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對象：戴明， 1952年生。 北京市海澱區西頤中學學生， 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 住同一孔窯洞。 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 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 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 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級）任上退休。
圖為2015年2月13日上午， 習近平在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察看自己當年住過的知青窯洞。
採訪組：戴明同志， 您好！1969年， 您與習近平一起到陝北的梁家河村插隊。 請您講一講當年知青插隊的背景和選擇到陝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隊的背景， 簡單來說， 就是席捲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我們當時都在學校上學， 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這個號召一發出， 每一個人都必須積極回應。 實際上， 我們當時也談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 這就像是一場巨大風暴， 把我們都卷到裡面了。
根據國家安排， 我們那一批知青， 插隊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陝西。 我問我父親是去山西好， 還是去陝西好？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陝西好！陝北可富裕了， 條件很好。 婆姨都不上山勞動。 ”我父親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 就是因為他們在陝北工作的時候， 當地有一個持續了多年的大生產運動， 農業各方面發展得很好。 而且， 當時南泥灣留給我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像那首民歌裡唱的“南泥灣， 好地方， 好地呀方， 好地方來好風光……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 所以， 他對我說：“你肯定要去陝北。
那一年， 我不到17歲， 近平不到16歲。 因為近平早上一年學， 所以他是我們幾個北京知青當中年紀最小的。
採訪組：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陝西， 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戴明：還有些印象， 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 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 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 當時一看， 好傢伙！人山人海， 擠都擠不動。 有知青， 有來送行的家人， 還有維持秩序的員警、軍人、車站工作人員， 整個月臺擠滿了人。 當時， 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 但因為人太多， 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一千多人。 車停在那裡等待出發的時候， 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 有這麼多人送我們， 場面這麼隆重， 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
多年以後， 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 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 我記得很清楚， 那是1969年的1月份， 全部都哭啊， 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 就是我在笑。 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 你怎麼還在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 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 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麼呢？他們聽後就破涕為笑了。 ”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 經過河南， 過黃河大橋， 沿著隴海線， 一路到了西安。 沒換車， 火車又開到了銅川。 抵達銅川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 吃過饅頭、鹹菜， 之後就準備出發了。 出發的時候， 天已經亮了。 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 那個卡車還不錯， 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 我們把行李捲、箱子都放在車鬥裡面， 人都坐在行李上， 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 我們上車的時候， 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 黃土滾滾， 鋪天蓋地。 當時看到那個情景， 我們都很興奮。 等到上車走了半天， 凍了一路， 吃了一路的土， 我們也就不興奮了。
就這樣， 一路顛簸到了延安。 下車的時候， 我們身上全都是土， 變成一個個“土人”了。 天已經黑了， 我們住在一個學校裡。 經過一天的顛簸， 知青們非常疲憊， 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裡涼了半截。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裡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原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裡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麼都往身上裹。
從這裡開始，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車越來越少了。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些車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怎麼越走車越少？我們怎麼還不到地方呢？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以為快到目的地了，沒想到走了那麼久，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最後滿眼都是黃土飛揚，卡車只剩下幾輛，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麼說話，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一是疲勞，二是忐忑，我們都蔫了。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總也不到地方。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師傅，你是不是走錯了？”司機說：“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錯的！”
我們終於到了文安驛公社。下車的時候，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一下車，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毛巾。
吃過飯，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裡等著我們了，負責人一念名單：某某某，哪個生產隊的，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領著我們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裡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麼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裡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夥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裡面，山溝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終於到了梁家河，“會兒”已經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說：“這是你的箱子呀？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坐高鐵就幾個小時，當天就能到。坐飛機當然就更快，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採訪組：你們到了梁家河以後，生活是如何安頓下來的？又是如何適應的？
戴明：到了村裡，我們十五個知青就分組了，其中九個知青分到一隊，也叫“前隊”。近平和我們五個人，分到二隊，也叫“後隊”。他們前隊有幾個女生，都在一起。我們後隊六個男生，沒有女的。梁家河的生產隊長就覺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數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煩，就跟他說：“沒關係，我們不要女的！”
隊長說：“你們不要女的，誰給你們做飯？”
我們就說：“隊裡給我們派個做飯的嘛！”
隊長說：“做飯的工分誰給？”
我們就說：“你們隊裡給出工分嘛！”
隊長也不跟我們計較，就應下了。就這樣，我們後隊的六個“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團支部書記張太平家裡。張太平人很聰明，有文化，而且能說能幹，所以村裡讓他當我們的房東，這樣跟我們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處。後來也確實是這樣，太平就住在我們隔壁窯洞。他沒事就跑過來跟我們聊天，也給我們講團的知識。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識也不行，我們還是要面臨生活中實際的困難。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陝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裡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六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個人也不能倖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裡，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蝨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後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裡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髒又臭，冬天蹲在那裡，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裡，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裡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裡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在陝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氣轉暖之後，我們六個人一起到溝裡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麼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裡人笑話我們，說大小夥子還光腚，以後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麼洗了。
對於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四兩糧票和兩毛錢，老鄉儘量給做好的，把家裡平時捨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麵饃饃，有豆麵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裡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後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嚥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幹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並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歎：陝北咋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裡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裡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裡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瞭解這個情況後，非常震驚，心裡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強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瞭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後，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陝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後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是因為柴禾不夠燒。打柴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老鄉能上去，我們卻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這種柴很好，耐燒，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一摟就是一大捧，看著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裡，一點火，那火“呼隆隆”地響，幾分鐘就燒沒了，結果鍋還沒燒熱，茅草已經燒光了。我們一看，這不行啊，今天沒燒的了，做不成飯就要挨餓了，於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結果，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們不起床了。隊長來問我們：“為啥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我們說：“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隊長問：“那你們怎麼不做飯吃？”我們說：“因為沒柴燒。”隊長說：“這可得想個辦法，別把娃餓壞了。”於是他就批准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那個很好燒。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解決了燒柴的難題。
在那個時候，我們更深刻地瞭解到：陝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
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裡涼了半截。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裡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原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裡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麼都往身上裹。
從這裡開始，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車越來越少了。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些車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怎麼越走車越少？我們怎麼還不到地方呢？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以為快到目的地了，沒想到走了那麼久，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最後滿眼都是黃土飛揚，卡車只剩下幾輛，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麼說話，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一是疲勞，二是忐忑，我們都蔫了。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總也不到地方。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師傅，你是不是走錯了？”司機說：“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錯的！”
我們終於到了文安驛公社。下車的時候，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一下車，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毛巾。
吃過飯，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裡等著我們了，負責人一念名單：某某某，哪個生產隊的，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領著我們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裡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麼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裡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夥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裡面，山溝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終於到了梁家河，“會兒”已經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說：“這是你的箱子呀？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坐高鐵就幾個小時，當天就能到。坐飛機當然就更快，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採訪組：你們到了梁家河以後，生活是如何安頓下來的？又是如何適應的？
戴明：到了村裡，我們十五個知青就分組了，其中九個知青分到一隊，也叫“前隊”。近平和我們五個人，分到二隊，也叫“後隊”。他們前隊有幾個女生，都在一起。我們後隊六個男生，沒有女的。梁家河的生產隊長就覺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數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煩，就跟他說：“沒關係，我們不要女的！”
隊長說：“你們不要女的，誰給你們做飯？”
我們就說：“隊裡給我們派個做飯的嘛！”
隊長說：“做飯的工分誰給？”
我們就說：“你們隊裡給出工分嘛！”
隊長也不跟我們計較，就應下了。就這樣，我們後隊的六個“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團支部書記張太平家裡。張太平人很聰明，有文化，而且能說能幹，所以村裡讓他當我們的房東，這樣跟我們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處。後來也確實是這樣，太平就住在我們隔壁窯洞。他沒事就跑過來跟我們聊天，也給我們講團的知識。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識也不行，我們還是要面臨生活中實際的困難。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陝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裡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六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個人也不能倖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裡，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蝨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後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裡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髒又臭，冬天蹲在那裡，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裡，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裡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裡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在陝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氣轉暖之後，我們六個人一起到溝裡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麼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裡人笑話我們，說大小夥子還光腚，以後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麼洗了。
對於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四兩糧票和兩毛錢，老鄉儘量給做好的，把家裡平時捨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麵饃饃，有豆麵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裡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後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嚥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幹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並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歎：陝北咋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裡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裡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裡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瞭解這個情況後，非常震驚，心裡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強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瞭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後，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陝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後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是因為柴禾不夠燒。打柴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老鄉能上去，我們卻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這種柴很好，耐燒，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一摟就是一大捧，看著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裡，一點火，那火“呼隆隆”地響，幾分鐘就燒沒了，結果鍋還沒燒熱，茅草已經燒光了。我們一看，這不行啊，今天沒燒的了，做不成飯就要挨餓了，於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結果，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們不起床了。隊長來問我們：“為啥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我們說：“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隊長問：“那你們怎麼不做飯吃？”我們說：“因為沒柴燒。”隊長說：“這可得想個辦法，別把娃餓壞了。”於是他就批准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那個很好燒。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解決了燒柴的難題。
在那個時候，我們更深刻地瞭解到：陝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