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歲的王國慶， 可以說是和媒體打了一輩子交道。 他是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五次會議的新聞發言人， 曾長期擔任中央外宣辦主任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 而在此之前， 他是一個媒體人， 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了整整25年。
新聞發佈制度， 在今年全國兩會愈發地規範化、制度化， 越來越多的部委高官願意以一種更積極、主動的姿態發聲， 面向媒體和公眾回應社會熱點問題。 而新聞發佈制度的推進， 和王國慶當年的努力有很大關係。 紅星新聞記者和王國慶的對話， 正是從新聞發佈這個主題開始。
王國慶接受紅星新聞記者專訪
“領導幹部應該全面提升媒介素養， 這是我這兩年一直在呼籲的。 新聞發言人應該推專職化， 團隊也應該專職人員協作。 同時， 媒體和社會也應該更包容， 要容忍他有時可能說錯一句話。 有了這樣一種環境， 才會更敢於說話。
這是王國慶希望看到的更進一步的變化。
領導幹部媒介素養需提高
要容忍他們偶爾說“錯”
紅星新聞：現在有些事情發生之後媒體喜歡直接問相關部門人員， 有的願意說， 有的不願意說， 讓直接去找新聞發言人， 這期間會產生時間差， 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王國慶：去年中辦、國辦發了很多相關檔， 其中有一個檔明確要求， 各級政府的主要負責人要當好“第一新聞發言人”， 特別是重大事件發生， 要當好“第一新聞發言人”。 這個“第一新聞發言人”意思就是說主要領導要說話， 當然也包括其他分管領導幹部， 因為新聞發言人不可能什麼都懂。 如果一個比較專業的問題， 那可能是分管的那位負責人可以講的更好，
要解決問題， 有的時候可能需要比較專業的一些回答， 所以分管負責人應該要說話。 我歷來主張的也是這一點。 新聞發言人一定要有， 出問題的時候， 或者發生一些輿論熱點的時候， 有責任人。 現在大多數部門和單位的新聞發言人都是公之於眾的， 所以有時的話他是最容易追到的人， 否則你一個部門找誰啊？有新聞發言人， 我先找他， 但是並不意味著他什麼都是他來回答， 該誰說的誰來說。 特別重大的突發事件， 那可能就需要國務院領導親自出來說， 或者部長親自出來說。 長江沉船事件， 交通部長擔綱第一新聞發言人， 引導輿論效果最好。
不僅在中國， 在全世界都是這樣， 有時候你位置的高低決定那句話的含金量。
紅星新聞：這次全國兩會期間， 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是最多的， 部長通道上， 部長們也是排著隊等待接受採訪。 資訊越來越公開、新聞發佈也越來越及時，您作為這麼多年的觀察者和親歷者，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王國慶：我在媒體工作了25年嘛，也當過駐外記者，也跑過兩會，那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國內發生突發事件一般都不報導，對外也只是“後發制人”，國外輿論炒翻了，我們才四平八穩地去“以正視聽”。2000年，我調國務院新聞辦工作時，媒體的同行們希望我能推動解決一下突發事件資訊發佈“缺位元”“滯後”的頑疾。在此之前，雖然中央已要求建立新聞發佈制度，但只有外交部做起來了，其他部委並沒有動作。
2002年8月，我們在井岡山開了一個部分省區市的突發事件新聞報導工作研討會，研究解決突發事件資訊發佈和輿論引導工作，突發事件發生以後，怎麼能搶在境外國外媒體之前報導出去。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就事論事不行，因為要在第一時間報導，首先要在第一時間掌握原始資訊。當時資訊回饋機制不健全，資訊獲取是個很大的問題。舉個例子，曾經有一次在一省發生了一起突發事件，中央外宣辦的同志從國外媒體上看到了，並打電話請當地儘快提供情況。結果催了一次又一次，把地方外宣辦的同志催煩了。接電話的同志說，你們別催了，我們領導說了，怎麼給你們報還得研究一下！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解決突發事件的主動發聲、主動報導問題，難度非常大。
紅星新聞：當時要解決這個問題，做了什麼樣的規定？
王國慶：這個會議給了我們啟示，要解決我們突發事件報導“缺位元”“滯後”，必須先建立資訊回饋機制和新聞發佈機制。各個省區市、各部門有了新聞發言人，所在地區、所在部門發生突發事件，就把他們的發言人先推到前面去，比如說沉船事件發生了以後，那人家肯定要找交通運輸部。那交通運輸部找誰呢？有個新聞發言人，找新聞發言人。所以新聞發言人他就著急了，就去搜集情況了。他只要搜集情況了，我們可以通過他獲取資訊。
所以，在2002年底召開的全國外宣工作會議上就提出了要建立三個機制，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機制、突發事件資訊回饋機制和三個層次的政府新聞發佈機制。三個層次的新聞發佈機制是指國務院新聞辦、國務院各部委局辦和各省（區、市）人民政府。
非典時候
新聞發佈真正運作起來了
紅星新聞：那麼實際上新聞發佈制度是什麼時候才進入常態性的規範化運作呢？
王國慶：2003年春天發生了非典。在遭遇突如其來的“非典”時，我們的主管部門“失聲”了，權威資訊“缺位元”了，資訊嚴重不對稱，人們恐慌了，國家和政府的形象也遭到了“重創”。我還記得，當年的4月3日衛生部在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佈廳召開了通報“非典”疫情的第一場發佈會。當時由於我國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也是不健全的，連最基本的病例資料都無法完整統計出來。那場發佈會公佈的資訊並沒有滿足公眾的資訊需求，一直到4月20日的那場發佈會，完整資訊才被公佈。
疫情透明了，資訊對稱了，老百姓也不慌了，全國上下同仇敵愾抗擊“非典”。痛定思痛，大家都覺得及時主動的新聞發佈非常重要。你看，“非典”之後，原來衛生部現在衛計委的新聞發佈會非常頻繁、很規範，這或許是因為當時的痛定思痛吧。
圖據新華網
資訊公開
要有門有窗戶
紅星新聞：非典之後，新聞發佈推動得更有效了，但新聞發言人的建立好像也費了不少周折？
王國慶：記得是從2004年底，國新辦開始向社會公開各部委的新聞發言人和新聞發佈機構聯繫電話。公佈之後，有媒體記者就按公佈的電話一個單位一個單位打電話，試試有沒有人接，接電話人的態度如何。當時有媒體報導後，還著實熱鬧了一番。當然這也是對沒人接電話或接電話態度不好的單位一個觸動。所以說，能走到今天這一步也是大家一起共同推進的結果。國新辦現在每年都及時更新新聞發言人名單和聯繫方式。
紅星新聞：這個過程估計也並不容易,因為有的部門要走上發佈平臺並不容易，比如像國防部，大家覺得有很多秘密？
王國慶：我常說一句話，資訊公開，並不是把我們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裡，而是一個有門有窗戶的房子，該開的門和窗都要開，讓人家看到你房子裡可以看的地方。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國防部第一次在國新辦來召開新聞發佈會，主題就是抗震救災。那個時候所有人都在關注在汶川地震的時候，軍隊發揮了多大作用。
這個時候發聲，我說國防部的新聞發言人是閃亮登場，獲得了“滿堂彩”。現在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不是也越來越規範，為塑造我國軍隊形象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
新聞發言人
做的是政治代言
紅星新聞：有了新聞發佈會，得有相應的新聞發言人，一個合格的新聞發言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和素質？
王國慶：新聞發言人是“代言人”，他代表一個部門、一個機構或一個單位說話。政府新聞發言人，他代表的是政府，是政治“代言”。所以，政府新聞發言人必須有扎實的政治功底，他講政治、懂政策、知底線。此外，還必須有扎實的專業功底，他要熟悉所代表的部門、機構、單位的業務工作，還要懂得媒體運作規律、資訊傳播規律、輿論形成規律。當然還必須有扎實知識功底，內知國情、外知世界，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雞毛蒜皮。
我對國務院新聞辦的老主任趙啟正很佩服，他知識面極寬，講一件事他可以旁徵博引，讓事情說得更明白更風趣更通俗。作為一個稱職的新聞發言人，他還需要有一定社交能力，會交往會溝通不懼怕問題。
紅星新聞：那麼會通過什麼方式培訓發言人？
王國慶：講課，除了“學院派”的專家學者，我們也請媒體人士譬如白岩松、敬一丹來講課，我們請了很多頂級的發言人來當老師，比如說公安部原新聞發言人武和平，鐵道部原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北京市政府的新聞發言人王惠等等。我們現在的師資力量很強。
早些年，我們還曾邀請過來華訪問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和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座談交流。觀摩，到國務院新聞辦、外交部等新聞發佈會現場觀摩。模擬訓練，這是培訓班的必須課程，學員擔當新聞發佈，同學老師類比記者提問、講評。我們說，這是課堂教學、現場實踐和模擬體會三結合。
3月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邀請外交部部長王毅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圖據新華社
新聞發言人
還需專職化團隊協作
紅星新聞：您覺得新聞發佈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新聞發言人自身媒介素養的進步嗎？
王國慶：媒介素養說到底就是懂媒體、會用媒體，知道怎樣跟媒體打交道。我們的領導幹部不要想著躲媒體，躲是躲不了，隨著資訊傳播技術越來越先進，想躲可能會更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學會面對媒體、面對記者。
我們培訓時都會告誡新聞發言人，面對記者，不要把自己當老師、當領導，你和記者是平等的，你是資訊提供者，記者是資訊傳播者，所以你們之間是夥伴關係、合作關係。
紅星新聞：但是有時候可能新聞發言人也會說錯話？
王國慶：所以這兩年我有機會就在呼籲，要建立容錯、糾錯機制。誰不會說錯話啊，但是說錯話，只要不是原則性的，就應該寬容一下。上級領導對下級、對新聞發言人說錯話都要寬容，媒體對發言人也要寬容，社會也應該寬容。以前資訊傳播管道有限的時候，說錯話最多飯桌上議論議論。現在不是，很多東西動不動就上網了，資訊傳播非常快。
紅星新聞：之前麗江政府的官微也出現和網友對峙的情況，您怎麼看？
王國慶：我培訓的時候經常提醒大家，現在資訊傳播和輿論形成的方式已經變了，不要想停留在過去一言九鼎的狀態。我曾經參加過一個研討會，一個教授發言舉了杭州寶馬飆車案的例子。我覺得很形象，網上的猜測從飆車事件一直引到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官商勾結，甚至領導幹部是否違規提拔的各種聯想。所以說，新媒體時代，官員如果沒有媒介素養，發生事情後怎麼去科學有效地應對輿論呢？
紅星新聞：有一些官員可能害怕被誤讀，所以乾脆少說話或者不說話。
王國慶：培訓講課時，我經常提醒，現在資訊傳播和輿論形成的方式已經變了，我們領導幹部決不能停留在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思維，以為自己一言九鼎，我說怎麼回事就怎麼回事，現在你不好好說，媒體不買你的賬，老百姓也不會買你的賬。
紅星新聞：所以您覺得新聞發言人也需要設立專職的？
王國慶：三思而開口。說話之前一定要認真想好，任何時候都應堅持著一點。有些官員講話可能確實比較隨便，講完以後發現不合適。但是越往後，這方面的壓力只會越大。沒准以後別人戴著一副眼鏡就開始直播，一邊說話一邊就播出去了。因此，這對人的要求只會越來越高。但是如果誰都不講話還是不行，還得說話。但是怎麼講好很重要，要通過提高媒介素養來提高這方面的能力。
紅星新聞記者 趙倩 北京攝影報導
編輯 張莉
資訊越來越公開、新聞發佈也越來越及時，您作為這麼多年的觀察者和親歷者，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王國慶：我在媒體工作了25年嘛，也當過駐外記者，也跑過兩會，那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國內發生突發事件一般都不報導，對外也只是“後發制人”，國外輿論炒翻了，我們才四平八穩地去“以正視聽”。2000年，我調國務院新聞辦工作時，媒體的同行們希望我能推動解決一下突發事件資訊發佈“缺位元”“滯後”的頑疾。在此之前，雖然中央已要求建立新聞發佈制度，但只有外交部做起來了，其他部委並沒有動作。
2002年8月，我們在井岡山開了一個部分省區市的突發事件新聞報導工作研討會，研究解決突發事件資訊發佈和輿論引導工作，突發事件發生以後，怎麼能搶在境外國外媒體之前報導出去。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就事論事不行，因為要在第一時間報導，首先要在第一時間掌握原始資訊。當時資訊回饋機制不健全，資訊獲取是個很大的問題。舉個例子，曾經有一次在一省發生了一起突發事件，中央外宣辦的同志從國外媒體上看到了，並打電話請當地儘快提供情況。結果催了一次又一次，把地方外宣辦的同志催煩了。接電話的同志說，你們別催了，我們領導說了，怎麼給你們報還得研究一下！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解決突發事件的主動發聲、主動報導問題，難度非常大。
紅星新聞：當時要解決這個問題，做了什麼樣的規定？
王國慶：這個會議給了我們啟示，要解決我們突發事件報導“缺位元”“滯後”，必須先建立資訊回饋機制和新聞發佈機制。各個省區市、各部門有了新聞發言人，所在地區、所在部門發生突發事件，就把他們的發言人先推到前面去，比如說沉船事件發生了以後，那人家肯定要找交通運輸部。那交通運輸部找誰呢？有個新聞發言人，找新聞發言人。所以新聞發言人他就著急了，就去搜集情況了。他只要搜集情況了，我們可以通過他獲取資訊。
所以，在2002年底召開的全國外宣工作會議上就提出了要建立三個機制，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機制、突發事件資訊回饋機制和三個層次的政府新聞發佈機制。三個層次的新聞發佈機制是指國務院新聞辦、國務院各部委局辦和各省（區、市）人民政府。
非典時候
新聞發佈真正運作起來了
紅星新聞：那麼實際上新聞發佈制度是什麼時候才進入常態性的規範化運作呢？
王國慶：2003年春天發生了非典。在遭遇突如其來的“非典”時，我們的主管部門“失聲”了，權威資訊“缺位元”了，資訊嚴重不對稱，人們恐慌了，國家和政府的形象也遭到了“重創”。我還記得，當年的4月3日衛生部在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佈廳召開了通報“非典”疫情的第一場發佈會。當時由於我國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也是不健全的，連最基本的病例資料都無法完整統計出來。那場發佈會公佈的資訊並沒有滿足公眾的資訊需求，一直到4月20日的那場發佈會，完整資訊才被公佈。
疫情透明了，資訊對稱了，老百姓也不慌了，全國上下同仇敵愾抗擊“非典”。痛定思痛，大家都覺得及時主動的新聞發佈非常重要。你看，“非典”之後，原來衛生部現在衛計委的新聞發佈會非常頻繁、很規範，這或許是因為當時的痛定思痛吧。
圖據新華網
資訊公開
要有門有窗戶
紅星新聞：非典之後，新聞發佈推動得更有效了，但新聞發言人的建立好像也費了不少周折？
王國慶：記得是從2004年底，國新辦開始向社會公開各部委的新聞發言人和新聞發佈機構聯繫電話。公佈之後，有媒體記者就按公佈的電話一個單位一個單位打電話，試試有沒有人接，接電話人的態度如何。當時有媒體報導後，還著實熱鬧了一番。當然這也是對沒人接電話或接電話態度不好的單位一個觸動。所以說，能走到今天這一步也是大家一起共同推進的結果。國新辦現在每年都及時更新新聞發言人名單和聯繫方式。
紅星新聞：這個過程估計也並不容易,因為有的部門要走上發佈平臺並不容易，比如像國防部，大家覺得有很多秘密？
王國慶：我常說一句話，資訊公開，並不是把我們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裡，而是一個有門有窗戶的房子，該開的門和窗都要開，讓人家看到你房子裡可以看的地方。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國防部第一次在國新辦來召開新聞發佈會，主題就是抗震救災。那個時候所有人都在關注在汶川地震的時候，軍隊發揮了多大作用。
這個時候發聲，我說國防部的新聞發言人是閃亮登場，獲得了“滿堂彩”。現在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不是也越來越規範，為塑造我國軍隊形象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
新聞發言人
做的是政治代言
紅星新聞：有了新聞發佈會，得有相應的新聞發言人，一個合格的新聞發言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和素質？
王國慶：新聞發言人是“代言人”，他代表一個部門、一個機構或一個單位說話。政府新聞發言人，他代表的是政府，是政治“代言”。所以，政府新聞發言人必須有扎實的政治功底，他講政治、懂政策、知底線。此外，還必須有扎實的專業功底，他要熟悉所代表的部門、機構、單位的業務工作，還要懂得媒體運作規律、資訊傳播規律、輿論形成規律。當然還必須有扎實知識功底，內知國情、外知世界，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雞毛蒜皮。
我對國務院新聞辦的老主任趙啟正很佩服，他知識面極寬，講一件事他可以旁徵博引，讓事情說得更明白更風趣更通俗。作為一個稱職的新聞發言人，他還需要有一定社交能力，會交往會溝通不懼怕問題。
紅星新聞：那麼會通過什麼方式培訓發言人？
王國慶：講課，除了“學院派”的專家學者，我們也請媒體人士譬如白岩松、敬一丹來講課，我們請了很多頂級的發言人來當老師，比如說公安部原新聞發言人武和平，鐵道部原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北京市政府的新聞發言人王惠等等。我們現在的師資力量很強。
早些年，我們還曾邀請過來華訪問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和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座談交流。觀摩，到國務院新聞辦、外交部等新聞發佈會現場觀摩。模擬訓練，這是培訓班的必須課程，學員擔當新聞發佈，同學老師類比記者提問、講評。我們說，這是課堂教學、現場實踐和模擬體會三結合。
3月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邀請外交部部長王毅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圖據新華社
新聞發言人
還需專職化團隊協作
紅星新聞：您覺得新聞發佈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新聞發言人自身媒介素養的進步嗎？
王國慶：媒介素養說到底就是懂媒體、會用媒體，知道怎樣跟媒體打交道。我們的領導幹部不要想著躲媒體，躲是躲不了，隨著資訊傳播技術越來越先進，想躲可能會更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學會面對媒體、面對記者。
我們培訓時都會告誡新聞發言人，面對記者，不要把自己當老師、當領導，你和記者是平等的，你是資訊提供者，記者是資訊傳播者，所以你們之間是夥伴關係、合作關係。
紅星新聞：但是有時候可能新聞發言人也會說錯話？
王國慶：所以這兩年我有機會就在呼籲，要建立容錯、糾錯機制。誰不會說錯話啊，但是說錯話，只要不是原則性的，就應該寬容一下。上級領導對下級、對新聞發言人說錯話都要寬容，媒體對發言人也要寬容，社會也應該寬容。以前資訊傳播管道有限的時候，說錯話最多飯桌上議論議論。現在不是，很多東西動不動就上網了，資訊傳播非常快。
紅星新聞：之前麗江政府的官微也出現和網友對峙的情況，您怎麼看？
王國慶：我培訓的時候經常提醒大家，現在資訊傳播和輿論形成的方式已經變了，不要想停留在過去一言九鼎的狀態。我曾經參加過一個研討會，一個教授發言舉了杭州寶馬飆車案的例子。我覺得很形象，網上的猜測從飆車事件一直引到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官商勾結，甚至領導幹部是否違規提拔的各種聯想。所以說，新媒體時代，官員如果沒有媒介素養，發生事情後怎麼去科學有效地應對輿論呢？
紅星新聞：有一些官員可能害怕被誤讀，所以乾脆少說話或者不說話。
王國慶：培訓講課時，我經常提醒，現在資訊傳播和輿論形成的方式已經變了，我們領導幹部決不能停留在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思維，以為自己一言九鼎，我說怎麼回事就怎麼回事，現在你不好好說，媒體不買你的賬，老百姓也不會買你的賬。
紅星新聞：所以您覺得新聞發言人也需要設立專職的？
王國慶：三思而開口。說話之前一定要認真想好，任何時候都應堅持著一點。有些官員講話可能確實比較隨便，講完以後發現不合適。但是越往後，這方面的壓力只會越大。沒准以後別人戴著一副眼鏡就開始直播，一邊說話一邊就播出去了。因此，這對人的要求只會越來越高。但是如果誰都不講話還是不行，還得說話。但是怎麼講好很重要，要通過提高媒介素養來提高這方面的能力。
紅星新聞記者 趙倩 北京攝影報導
編輯 張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