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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快評丨《朗讀者》《見字如面》再火也治不好中國人的閱讀貧困

文化饗宴、綜藝清流、喚醒文學……一前一後, 兩個有關讀書的電視節目在螢屏和朋友圈同時攪起了一股熱潮, 那些難得一見、堪稱殊榮的標籤也隨即貼在了節目的名字上, 這是對節目製作者的褒揚, 也是對當下收視環境的批判。

不可否認, 《見字如面》《朗讀者》的成功, 是多種因素交疊之後產生的聚光:既有依然需要明星名人的光環效應, 也有相對克制、不以煽情爆料為看點的製作理念;既有對人生價值、人生情感的挖掘, 也有對紙上文字的重塑和重新演繹。

這些成功的因素也再一次證明文學不朽, 文字不朽。 無論穿越怎樣的時間空間, 無論歷經怎樣的社會變遷, 那些或久遠、或晚近的文字還是會和心靈很近, 滋潤人心, 溫暖生命。

然而, 觀賞追光下的電視讀書節目, 讚譽其為清流的同時, 至少還有幾個需要強調的背景。

一是清流也不能免俗。

真人秀節目大行其道,

各類綜藝花活輪番上演, 觀眾已經審美疲勞, 厭倦之情溢於言表。 所謂綜藝清流正是相對於這些“濁流”而言的。

在一圈低級趣味、過度娛樂化甚至低估觀眾智商、大量抄襲複製的綜藝節目的反襯下, 傳遞日漸缺失的溫情和責任感的電視讀書節目自然鶴立雞群, 贏得了觀眾的認可。

不過, 清流也不能免俗, 名人依然是看點, 深廣的舞臺、絢爛的燈光依然不可或缺。

二是電視讀書對閱讀的重啟, 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顯而易見, 《見字如面》《朗讀者》這種節目的核心內容, 是傳統電視讀書節目為適應時代需求的嬗變, 是對讀書的重啟, 是一種文字在其他平臺上的再生。

可是, 正如現代媒介批判經典《娛樂至死》一書的作者尼爾·波茲曼所說, 影像要求造成視覺衝擊, 要求有更多的畫面。 或者說, 電視這種媒介的天然屬性, 本身就很難給人以完整的理性思考, 只能是一種碎片化的, 感官衝擊強烈的敘事。

比如, 《見字如面》也好, 《朗讀者》也罷, 都在——讀, 這種讀, 是有聲音的讀, 是有情感的讀, 也是有選擇的讀, 選擇語速、選擇重音、選擇聲調, 等等。 這是節目的亮點, 可能也是和正常讀書最大的不同。

比如, 電視節目節奏的推進是線性的, 而讀書則是可以跳躍的, 甚至是可以停駐的、反復的、迴旋的。 比如讀信, 我不知道怎樣的聲音可以讀出“意映卿卿如晤”,

怎樣的心情才能讀出“少卿足下”, 我不知道“醒來覺得甚是愛你”應該怎麼表達, “我的良心就是你”應該怎麼尋找重音。 可是我知道, 在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 每個人的體驗可能都不一樣。

如果把電視和讀書比作兩個人, 那麼, 電視讀書節目就是電視在親吻讀書。 只是, 如錢鐘書先生所說:這吻的分量很輕, 範圍很小, 只仿佛清朝官場端茶送客時, 把嘴唇抹一抹茶碗邊, 或者從前西洋法庭見證人宣誓時, 把嘴唇碰一碰《聖經》, 至多像那些信女們吻西藏活佛或羅馬教皇的大腳指, 一種敬而遠之的親近。

所以,像一些樂觀者預計得那樣,指望一兩個電視節目來激發起國民的閱讀風潮,改變目前的閱讀現狀,拯救日漸稀薄的讀書,實在是一種天真的樂觀。閱讀的幾乎帶有宿命的衰落,遠非一時一事所能改變。

再者,讀書被現代媒介裹挾的固然是走在時代潮流中的尷尬,但媒介的弊端卻不是影響國民閱讀水準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談到中國令人尷尬的國民閱讀現狀,有一組被經常引用的資料:中國年人均讀書4.58本,和韓國的11本、法國的20本、日本的40本相比,相距甚遠。

這些國家,按照我們通常的理解,都屬於發達國家了,其國內的媒體不可謂不發達,其市場化、娛樂化的傾向,相比於國內來,不說高到哪裡去,至少也不會低。實際上,國內的許多娛樂性綜藝節目正是借鑒自這些發達國家的文娛市場。

但是,為何他們在一種高度發達的大眾傳媒生態中,仍然能保持高水準的國民閱讀狀態。

這裡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中國古語說倉廩實知禮節,同時,從現代人類世界的國民閱讀經驗看來,也可以說一個,倉廩實而知詩書。良好的國民閱讀習慣固然跟文化心理、公共文化服務有關,但另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卻是人。

閱讀是需要時間和閒暇的,若一國民眾還處在一種大範圍的疲於奔命狀態,為基本的物質條件和保障殫精竭慮,要求他們多花些時間讀書,終究顯得強人所難。反過來,那些表現出很高國民閱讀水準的國家,無不是經濟條件較好、財富分配較佳的地方。人的生存境況與國民閱讀之間,雖說不上嚴格的充分必要關係,但至少也是非常強的因果關係。

電視讀書節目于國民閱讀習慣的塑造固然有益,但根本之策仍是在電視之外,在宣教之外。欲解讀書之愁,需解人民之困。

文/趙清源

所以,像一些樂觀者預計得那樣,指望一兩個電視節目來激發起國民的閱讀風潮,改變目前的閱讀現狀,拯救日漸稀薄的讀書,實在是一種天真的樂觀。閱讀的幾乎帶有宿命的衰落,遠非一時一事所能改變。

再者,讀書被現代媒介裹挾的固然是走在時代潮流中的尷尬,但媒介的弊端卻不是影響國民閱讀水準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談到中國令人尷尬的國民閱讀現狀,有一組被經常引用的資料:中國年人均讀書4.58本,和韓國的11本、法國的20本、日本的40本相比,相距甚遠。

這些國家,按照我們通常的理解,都屬於發達國家了,其國內的媒體不可謂不發達,其市場化、娛樂化的傾向,相比於國內來,不說高到哪裡去,至少也不會低。實際上,國內的許多娛樂性綜藝節目正是借鑒自這些發達國家的文娛市場。

但是,為何他們在一種高度發達的大眾傳媒生態中,仍然能保持高水準的國民閱讀狀態。

這裡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中國古語說倉廩實知禮節,同時,從現代人類世界的國民閱讀經驗看來,也可以說一個,倉廩實而知詩書。良好的國民閱讀習慣固然跟文化心理、公共文化服務有關,但另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卻是人。

閱讀是需要時間和閒暇的,若一國民眾還處在一種大範圍的疲於奔命狀態,為基本的物質條件和保障殫精竭慮,要求他們多花些時間讀書,終究顯得強人所難。反過來,那些表現出很高國民閱讀水準的國家,無不是經濟條件較好、財富分配較佳的地方。人的生存境況與國民閱讀之間,雖說不上嚴格的充分必要關係,但至少也是非常強的因果關係。

電視讀書節目于國民閱讀習慣的塑造固然有益,但根本之策仍是在電視之外,在宣教之外。欲解讀書之愁,需解人民之困。

文/趙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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