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
鄭惠強：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姚海同：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秘書長
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 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說， 希望上海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上有新作為。 他提出， 要強化依法治理， 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城市治理頑症難題， 努力形成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
城市如同生命有機體， 城市精細化管理就似“繡花”， 才能使城市充滿活力。 如何加強精細化管理， 使得上海這座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乾淨？
運用新技術消除“孤島”現象
記者：如果說過去的城市管理更多依賴的是“人海戰術”， 在資訊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 智慧化城市管理已成為城市現代化的新標誌。 總書記也提到， 要更多運用互聯網、大資料等資訊技術手段， 提高城市科學化、精細化、智慧化管理水準。 那麼， 如何運用新技術手段， 來推進城市治理模式創新？
鄭惠強：新興科技在城市管理中大有可為。 隨著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和大資料等新興熱點技術的不斷成熟， 智慧化管理涵蓋的領域正在逐步擴大， 並且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對技術， 政府部門要持擁抱、開放態度， 而不是拒之門外。
首先政府部門要具有互聯網思維。 比如，
在大資料時代， 政府要積極推動資源分享、資料共用， 消除“孤島”現象， 這裡面包涵三層內容：首先是資訊共用， 政府部門要積極推動內、外部資訊資源、各種資料的共用， 例如道路狀況、導航、治安情況等， 為資訊技術應用于城市治理模式創新打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第二， 價值共用， 這是尤為重要的一點， 除了資訊共用機制以外更需要新的公共政策和福利體制， 推動技術先進企業積極主動參與城市治理；第三， 成果共用， 就是推動優秀的科技成果在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共用， 比如順風車、團購等資訊工具。
姚海同：新技術給城市管理帶來新的契機， 可以將大資料與城市網格化管理有機結合。 網格化管理技術依託統一的城市數位化管理平臺對網格即時巡查， 主動發現問題， 實現應急處置， 而大資料技術具有定位、搜索、挖掘和深度分析功能， 能為預警分析提供科學方法， 如果能將大資料和網格化有機結合， 將有助於實現精細化管理。 目前， 上海一些區在網格化管理的技術升級方面已有所探索， 可以進一步加強與大資料的整合、打通， 實現精准管理。
不能簡單“物”化， 要更多考慮“人”的因素
記者：新技術發展後， 城市管理出現了很多新問題， 比如共用單車的管理問題， 類似這樣的新生事物帶來的城市管理新挑戰， 該如何應對？
鄭惠強：政府應該具有包容和擁抱“共用單車”等新生事物的胸懷。 面對新事物， 要貼近青年人的思維， 發掘年輕一代智慧， 以新思路解決新問題。 “新新人類”具有“敢想敢闖敢試”的特點， 新技術往往在這個群體中最先被嘗試和體驗。 相比其他年齡段的市民， 年輕人對諸如網約車、共用單車等新業態新技術更有“話語權”， 由此所帶來的新“城市病”也應更多由他們來參與， 開出藥方。
記者：除了發揮年輕人的作用外， 政府還可以做些什麼？
鄭惠強：面對新事物， 要打破政府大包大攬的治理格局。 與幾十年前相比， 政府在技術的專業能力和資源的調動能力上早已不再是“一家獨大”了。 面對很多新技術新模式， 政府部門往往會“跟不上”，
記者：共用單車的問題， 不僅僅是違規停放的問題， 也打破了傳統業態的利益格局， 對管理者來說是一道新命題。
姚海同：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 大城市的基層治理每天都要會應對新的問題。 我覺得面對這些新技術新事物，不能僅僅從“物”的角度加以度量，更應從“人”的角度來考慮。
習書記把城市精細化管理比作“繡花”，就是強調從細節做起，這需要管理者以人為本，充分考慮“人”的需要，根據城市實際情況合理配置，確保各項政策、舉措具有可操作性，這樣才能讓城市的“裡子”和“面子”一樣好看，顏值和內涵齊飛。
比如治理共用單車就不能僅僅考慮單車本身，更要考慮到出行者的利益和需求，在綜合考慮各方需求的基礎上制定公共政策。
除了共用單車，估計未來還會不斷有新事物出現，以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比如未來十年共用無人駕駛汽車有可能出現，到時候城市必然遭遇停車難的困境，這都要未雨綢繆，從“人”的角度提前佈局。
不是沒有法規可循，而是要敢碰硬骨頭
記者：面對紛繁複雜的治理新問題，有人認為是“立法缺失”或者“市民素質低下”。您怎麼看？
鄭惠強：我認為，不能將理由簡單歸為“立法缺失”或者“市民素質低下”。很多現象看似是隨新業態的出現而產生的，其實是老生常談問題，最典型的就是共用單車亂停放，無非是“新瓶裝舊酒”而已。隨著資訊化技術的發展，諸如利用信用積分和信用平臺等手段，可以解決不少傳統立法手段無法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摩拜單車採用的失信加價方式，對使用者亂停放現象就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政府有關部門可以考慮和企業合作，將其信用積分納入個人信用檔案平臺中，從而加大違規者的失信成本，則可能比立法手段更加高效。所以，要建立由立法保障、信用管理和道德規範共同構成的綜合管理體系。
記者：總書記說，要強化依法治理，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城市治理頑症難題，努力形成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您如何理解？
姚海同：社會上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城市管理中發生的問題是因為法制不健全；另一種觀點是，已有法律法規，但沒有被好好執行，當被詬病時，就推脫是因為法制不健全。所以，在看待城市管理和法治之間的關係時，立法和執法都很重要。
首先立法是基礎，法制不健全是管理不到位的一個原因，因此首先要對現有法律法規進行梳理，如果有缺失應該補漏洞。比如以前亂停車只罰200元，新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規定，亂停車按違反交通標誌給予記3分處罰。這樣的修改，對亂停車起到了很好的整治作用。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的城市頑症，相關法律法規已經制定，但在執法層面出了問題。所以，不是沒有法律法規可循，關鍵還是看執法者是否敢觸碰這些城市管理中的硬骨頭。
激發了大家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
記者：總書記特別提到，城市管理要激發群眾活力。如何充分發揮社會群眾、激發群眾活力，讓大家都能參與社會管理？
姚海同：現在一談到管理，就會想到立法設規、運用高科技手段等，但是有個很容易被忽視的重點是，需要充分發揮群眾的能動性。所以，我完全贊同總書記的話，有效組織發動社會力量、社會組織參與共治自治，是社會管理的重要一環。
而要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首先要能激發基層幹部的積極性。精細化管理需要有一支得力的基層幹部隊伍。上世紀80年代，靜安區區長陳玉燾經常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走街串巷，及時地幫群眾解決問題，被老百姓親切稱為“馬路區長”，這位馬路區長帶動了一批勤下基層的好幹部，也由此激發了大家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所以，精細化管理要注重作風建設、深入基層，這是上海社會管理的一個好經驗，需要傳承下去。
鄭惠強：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調動群眾參與城市管理積極性，還要發揮好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等的作用。要充分發揮群團組織的“樞紐”作用。賦予他們對同類社會組織日常服務管理職能，使得既能夠直接服務群眾，又能夠發揮對本領域社會組織在政治上的橋樑紐帶、業務上的龍頭聚合、管理上的集約服務等三大作用。
社會組織是政府部門進行社會服務管理的重要補充，社會組織作用發揮好了，就能有效地提高社會管理服務水準。同時，也要不斷拓展社區服務功能。進一步強化居民自治組織的自治功能，落實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要求，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
文/王海燕 陳抒怡 我覺得面對這些新技術新事物，不能僅僅從“物”的角度加以度量，更應從“人”的角度來考慮。習書記把城市精細化管理比作“繡花”，就是強調從細節做起，這需要管理者以人為本，充分考慮“人”的需要，根據城市實際情況合理配置，確保各項政策、舉措具有可操作性，這樣才能讓城市的“裡子”和“面子”一樣好看，顏值和內涵齊飛。
比如治理共用單車就不能僅僅考慮單車本身，更要考慮到出行者的利益和需求，在綜合考慮各方需求的基礎上制定公共政策。
除了共用單車，估計未來還會不斷有新事物出現，以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比如未來十年共用無人駕駛汽車有可能出現，到時候城市必然遭遇停車難的困境，這都要未雨綢繆，從“人”的角度提前佈局。
不是沒有法規可循，而是要敢碰硬骨頭
記者：面對紛繁複雜的治理新問題，有人認為是“立法缺失”或者“市民素質低下”。您怎麼看？
鄭惠強：我認為，不能將理由簡單歸為“立法缺失”或者“市民素質低下”。很多現象看似是隨新業態的出現而產生的，其實是老生常談問題，最典型的就是共用單車亂停放，無非是“新瓶裝舊酒”而已。隨著資訊化技術的發展，諸如利用信用積分和信用平臺等手段，可以解決不少傳統立法手段無法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摩拜單車採用的失信加價方式，對使用者亂停放現象就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政府有關部門可以考慮和企業合作，將其信用積分納入個人信用檔案平臺中，從而加大違規者的失信成本，則可能比立法手段更加高效。所以，要建立由立法保障、信用管理和道德規範共同構成的綜合管理體系。
記者：總書記說，要強化依法治理，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城市治理頑症難題，努力形成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您如何理解？
姚海同：社會上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城市管理中發生的問題是因為法制不健全；另一種觀點是，已有法律法規，但沒有被好好執行，當被詬病時，就推脫是因為法制不健全。所以，在看待城市管理和法治之間的關係時，立法和執法都很重要。
首先立法是基礎，法制不健全是管理不到位的一個原因，因此首先要對現有法律法規進行梳理，如果有缺失應該補漏洞。比如以前亂停車只罰200元，新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規定，亂停車按違反交通標誌給予記3分處罰。這樣的修改，對亂停車起到了很好的整治作用。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的城市頑症，相關法律法規已經制定，但在執法層面出了問題。所以，不是沒有法律法規可循，關鍵還是看執法者是否敢觸碰這些城市管理中的硬骨頭。
激發了大家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
記者：總書記特別提到，城市管理要激發群眾活力。如何充分發揮社會群眾、激發群眾活力，讓大家都能參與社會管理？
姚海同：現在一談到管理，就會想到立法設規、運用高科技手段等，但是有個很容易被忽視的重點是，需要充分發揮群眾的能動性。所以，我完全贊同總書記的話，有效組織發動社會力量、社會組織參與共治自治，是社會管理的重要一環。
而要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首先要能激發基層幹部的積極性。精細化管理需要有一支得力的基層幹部隊伍。上世紀80年代，靜安區區長陳玉燾經常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走街串巷，及時地幫群眾解決問題，被老百姓親切稱為“馬路區長”，這位馬路區長帶動了一批勤下基層的好幹部，也由此激發了大家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所以，精細化管理要注重作風建設、深入基層，這是上海社會管理的一個好經驗，需要傳承下去。
鄭惠強：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調動群眾參與城市管理積極性，還要發揮好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等的作用。要充分發揮群團組織的“樞紐”作用。賦予他們對同類社會組織日常服務管理職能，使得既能夠直接服務群眾，又能夠發揮對本領域社會組織在政治上的橋樑紐帶、業務上的龍頭聚合、管理上的集約服務等三大作用。
社會組織是政府部門進行社會服務管理的重要補充，社會組織作用發揮好了，就能有效地提高社會管理服務水準。同時，也要不斷拓展社區服務功能。進一步強化居民自治組織的自治功能，落實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要求，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
文/王海燕 陳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