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國是中國的宿命。 逐漸復興的中國這些年重新回到世界舞臺中央， 這是中國大國本位的回歸。 中國處在國際舞臺邊緣的時候， 一定是我們很孱弱的時候， 那種狀態即使不從民族尊嚴的角度去審視， 它的實際內涵也一定是中國社會的發展水準遠遠落後于發達世界， 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物質生活缺少起碼體面。
中國有著龐大人口， 人民富裕起來， 自然意味著國家的強大。 而強大起來的中國就面臨了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 也擁有了與我們貧弱時不同的國際責任， 我們的利益觸角變得在世界上無處不在，
社會意識形態需要跟上國家實力增長和國際地位的變化， 這對當下的中國非常重要。 不能不說， 長期的貧窮和弱勢地位在中國社會的集體心理中留下深刻烙印， 部分國人的慣性思維與中國新的國際角色經常形成摩擦。
比如一些人有很強的“陰謀論”思維， 習慣性地認為外界對華的各種舉動都是出於某種“陰謀”。 這會導致將中外正常的利益摩擦從一開始就“上綱上線”， 影響對事情真實性質的判斷。
還有一些人有深重的受害者心理， 一遇衝突， 就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又被欺負了。 即使對方的力量遠遠低於中國， 那種心理上的弱勢受害感也會油然而生， 對問題的解決也隨之上升到“民族尊嚴”的高度。
不願意承擔國際責任， 尤其是反對對外援助， 這是輿論場的另一種流行心態。 中國還有不少落後地區和窮人， 對外援助的錢應該花給他們， 事情的大邏輯被這種小邏輯篡改了。
上述種種心理有可能導致中國在處理對外事務尤其是對外摩擦時， 社會層面缺少一些關鍵的彈性。 一些偏激的主張很容易在輿論場占上風， 比如埋怨政府不夠強硬， 抱怨政府“譴責太多， 行動太少”， “誰都怕”等等。 另外懷疑政府一搞對外援助， 就是“亂撒錢”、“買面子”。
必須指出， 大國外交是高度複雜且非常專業的事務。
對外援助是大國的一項基本國際義務， 它是維繫現有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一環。 大國、強國總的來說從現有國際體系受益更多， 通過對外援助維持該體系運轉， 對大國決非吃虧賺吆喝的事情。 關於對外援助的盈虧利益公式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元一次方程式， 它包含了若干 普通人不太容易弄懂的變數， 政府需要民眾在這方面的信任。
相信政府， 給專業外交及國家安全團隊充分理解和授權， 這是很多問題一時解決不了時實現國家富有成效外交的捷徑。 公眾需要相信， 在面臨重大、艱難的外交抉擇時， 中國社會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利益共同體。 政府一定會從全國人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進行決策。
公眾對國家做決定過程的一些資訊可能不瞭解， 這方面不可能有百分百的透明。 公眾存在一些抱怨， 是正常的。 但是這些情緒在一般情況下不應成為影響國家決策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最後想說， 在社會輿論多元的時代， 政府對不同聲音也應有包容和承受力。 公眾的根本利益比輿論場表層的一些抱怨更重要， 官員們有時做對了事卻挨了幾句罵， 這算不上是很大的委屈。
（本文系《環球時報》今日社評，原標題：做大國是中國既光榮又不易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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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算不上是很大的委屈。（本文系《環球時報》今日社評，原標題：做大國是中國既光榮又不易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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