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上有新作為， 在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上有新作為， 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上有新作為， 在全面從嚴治黨上有新作為。
3月5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 要求上海解放思想， 勇於擔當， 敢為人先， 堅定踐行新發展理念， 深化改革開放， 引領創新驅動， 不斷增強吸引力、創造力、競爭力， 加快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而其提出的上述“四個新作為”， 就是實現這一要求的主攻方向和目標。
對上海而言， 這些要求已經耳熟能詳。 歷年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 改革、創新、社會治理、從嚴治党， 都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甚至每次必提的議題。 2015年， 他曾提出上海要在以開放促改革方面繼續走在前列、在創新驅動發展方面繼續走在前列、在創新社會治理方面繼續走在前列、在從嚴管黨治黨方面繼續走在前列。
時隔兩年， 從“四個走在前列”到“四個新作為”， 提法令人似曾相識， 凸顯相關議題的分量。 而在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看來， 反復強調背後除了顯示總書記對上海的四方面工作“盯得很緊”， 亦有深層考慮。
近幾年， 王戰曾數次參加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專家座談會。 在他看來， 這些要求的重提， 能看出中央對於上海的特殊戰略考量， 同時意味著上海需要在更高站位元上謀劃未來發展。
而在為首的自貿區建設領域， 關於“新作為”的一些具體提法， 亦蘊含了持續推進、不斷深化的期望。
王戰 全國人大代表， 上海社科院院長 （張馳 攝）
“反復提”的深意：上海要做“四個全面”的樣板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以下簡稱“上觀”）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提出的“四個新作為”， 很容易讓人想到2015年提出的“四個走在前列”。 同樣的場合， 相似的提法， 您認為用意在哪裡？
王戰：總書記提這些要求， 是用了釘釘子的精神。 這一方面表明總書記對上海盯得很准、盯得很緊， 特別是改革創新， 每年都提，
換句話說， 抓這四件事， 就是要抓上海這個典型。 這是領導人的水準。 如果只是講原則， 泛泛而談， 那麼全國各地沒有區別， 也沒有針對性。
上觀：怎麼理解這種典型？
王戰：總書記抓京津冀， 對應的區域發展這個大問題， 京津冀就是他要抓的典型。 而上海呢， 這四句話反復提， 其實是要對應“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我們可以一條一條看。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不同地區要求不一樣， 底線是全面脫貧， 而上海的任務是解決創新驅動、創新引領。 如果沒有創新引領， 就脫貧而脫貧， 不可能有全面小康。
“全面深化改革”， 上海的特點歷來是用開放倒逼改革，
“全面依法治國”， 社區是基礎， 社會治理創新一輪輪抓下來， 形成的就是法治意識。 同時， 2400萬人口規模的特大城市治理， 這在全世界都是沒有解決的問題， 這件事抓好了， 會對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治理帶來很重要的經驗， 對治理的現代化具有基礎性作用。
“全面從嚴治党”的意義就更是不言而喻， 要做好前三個方面， 這是根本保證。 這樣一看就能看出， 總書記抓上海， 其實是當作“四個全面”的一個整體樣板來抓的。 上海要當“排頭兵、先行者”， 也是在這樣的語境下， 從“四個全面”的高度來謀劃工作。
自貿區開放， 要幫助中國做全球化旗手
上觀：我們注意到，總書記對上海的第一條要求，即“在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上有新作為”，除了要求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還特別提到上海自貿區要“亮明我國向世界全方位開放的鮮明態度”。現在國際上保護主義思潮抬頭，這個表述有什麼特別之處？
王戰：自貿區前三年在開放這塊有一定進展，但進展還不夠大。現在對全國可複製可推廣的，比如事中事後監管等等，都屬於改革範疇的東西，是用上海的這塊改革，來帶動全國的改革。而對上海來說，開放跟改革是分不開的。
自貿區作為一項國家戰略，最新的其實也是最原本的要求，就是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代表去國際上發揮作用。自貿區最初設計的本意，首先是因為美國要搞BIT（中美雙邊投資協定）、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我們也要留一個大家能夠接軌的東西。所以他們一頭搞BIT，我們一頭搞自貿區，其中的負面清單、准入前國民待遇等，其實是跟BIT有關的。也就是說，自貿區的直接目的是擴大開放，而它引發並推動了一系列國內的改革，其實是間接的衍生的效果。
特朗普上臺後，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美國BIT跟你擱著，TPP明確不搞了，自貿區再對應什麼東西？總書記這次講的，就跟他1月份在達沃斯和去年G20峰會時講的一樣，簡單來說就是，中國要做堅持全球化的旗手。中國的“一帶一路”事實上已經變成了全世界公認的堅持全球化的樣板，而自貿區也要成為一塊樣板。
上觀：這次總書記提出，要努力把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成為開放和創新融為一體的綜合改革試驗區，成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從操作層面看，自貿區同“一帶一路”如何有效對接？
王戰：這個對接有直接和間接的層面。直接的層面，自貿區可以對接“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推進城市、園區、企業、項目的四聯動。這方面資源很多，比如伊朗恰巴哈爾港，1993年就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上海就可以考慮對接；還有一些國家願意來複製自貿區模式，我們作為中國第一個自貿區，也可以考慮對接。
另一方面，我們還是要回到自貿區的本質，它同過去所有的園區建設不同，不是著重對貨物貿易開放，而是對服務貿易的開放。從乾隆海禁到中國加入WTO，貨物貿易的開放這條路我們已經走出來了，徹底改變了閉關自守、國運積弱。但服務貿易開放過去是很少的。對中國來說，這就是第二輪開放，而它的要求跟貨物貿易領域是完全不同的。相應地，對改革的要求也就不一樣了，它需要有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經驗，需要對接國際規則。
這就是自貿區同“一帶一路”對接的間接層面，也就是通過自貿區的服務貿易開放，推動投資便利化，來適應“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這裡頭包括種種專業服務，金融、航運等等，比如一個航線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些地圖上看著很近，但上海過去沒有直航，轉機非常折騰，這就是服務貿易的一個短板。人要到那裡都難，還講什麼投資？而下一步自貿區的進一步開放，就要破解這類短板。
再提系統集成：核心是問題導向
上觀：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上海團講話中，提出上海要“著力加強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各項措施系統集成”。今年對自貿區的要求，同樣提到要樹立系統思想、注重改革舉措配套組合、不斷放大政策集成效應，並且細緻到明確要“強化區內改革同全市改革的聯動”“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聯動”這樣的細節。您怎麼看下一步的系統集成問題？
王戰：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明白，一切制度性的改革，必須依靠系統集成，才能修成正果。今天已經不是改革單兵突進的時代，改革本身要求更多強調制度創新。同時，上海以自貿區建設為代表的改革，都是從國家戰略出發考慮的。既然是國家戰略，就必然要涉及各個部門，不只是一個地方、一個部門說一句話就能做成的。比如事權，有的是上海能改的，但有的涉及到中央事權，有的涉及到立法。這就需要大家瞄準一個改革目標進行決策，才能讓這個事情形成正果。這方面，自貿區三年不乏經驗。
上海最近剛剛申報了深化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方案，通過實施一批新試點任務，進一步明確了自貿區在頭三年之後的新目標定位：將實施一批新試點任務，包括通過改革的系統集成，使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為融開放和創新於一體的綜合改革試驗區；通過對標國際標準，使之成為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風險壓力測試區；通過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使之成為市場要素資源配置的功能樞紐和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打造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政府再造區。而要實現這些，都要靠各項改革措施和政策措施的系統集成。
我理解總書記今年再談系統集成，其實不只是說總體設計的問題，而是問題導向的。條塊如何合力、上下如何合力、是不是對改革有容錯機制等等，這些都是自貿區面臨的系統集成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自貿區改革在推動上就會有問題。
要幫助中國做全球化旗手上觀：我們注意到，總書記對上海的第一條要求，即“在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上有新作為”，除了要求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還特別提到上海自貿區要“亮明我國向世界全方位開放的鮮明態度”。現在國際上保護主義思潮抬頭，這個表述有什麼特別之處？
王戰：自貿區前三年在開放這塊有一定進展，但進展還不夠大。現在對全國可複製可推廣的，比如事中事後監管等等，都屬於改革範疇的東西，是用上海的這塊改革，來帶動全國的改革。而對上海來說，開放跟改革是分不開的。
自貿區作為一項國家戰略，最新的其實也是最原本的要求，就是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代表去國際上發揮作用。自貿區最初設計的本意，首先是因為美國要搞BIT（中美雙邊投資協定）、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我們也要留一個大家能夠接軌的東西。所以他們一頭搞BIT，我們一頭搞自貿區，其中的負面清單、准入前國民待遇等，其實是跟BIT有關的。也就是說，自貿區的直接目的是擴大開放，而它引發並推動了一系列國內的改革，其實是間接的衍生的效果。
特朗普上臺後，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美國BIT跟你擱著，TPP明確不搞了，自貿區再對應什麼東西？總書記這次講的，就跟他1月份在達沃斯和去年G20峰會時講的一樣，簡單來說就是，中國要做堅持全球化的旗手。中國的“一帶一路”事實上已經變成了全世界公認的堅持全球化的樣板，而自貿區也要成為一塊樣板。
上觀：這次總書記提出，要努力把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成為開放和創新融為一體的綜合改革試驗區，成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從操作層面看，自貿區同“一帶一路”如何有效對接？
王戰：這個對接有直接和間接的層面。直接的層面，自貿區可以對接“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推進城市、園區、企業、項目的四聯動。這方面資源很多，比如伊朗恰巴哈爾港，1993年就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上海就可以考慮對接；還有一些國家願意來複製自貿區模式，我們作為中國第一個自貿區，也可以考慮對接。
另一方面，我們還是要回到自貿區的本質，它同過去所有的園區建設不同，不是著重對貨物貿易開放，而是對服務貿易的開放。從乾隆海禁到中國加入WTO，貨物貿易的開放這條路我們已經走出來了，徹底改變了閉關自守、國運積弱。但服務貿易開放過去是很少的。對中國來說，這就是第二輪開放，而它的要求跟貨物貿易領域是完全不同的。相應地，對改革的要求也就不一樣了，它需要有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經驗，需要對接國際規則。
這就是自貿區同“一帶一路”對接的間接層面，也就是通過自貿區的服務貿易開放，推動投資便利化，來適應“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這裡頭包括種種專業服務，金融、航運等等，比如一個航線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些地圖上看著很近，但上海過去沒有直航，轉機非常折騰，這就是服務貿易的一個短板。人要到那裡都難，還講什麼投資？而下一步自貿區的進一步開放，就要破解這類短板。
再提系統集成：核心是問題導向
上觀：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上海團講話中，提出上海要“著力加強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各項措施系統集成”。今年對自貿區的要求，同樣提到要樹立系統思想、注重改革舉措配套組合、不斷放大政策集成效應，並且細緻到明確要“強化區內改革同全市改革的聯動”“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聯動”這樣的細節。您怎麼看下一步的系統集成問題？
王戰：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明白，一切制度性的改革，必須依靠系統集成，才能修成正果。今天已經不是改革單兵突進的時代，改革本身要求更多強調制度創新。同時，上海以自貿區建設為代表的改革，都是從國家戰略出發考慮的。既然是國家戰略，就必然要涉及各個部門，不只是一個地方、一個部門說一句話就能做成的。比如事權，有的是上海能改的，但有的涉及到中央事權，有的涉及到立法。這就需要大家瞄準一個改革目標進行決策，才能讓這個事情形成正果。這方面，自貿區三年不乏經驗。
上海最近剛剛申報了深化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方案，通過實施一批新試點任務，進一步明確了自貿區在頭三年之後的新目標定位：將實施一批新試點任務，包括通過改革的系統集成，使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為融開放和創新於一體的綜合改革試驗區；通過對標國際標準，使之成為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風險壓力測試區；通過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使之成為市場要素資源配置的功能樞紐和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打造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政府再造區。而要實現這些，都要靠各項改革措施和政策措施的系統集成。
我理解總書記今年再談系統集成，其實不只是說總體設計的問題，而是問題導向的。條塊如何合力、上下如何合力、是不是對改革有容錯機制等等，這些都是自貿區面臨的系統集成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自貿區改革在推動上就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