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雲風／ 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2005年8月， 美國經歷了歷史上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之一的卡特裡娜颶風， 颶風在新奧爾良登陸後， 使得超過60萬人逃離家園。
颶風過後， 問題來了， 如果誰都不願意在遭受颶風掠奪的地方重建家園， 那麼其他人也不會去重建。 事實上， 有超過40萬人沒有再回到新奧爾良。 颶風前新奧爾良有超過80萬人口， 但現在只有38萬多人口。 離開的這些人是出於什麼考慮呢？很簡單， 沒有信心。 試想， 如果其他人都不回來， 誰又願意孤零零地住在沒有鄰居也沒有商店的廢墟上？但如果許多人願意回來， 那麼其他人也會願意重建家園。
從經濟學上看， 任何事情都可能存在著一個好的（重建）均衡，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說人們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著一個不好的（不重建）均衡，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說人們缺乏信心。 信心不過是一種預測， 有信心的預測會認為前景樂觀，
對決策者來說， 這種預測是理性的：因為所有人都覺得， 自己的決定是基於自己所知道的資訊作出的理性預測， 然後在這些理性預測的基礎上作出理性的決策， 但他們並沒有想到， 信任的真正含義， 恰恰是我們超越理性。
12年後的今天， 美國人又面臨著同樣的一個關於信心的問題。 特朗普成為新總統， 宣揚要讓製造業回到美國；要進行稅收改革， 調整個稅、公司稅稅率並加大抵扣力度；增加基建支出， 以稅收優惠促進萬億基建投資……他的話給美國商界打了一劑雞血。 尤其是當他入主白宮， 組建自己班底的時候， 進一步強化了外界的這種印象：他的上臺將為美國工商界的發展帶來裡根式的繁榮。
特朗普政府8位高層官員（總統、副總統、白宮辦公廳主任、國務卿、司法部長、商務部長、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總計只有55年的政府經歷， 其中很大一部分還是在軍隊；與此相反， 他們卻擁有83年的商界經歷。 這兩個數字在奧巴馬政府分別是117年和5年；此外，
這給了美國商界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信號。 霍尼韋爾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高德威評價說：“最近幾周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企業‘動物精神’的改變， 無論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是如此。 這一點確定無疑——人們感到樂觀。 ”
是的， 他說的是“動物精神”！
在亞當·斯密看來， 人們在經濟利益面前是“理性人”， 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 都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但事實上， 我們遠遠沒有自己想的那麼理智。 凱恩斯認為， 亞當·斯密忽視了人們會受非經濟動機的驅使，
那麼， 什麼是“動物精神”呢？在1936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 凱恩斯提出， 人類的積極行動的很大一部分來源於自發的樂觀情緒， 而不取決於對前景的數學期望值。 那種“結果要在許多天后才能見出分曉的積極行動”， 其決策很可能起源於“動物精神”——一種自發的從事行動、而不是無所事事的衝動。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在他2009年出版的《動物精神》一書中提出， 人們做出的大多數決定都是受到個人情緒驅動的， 正是我們不斷變化的信心、誘惑、嫉妒、怨恨等情緒引起了行為上的變化。
阿克洛夫認為，信心是“動物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我們很多行為的根本動機。當人們做重大投資決策時，他們必須依靠信心，當人們有信心時，他們就會買進；缺乏信心時，就會賣出。所有的決定，都基於一點，那就是它們“看起來是正確的”。
這就可以回答為什麼摩根大通董事長兼CEO傑米·戴蒙(Jamie Dimon)在3月10日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會有和高德威一樣的感覺，他說：“看起來特朗普喚醒了動物精神。”
戴蒙稱，特朗普的經濟議程激起了美國商業和消費者信心，並預計特朗普政府將至少實施一些計畫。“如果特朗普實施了計畫，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將有利於經濟增長，有利於就業，有利於美國。”
看來，一切都來源於對特朗普的信心！
美國商界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從特朗普的政策中推斷，他將重燃美國商界的“動物精神”。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商界大佬對“動物精神”的回歸充滿期待呢？
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凱恩斯說，“事實上，根據對將來的收益加以精確計算後而做出的經營活動只不過比南極探險的根據稍多一些。因此，如果‘動物精神’有所減弱而自發的樂觀精神又萎靡不振，以致我們只能以數學期望值作為從事經營的根據時，那麼，企業便會萎縮和衰亡——雖然對企業的前景看好和看壞的根據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經濟體缺乏“動物精神”，則企業不會擴大投資，家庭不願消費，哪怕儘管利率很低。反之，“動物精神”所帶來的，是凱恩斯所說的“投資家和企業家必須在預期並不明朗時依靠他們的勇氣或冒險精神，把他們的錢再度投入市場之中，以帶動經濟走向繁榮”。當前美國經濟面臨復蘇的巨大壓力，而特朗普恰到好處地宣傳他稅收改革、放鬆監管和投資激勵等親商的措施，以及政府高層總計83年的企業高管經歷，這給了美國工商界極大的信心，也調動了工商界的“動物精神”。
從積極的角度看，“動物精神”蘊含著的非理性的勇氣和冒險精神對於市場來說確實有推動作用，但我們在面對政策的宣傳時也應該看到，人類的行為終究是由理性和非理性兩股力量推動，而非一家獨大。阿克洛夫和他的妻子耶倫（現任美聯儲主席）也認為，並非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依靠動物精神來支配，他們用“近似理性”這一概念來補足這一短板，即短期內人們是有限理性，而長期內趨向于完全理性。
回到特朗普，他的競選策略可能給商界帶來信心，但對投資者來說，關鍵是觀察特朗普的前高管團隊未來幾個月在政策方面做什麼，同時也要觀察受特朗普感召的大公司在投資計畫上有什麼動作，否則，一切可能會停留在政客的競選策略。
參考資料：
是理性還是動物精神，喬治·阿克洛夫，
2015，多一點“動物精神”？第一財經日報，2015.1.5日
動物精神，阿克洛夫、希勒，中信出版社，2012.12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阿克洛夫認為，信心是“動物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我們很多行為的根本動機。當人們做重大投資決策時，他們必須依靠信心，當人們有信心時，他們就會買進；缺乏信心時，就會賣出。所有的決定，都基於一點，那就是它們“看起來是正確的”。
這就可以回答為什麼摩根大通董事長兼CEO傑米·戴蒙(Jamie Dimon)在3月10日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會有和高德威一樣的感覺，他說：“看起來特朗普喚醒了動物精神。”
戴蒙稱，特朗普的經濟議程激起了美國商業和消費者信心，並預計特朗普政府將至少實施一些計畫。“如果特朗普實施了計畫，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將有利於經濟增長，有利於就業，有利於美國。”
看來，一切都來源於對特朗普的信心！
美國商界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從特朗普的政策中推斷，他將重燃美國商界的“動物精神”。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商界大佬對“動物精神”的回歸充滿期待呢？
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凱恩斯說，“事實上，根據對將來的收益加以精確計算後而做出的經營活動只不過比南極探險的根據稍多一些。因此，如果‘動物精神’有所減弱而自發的樂觀精神又萎靡不振，以致我們只能以數學期望值作為從事經營的根據時，那麼，企業便會萎縮和衰亡——雖然對企業的前景看好和看壞的根據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經濟體缺乏“動物精神”，則企業不會擴大投資，家庭不願消費，哪怕儘管利率很低。反之，“動物精神”所帶來的，是凱恩斯所說的“投資家和企業家必須在預期並不明朗時依靠他們的勇氣或冒險精神，把他們的錢再度投入市場之中，以帶動經濟走向繁榮”。當前美國經濟面臨復蘇的巨大壓力，而特朗普恰到好處地宣傳他稅收改革、放鬆監管和投資激勵等親商的措施，以及政府高層總計83年的企業高管經歷，這給了美國工商界極大的信心，也調動了工商界的“動物精神”。
從積極的角度看，“動物精神”蘊含著的非理性的勇氣和冒險精神對於市場來說確實有推動作用，但我們在面對政策的宣傳時也應該看到，人類的行為終究是由理性和非理性兩股力量推動，而非一家獨大。阿克洛夫和他的妻子耶倫（現任美聯儲主席）也認為，並非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依靠動物精神來支配，他們用“近似理性”這一概念來補足這一短板，即短期內人們是有限理性，而長期內趨向于完全理性。
回到特朗普，他的競選策略可能給商界帶來信心，但對投資者來說，關鍵是觀察特朗普的前高管團隊未來幾個月在政策方面做什麼，同時也要觀察受特朗普感召的大公司在投資計畫上有什麼動作，否則，一切可能會停留在政客的競選策略。
參考資料：
是理性還是動物精神，喬治·阿克洛夫，
2015，多一點“動物精神”？第一財經日報，2015.1.5日
動物精神，阿克洛夫、希勒，中信出版社，2012.12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