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69年年初， 15歲的習近平來到黃土高原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 直到1975年10月離開。 這七年， 他在這片黃土地上同鄉親們打成一片， 一起挑糞拉煤， 一起攔河打壩， 一起建沼氣池， 一起吃玉米“團子”。
習近平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書中曾提到， “我的成長始於陝北， 最大的收穫一是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大概到了1973年， 我們又集中考大學， 像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當時是不可能被錄， 後來我又去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搞社教。 搞社教很有意思， 我當時是團員， 不是黨員。 縣團委書記也是北京知青，
近日， 《學習時報》刊發了“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系列訪談錄， 其中也對陶海粟進行了專訪。 訪談中陶海粟透露了習近平被清華大學錄取前後， 以及在清華大學的部分往事， 讀來真摯感人、激勵人心， 尤其對當代青年的人生成長具有重要的啟示。
習近平對於他在趙家河整隊的這段經歷是很珍視的。 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見他時， 都是先和他的秘書聊天等待， 這兩任秘書都對我說， 領導跟他們說起過， 在延川趙家河參加整隊工作， 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 2009年， 到延川插隊四十周年之際， 我回訪了趙家河， 給我們當年住過的窯洞及現在的村貌、當年一起栽種現已成林的樹木、村裡老鄉等等照了一些照片。 回京後我通過習近平的秘書告訴他， 想把照片及當地的一些土特產送給他，
採訪組：請您講一講習近平被清華大學錄取前後的事情。
陶海粟：1975年大學招生， 習近平填報志願的時候， 三個志願填的都是清華大學。 當時因為他上大學的事， 在推薦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曲折， 這方面其他人已經講的不少了。 但推薦上去是一回事， 後面還有關口， 到底能不能上還是未知之數， 誰也不能給他打保票。 在這種抉擇的當口， 他做出三個志願都填清華的選擇，
習近平臨走之前， 我正好在縣上開會，
在送習近平上大學時， 梁家河村民和習近平的合影(前排中為習近平)
採訪組：他上大學時你們有聯繫嗎?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參加了恢復高考後的大學第一次招生考試，被北京大學經濟系錄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後，不久就去清華大學找習近平。他把我帶到學校附近五道口一個飯館吃飯聊天。當時國家正處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剛剛開過的黨的十一大正式宣佈了“文革”的結束，但仍然堅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錯誤的方針政策。我們倆那天的長談中，基本上都是在談論國家正在發生的各種大事情，也談到了他畢業後的去向問題。他明確表示，他不準備做和化工專業相關的技術性工作，還是要進入政界，繼續在陝北農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響老百姓命運的大事情。
習近平在清華的同班同學、畢業後曾擔任過陝西渭南市長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習近平一起吃飯時和我相識，此後我們來往很多。他曾經和我說起過習近平和他同學時的一些事情。他們一開始是在一個大班，後來大班分成兩個小班，習近平任其中一個小班的黨支部宣傳委員，他是組織委員。他說習近平在清華時的生活特別簡樸，同學三年多，他從來沒見習近平穿過新衣服，使他感到很驚奇，因為仵西居自己是從農村來的，有時還會穿新衣服。他還說，習近平在學校時，在專業之外廣泛閱讀政治經濟類書籍。那時候，仵西居從家裡帶到學校一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近平見到後就跟他借閱，後來仵西居就把這本書送給他了。他還特別講到，習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穩重成熟。當時，清華大學處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四人幫”對清華管控很嚴。1976年發生的紀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四五運動”期間，他們班裡有好幾個北京同學也參與其中，傳抄了天安門詩詞。習近平在北京同學裡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給那幾個同學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提醒他們要注意策略，注意保護自己。仵西居是這次事件之後負責清查工作的，正是由於習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幾個同學得到很好的保護，都沒有受到傷害，順利過關了。這次事件以後，“四人幫”就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一輪折騰。當時清華各級都成立寫作組，有組織地寫作批鄧文章，仵西居詢問習近平的意思，習近平當即就以自己不善寫作為藉口，拒絕參加。
（圖：在清華大學的一張合影照）
採訪組：習近平擔任耿飆的秘書一段時間以後，他決定到正定工作。您瞭解他當時為什麼要去基層嗎?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從北大畢業的時候。一天，習近平打電話把我叫到他家裡。他跟我說，他決定要下基層、回農村去工作。他還說，他向耿飆談自己的打算時，耿飆曾經挽留他說，下基層鍛煉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戰軍去嘛。但他還是堅持要到地方上去。習近平跟我說，他之所以要下到農村地區去做基層工作，主要是出於兩個考慮。一是國家已經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在地方上會比在軍隊裡接觸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對自己的全面鍛煉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陝北幹了七年，知識和工作經驗最豐富的積累，還是從農村來的，而且農村目前正處在改革的前沿，還是到農村去才更能發揮他的優勢。
說了這些想法之後，他還說了幾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這次下去，幹得好，將來成就一番大事業，幹得不好，就在下面給老百姓做些實事，也沒什麼。”聽他說這番話，我很感動，但一點兒也不覺得意外。選擇從政道路的人誰都明白，雖然都希望在這條路上能不斷進步，逐漸承擔更多的責任，開創更大的事業，但能否如願不光取決於自己的努力，還有各種外在的環境因素和機遇因素制約，這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路。當時由於十年動亂對幹部隊伍和大學教育的摧殘，幹部隊伍青黃不接，有一批高幹子弟通過特殊途徑得到快速提拔，被稱為火箭式的幹部，比起下基層，這似乎是一條不確定性較小、快速佔據制高點的路。但習近平不願意走捷徑，他覺得自己雖然做過大隊支部書記，但積累的到底是最基層的工作經驗，歷練和視野還不夠全面，從縣一級起步會打下更堅實的基礎。雖然這樣做，前面的路不確定性很大，但這裡又一次顯示了習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擇和自我設計上的不同常人之處，因為不管從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層為群眾做實事的權利總是不會被剝奪的。只要有這一條墊底，而且為群眾做事又是自己的樂事，那麼個人前程的不確定性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我看他下去的決心已定，就對他說：“那好啊，你既然已經決定要下去，我給你帶一個人來，給你介紹一下農村改革的情況。”我說的這個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學鄧英淘，他當時是農村發展研究組的成員，這個研究組主要由在農村插過隊的在校大學生組成，他們已經在全國各地農村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給中央提出過很多好的建議。習近平同意後，第二天我就和鄧英淘從學校騎自行車又到了習近平家裡。那天，鄧英淘跟習近平談得很投機，給他分析了農村改革的形勢，提了很多建議，習近平聽了覺得很有幫助。三十年之後，2012年習近平和我見面時，還跟我提起這件事。當時鄧英淘剛剛去世，習近平表達了惋惜之情，並告訴我，他還讀過鄧英淘寫的書。
習近平去正定後不久，我也從北大畢業了，被分配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工作。幾個月後，我記得是夏秋之際，習近平有一次從正定回北京辦事，又把我叫到他家裡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況。當時我看他情緒很好，談起正定的各種事情帶著一種興奮的語調。雖然去的時間還不算長，但他已經對推進正定的經濟文化建設形成了很多設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榮國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動這個事情有關。
1992年我去福州看習近平時，他和我說起過他在正定任職時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擔任了正定縣委書記之後，有一次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邀請了三個縣委書記去他那裡座談，這三個書記都是從北京下到農村工作的年輕幹部。會上三個人分別彙報了所在縣經濟改革的情況和各自對農村工作的看法。會後當天晚上，有熟人就打電話告訴習近平，老杜聽了三個縣委書記的彙報後說：“還是小習講得最實在。”我聽了這個事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因為在陝北農村共事時我就知道，習近平做事總是沉穩務實的，他不喜歡“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講究吃透實際情況，循序漸進。
2012年時，他在飯桌上還和我們說起，當時有一個外縣的縣委領導帶代表團到正定來交流改革經驗，所有團員都是西裝革履，並且在和正定的幹部交流時鼓動正定幹部也應該都穿西服。習近平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因為他雖然不反對穿西服，但這終究是表面的東西，沒有必要把這作為改革的措施來強求一律。他還說起與此相關的一件趣事，他剛到正定的時候是縣委副書記，書記是個工作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幹部，習近平對他很尊重。習近平那時經常穿一件軍大衣，戴一頂鴨舌帽，有一次老書記請他到家裡，坐在炕頭上喝酒，老書記說：“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個帽子……”習近平聽了後，覺得這不是大原則問題，就欣然聽從了老書記的建議，不再戴那頂帽子了。
我的一個朋友呂日周當時是山西原平縣委書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曾到正定搞過調研。他最近告訴我，他當年到正定調研時接觸到的幹部群眾，普遍對習近平給以很高評價，有的年紀大的農民說，近平是我們農民的兒子;年輕人則說，近平待我們就像兄弟一樣。呂日周跟習近平在正定談了很多，他說習近平當時曾跟他說：“我們讀了很多書，但書裡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眾結合，才能把水分蒸發掉，得到真正的知識。”呂日周至今對這幾句話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談這些吧。最後我想說幾句的是，我和習近平的友誼雖然延續了幾十年，但近距離接觸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過就從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確實感受到，為群眾做實事是他始終不渝的信念。對於習近平來說，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不是什麼被灌輸的教導，而是早在陝北七年裡，在和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掙扎著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牽手共度時艱中，就油然而生的、鑄入血液中的信念。對他來說，這不是自己升遷業績的籌碼，而是沒有其他任何興趣能夠替代的人生樂事。毋庸諱言，習近平在陝北的七年正處於我們國家一個特殊的時期，一個黑白顛倒、美醜錯亂的時期。但是，在延川這個全國貧困縣的貧瘠土地上，卻在同時期中走出了習近平、孫立哲、路遙、史鐵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這並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極左路線和烏托邦理論的成果。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在盛世還是衰世，不管環境多麼荒謬，總是有懸壺濟世的良醫出現，總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錢”的良吏出現，這是我們的民族能夠生息綿延的脊樑所在。我們現在回憶這些青年人當年的腳步，不是歌頌什麼虛幻的口號和運動，而是認可那些在艱難困苦之中仍然頑強地尋找和實現人生的意義、“男兒當自強”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習近平見面的時候曾對他說：“我跟你認識這麼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關於你的故事寫一寫。”他當時笑著對我說：“我還不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他的話我完全能夠理解。習近平行事低調，從不願意過多宣傳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過此前已經拒絕過大概上百次採訪。加之現在他肩負重擔日理萬機，講他的故事這樣的事確實算不上什麼急務。不過我覺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讓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瞭解我們的領導人，不僅看到他們在臺上作大報告的樣子，也知道一點兒他們的甜酸苦辣和內心世界，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題中之意。所以，我覺得中央黨校做這個系列採訪實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梁家河村民和習近平的合影(前排中為習近平)採訪組：他上大學時你們有聯繫嗎?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參加了恢復高考後的大學第一次招生考試，被北京大學經濟系錄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後，不久就去清華大學找習近平。他把我帶到學校附近五道口一個飯館吃飯聊天。當時國家正處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剛剛開過的黨的十一大正式宣佈了“文革”的結束，但仍然堅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錯誤的方針政策。我們倆那天的長談中，基本上都是在談論國家正在發生的各種大事情，也談到了他畢業後的去向問題。他明確表示，他不準備做和化工專業相關的技術性工作，還是要進入政界，繼續在陝北農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響老百姓命運的大事情。
習近平在清華的同班同學、畢業後曾擔任過陝西渭南市長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習近平一起吃飯時和我相識，此後我們來往很多。他曾經和我說起過習近平和他同學時的一些事情。他們一開始是在一個大班，後來大班分成兩個小班，習近平任其中一個小班的黨支部宣傳委員，他是組織委員。他說習近平在清華時的生活特別簡樸，同學三年多，他從來沒見習近平穿過新衣服，使他感到很驚奇，因為仵西居自己是從農村來的，有時還會穿新衣服。他還說，習近平在學校時，在專業之外廣泛閱讀政治經濟類書籍。那時候，仵西居從家裡帶到學校一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近平見到後就跟他借閱，後來仵西居就把這本書送給他了。他還特別講到，習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穩重成熟。當時，清華大學處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四人幫”對清華管控很嚴。1976年發生的紀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四五運動”期間，他們班裡有好幾個北京同學也參與其中，傳抄了天安門詩詞。習近平在北京同學裡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給那幾個同學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提醒他們要注意策略，注意保護自己。仵西居是這次事件之後負責清查工作的，正是由於習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幾個同學得到很好的保護，都沒有受到傷害，順利過關了。這次事件以後，“四人幫”就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一輪折騰。當時清華各級都成立寫作組，有組織地寫作批鄧文章，仵西居詢問習近平的意思，習近平當即就以自己不善寫作為藉口，拒絕參加。
（圖：在清華大學的一張合影照）
採訪組：習近平擔任耿飆的秘書一段時間以後，他決定到正定工作。您瞭解他當時為什麼要去基層嗎?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從北大畢業的時候。一天，習近平打電話把我叫到他家裡。他跟我說，他決定要下基層、回農村去工作。他還說，他向耿飆談自己的打算時，耿飆曾經挽留他說，下基層鍛煉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戰軍去嘛。但他還是堅持要到地方上去。習近平跟我說，他之所以要下到農村地區去做基層工作，主要是出於兩個考慮。一是國家已經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在地方上會比在軍隊裡接觸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對自己的全面鍛煉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陝北幹了七年，知識和工作經驗最豐富的積累，還是從農村來的，而且農村目前正處在改革的前沿，還是到農村去才更能發揮他的優勢。
說了這些想法之後，他還說了幾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這次下去，幹得好，將來成就一番大事業，幹得不好，就在下面給老百姓做些實事，也沒什麼。”聽他說這番話，我很感動，但一點兒也不覺得意外。選擇從政道路的人誰都明白，雖然都希望在這條路上能不斷進步，逐漸承擔更多的責任，開創更大的事業，但能否如願不光取決於自己的努力，還有各種外在的環境因素和機遇因素制約，這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路。當時由於十年動亂對幹部隊伍和大學教育的摧殘，幹部隊伍青黃不接，有一批高幹子弟通過特殊途徑得到快速提拔，被稱為火箭式的幹部，比起下基層，這似乎是一條不確定性較小、快速佔據制高點的路。但習近平不願意走捷徑，他覺得自己雖然做過大隊支部書記，但積累的到底是最基層的工作經驗，歷練和視野還不夠全面，從縣一級起步會打下更堅實的基礎。雖然這樣做，前面的路不確定性很大，但這裡又一次顯示了習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擇和自我設計上的不同常人之處，因為不管從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層為群眾做實事的權利總是不會被剝奪的。只要有這一條墊底，而且為群眾做事又是自己的樂事，那麼個人前程的不確定性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我看他下去的決心已定，就對他說：“那好啊，你既然已經決定要下去，我給你帶一個人來，給你介紹一下農村改革的情況。”我說的這個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學鄧英淘，他當時是農村發展研究組的成員，這個研究組主要由在農村插過隊的在校大學生組成，他們已經在全國各地農村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給中央提出過很多好的建議。習近平同意後，第二天我就和鄧英淘從學校騎自行車又到了習近平家裡。那天，鄧英淘跟習近平談得很投機，給他分析了農村改革的形勢，提了很多建議，習近平聽了覺得很有幫助。三十年之後，2012年習近平和我見面時，還跟我提起這件事。當時鄧英淘剛剛去世，習近平表達了惋惜之情，並告訴我，他還讀過鄧英淘寫的書。
習近平去正定後不久，我也從北大畢業了，被分配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工作。幾個月後，我記得是夏秋之際，習近平有一次從正定回北京辦事，又把我叫到他家裡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況。當時我看他情緒很好，談起正定的各種事情帶著一種興奮的語調。雖然去的時間還不算長，但他已經對推進正定的經濟文化建設形成了很多設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榮國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動這個事情有關。
1992年我去福州看習近平時，他和我說起過他在正定任職時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擔任了正定縣委書記之後，有一次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邀請了三個縣委書記去他那裡座談，這三個書記都是從北京下到農村工作的年輕幹部。會上三個人分別彙報了所在縣經濟改革的情況和各自對農村工作的看法。會後當天晚上，有熟人就打電話告訴習近平，老杜聽了三個縣委書記的彙報後說：“還是小習講得最實在。”我聽了這個事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因為在陝北農村共事時我就知道，習近平做事總是沉穩務實的，他不喜歡“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講究吃透實際情況，循序漸進。
2012年時，他在飯桌上還和我們說起，當時有一個外縣的縣委領導帶代表團到正定來交流改革經驗，所有團員都是西裝革履，並且在和正定的幹部交流時鼓動正定幹部也應該都穿西服。習近平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因為他雖然不反對穿西服，但這終究是表面的東西，沒有必要把這作為改革的措施來強求一律。他還說起與此相關的一件趣事，他剛到正定的時候是縣委副書記，書記是個工作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幹部，習近平對他很尊重。習近平那時經常穿一件軍大衣，戴一頂鴨舌帽，有一次老書記請他到家裡，坐在炕頭上喝酒，老書記說：“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個帽子……”習近平聽了後，覺得這不是大原則問題，就欣然聽從了老書記的建議，不再戴那頂帽子了。
我的一個朋友呂日周當時是山西原平縣委書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曾到正定搞過調研。他最近告訴我，他當年到正定調研時接觸到的幹部群眾，普遍對習近平給以很高評價，有的年紀大的農民說，近平是我們農民的兒子;年輕人則說，近平待我們就像兄弟一樣。呂日周跟習近平在正定談了很多，他說習近平當時曾跟他說：“我們讀了很多書，但書裡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眾結合，才能把水分蒸發掉，得到真正的知識。”呂日周至今對這幾句話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談這些吧。最後我想說幾句的是，我和習近平的友誼雖然延續了幾十年，但近距離接觸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過就從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確實感受到，為群眾做實事是他始終不渝的信念。對於習近平來說，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不是什麼被灌輸的教導，而是早在陝北七年裡，在和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掙扎著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牽手共度時艱中，就油然而生的、鑄入血液中的信念。對他來說，這不是自己升遷業績的籌碼，而是沒有其他任何興趣能夠替代的人生樂事。毋庸諱言，習近平在陝北的七年正處於我們國家一個特殊的時期，一個黑白顛倒、美醜錯亂的時期。但是，在延川這個全國貧困縣的貧瘠土地上，卻在同時期中走出了習近平、孫立哲、路遙、史鐵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這並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極左路線和烏托邦理論的成果。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在盛世還是衰世，不管環境多麼荒謬，總是有懸壺濟世的良醫出現，總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錢”的良吏出現，這是我們的民族能夠生息綿延的脊樑所在。我們現在回憶這些青年人當年的腳步，不是歌頌什麼虛幻的口號和運動，而是認可那些在艱難困苦之中仍然頑強地尋找和實現人生的意義、“男兒當自強”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習近平見面的時候曾對他說：“我跟你認識這麼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關於你的故事寫一寫。”他當時笑著對我說：“我還不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他的話我完全能夠理解。習近平行事低調，從不願意過多宣傳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過此前已經拒絕過大概上百次採訪。加之現在他肩負重擔日理萬機，講他的故事這樣的事確實算不上什麼急務。不過我覺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讓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瞭解我們的領導人，不僅看到他們在臺上作大報告的樣子，也知道一點兒他們的甜酸苦辣和內心世界，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題中之意。所以，我覺得中央黨校做這個系列採訪實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