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家、著名學者王宏甲在擔綱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長征》電視總撰稿的同時， 花了近一年時間， 多次深入到貴州省安順市做了大量的鄉村調查， 終於在國慶日修改完《塘約道路》書稿。 人民出版社非常重視， 立即組織出版， 並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研討會。 《塘約道路》主要寫塘約村農民自十八大以來在基層的探索實踐， 塘約不同於小崗村， 也有別于華西村， 它吸收了新中國誕生以來， 包括改革開放至今的經驗和成就， 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值得大家關注！
正文
01
“塘約道路”推開農村改革一扇窗
《塘約道路》受人民出版社重視， 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研討會。 猛然看到這樣的新聞， 筆者感到很驚訝。 驚訝主要源於“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大會堂”這樣的字眼， 這可都是“高大上”的標誌性存在。 因為， 在中國出版領域， 人民出版社的權威路人皆知；而在國人心中， 人民大會堂更是神聖的殿堂。 當它們一起和新書《塘約道路》捆綁在一起的時候， 普通人不感到驚訝是不可能的。
於是， 我們會本能地追問這樣一個問題：這本新書憑什麼值得人民出版社如此重視？雖然本書作者王宏甲是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長征》電視總撰稿人， 但這絕非關鍵原因所在， 作為當代文學家、著名學者的王巨集甲， 其作品很多， 憑什麼只有《塘約道路》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研討會？很明顯，
眾所周知， 關心中國的發展前景， 就必須關心農村和農民的命運。 農村是孕育中國悠久而燦爛文化的搖籃， 也是培育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的地方。 當前的中國農村， 正在發生著驚心動魄的變革。 如今， 不僅政府關注農村， 各種資本也在關注農村。 可以說， 農村和農民的狀況， 依然與當代中國青年的眼界、智識、成長、情志密切相關。 而新書《塘約道路》， 就是一本關於農村命運和農民狀況的紀實作品。
《塘約道路》主要寫塘約村農民自十八大以來在基層的探索實踐， 它不同於小崗村， 也有別于華西村， 它吸收了新中國誕生以來， 包括改革開放至今的經驗和成就，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 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 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加強共產黨在農村的領導作用， 是當前農村改革中關係全域的兩件大事， 涉及億萬農民的利益。 近年來， 作為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曾經的貧困村， 塘約村圍繞“三權”+黨建+扶貧+產業+金融發展思路， 切實抓牢“確權”這個基礎， 抓好“賦權”這個關鍵， 抓實“易權”這個核心， 同步推進農村產權“七權”確權登記頒證，
塘約村通過深入開展“三權”工作， 形成了對“三變”的良性促動， 改變了農村“386199”部隊（隨著中國城市化快速的發展， 農村男性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打工的數量劇增， 廣大農村留守的婦女、兒童、老人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備受關注， 被戲稱為"386199部隊"）歷史狀況， 推動了農村生產方式由分散式向集中規模化生產方式轉變， 真正讓農民重回土地、立足土地、依靠土地發展， 讓土地更加集中、生產更加集約、效益更加凸顯， 實現了從國家級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範村”的嬗變， 初步實現“率先小康、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 成為引領當地農村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樣板。
正如作者在本書“導言”中所說：“一個好社會， 不是有多少富豪， 而是沒有窮人。 塘約道路不僅僅是一個迅速脫貧的故事， 塘約的變化是在集體所有制得到鞏固， 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迅速發揮出優勢。 前者是經濟基礎， 後者是上層建築， 二者的高度統一是當今所迫切需要的。 這是在基層築牢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走一條使每一個農民的切身利益， 都能夠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 ”而這， 也正是人民出版社重視《塘約道路》一書的出版發行， 並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研討會的原因和意義所在。 (何君林)
02
“塘約道路”代表農村改革的方向
貴州有個塘約村， 媒體曝光率很高， 頗為社會關注。 塘約村是典型的貴州山區村， 兩年前，還是二類貧困村，但短短兩年時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去年的8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80萬元，實現了從國家級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範村”的嬗變。塘約村的嬗變之路，有學者稱其為“塘約道路”，並把其經驗提升到與小崗、華西模式一樣的高度。小崗、華西都曾是農村改革的縮影，特別是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深刻推進了農村土地產權改革，豐富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內涵，激發了農村土地活力，解放了農業農產力，進而帶來了改革開放時期農村的發展與繁榮。
塘約村的蝶變之路是新時期農村改革，特別是土地產權改革實踐的縮影。2014年，塘約村拉開改革的序幕，率先成立村級土地流轉中心，建立農村產權確權資訊管理平臺，對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農地集體財產權“七權”疊加一併進行確權登記，明晰了農村產權“身份證”，讓農民把產權“揣”在兜裡，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促進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農村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土地經營權參社入股,村裡把利潤分成講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體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
土地產權改革立竿見影，三權分置解除土地束縛，順利推進了“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發展道路，採取“黨總支+合作社+公司+農戶”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互聯網+農產品”“合社作+物流”的行銷模式開拓農產品銷售市場。同時，與天成農業公司合作建設學生營養餐食材特供基地，發展淺水蓮藕基地、辣椒基地及精品水果基地，初步構建了規模集約化發展的現代農業體系，迅速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家庭聯產承包制，是“兩權分離”，解決的是當時農民生產積極性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多元經營，叫“三權分置”，重在解決效率問題。塘約道路的改革實踐證明，進一步理順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係，保證土地承包者的收益，使承包戶放心流轉，經營者安心投入，才能最大限度破除農業產業發展的土地瓶頸，激發農村發展的活力，創造出更為寬闊的發展空間。
塘約道路代表著農村改革的方向。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提出逐步建立規範高效的“三權”運行機制，不斷健全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為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堅實保障。塘約的實踐，無疑提供了改革生動的注腳。當然，塘約道路更有塘約特色，即主動適應和運用土地產權改變的基本原理，立足村情，把改革的落腳點放在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上，改革不是目的，發展才是目的。塘約道路普遍價值在於以改革的思維、手段，來尋求打開“三農”問題的鑰匙。
03
“塘約道路”帶群眾走出貧困夾縫
也許因為窮，“窮則思變”，所以塘約村才有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創新實踐，才取得了合作社抱團發展的脫貧“真經”。
從過去每戶農家的單打獨鬥，到現在全村上下的凝心聚力，塘約村基層黨組織不走別人走過的老路，不嚼別人嚼過的饃饃，根據對自身村情村況的獨特理解，不受體制約束的所思所想和敢作敢為，其“反彈琵琶”的新思維、新思考，在當代中國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要讓村民自願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裡，進而做到“七權同確”，實行集體所有制，走集體化道路，同時從根本上解決青壯年紛紛外出打工、土地大面積撂荒、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像山花野草一樣無人照料等等系列矛盾，塘約村黨支部在廣大群眾集體貧窮的現實面前，思想和心理承受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無數困難就像一座座大山，使他們動輒得咎，甚至瀕臨絕境。既然現行的扶貧辦法不能帶來農村的繁榮和農民的富裕，那麼，能不能轉換思路，獨闢蹊徑，在創新中去尋求突破，進而謀求生存和發展的良機呢？
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引導，在“法無禁止皆可為”的寬鬆社會環境下，塘約村黨組織衝破觀念的桎梏，打破傳統的思維定勢，走出了一條合適自己發展的“塘約道路”。從目前的成效來看，“塘約道路”的大膽實踐和有效探索，對現行農村體制改革，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鑒作用。
“等靠要”只能禁錮人的思想，無所作為只能讓人變得呆滯而僵化，因循守舊難以讓“三農”釋放生機與活力。所以，只有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從而創造出富於成效的新機制，方能帶著群眾走出貧困的夾縫和“沼澤”。千言萬語地疏通勸說，千方百計地謀求發展，千辛萬苦地致力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塘約村向舊有的思維大膽挑戰，施行土地集體所有制改革，這種全新的思想境界，是新時期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生動詮釋，是基層黨組織不忘初心、扶貧創業的生動活劇。
塘約村創新而為所成立的合作社不是過去的“大鍋飯”，集體所有制也不是計劃經濟的翻版，而是符合村情民意的新辦法，反映了塘約村黨組織對現行政策的敏銳捕捉和靈活把握，也讓塘約村黨支部完成了由過去“行政人”向現代“經濟人”的華麗轉身，更是提高了塘約村黨支部轉換腦筋的自覺性。
塘約村黨支部不囿於姓“資”、姓“社”的觀念糾結，不在官場爭官位，敢在創新中爭地位，不求名利兼收，只求幹成大事，一心向民，緊貼群眾，其發揮的示範引領作用，至少給我們三點啟示：
其一，作為基層黨組織，要敢於實踐。路是走出來的，沒有大膽的實踐，理想態到現實態的轉化永遠是美麗的神話。都說“只顧攀登莫問高”，但塘約村黨支部不但有“不問高”的勇氣，也有“要問高”的睿智，正是在“不問高”與“要問高”的辯證組合中，才讓塘約村實現了由窮而富的跨越追求；
其二，要敢於務實。務實就是要把理想化的東西個性化。作為農村基層黨組織，要把服務“三農”的責任轉換成自覺意識並深深紮根到群眾中去，想群眾之所想，憂群眾之所憂，要讓思想和行為帶有泥土氣息；
其三，要敢於堅持。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猶如唐僧取經，又如掘井及泉，信念不可動搖。塘約村合作社就像一艘航船一樣，航行在充滿不測風雲的創新海洋中，唯有認定目標，堅守信念，方能駛抵成功的彼岸。 (徐雪飛)
04
“塘約道路”讓農村內生“造血機制”
前年還是“榜上有名”的貧困村，兩年時間就舊貌換新顏，迅速脫貧，這樣的蛻變就發生在貴州省安順市一個叫塘約的村子。這個村子重走集體化道路，將改革開放初期分下去的承包地，再次集中起來。塘約村的改革取得了成效，絕大多數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留守兒童也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懷抱。
改革開放之後集體化就被瓦解了，重走集體化道路，是否是在開倒車?改革開放之後，農民單幹，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工廠，這也帶來了不少問題，比如農村空心化、留守兒童問題嚴重、農業難以得到長足發展等等。而從塘約村的經驗來看，重走集體化，這並不是開倒車，而可能是農村與農業重獲新生的一條新路。
集體化可以形成規模效應，能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過去集體化出現的問題，並非集體化本身存在問題，而是因為管理水準不高等原因。塘約村全村抱團發展，就在於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村民“窮則思變”、團結協作，勁往一起使，讓農業生產得到了顯著提高，讓村子得到了集約化發展的機會。
鄧小平晚年就曾經說過，農村發展的二次飛躍，還要走發展集體經濟的路。就像城市裡的工廠，通過讓工人們協同合作，提高生產效率，通過集約化來尋求發展。農業也是如此，集體化應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況且現在各方面的客觀條件，更加支持農業集體化的生產方式，比如拖拉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業體系比較健全等等。但重走集體化，不是要回到過去的集體化制度，而是要能提高管理水準，也不能僅滿足於靠農業，還要通過集體化發展工業。
“塘約道路”來日方長，對其是否取得成功，尚不能下定論，但塘約村目前已經取得了矚目成績，這值得肯定。塘約村重走集體化，使一個貧困村在短期內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其具有可複製的樣本意義，值得廣大農村地區借鑒與學習。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要能重視農村，重視農業，就要發展農村、發展農業，重走集體化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道路，最為重要的是，要能真正調動起農民擺脫貧困、發家致富的積極性，要能讓農民產生“內生動力”。為貧困農村多送一些擺脫貧困的“藥方”，比簡單地對他們進行救濟更有用，這也是一種“精准扶貧”，塘約村由貧困村迅速脫貧，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多少資助，而主要是自力更生。要讓更多的“塘約村”脫貧致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適合他們發展的道路，讓農村內生出“造血機制”。 (戴先任)
05
“塘約道路”提供可行的蝶變樣本
農業、農村和農民，始終是一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全域的根本性問題。尤其是在跨步邁進小康的進程中，農村如何趕得上全民致富的步伐，不僅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更直接牽動著千百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基於歷史發展原因，廣大農村唯有在黨和國家正確領導下，在自身的不斷努力下，才能真正實現“蝶變”。
安順市塘約村，就是農村發展的一個“樣本”。“窮”是不爭的事實，“富”是農民的期盼。尤其是2014年經歷一場大洪水洗劫後就更加“窮”。窮則思變，變得如此迅捷與華麗，令人瞠目。依託著“全市首個農村綜合改革發展試點”這個平臺，一年不到，就使“國家二類貧困村”改天換地———集體經濟富了，群眾腰包鼓了。
“塘約道路”之最寶貴的經驗與精髓，就是“三權”促“三變”，以農村產權確權、賦權、易權為抓手，圍繞“三權”+黨建+扶貧+產業+金融的發展思路，探索實施“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促進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這就使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更加鞏固，黨支部領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廣大群眾利益得到切實維護。
一些經驗說起來簡單容易，而做起來並非易事。以“土改”為例，如何讓廣大農民“自願”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裡，使土地實現“從分到合”的狀態，並且在此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不是“動動嘴皮子”就了事兒的。這期間，轉變群眾的“觀念”至關重要，而且還要解決好“回收”土地後農民的“去處”問題。
經濟好了，更需要人的精神也“富裕”起來。也就是說，農村的小康，不能“顧此失彼”，還需打好“統籌牌”。如，針對農村大辦、濫辦酒席出臺的塘約村“九條”規定；“好媳婦”“道德模範”“五好家庭”等評比。這些蘊含著“民慧、民主、民生”的好法子，同樣讓塘約村“精神小康”沒有落伍。
塘約村是一個被喚醒的村落，生機無限。借用時任安順市長曾永濤同志所言，塘約的實踐，喚醒了兩大資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資源，二是人的內在資源。這，無疑給其它的“塘約村”提供了可行可踐的“嬗變”樣本。既然趕不上小崗村，也有別于華西村，不妨就“闖”出一條路子，或許就能實現“蝶變”。 (楊玉龍)
文章來源於新三農（微信號：xinsannong2014）
兩年前，還是二類貧困村，但短短兩年時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去年的8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80萬元，實現了從國家級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範村”的嬗變。塘約村的嬗變之路，有學者稱其為“塘約道路”，並把其經驗提升到與小崗、華西模式一樣的高度。小崗、華西都曾是農村改革的縮影，特別是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深刻推進了農村土地產權改革，豐富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內涵，激發了農村土地活力，解放了農業農產力，進而帶來了改革開放時期農村的發展與繁榮。塘約村的蝶變之路是新時期農村改革，特別是土地產權改革實踐的縮影。2014年，塘約村拉開改革的序幕，率先成立村級土地流轉中心，建立農村產權確權資訊管理平臺，對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農地集體財產權“七權”疊加一併進行確權登記，明晰了農村產權“身份證”，讓農民把產權“揣”在兜裡，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促進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農村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土地經營權參社入股,村裡把利潤分成講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體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
土地產權改革立竿見影，三權分置解除土地束縛，順利推進了“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發展道路，採取“黨總支+合作社+公司+農戶”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互聯網+農產品”“合社作+物流”的行銷模式開拓農產品銷售市場。同時，與天成農業公司合作建設學生營養餐食材特供基地，發展淺水蓮藕基地、辣椒基地及精品水果基地，初步構建了規模集約化發展的現代農業體系，迅速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家庭聯產承包制，是“兩權分離”，解決的是當時農民生產積極性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多元經營，叫“三權分置”，重在解決效率問題。塘約道路的改革實踐證明，進一步理順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係，保證土地承包者的收益，使承包戶放心流轉，經營者安心投入，才能最大限度破除農業產業發展的土地瓶頸，激發農村發展的活力，創造出更為寬闊的發展空間。
塘約道路代表著農村改革的方向。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提出逐步建立規範高效的“三權”運行機制，不斷健全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為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堅實保障。塘約的實踐，無疑提供了改革生動的注腳。當然，塘約道路更有塘約特色，即主動適應和運用土地產權改變的基本原理，立足村情，把改革的落腳點放在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上，改革不是目的，發展才是目的。塘約道路普遍價值在於以改革的思維、手段，來尋求打開“三農”問題的鑰匙。
03
“塘約道路”帶群眾走出貧困夾縫
也許因為窮，“窮則思變”，所以塘約村才有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創新實踐，才取得了合作社抱團發展的脫貧“真經”。
從過去每戶農家的單打獨鬥，到現在全村上下的凝心聚力，塘約村基層黨組織不走別人走過的老路，不嚼別人嚼過的饃饃，根據對自身村情村況的獨特理解，不受體制約束的所思所想和敢作敢為，其“反彈琵琶”的新思維、新思考，在當代中國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要讓村民自願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裡，進而做到“七權同確”，實行集體所有制，走集體化道路，同時從根本上解決青壯年紛紛外出打工、土地大面積撂荒、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像山花野草一樣無人照料等等系列矛盾，塘約村黨支部在廣大群眾集體貧窮的現實面前，思想和心理承受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無數困難就像一座座大山，使他們動輒得咎，甚至瀕臨絕境。既然現行的扶貧辦法不能帶來農村的繁榮和農民的富裕，那麼，能不能轉換思路，獨闢蹊徑，在創新中去尋求突破，進而謀求生存和發展的良機呢？
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引導，在“法無禁止皆可為”的寬鬆社會環境下，塘約村黨組織衝破觀念的桎梏，打破傳統的思維定勢，走出了一條合適自己發展的“塘約道路”。從目前的成效來看，“塘約道路”的大膽實踐和有效探索，對現行農村體制改革，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鑒作用。
“等靠要”只能禁錮人的思想，無所作為只能讓人變得呆滯而僵化，因循守舊難以讓“三農”釋放生機與活力。所以，只有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從而創造出富於成效的新機制，方能帶著群眾走出貧困的夾縫和“沼澤”。千言萬語地疏通勸說，千方百計地謀求發展，千辛萬苦地致力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塘約村向舊有的思維大膽挑戰，施行土地集體所有制改革，這種全新的思想境界，是新時期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生動詮釋，是基層黨組織不忘初心、扶貧創業的生動活劇。
塘約村創新而為所成立的合作社不是過去的“大鍋飯”，集體所有制也不是計劃經濟的翻版，而是符合村情民意的新辦法，反映了塘約村黨組織對現行政策的敏銳捕捉和靈活把握，也讓塘約村黨支部完成了由過去“行政人”向現代“經濟人”的華麗轉身，更是提高了塘約村黨支部轉換腦筋的自覺性。
塘約村黨支部不囿於姓“資”、姓“社”的觀念糾結，不在官場爭官位，敢在創新中爭地位，不求名利兼收，只求幹成大事，一心向民，緊貼群眾，其發揮的示範引領作用，至少給我們三點啟示：
其一，作為基層黨組織，要敢於實踐。路是走出來的，沒有大膽的實踐，理想態到現實態的轉化永遠是美麗的神話。都說“只顧攀登莫問高”，但塘約村黨支部不但有“不問高”的勇氣，也有“要問高”的睿智，正是在“不問高”與“要問高”的辯證組合中，才讓塘約村實現了由窮而富的跨越追求；
其二，要敢於務實。務實就是要把理想化的東西個性化。作為農村基層黨組織，要把服務“三農”的責任轉換成自覺意識並深深紮根到群眾中去，想群眾之所想，憂群眾之所憂，要讓思想和行為帶有泥土氣息；
其三，要敢於堅持。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猶如唐僧取經，又如掘井及泉，信念不可動搖。塘約村合作社就像一艘航船一樣，航行在充滿不測風雲的創新海洋中，唯有認定目標，堅守信念，方能駛抵成功的彼岸。 (徐雪飛)
04
“塘約道路”讓農村內生“造血機制”
前年還是“榜上有名”的貧困村，兩年時間就舊貌換新顏，迅速脫貧，這樣的蛻變就發生在貴州省安順市一個叫塘約的村子。這個村子重走集體化道路，將改革開放初期分下去的承包地，再次集中起來。塘約村的改革取得了成效，絕大多數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留守兒童也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懷抱。
改革開放之後集體化就被瓦解了，重走集體化道路，是否是在開倒車?改革開放之後，農民單幹，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工廠，這也帶來了不少問題，比如農村空心化、留守兒童問題嚴重、農業難以得到長足發展等等。而從塘約村的經驗來看，重走集體化，這並不是開倒車，而可能是農村與農業重獲新生的一條新路。
集體化可以形成規模效應，能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過去集體化出現的問題，並非集體化本身存在問題，而是因為管理水準不高等原因。塘約村全村抱團發展，就在於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村民“窮則思變”、團結協作，勁往一起使，讓農業生產得到了顯著提高，讓村子得到了集約化發展的機會。
鄧小平晚年就曾經說過，農村發展的二次飛躍，還要走發展集體經濟的路。就像城市裡的工廠，通過讓工人們協同合作，提高生產效率，通過集約化來尋求發展。農業也是如此，集體化應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況且現在各方面的客觀條件，更加支持農業集體化的生產方式，比如拖拉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業體系比較健全等等。但重走集體化，不是要回到過去的集體化制度，而是要能提高管理水準，也不能僅滿足於靠農業，還要通過集體化發展工業。
“塘約道路”來日方長，對其是否取得成功，尚不能下定論，但塘約村目前已經取得了矚目成績，這值得肯定。塘約村重走集體化，使一個貧困村在短期內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其具有可複製的樣本意義，值得廣大農村地區借鑒與學習。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要能重視農村，重視農業，就要發展農村、發展農業，重走集體化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道路，最為重要的是，要能真正調動起農民擺脫貧困、發家致富的積極性，要能讓農民產生“內生動力”。為貧困農村多送一些擺脫貧困的“藥方”，比簡單地對他們進行救濟更有用，這也是一種“精准扶貧”，塘約村由貧困村迅速脫貧，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多少資助，而主要是自力更生。要讓更多的“塘約村”脫貧致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適合他們發展的道路，讓農村內生出“造血機制”。 (戴先任)
05
“塘約道路”提供可行的蝶變樣本
農業、農村和農民，始終是一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全域的根本性問題。尤其是在跨步邁進小康的進程中，農村如何趕得上全民致富的步伐，不僅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更直接牽動著千百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基於歷史發展原因，廣大農村唯有在黨和國家正確領導下，在自身的不斷努力下，才能真正實現“蝶變”。
安順市塘約村，就是農村發展的一個“樣本”。“窮”是不爭的事實，“富”是農民的期盼。尤其是2014年經歷一場大洪水洗劫後就更加“窮”。窮則思變，變得如此迅捷與華麗，令人瞠目。依託著“全市首個農村綜合改革發展試點”這個平臺，一年不到，就使“國家二類貧困村”改天換地———集體經濟富了，群眾腰包鼓了。
“塘約道路”之最寶貴的經驗與精髓，就是“三權”促“三變”，以農村產權確權、賦權、易權為抓手，圍繞“三權”+黨建+扶貧+產業+金融的發展思路，探索實施“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促進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這就使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更加鞏固，黨支部領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廣大群眾利益得到切實維護。
一些經驗說起來簡單容易，而做起來並非易事。以“土改”為例，如何讓廣大農民“自願”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裡，使土地實現“從分到合”的狀態，並且在此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不是“動動嘴皮子”就了事兒的。這期間，轉變群眾的“觀念”至關重要，而且還要解決好“回收”土地後農民的“去處”問題。
經濟好了，更需要人的精神也“富裕”起來。也就是說，農村的小康，不能“顧此失彼”，還需打好“統籌牌”。如，針對農村大辦、濫辦酒席出臺的塘約村“九條”規定；“好媳婦”“道德模範”“五好家庭”等評比。這些蘊含著“民慧、民主、民生”的好法子，同樣讓塘約村“精神小康”沒有落伍。
塘約村是一個被喚醒的村落，生機無限。借用時任安順市長曾永濤同志所言，塘約的實踐，喚醒了兩大資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資源，二是人的內在資源。這，無疑給其它的“塘約村”提供了可行可踐的“嬗變”樣本。既然趕不上小崗村，也有別于華西村，不妨就“闖”出一條路子，或許就能實現“蝶變”。 (楊玉龍)
文章來源於新三農（微信號：xinsannong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