跣足狼狽出逃， 不是法國人民的勝利， 而是恥辱。 對此， 身為19世紀的人， 卡萊爾並無太大異議。 “可憐的法國國王， 他也是人！”他寫道， 而王后呢？在山雨欲來之時， “她是最令人深惡痛絕的人物， 被視為法國邪惡的尤物”。
柏克用英國的“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來對抗法國革命和《人權宣言》，
認為光榮革命保留了權威，
而大革命則犯罪般地顛覆了權威，
連帶廢除了對秩序穩定而言彌足珍貴的傳統風俗；柏克認定就天性而言，
人不能實現自治，所以最基本的人權不是自由、平等、博愛，而是被統治——這些，卡萊爾也基本認同。光榮革命
然而接下來，卡萊爾的話開始變味了。人民需要被管著，但是，管人民的人必須有資格——他必須是個“英雄人物”，是個偉人。卡萊爾留下的名言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歷史是偉大人物的傳記”。
整部《法國大革命》中，“英雄”出現的頻次比“自由”、“平等”、“博愛”都多，至於“民主”，卡萊爾幾乎都沒怎麼提。要是國王能勝任英雄、受人崇拜，當然就完美了。可是卡萊爾發問，如果君主是個壞人——不管它是天生具有破壞性還是故意作惡——該怎麼辦？
他的回答坐實了他“革命派”的姿態。1840年5月22日，在系列講演《論英雄與英雄崇拜》的第六講中，卡萊爾宣稱，法國大革命和“古往今來的一切造反及社會劇變”之所以存在，都是“因為人們讓太無能的人去掌管國家大事！這種人是太低能、太怯懦和太昏庸的人”。有關法國大革命的畫作
真可惜，柏克和卡萊爾沒法面對面辯論一下。柏克死時（1797年）卡萊爾還不到3歲，他們倆，一個是純正的18世紀人，一個是純正的19世紀人。活在承平的維多利亞世紀，卡萊爾隔著海峽，欣賞著隔一陣鬧騰一下的法國人。他讚歎1830年的七月革命，又萌發了給1789—1794年寫本大書的宏願：大革命，乃是從無到有之舉，破天荒第一遭。在《法國大革命》一書中，卡萊爾對它有個最煽情的總評：“橡樹默默地在森林中生長了一千年。只有在第一千年之後，在樵夫帶著斧子到來時，寂靜中才開始響徹伐木的回聲。”卡萊爾，19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和評論家。
對柏克來說，“君權神授”是個非關正義與否的事實，一個社會如果膽敢無視國王作為統治者的神聖屬性，那還了得？在三大詞中，他對“平等”、“博愛”不屑一顧，對“自由”，他的態度是，“自由也是世襲的權利，前提是有一頂世襲的皇冠在保護它”。英國就是這麼做的，經過克倫威爾獨裁的教訓，英國人讓政府扮演著世襲罔替的君權之“友”的角色，提醒它為公共利益行事，限制它貪圖自家逸樂的衝動。看看我們英國吧！柏克說，“光榮革命”之後，我們英國的“混合政府”既區分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位高者和位卑者，又將阻止國王犯法這一“偉大目標”高懸於上。何其智慧，何其完美。
那麼，如果出現了“壞國王”，怎麼辦？柏克的回答是“國王可以廢，但君主制必須保留”：君權大於每一個個體國王，不能因為出現了一個壞的統治者，就把皇冠也給一併打下去。詹姆士二世就不稱職，但國會對他的處理和約束，體現了一種“尊貴而偉大的正義”。關於柏克的漫畫
在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裡，在對處置路易十六一事的描寫和討論中，我們會看到，卡萊爾對於“尊貴而偉大的正義”的推崇絕不遜于柏克，甚至可以說，他那些熱情但又充塞著恐懼感的句子裡，自始至終貫穿著對於這樣一種正義的敏感——但這是什麼意義上的“尊貴而偉大”呢？卡萊爾認為，在這場風暴之中，正義不是大革命的領導者實施的，也不是狂熱的法國人民實施的，毋寧說，路易十六夫婦被趕出宮殿，最後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是“自然力”在懲罰他的昏庸，進一步說，是國王自己決定了這一正義的鍘刀落到自己頭上：
“沒有一個砌磚工人能砌成一堵絕對垂直的牆來，所以只要他盡力，做到一定程度的垂直，那麼他就是一個好的工人。但是如果他亂來，過度偏離垂直線，特別是，如果他把鉛垂線和水平儀撇在一邊不用，一塊接一塊地隨手把磚壘起來——！我想這樣的砌磚工人是要壞事的。他忘乎所以，但萬有引力規律不會放過他，他和他所砌的牆就會倒，然後，一片混亂！——”處死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是個糟糕的工人，自己砌的牆倒了，沒有別人可以責怪。這就是卡萊爾的看法。他訴諸神秘的自然力——這種力量會懲罰作惡的君主，就好比萬有引力將萬物拉向地面——來解釋路易十六之死，而群情洶湧的人民（或“暴民”），則是自然力所假之手，猶如上帝假借洪水、雷電、暴風來懲罰人類。
而柏克，他從來不認為砌磚工應該為自己的失敗承擔覆國喪家、身敗名裂的後果。他承認詹姆斯二世是個“有著好頭銜的壞國王”，在《美洲三書》裡，他也斥責了英王喬治三世對美洲清教殖民者的處理方法，說他犯下了不可彌補的錯誤，但你即使撕爛柏克的嘴，也別想讓他說出“發動革命、推翻壞國王是人民的權利”這種話來。身為19世紀人，卡萊爾不能不敲打一下擋在身前的這座保守主義大山。他很嚴厲地說，保守主義是有好壞之分的，像柏克這類的，就是以維護傳統、秩序之名怯懦地接受君主專制，縱容它繼續擴張權力；而“健康的保守主義”不是被動的，它需要人去行動。光榮革命
你是認同柏克不失傲慢的理性，還是傾向卡萊爾常常近乎天真的、大詞亂飛的激進情懷？在柏克眼裡，砍樹就是砍樹，別用“伐木”來文過飾非。而《法國大革命》中處處浮露著對這種保守而高傲的英國心態的輕蔑，而把法國人稱為“百科全書朋友”：
“如果是我們撒克遜清教徒朋友的話，他們既不會放槍，也不會敲鼓，只會在愛丁堡高街上找一個簡陋的房間開個會，邊喝著廉價的酒邊宣誓，就簽署了國家聯盟。……而我們的高盧的百科全書朋友卻正相反，他們需要全世界或全宇宙矚目的戰神廣場或類似的風景展示。與此相比，露天競技場只不過是閒逛者的小院子，對於這個場面，我們這個古老的星球幾乎聞所未聞。”卡萊爾是多麼看重這個“聞所未聞”。在延續和開創、守成和冒險、列祖列宗和“新人類”之間，他永遠站在後者的位置上：“那駭人聽聞的，像發自地獄般的呼叫聲，卻是一樁重大的事件。”既如此，那麼血腥又如何呢？“虛假與不真誠必須終止，某種真誠必須開始，不論要付出什麼代價，恐怖的統治，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手段等等，我們必須回歸真理。”
不破而不立。樵夫向枝繁葉茂的森林揮起了斧子，不管那森林的養成多麼靡費時日。那麼你是站在樵夫一邊還是站在樹的一邊？最好的結果，是一個人能夠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分別領會到兩種立場的合理性，像阿爾貝·加繆所說的，從他人身上“看到正確的東西”。與其說《法國大革命》是本歷史著作，不如把它當作《雙城記》一樣的藝術作品來讀，或不如當做一部飽蘸著憤怒和理想主義的墨水寫成的宣言。“如果認為人們一點也不能接近理想，人類的整個事業就會破滅！”卡萊爾說，“這一點千真萬確。”
人不能實現自治，所以最基本的人權不是自由、平等、博愛，而是被統治——這些，卡萊爾也基本認同。光榮革命然而接下來，卡萊爾的話開始變味了。人民需要被管著，但是，管人民的人必須有資格——他必須是個“英雄人物”，是個偉人。卡萊爾留下的名言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歷史是偉大人物的傳記”。
整部《法國大革命》中，“英雄”出現的頻次比“自由”、“平等”、“博愛”都多，至於“民主”，卡萊爾幾乎都沒怎麼提。要是國王能勝任英雄、受人崇拜，當然就完美了。可是卡萊爾發問，如果君主是個壞人——不管它是天生具有破壞性還是故意作惡——該怎麼辦？
他的回答坐實了他“革命派”的姿態。1840年5月22日，在系列講演《論英雄與英雄崇拜》的第六講中，卡萊爾宣稱，法國大革命和“古往今來的一切造反及社會劇變”之所以存在，都是“因為人們讓太無能的人去掌管國家大事！這種人是太低能、太怯懦和太昏庸的人”。有關法國大革命的畫作
真可惜，柏克和卡萊爾沒法面對面辯論一下。柏克死時（1797年）卡萊爾還不到3歲，他們倆，一個是純正的18世紀人，一個是純正的19世紀人。活在承平的維多利亞世紀，卡萊爾隔著海峽，欣賞著隔一陣鬧騰一下的法國人。他讚歎1830年的七月革命，又萌發了給1789—1794年寫本大書的宏願：大革命，乃是從無到有之舉，破天荒第一遭。在《法國大革命》一書中，卡萊爾對它有個最煽情的總評：“橡樹默默地在森林中生長了一千年。只有在第一千年之後，在樵夫帶著斧子到來時，寂靜中才開始響徹伐木的回聲。”卡萊爾，19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和評論家。
對柏克來說，“君權神授”是個非關正義與否的事實，一個社會如果膽敢無視國王作為統治者的神聖屬性，那還了得？在三大詞中，他對“平等”、“博愛”不屑一顧，對“自由”，他的態度是，“自由也是世襲的權利，前提是有一頂世襲的皇冠在保護它”。英國就是這麼做的，經過克倫威爾獨裁的教訓，英國人讓政府扮演著世襲罔替的君權之“友”的角色，提醒它為公共利益行事，限制它貪圖自家逸樂的衝動。看看我們英國吧！柏克說，“光榮革命”之後，我們英國的“混合政府”既區分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位高者和位卑者，又將阻止國王犯法這一“偉大目標”高懸於上。何其智慧，何其完美。
那麼，如果出現了“壞國王”，怎麼辦？柏克的回答是“國王可以廢，但君主制必須保留”：君權大於每一個個體國王，不能因為出現了一個壞的統治者，就把皇冠也給一併打下去。詹姆士二世就不稱職，但國會對他的處理和約束，體現了一種“尊貴而偉大的正義”。關於柏克的漫畫
在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裡，在對處置路易十六一事的描寫和討論中，我們會看到，卡萊爾對於“尊貴而偉大的正義”的推崇絕不遜于柏克，甚至可以說，他那些熱情但又充塞著恐懼感的句子裡，自始至終貫穿著對於這樣一種正義的敏感——但這是什麼意義上的“尊貴而偉大”呢？卡萊爾認為，在這場風暴之中，正義不是大革命的領導者實施的，也不是狂熱的法國人民實施的，毋寧說，路易十六夫婦被趕出宮殿，最後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是“自然力”在懲罰他的昏庸，進一步說，是國王自己決定了這一正義的鍘刀落到自己頭上：
“沒有一個砌磚工人能砌成一堵絕對垂直的牆來，所以只要他盡力，做到一定程度的垂直，那麼他就是一個好的工人。但是如果他亂來，過度偏離垂直線，特別是，如果他把鉛垂線和水平儀撇在一邊不用，一塊接一塊地隨手把磚壘起來——！我想這樣的砌磚工人是要壞事的。他忘乎所以，但萬有引力規律不會放過他，他和他所砌的牆就會倒，然後，一片混亂！——”處死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是個糟糕的工人，自己砌的牆倒了，沒有別人可以責怪。這就是卡萊爾的看法。他訴諸神秘的自然力——這種力量會懲罰作惡的君主，就好比萬有引力將萬物拉向地面——來解釋路易十六之死，而群情洶湧的人民（或“暴民”），則是自然力所假之手，猶如上帝假借洪水、雷電、暴風來懲罰人類。
而柏克，他從來不認為砌磚工應該為自己的失敗承擔覆國喪家、身敗名裂的後果。他承認詹姆斯二世是個“有著好頭銜的壞國王”，在《美洲三書》裡，他也斥責了英王喬治三世對美洲清教殖民者的處理方法，說他犯下了不可彌補的錯誤，但你即使撕爛柏克的嘴，也別想讓他說出“發動革命、推翻壞國王是人民的權利”這種話來。身為19世紀人，卡萊爾不能不敲打一下擋在身前的這座保守主義大山。他很嚴厲地說，保守主義是有好壞之分的，像柏克這類的，就是以維護傳統、秩序之名怯懦地接受君主專制，縱容它繼續擴張權力；而“健康的保守主義”不是被動的，它需要人去行動。光榮革命
你是認同柏克不失傲慢的理性，還是傾向卡萊爾常常近乎天真的、大詞亂飛的激進情懷？在柏克眼裡，砍樹就是砍樹，別用“伐木”來文過飾非。而《法國大革命》中處處浮露著對這種保守而高傲的英國心態的輕蔑，而把法國人稱為“百科全書朋友”：
“如果是我們撒克遜清教徒朋友的話，他們既不會放槍，也不會敲鼓，只會在愛丁堡高街上找一個簡陋的房間開個會，邊喝著廉價的酒邊宣誓，就簽署了國家聯盟。……而我們的高盧的百科全書朋友卻正相反，他們需要全世界或全宇宙矚目的戰神廣場或類似的風景展示。與此相比，露天競技場只不過是閒逛者的小院子，對於這個場面，我們這個古老的星球幾乎聞所未聞。”卡萊爾是多麼看重這個“聞所未聞”。在延續和開創、守成和冒險、列祖列宗和“新人類”之間，他永遠站在後者的位置上：“那駭人聽聞的，像發自地獄般的呼叫聲，卻是一樁重大的事件。”既如此，那麼血腥又如何呢？“虛假與不真誠必須終止，某種真誠必須開始，不論要付出什麼代價，恐怖的統治，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手段等等，我們必須回歸真理。”
不破而不立。樵夫向枝繁葉茂的森林揮起了斧子，不管那森林的養成多麼靡費時日。那麼你是站在樵夫一邊還是站在樹的一邊？最好的結果，是一個人能夠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分別領會到兩種立場的合理性，像阿爾貝·加繆所說的，從他人身上“看到正確的東西”。與其說《法國大革命》是本歷史著作，不如把它當作《雙城記》一樣的藝術作品來讀，或不如當做一部飽蘸著憤怒和理想主義的墨水寫成的宣言。“如果認為人們一點也不能接近理想，人類的整個事業就會破滅！”卡萊爾說，“這一點千真萬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