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遭遇過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火箭彈襲擊， 親歷了武裝撤離的膽戰心驚， 也經歷過斯里蘭卡海嘯的救援。 在中國建築工程承包公司中， 像他這樣有多國工作經歷以及嚴酷環境考驗的人並不在少數。 正是這些磨難以及他們不忘初衷的堅持與追求， 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充滿理想與經驗的中國工程師。
諸多磨難儘管在內心波濤洶湧， 但信念卻像暴風雨中顛簸船上的羅盤指標， 仍能準確地指出方向， 這就是不凡之處。 李敬軍在海外工作18年， 先後在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蘇丹和喀麥隆工作。
只有兩條路可以通向遠大的目標， 並完成偉大的事業：力量與堅忍。 他們經歷了大多數人沒有經過的， 為的是最初的夢想， 鍥而不捨、默默堅守。 面對工作的挫折與艱險， 他們選擇了責任；面對生活的考驗與磨難， 他們選擇了堅守。
李敬軍1993年畢業于南京航務工程專科學校（大專）港口及航道工程專業， 1995-1997年工作於中國港灣孟加拉辦事處；1999-2004年任中國港灣孟加拉SD 橋專案部商務部經理；2004-2005年任中國港灣斯里蘭卡A5公路專案B標段、C11公路專案、POTUVIL海嘯援助專案經理；2005-2006年任中國港灣孟加拉辦事處副總經理；2006-2007年任中國港灣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二次進場專案經理；2010-2011年任中國港灣蘇丹辦事處副總經理；2011至今任中國港灣中非區域中心黨總支書記、副總經理兼克裡比地區專案總經理部總經理。
兩件難忘的事：瓜達爾港遇襲與斯里蘭卡海嘯救援
《21世紀》：長期的海外經歷， 有什麼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李敬軍：參加工作後兩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刻。 一是我們在瓜達爾港項目遇到火箭彈襲擊。 當時我參與了專案主體完工後的二次進場， 因為機電設備安裝還有一些收尾的事， 公司就派我去了， 不到一年就遭遇了火箭彈襲擊。 對方主要襲擊一座山的取水處，
《21世紀》：二次進場有多少人？
李敬軍：那時候營地人很少了， 只有十多個人。 直到收尾工作結束後， 我們仍然面臨火箭彈襲擊的危險， 巴方對我們的安全特別重視， 研究了幾套從瓜達爾撤離的方案， 一是派軍艦從海上走， 撤離到卡拉奇；另一個方案是派直升機， 避免陸路的危險；最後一個方案是從陸路去瓜達爾機場， 最終採用的是陸路這個方案。 這是我第一次坐裝甲車， 雖然路途不是特別長，
《21世紀》：陸上走其實很不安全。
李敬軍：不過， 那天我們都非常感動。 在瓜達爾那段時間， 我們與港務局、項目相關的業主以及負責安全保衛的相關方面都相處得非常好， 當我們終於到了瓜達爾機場時， 包括警察局、安全部門、邊防部隊， 還有海軍的負責人， 都穿得整整齊齊的列隊歡送。 後來， 我們乘坐巴方海軍的運載飛機到卡拉奇。 臨上飛機之前， 所有人都是熱淚盈眶， 瓜達爾項目終於結束了， 他們為了我們在這裡順利完成專案，
《21世紀》：瓜達爾港二次進場你負責什麼？
李敬軍：我是項目總負責人， 主要是負責機電安裝， 項目最後的竣工驗收， 向港務局分項移交工程， 以及做供水測試等等。 2004年我在斯里蘭卡， 正好遇到海嘯， 那是第二件令我難忘的事。
《21世紀》：2004年印度洋海嘯發生時你在斯里蘭卡？遇到了什麼？
李敬軍：我當時是在A5公路項目， 在寶石城附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 那是一個週末， 正好趕上當地的一個節日， 項目部帶著大家去了可倫坡北邊海邊遊覽。 12月26日早晨七八點鐘， 大家都起床了， 有幾個同事去海邊散步， 我和一個同事在房間的陽臺上照相， 發現潮水漲得很高。 散步的同事說一開始沒有太在意，隨著潮水不斷地漲，開始覺得不太對勁。這時一個同事在後面喊，快往回走。這時，木頭已經漂浮起來了，潮水迅速地漲上來了。當他們往回跑的時候，發現已經跑不到酒店了。酒店和海灘中間有一些小樹，他們跑到那裡都爬到樹上了。一會兒的功夫，潮水就把游泳池給淹了，直接沖到了一樓的房間裡，就聽見酒店一樓的窗戶玻璃霹靂啪啦碎了，還有人們的尖叫聲，此時手機就沒有信號了。我趕快組織大家往樓頂上跑。也是萬幸，我們這邊沒有遭遇巨浪。潮水慢慢退去後，我們從房頂下來，發現一樓一片狼藉，沙發、床墊等全都被沖出去了。我們趕快集合隊伍迅速撤離。撤到停車場時，發現水都已經漲到車軲轆上面了，再漲一點發動機肯定被淹了。
《21世紀》：如果是在南部海嘯重災區就非常危險了。
李敬軍：剛回到駐地，隨即接到通知，讓我負責帶隊去一個小島上進行援助工作。這個小島面積不是很大，有一座水泥橋和陸路連接，橋被沖斷了，印度政府派了工兵幫助架鋼架橋，我們的任務是負責把橋兩邊的路基做起來。我帶了專案部一個當地的施工副經理先期考察情況。真是慘不忍睹，空氣裡全都是屍體的味道。那天又下大雨，好不容找到一個民房駐紮下來，就馬上開始調設備，找石頭找土填塌陷的地方。那段時間，太陽把我們曬得跟黑猴似的。但那一段時間也挺自豪的，印度派了工兵架橋，加拿大派了部隊聯接交通，美國派了一艘小航母到附近用黑鷹直升機運物資，還有其他國家的一些志願者也去了，我們是中國的代表，覺得挺自豪的。大家合力進行援助。
四海為家，選擇這份工作就選擇了一份責任
《21世紀》：A5項目結束後，你又調到哪裡去了？
李敬軍：後來調回孟加拉吉大港，從吉大港回國工作是應該是2005、2006年，然後就是剛回國不久就去瓜達爾二次進場。2007年在國內，2009年我父親去世。我和父親的感情很深，從小我的父母分隔兩地工作，我母親畢業于河北農大學植物保護專業，她在張家口工作，我的父親是老師，在河北灤縣工作，我媽是工作起來不要命的人，所以我從小在北京的姥姥家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跟我父親在一起。1976年唐山大地震，就在地震之前，我媽探親來到灤縣看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哭著鬧著非要跟我媽走，結果就去張家口了。沒多久發生了唐山地震，我媽為得到父親的消息都快急死了，好在我父親住在學校，房子和窗戶門框都變形，但是沒有塌，躲過了一劫。後來我考上大學，畢業之後分回北京。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和父親在一起朝夕相處了10多年，所以父親的去世對我打擊很大。
父親去世20天后，2010年的春節剛剛過完，我就去了蘇丹。臨走的時候我心裡很難受，北京空空蕩蕩的家就剩我母親一個人，有什麼事情只能她自己料理自己了。我媽今年71歲，作為兒子，什麼忙都幫不上，我感到特別內疚。
我在蘇丹辦事處配合總經理工作，當時的專案主要是在蘇丹港，並已經開始籌備喀土穆新機場專案。蘇丹是我們港灣的老牌辦事處，港灣成立之後沒多久就有蘇丹辦事處了，業務一直在持續。雖然單體專案規模不大，但是意義在於怎麼進行持續發展，我們怎麼幫助業主解決他們面臨的困難，同時我們企業也能夠實現生存和發展。我在蘇丹工作了一年。主要是配合那裡的同事管理經營，開拓市場，進行在建專案管理，期間也去鄰國厄立特里亞開拓市場。
《21世紀》：你的經歷真是挺豐富的。
李敬軍：畢竟在港灣從1993年到現在23年了，海外工作也10多年了。2011年春節過後，我回國休假，在迪拜機場轉機的時候接到公司領導電話，說克裡比深水港專案要上了，派我做專案總經理。我休假20天左右，之後回蘇丹做工作交接，就來到克裡比深水港項目。
《21世紀》：所以我們覺得你們快成半軍事化了，基本上一個工作完就轉移戰場，而且說實話是承擔著很大的責任吧，一直在很大壓力下工作。
李敬軍：做專案就是這樣，因為專案結束我的工作就結束了，在辦事處或者在中心本部相對來講會穩定些，我也不知道這種工作生活、這種節奏還要延續多長時間。其實也挺想早點回國穩定下來。不過，選擇了這份工作，在享受自己努力後獲得的成就的同時，更重要的就是要負起一份責任，這是任何時候不能忘記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我也發自內心地感謝公司領導對我的信任和能力的認可。對於我個人來講，這其實也是一個學習和提高的機會。在克裡比深水港這個項目之前，沒有做過這麼大規模的專案，項目本身5億美元，加上高速公路又是5個多億美元，還有一個進場道路4000萬美元，馬上克裡比港口二期開始，又是7個多億美元，加起來一共18億美元。好在不是同時開工的。對我個人來講，就是要服從公司的安排，因為做了這個職業就要敬業，要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這是應該的。
《21世紀》：十多年來一直在東奔西走，你們這樣的工作會不會遇到婚姻危機？
李敬軍：我今年44歲，我們常年在外，肯定會遇到婚姻問題。不避諱地講，我已經離過兩次婚，常年在外肯定是主要因素。比如1995年我第一次結婚，那時候在孟加拉工作，出去之前認識了當時的女朋友，1997年時，對方就有些承受不了了，讓我必須回國工作。後來跟公司提出申請，我就回國了，但還是離了。之後有了第二段婚姻，但是1999年又要被派出，關係還是沒有維繫下來。從女方來講，主要的訴求就是這個男人家裡的什麼事都管不了，甚至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如果再遇上生病更會加重孤獨感。第二段婚姻只維持了兩年。每次探親一個月，回來的時候有陌生感，剛剛熟悉起來就又走了。我能理解。
《21世紀》：有沒有孩子呢？
李敬軍：我沒要小孩。後來，與第二任妻子也沒有要小孩。之後是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我們現在沒有自己的小孩，她也是離過婚，有一個女兒。
我是兩方面考慮，第一是面對現實，我還是要長期駐外，有了孩子也照顧不了。第二，妻子帶來一個女兒，就把她視如己出。其實也是很害怕再受傷，開始的時候也並沒有十分的信心，畢竟離婚兩次了。所幸的是，現在我們還比較穩定，能夠互相包容、理解、支持。我媽非常理解我，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次抱孫子的事，這讓我心裡更加難受。實際上在海外工作，婚姻是一方面，還有老人。我媽前些年能跑能動的時候，對不同國家的文化感興趣，喜歡旅遊，我就盡力贊助她，讓她開心。上次回國探親的時候跟我媽聊天，雖然您挺獨立，不願意請阿姨，但歲數也越來越大了，有些事還是要提前考慮，關鍵是一個人也不安全，等到出問題的時候再琢磨就來不及了。我想不外乎兩條路，一是跟我們一起過，嚴格地說是跟我現在的妻子一起過。實打實說，雖然媳婦對我媽特別好，但是我總也不在，把照顧老人的事情都讓她承擔，這難免不太好；另外一條路就是送到養老院。
《21世紀》：你覺得還能在海外工作多少年？
李敬軍：我個人的想法是，怎麼著也得把克裡比深水港二期和高速公路搞得差不多，對公司有個交代。差不多應該是在2019年，到時候也快50歲了。我也想和母親、妻子在一起享受享受生活，歲數再大想跑也跑不動了。
散步的同事說一開始沒有太在意，隨著潮水不斷地漲，開始覺得不太對勁。這時一個同事在後面喊，快往回走。這時，木頭已經漂浮起來了，潮水迅速地漲上來了。當他們往回跑的時候，發現已經跑不到酒店了。酒店和海灘中間有一些小樹，他們跑到那裡都爬到樹上了。一會兒的功夫，潮水就把游泳池給淹了，直接沖到了一樓的房間裡，就聽見酒店一樓的窗戶玻璃霹靂啪啦碎了，還有人們的尖叫聲，此時手機就沒有信號了。我趕快組織大家往樓頂上跑。也是萬幸，我們這邊沒有遭遇巨浪。潮水慢慢退去後，我們從房頂下來，發現一樓一片狼藉，沙發、床墊等全都被沖出去了。我們趕快集合隊伍迅速撤離。撤到停車場時，發現水都已經漲到車軲轆上面了，再漲一點發動機肯定被淹了。《21世紀》：如果是在南部海嘯重災區就非常危險了。
李敬軍：剛回到駐地，隨即接到通知，讓我負責帶隊去一個小島上進行援助工作。這個小島面積不是很大，有一座水泥橋和陸路連接，橋被沖斷了，印度政府派了工兵幫助架鋼架橋，我們的任務是負責把橋兩邊的路基做起來。我帶了專案部一個當地的施工副經理先期考察情況。真是慘不忍睹，空氣裡全都是屍體的味道。那天又下大雨，好不容找到一個民房駐紮下來，就馬上開始調設備，找石頭找土填塌陷的地方。那段時間，太陽把我們曬得跟黑猴似的。但那一段時間也挺自豪的，印度派了工兵架橋，加拿大派了部隊聯接交通，美國派了一艘小航母到附近用黑鷹直升機運物資，還有其他國家的一些志願者也去了，我們是中國的代表，覺得挺自豪的。大家合力進行援助。
四海為家，選擇這份工作就選擇了一份責任
《21世紀》：A5項目結束後，你又調到哪裡去了？
李敬軍：後來調回孟加拉吉大港，從吉大港回國工作是應該是2005、2006年，然後就是剛回國不久就去瓜達爾二次進場。2007年在國內，2009年我父親去世。我和父親的感情很深，從小我的父母分隔兩地工作，我母親畢業于河北農大學植物保護專業，她在張家口工作，我的父親是老師，在河北灤縣工作，我媽是工作起來不要命的人，所以我從小在北京的姥姥家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跟我父親在一起。1976年唐山大地震，就在地震之前，我媽探親來到灤縣看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哭著鬧著非要跟我媽走，結果就去張家口了。沒多久發生了唐山地震，我媽為得到父親的消息都快急死了，好在我父親住在學校，房子和窗戶門框都變形，但是沒有塌，躲過了一劫。後來我考上大學，畢業之後分回北京。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和父親在一起朝夕相處了10多年，所以父親的去世對我打擊很大。
父親去世20天后，2010年的春節剛剛過完，我就去了蘇丹。臨走的時候我心裡很難受，北京空空蕩蕩的家就剩我母親一個人，有什麼事情只能她自己料理自己了。我媽今年71歲，作為兒子，什麼忙都幫不上，我感到特別內疚。
我在蘇丹辦事處配合總經理工作，當時的專案主要是在蘇丹港，並已經開始籌備喀土穆新機場專案。蘇丹是我們港灣的老牌辦事處，港灣成立之後沒多久就有蘇丹辦事處了，業務一直在持續。雖然單體專案規模不大，但是意義在於怎麼進行持續發展，我們怎麼幫助業主解決他們面臨的困難，同時我們企業也能夠實現生存和發展。我在蘇丹工作了一年。主要是配合那裡的同事管理經營，開拓市場，進行在建專案管理，期間也去鄰國厄立特里亞開拓市場。
《21世紀》：你的經歷真是挺豐富的。
李敬軍：畢竟在港灣從1993年到現在23年了，海外工作也10多年了。2011年春節過後，我回國休假，在迪拜機場轉機的時候接到公司領導電話，說克裡比深水港專案要上了，派我做專案總經理。我休假20天左右，之後回蘇丹做工作交接，就來到克裡比深水港項目。
《21世紀》：所以我們覺得你們快成半軍事化了，基本上一個工作完就轉移戰場，而且說實話是承擔著很大的責任吧，一直在很大壓力下工作。
李敬軍：做專案就是這樣，因為專案結束我的工作就結束了，在辦事處或者在中心本部相對來講會穩定些，我也不知道這種工作生活、這種節奏還要延續多長時間。其實也挺想早點回國穩定下來。不過，選擇了這份工作，在享受自己努力後獲得的成就的同時，更重要的就是要負起一份責任，這是任何時候不能忘記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我也發自內心地感謝公司領導對我的信任和能力的認可。對於我個人來講，這其實也是一個學習和提高的機會。在克裡比深水港這個項目之前，沒有做過這麼大規模的專案，項目本身5億美元，加上高速公路又是5個多億美元，還有一個進場道路4000萬美元，馬上克裡比港口二期開始，又是7個多億美元，加起來一共18億美元。好在不是同時開工的。對我個人來講，就是要服從公司的安排，因為做了這個職業就要敬業，要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這是應該的。
《21世紀》：十多年來一直在東奔西走，你們這樣的工作會不會遇到婚姻危機？
李敬軍：我今年44歲，我們常年在外，肯定會遇到婚姻問題。不避諱地講，我已經離過兩次婚，常年在外肯定是主要因素。比如1995年我第一次結婚，那時候在孟加拉工作，出去之前認識了當時的女朋友，1997年時，對方就有些承受不了了，讓我必須回國工作。後來跟公司提出申請，我就回國了，但還是離了。之後有了第二段婚姻，但是1999年又要被派出，關係還是沒有維繫下來。從女方來講，主要的訴求就是這個男人家裡的什麼事都管不了，甚至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如果再遇上生病更會加重孤獨感。第二段婚姻只維持了兩年。每次探親一個月，回來的時候有陌生感，剛剛熟悉起來就又走了。我能理解。
《21世紀》：有沒有孩子呢？
李敬軍：我沒要小孩。後來，與第二任妻子也沒有要小孩。之後是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我們現在沒有自己的小孩，她也是離過婚，有一個女兒。
我是兩方面考慮，第一是面對現實，我還是要長期駐外，有了孩子也照顧不了。第二，妻子帶來一個女兒，就把她視如己出。其實也是很害怕再受傷，開始的時候也並沒有十分的信心，畢竟離婚兩次了。所幸的是，現在我們還比較穩定，能夠互相包容、理解、支持。我媽非常理解我，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次抱孫子的事，這讓我心裡更加難受。實際上在海外工作，婚姻是一方面，還有老人。我媽前些年能跑能動的時候，對不同國家的文化感興趣，喜歡旅遊，我就盡力贊助她，讓她開心。上次回國探親的時候跟我媽聊天，雖然您挺獨立，不願意請阿姨，但歲數也越來越大了，有些事還是要提前考慮，關鍵是一個人也不安全，等到出問題的時候再琢磨就來不及了。我想不外乎兩條路，一是跟我們一起過，嚴格地說是跟我現在的妻子一起過。實打實說，雖然媳婦對我媽特別好，但是我總也不在，把照顧老人的事情都讓她承擔，這難免不太好；另外一條路就是送到養老院。
《21世紀》：你覺得還能在海外工作多少年？
李敬軍：我個人的想法是，怎麼著也得把克裡比深水港二期和高速公路搞得差不多，對公司有個交代。差不多應該是在2019年，到時候也快50歲了。我也想和母親、妻子在一起享受享受生活，歲數再大想跑也跑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