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以為自己不會接觸到除草劑， 不會聯想到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劑會與非酒精性脂肪肝相關， 會與自己有關。 美國最新研究報告恰恰揭示了這個關聯。 美國的大衛·舒伯特博士最近撰文介紹了這一研究發現， 並以美國資料說明， 草甘膦就在人們身邊， 在日常的食物鏈裡。 草甘膦在我國農藥和除草劑中銷售量最大， 中國也是全球草甘膦最大生產國。 全球各地禁絕草甘膦的呼聲已經響起。 如何改變？千里之行， 始於關注！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授權發佈
作者｜侯怡
非酒精性脂肪肝成為中國肝病的重要病因
在介紹最新研究發現之前， 我們先認識一下“非酒精性脂肪肝”， 這恐怕是大家不太注意到的國情。 很多人知道脂肪肝往往與酗酒或肥胖等因素相關， 但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卻是指與飲酒、肝炎病毒等無關的因素所引起的肝臟中甘油三酯與脂肪酸的過度堆積。
草甘膦、食物鏈、中國
因為最新研究發現涉及草甘膦除草劑與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關聯， 那麼讓我們也來認識一下“農達”以及其中的核心成分草甘膦。
含有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劑是我們地球上目前最廣泛使用的除草劑， 其中最著名的品牌是美國跨國公司孟山都的產品“農達”。 自1974年以來，
中國農田噴灑草甘膦的施用量有多少？筆者沒有查閱到， 但是根據全國農技推廣中心的資訊， 草甘膦是中國農藥和除草劑中中銷售量最大的品種。 [3]
關於草甘膦在中國的普及情況、以及草甘膦在轉基因大豆種植中的多重應用：農業部給出如下資訊： [4]
草甘膦於1985年在我國取得登記， 批准使用在茶園、油菜田、甘蔗田、梨園、柑橘田、劍麻園、棉花田、水稻田、橡膠園、香蕉園、玉米田、蘋果園、果園、林場、鐵路、公路、防火隔離帶、非耕地等田地的雜草防治。
草甘膦在抗除草劑轉基因大豆種植中主要起到殺滅雜草的作用， 並在大豆收穫時作為脫葉劑使用， 便於轉基因大豆的機械化採收。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草甘膦進入中國百姓的食物鏈還有額外的管道。 你猜對了， 通過海量的轉基因大豆進口！自1996年我國成為大豆淨進口國以來， 大豆進口量逐年攀升， 進口的大豆主要來自于美國和南美， 是孟山都公司研發的耐受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 2015年我國大豆約78%依賴進口， 2016年中國大豆進口總量達8390萬噸， 又創新高， 人均消費約64.5公斤的進口大豆。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
近年來， 面對不斷攀升的海量進口， 不斷有個人和團體、甚至有全國政協代表提案呼籲國家在“食品安全國標”中新增“草甘膦”在大豆和大豆製品中的最大殘留限量國標。 2016年9月， 在對政協提案的官方回復中， 農業部承諾“隨著我國進口大豆數量的增加， 下一步， 我部將通過監測進口大豆和國產大豆、豆油中草甘膦的殘留量， 按照我國居民大豆消費的資料進行膳食風險評估， 在充分保障我國消費者健康和保護我國大豆產業安全的前提下， 儘快制定出大豆中的草甘膦限量標準。 ” 2016年11月4日， 農業部公佈《關於公開徵求對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國家標準的意見函》。 在2016年12月18日發佈的《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最新國家安全標準裡，卻仍然沒有針對大豆的草甘膦限量標準！農業部沒有兌現其承諾。[6]
新世紀以來，海量轉基因大豆進口是我國的巨大的事實，為何在“食品安全國標”中設立對大豆的“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標準就這麼難、這麼慢？新華國際曾刊文指出：“長期以來，孟山都及其資助和影響的媒體大肆宣傳草甘膦低毒、無害，國內更有人公然叫囂草甘膦對人體沒有任何危險。更為惡劣的是，他們對草甘膦負面影響的科學研究進行打壓和封殺。” [7] 孟山都的所作所為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農業部的作為又體現了什麼立場呢？
今天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草甘膦生產國，而且也是全球最大的供應商。含草甘膦的農達原來是美國公司孟山都的專利產品，它是怎麼進入中國的呢？2014年北京市民楊曉陸、李香珍、田香萍向農業部提出資訊公開申請，要求農業部公開孟山都在1988年向其申請農藥登記時提交的有關的毒理學報告。毒理學報告到底如何描述草甘膦的毒性，使中國政府放心的呢？然而，農業部以涉及孟山都的“商業秘密”為由拒絕了市民的資訊公開要求。
三位市民認為此事涉及全國人民的公共健康，農業部應該以公共利益為重。於是他們於2015年狀告了農業部，繼續要求資訊公開。長期關注轉基因安全問題的陳一文先生對《長江日報》表示：“孟山都1988年在中國為配方製劑除草劑農達申請‘農藥登記’時，提交了一份毒理學動物試驗報告，但從日期、簽字到內容全部涉嫌偽造。”[8] 面對這樣的指控，面對這樣一起涉及全球跨國巨頭名聲的“農達草甘膦案件”，孟山都的沉默和低調格外地耐人尋味地。2016年法院駁回了北京市民希望其公開的孟山都檔的要求。因此，孟山都於1988年提交了什麼樣的毒理學報告，報告是否涉嫌偽造，至今仍是懸案。
草甘膦與非酒精性脂肪肝
言歸正傳，這一切與非酒精性脂肪肝有什麼關係呢？
《自然》（Nature）旗下的《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最近發表了新的研究發現，極微量的農達能夠在實驗鼠身上導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實驗鼠身上的農達濃度比大多數美國人身上的農達劑量要小很多。大約有三分之一得美國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雖然大多數人沒有感覺出症狀，非酒精性脂肪肝能夠導致肝臟硬化、肝癌。而且令人警醒更是，與過去幾十年相比，現在非酒精性脂肪肝更常禍害年輕人。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國人口中肝癌的發病率漲了三倍。[9]
大衛·舒伯特（David Schubert）博士指出，在藥品開發中，藥品在臨床使用前必須通過動物試驗這一關，來測試藥品的毒效。如果呈現毒效，那麼藥品就不能通過，不會獲得批准。如果通過，那麼一定要監察病人呈現的毒性症狀，這些必須呈報政府的食物和藥品監管局（FDA）。舒伯特博士評論說，我們希望同樣的監察程式也應該用於對環境和民眾影響廣泛的農業化學品，可惜事實與願望相悖。
大衛·舒伯特博士（Dr. David Schubert）
在美國，理論上說，所有的農用化學品要遵從政府環保局（EPA）的守則，進行安全試驗。但是事實上，這些試驗是在生產廠家的指導下進行的，而不是在政府或協力廠商的監督下進行，而且並不公佈於眾。而且，在幾乎所有的試驗裡，動物僅僅被施以某種活性成分，而不是被施以實際成分表裡的混合化學成分。
草甘膦是“農達”除草劑裡的活性成分。它已經通過多種管道進入我們的食物鏈。它不僅用來除草，而且在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種植裡廣泛使用，由此進入我們的食物鏈。除此以外，它還通過穀類作物進入我們的環境和食物鏈。孟山都在全球推動許多非轉基因作物收割前作為“乾燥劑”噴灑草甘膦除草劑，造成非轉基因小麥、燕麥、大麥、玉米等及其加工食品也有很高草甘膦殘留。你不可能通過清洗的方式把草甘膦從噴灑過的作物中除去，這些作物包括轉基因大豆、玉米，也包括噴灑過草甘膦的穀類作物。
世界衛生組織的癌症研究機構IARC已經確認草甘膦是很可能的致癌物（A2級）。 已經有眾多獨立科學家撰文指出它的毒性。
所以，除非用生態有機的方式生產，否則目前大多數食物中都極可能含有草甘膦。大多數美國人的血液和尿液中都很容易測出草甘膦。從公共健康角度來看，問題是人們體內存在的草甘膦是否值得擔憂和關注，是否是公共健康的大事。那麼，發表在《科學報告》上的新研究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這項研究由英國的國王大學的羅賓·麥斯那格（Robin Mesnage）博士領頭（King’s College， Robin Mesnage)。在他們的研究中，實驗鼠被施以草甘膦的濃度極低，比政府允許的食物和飲用水中含有的草甘膦濃度還低1000倍，比大多數美國人身上的草甘膦濃度還低。然而這樣極低量的草甘膦導致了實驗鼠的肝臟出現了非酒精性脂肪肝所有的分子特徵。假如某種藥品在實驗鼠身上導致了這樣的毒性，美國FDA是不太可能批准這樣的藥品用於人類的。
羅賓·麥斯那格博士（Dr.Robin Mesnage）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持續了兩年，而不是向很多所謂的安全試驗，匆匆三個月，在症狀還沒有機會充分體現前，安全試驗已經完結。在這個研究裡，實驗鼠從出生後的第五個星期開始，此後生命週期的三分之二都在實驗環境中，被施以草甘膦。同比，對美國中西部的幼兒檢測發現，這些幼兒體內已經有較高程度的草甘膦，而且只要主流的農業生產方式不改變，周邊的環境（包括水、空氣）就不會改變，草甘膦污染就會伴隨他們一生。
目前草甘膦的形勢很像二十世紀上半葉廣泛使用的殺蟲劑滴滴涕（DDT）。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科學家們發現DDT在環境中難以降解，它會積累在動物脂肪內。DDT的污染遠達南極，連南極企鵝也不能倖免，企鵝的血液中也檢測出DDT。鳥類體內如果含有DDT，則會導致產軟殼蛋，不能孵化，越是處於食物鏈頂級的食肉鳥越是如此。DDT的污染導致了美國國鳥白頭海雕幾乎滅絕。
1962年，環保運動的先驅——美國科學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中認為，DDT進入食物鏈，很可能是導致一些食肉和食魚的鳥接近滅絕的主要原因。因此從70年代後世界各國逐漸禁止生產和使用DDT。
今天草甘膦不僅對人類健康帶來威脅，也毀壞生態環境，導致蜜蜂的死亡。阿根廷的科學研究證明，使用相當於農場實際劑量水準的草甘膦於蜜蜂身上，這就會影響昆蟲的學習行為和短期記憶儲存，使得蜜蜂的學習能力和記憶力都下降，直接影響到它們覓食的能力，還使它們難以記得回家的路，導致它們餓死，也導致蜂群解體。這又導致一系列的後果，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的估計，100種作物貢獻了全球90%食物供應，其中有71種作物需要通過蜜蜂傳粉。[10]
民眾禁絕草甘膦的運動已經在歐洲、北美、拉美各地興起。今天元月，歐洲發起了禁絕草甘膦的民眾動員。正如當年禁絕滴滴涕一樣，人們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也會遭遇政府部門的阻力，然而這些能比公眾健康更重要嗎？能比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更重要嗎？雖任重道遠，但這是99%人類的權益之所在！
因此，為了中國民眾的公共健康和環境的可持續性，農業部應該兌現承諾，儘快制定出大豆中的草甘膦限量標準。同時，建議政府和公共健康科研單位對中國地面水、地下水、飲用水草甘膦殘留、對養殖動物（豬、牛、羊）尿樣草甘膦殘留量、人類尿樣草甘膦殘留量以及對母乳草甘膦殘留量，展開全國性普查。
相關注釋
[1]以上資訊來自：肝癌成中國人的特色癌 脂肪肝轉肝癌比例變高，《家庭醫生線上》，2016年12月3日，http://ganbing.familydoctor.com.cn/a/201611/1505778.html；非酒精性脂肪肝需重視，《每日頭條》，2016年4月13日，https://kknews.cc/zh-hk/health/892vmg.html
[2]Charles M. Benbrook，Trends in glyphosate herb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ly，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2016 (28:3),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2302-016-0070-0
[7]“含有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嚴重危害人類健康”，新華國際，2013年8月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07/c_125130249.htm
[9]David Schubert, “Roundup: A new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for liver disease,” GM Watch, 2017年1月29日，http://gmwatch.org/news/latest-news/17446-roundup-a-new-environmental-risk-factor-for-liver-disease
[10] Vicki Batts , “Study Shows Honeybees Are Starving Because Of Roundup”, Glyphosate News, 2016年6月27日， http://www.glyphosate.news/2016-06-27-study-shows-honeybees-are-starving-because-of-roundup.html; “蜜蜂為什麼大量死亡？美國研究證實草甘膦危及蜜蜂的生存”, 源自第三世界網路，人民食物主權轉載，http://www.shiwuzq.org/food/knowledge/gm/20141121/606.html
在2016年12月18日發佈的《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最新國家安全標準裡，卻仍然沒有針對大豆的草甘膦限量標準！農業部沒有兌現其承諾。[6]新世紀以來，海量轉基因大豆進口是我國的巨大的事實，為何在“食品安全國標”中設立對大豆的“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標準就這麼難、這麼慢？新華國際曾刊文指出：“長期以來，孟山都及其資助和影響的媒體大肆宣傳草甘膦低毒、無害，國內更有人公然叫囂草甘膦對人體沒有任何危險。更為惡劣的是，他們對草甘膦負面影響的科學研究進行打壓和封殺。” [7] 孟山都的所作所為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農業部的作為又體現了什麼立場呢？
今天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草甘膦生產國，而且也是全球最大的供應商。含草甘膦的農達原來是美國公司孟山都的專利產品，它是怎麼進入中國的呢？2014年北京市民楊曉陸、李香珍、田香萍向農業部提出資訊公開申請，要求農業部公開孟山都在1988年向其申請農藥登記時提交的有關的毒理學報告。毒理學報告到底如何描述草甘膦的毒性，使中國政府放心的呢？然而，農業部以涉及孟山都的“商業秘密”為由拒絕了市民的資訊公開要求。
三位市民認為此事涉及全國人民的公共健康，農業部應該以公共利益為重。於是他們於2015年狀告了農業部，繼續要求資訊公開。長期關注轉基因安全問題的陳一文先生對《長江日報》表示：“孟山都1988年在中國為配方製劑除草劑農達申請‘農藥登記’時，提交了一份毒理學動物試驗報告，但從日期、簽字到內容全部涉嫌偽造。”[8] 面對這樣的指控，面對這樣一起涉及全球跨國巨頭名聲的“農達草甘膦案件”，孟山都的沉默和低調格外地耐人尋味地。2016年法院駁回了北京市民希望其公開的孟山都檔的要求。因此，孟山都於1988年提交了什麼樣的毒理學報告，報告是否涉嫌偽造，至今仍是懸案。
草甘膦與非酒精性脂肪肝
言歸正傳，這一切與非酒精性脂肪肝有什麼關係呢？
《自然》（Nature）旗下的《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最近發表了新的研究發現，極微量的農達能夠在實驗鼠身上導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實驗鼠身上的農達濃度比大多數美國人身上的農達劑量要小很多。大約有三分之一得美國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雖然大多數人沒有感覺出症狀，非酒精性脂肪肝能夠導致肝臟硬化、肝癌。而且令人警醒更是，與過去幾十年相比，現在非酒精性脂肪肝更常禍害年輕人。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國人口中肝癌的發病率漲了三倍。[9]
大衛·舒伯特（David Schubert）博士指出，在藥品開發中，藥品在臨床使用前必須通過動物試驗這一關，來測試藥品的毒效。如果呈現毒效，那麼藥品就不能通過，不會獲得批准。如果通過，那麼一定要監察病人呈現的毒性症狀，這些必須呈報政府的食物和藥品監管局（FDA）。舒伯特博士評論說，我們希望同樣的監察程式也應該用於對環境和民眾影響廣泛的農業化學品，可惜事實與願望相悖。
大衛·舒伯特博士（Dr. David Schubert）
在美國，理論上說，所有的農用化學品要遵從政府環保局（EPA）的守則，進行安全試驗。但是事實上，這些試驗是在生產廠家的指導下進行的，而不是在政府或協力廠商的監督下進行，而且並不公佈於眾。而且，在幾乎所有的試驗裡，動物僅僅被施以某種活性成分，而不是被施以實際成分表裡的混合化學成分。
草甘膦是“農達”除草劑裡的活性成分。它已經通過多種管道進入我們的食物鏈。它不僅用來除草，而且在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種植裡廣泛使用，由此進入我們的食物鏈。除此以外，它還通過穀類作物進入我們的環境和食物鏈。孟山都在全球推動許多非轉基因作物收割前作為“乾燥劑”噴灑草甘膦除草劑，造成非轉基因小麥、燕麥、大麥、玉米等及其加工食品也有很高草甘膦殘留。你不可能通過清洗的方式把草甘膦從噴灑過的作物中除去，這些作物包括轉基因大豆、玉米，也包括噴灑過草甘膦的穀類作物。
世界衛生組織的癌症研究機構IARC已經確認草甘膦是很可能的致癌物（A2級）。 已經有眾多獨立科學家撰文指出它的毒性。
所以，除非用生態有機的方式生產，否則目前大多數食物中都極可能含有草甘膦。大多數美國人的血液和尿液中都很容易測出草甘膦。從公共健康角度來看，問題是人們體內存在的草甘膦是否值得擔憂和關注，是否是公共健康的大事。那麼，發表在《科學報告》上的新研究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這項研究由英國的國王大學的羅賓·麥斯那格（Robin Mesnage）博士領頭（King’s College， Robin Mesnage)。在他們的研究中，實驗鼠被施以草甘膦的濃度極低，比政府允許的食物和飲用水中含有的草甘膦濃度還低1000倍，比大多數美國人身上的草甘膦濃度還低。然而這樣極低量的草甘膦導致了實驗鼠的肝臟出現了非酒精性脂肪肝所有的分子特徵。假如某種藥品在實驗鼠身上導致了這樣的毒性，美國FDA是不太可能批准這樣的藥品用於人類的。
羅賓·麥斯那格博士（Dr.Robin Mesnage）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持續了兩年，而不是向很多所謂的安全試驗，匆匆三個月，在症狀還沒有機會充分體現前，安全試驗已經完結。在這個研究裡，實驗鼠從出生後的第五個星期開始，此後生命週期的三分之二都在實驗環境中，被施以草甘膦。同比，對美國中西部的幼兒檢測發現，這些幼兒體內已經有較高程度的草甘膦，而且只要主流的農業生產方式不改變，周邊的環境（包括水、空氣）就不會改變，草甘膦污染就會伴隨他們一生。
目前草甘膦的形勢很像二十世紀上半葉廣泛使用的殺蟲劑滴滴涕（DDT）。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科學家們發現DDT在環境中難以降解，它會積累在動物脂肪內。DDT的污染遠達南極，連南極企鵝也不能倖免，企鵝的血液中也檢測出DDT。鳥類體內如果含有DDT，則會導致產軟殼蛋，不能孵化，越是處於食物鏈頂級的食肉鳥越是如此。DDT的污染導致了美國國鳥白頭海雕幾乎滅絕。
1962年，環保運動的先驅——美國科學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中認為，DDT進入食物鏈，很可能是導致一些食肉和食魚的鳥接近滅絕的主要原因。因此從70年代後世界各國逐漸禁止生產和使用DDT。
今天草甘膦不僅對人類健康帶來威脅，也毀壞生態環境，導致蜜蜂的死亡。阿根廷的科學研究證明，使用相當於農場實際劑量水準的草甘膦於蜜蜂身上，這就會影響昆蟲的學習行為和短期記憶儲存，使得蜜蜂的學習能力和記憶力都下降，直接影響到它們覓食的能力，還使它們難以記得回家的路，導致它們餓死，也導致蜂群解體。這又導致一系列的後果，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的估計，100種作物貢獻了全球90%食物供應，其中有71種作物需要通過蜜蜂傳粉。[10]
民眾禁絕草甘膦的運動已經在歐洲、北美、拉美各地興起。今天元月，歐洲發起了禁絕草甘膦的民眾動員。正如當年禁絕滴滴涕一樣，人們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也會遭遇政府部門的阻力，然而這些能比公眾健康更重要嗎？能比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更重要嗎？雖任重道遠，但這是99%人類的權益之所在！
因此，為了中國民眾的公共健康和環境的可持續性，農業部應該兌現承諾，儘快制定出大豆中的草甘膦限量標準。同時，建議政府和公共健康科研單位對中國地面水、地下水、飲用水草甘膦殘留、對養殖動物（豬、牛、羊）尿樣草甘膦殘留量、人類尿樣草甘膦殘留量以及對母乳草甘膦殘留量，展開全國性普查。
相關注釋
[1]以上資訊來自：肝癌成中國人的特色癌 脂肪肝轉肝癌比例變高，《家庭醫生線上》，2016年12月3日，http://ganbing.familydoctor.com.cn/a/201611/1505778.html；非酒精性脂肪肝需重視，《每日頭條》，2016年4月13日，https://kknews.cc/zh-hk/health/892vmg.html
[2]Charles M. Benbrook，Trends in glyphosate herb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ly，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2016 (28:3),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2302-016-0070-0
[7]“含有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嚴重危害人類健康”，新華國際，2013年8月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07/c_125130249.htm
[9]David Schubert, “Roundup: A new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for liver disease,” GM Watch, 2017年1月29日，http://gmwatch.org/news/latest-news/17446-roundup-a-new-environmental-risk-factor-for-liver-disease
[10] Vicki Batts , “Study Shows Honeybees Are Starving Because Of Roundup”, Glyphosate News, 2016年6月27日， http://www.glyphosate.news/2016-06-27-study-shows-honeybees-are-starving-because-of-roundup.html; “蜜蜂為什麼大量死亡？美國研究證實草甘膦危及蜜蜂的生存”, 源自第三世界網路，人民食物主權轉載，http://www.shiwuzq.org/food/knowledge/gm/20141121/6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