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街丨往事如昨——那些溫暖

上世紀60年代初， 我在體育巷小學上一年級， 班主任是王殿竹老師。 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學時， 我們班58個同學中， 有近10個交不起一年1元5角錢的學雜費， 有的同學因此不來上學了。 王殿竹老師就去做學生家長的工作， 對實在交不上學雜費的， 就安排同學喊他們先來上學， 再想辦法。 記得王老師曾讓我去找過宋國慶同學， 說學雜費王老師已經給墊上了， 讓他先到學校上課， 別耽誤了學習。

學校每學期組織看兩次電影， 我父母拿不出5分錢的電影票錢， 第一學期的電影我沒看成。 到了第二學期又要看電影時，

王老師看出了我們幾個窮孩子的心思， 說， 這次看電影就不要錢了。 我和其他同學一起到新中國電影院， 看了我人生第一場電影。 但高興勁兒還沒過， 回家就挨了一頓揍， 因為我母親聽鄰居說， 看電影是要錢的， 他們家孩子交了5分電影票錢。 揍了我一頓之後， 父母給了我5分錢， 讓我交給王老師， 並讓我感謝她。 多年後， 我去看望王老師， 說起這件事， 她說早就忘了， 給學生墊付電影票或學雜費， 不止一次， 不止一人。 不知當年有多少學生享受過王老師的恩惠呢。

我的另一位老師叫李美華， 教我們時已是孩子媽媽了， 家庭負擔較重。 至今我還記得她要求我們每天的功課必須學會且不欠帳。 我是學生幹部， 她對我的要求更嚴，

我出現差錯時， 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評。 在學完四年級課程後， 她又鼓勵並推薦我跳級， 我擔心跟不上趟兒， 她說“不用怕， 有不會的地方就找我”。 就這樣， 我用5年的時間完成了6年的學業。

上世紀60年代末， 我就業到煙臺電池廠， 分到包裝班， 班長是個女同志， 叫趙玉香。 那時勞動環境很艱苦且勞動強度大、時間長。 有段時間要求“大幹快上”， 兩班倒， 每班間隔時間為12個小時， 上夜班每天至少要幹10個小時。 我剛參加工作， 幹活品質粗糙， 有時產品達不到要求， 都是趙師傅與其他老師傅幫忙返工。 最難忘的是， 趙師傅每天下夜班時， 用自行車載我回家。 我們兩家住得近， 我沒有自行車， 5裡多的路程全靠步行， 我們下夜班一般在早晨四五點鐘，

她騎著大金鹿自行車， 前車梁載著她6歲的兒子， 要我在她跨上自行車後， 跳上車後座。 我心裡過意不去， 只好想辦法躲她。 有一次下夜班後， 我躲在更衣室， 估摸她已經走了10分鐘了， 才從廠裡出來， 不想正撞見她又回來了。 她見到我很不高興， 說我不實在， 說上夜班已經很累了， 她既與我同路， 捎我一程， 就是為了讓我早點回家休息嘛。

我在電池廠還有一位技術上的啟蒙老師， 吳樂祥師傅。 他當時30多歲， 大學學歷， 是個工作嚴肅認真且不善言笑的人。 我到維修車間跟著他學維修鉗工， 當時技術革新設備， 在製造電池糊化生產流水線設備時， 有一次， 他對我做的設備零件不滿意， 一臉嚴肅地看了又看， 然後， 給扔到廢鐵堆了， 他自己重新做。

儘管他沒有批評我， 也沒有發火， 但對我觸動卻很大。 上世紀80年代初， 我報名成人高考， 找他補習數理化， 他總是很認真地給我輔導， 每次至少兩個多小時， 毫無怨言。

回想一生中， 教過我、幫助過我的師長還有很多， 那些無私的付出， 那些溫暖的提攜， 點滴之恩， 我始終記得， 他們的人品也深深影響了我的人生。

圖為9月9日煙臺晚報《煙臺街》報樣

撰文：鄭壽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