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 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詞，
2015年12月世界銀行將極端貧困定義為：
每天生活費低於1.9美元。
在發展中地區，
每5人就有1人處於極端貧困，
每年約500多萬兒童，
因饑餓和營養不良而夭折。
為了引起國際社會對貧困問題的重視，
提高全球消貧意識，
1992年， 聯合國將10月17日定為世界消除貧困日，
2014年， 國務院將其設立為我國的扶貧日。
消除貧困， 先要理解貧困，
離扶貧日還有一個多月，
文獻君今天就將“貧困”攤在桌面上，
聊一聊“貧困”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到底什麼才是貧困？
在漢語中， 《說文解字》將“貧”定義為“財分少也”；《新華字典》將“貧”定義為“收入少，
由於人類對貧困概念的認識， 在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演進， 因而發展的議題也就在不斷深化，
貧困是在人們缺乏滿足其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手段（財分過少）時發生。 在這一定義下， 要確定一個人是否處於貧困狀態， 則首先需要確定構成“基本需要”的是什麼。 那麼到底什麼是“基本需要”？
“五大惡”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英國是較早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 貝弗裡奇（William Beveridge）1942年發表了《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 他總結了阻礙戰後重建之路的“五大惡”（five giants）：匱乏、疾病、無知、骯髒和閒散。 這“五大惡”有利於我們理解到底什麼是“基本需要”。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規定了促進人類發展的8個目標。 其中前7個目標是人類發展的基本目標， 可以說是被世界各國基本接受的“基本需要”清單。 第8個目標“全球合作促進發展”是實現前7個目標的國際治理手段。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消除極端貧困和饑餓”， 對應貝弗裡奇的第一惡“匱乏”。 首先當指食物的匱乏， 如果再擴展一點點，
第二個目標是“實現普及初等教育”，對應貝弗裡奇的第三惡“無知”。教育是用來對付無知的。基本的文化教育水準被廣泛認為是經濟生產力和個人生活品質的基礎，也是形成人力資本和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基礎。試想在當今資訊和網路時代，一個文盲的生活品質是多麼糟糕。
第三個目標是“促進兩性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利”，其中第一個子目標也是關於教育的，“最好到2005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兩性差距，並至遲於2015年消除所有各級教育中的這種差距”。中國扶貧開發把保障義務教育作為對貧困人口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之一。
第四至第六個目標是“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產婦保健，與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做鬥爭”，對應貝弗裡奇的第二惡“疾病”。提供專業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就是對付“疾病”的。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已經被國際社會認為是經濟生產力和個人生活品質的另一基本需要。因此，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把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醫療作為“三保障”之一。
第七個目標是“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力”，對應貝弗裡奇的第四惡“骯髒”。它要求解決以下兩點：一是人類需要棲身之所，二是人類需要一個適合居住的當地環境。聯合國提出，“到2020年使至少1億貧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顯改善”。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是，隨著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城市貧民窟越來越多。據估計，全球有10億名貧民窟居民，而且這個數字到2030年將會翻一番。在發展中國家，超過4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官方界定的貧民窟中。中國到2020年前要對1000萬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移民搬遷，對600多萬戶居住在危房的貧困戶進行危房改造。
另外，在第一個目標“消除極端貧困和饑餓”下的子目標中，包含著促進就業的關鍵資訊，“使所有人包括婦女和青年人都享有充分的生產就業和體面工作”。事實上，就業對付的是貝弗裡奇的“閒散”。
我們比較一下千年發展目標和貝弗裡奇報告的“五大惡”，初步可以確定一個“基本需要”清單：食物、衣著、住房、健康、教育。在這五大基本需要中，最難解決的是住房問題。貝弗裡奇指出，“這是因為，住房需要土地，而土地往往與權力聯繫在一起。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成為一種值錢因而也是昂貴的商品”。
中共中央2011年10號檔頒佈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綱要》的總體目標為，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這可以認定為中國政府確定的定義貧困的“基本需要”清單，這個清單有其時限性，是衡量中國農村居民2011~2020年的基本需要。2015年11月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總體目標為，“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準。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內容來源
《貧困測量：理論與方法》（第2版）
王小林 著
2017年 1月出版
試讀本書電子版，請長按下方二維碼
第二個目標是“實現普及初等教育”，對應貝弗裡奇的第三惡“無知”。教育是用來對付無知的。基本的文化教育水準被廣泛認為是經濟生產力和個人生活品質的基礎，也是形成人力資本和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基礎。試想在當今資訊和網路時代，一個文盲的生活品質是多麼糟糕。
第三個目標是“促進兩性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利”，其中第一個子目標也是關於教育的，“最好到2005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兩性差距，並至遲於2015年消除所有各級教育中的這種差距”。中國扶貧開發把保障義務教育作為對貧困人口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之一。
第四至第六個目標是“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產婦保健，與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做鬥爭”，對應貝弗裡奇的第二惡“疾病”。提供專業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就是對付“疾病”的。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已經被國際社會認為是經濟生產力和個人生活品質的另一基本需要。因此，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把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醫療作為“三保障”之一。
第七個目標是“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力”，對應貝弗裡奇的第四惡“骯髒”。它要求解決以下兩點：一是人類需要棲身之所，二是人類需要一個適合居住的當地環境。聯合國提出，“到2020年使至少1億貧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顯改善”。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是，隨著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城市貧民窟越來越多。據估計，全球有10億名貧民窟居民，而且這個數字到2030年將會翻一番。在發展中國家，超過4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官方界定的貧民窟中。中國到2020年前要對1000萬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移民搬遷，對600多萬戶居住在危房的貧困戶進行危房改造。
另外，在第一個目標“消除極端貧困和饑餓”下的子目標中，包含著促進就業的關鍵資訊，“使所有人包括婦女和青年人都享有充分的生產就業和體面工作”。事實上，就業對付的是貝弗裡奇的“閒散”。
我們比較一下千年發展目標和貝弗裡奇報告的“五大惡”，初步可以確定一個“基本需要”清單：食物、衣著、住房、健康、教育。在這五大基本需要中，最難解決的是住房問題。貝弗裡奇指出，“這是因為，住房需要土地，而土地往往與權力聯繫在一起。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成為一種值錢因而也是昂貴的商品”。
中共中央2011年10號檔頒佈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綱要》的總體目標為，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這可以認定為中國政府確定的定義貧困的“基本需要”清單，這個清單有其時限性，是衡量中國農村居民2011~2020年的基本需要。2015年11月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總體目標為，“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準。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內容來源
《貧困測量：理論與方法》（第2版）
王小林 著
2017年 1月出版
試讀本書電子版，請長按下方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