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國際邪教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Cultic Studies Association）於7月2-4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 大會主題為“邪教心理控制研究”。 出席大會的代表涵蓋了60多個國家和地區， 提交會議論文100餘篇， 組織了6個場次的大會主題報告， 以及80餘個分會場的小組主題發言。 此次會議集研討、交流、考察等活動於一體， 世界各地與會代表就心理控制的理論和應用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 筆者有幸運參加了此次年會， 在此談一些體會和思考。
一、國外邪教研究的興起與發展歷程
邪教研究的興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70年代， 美國在經過了越南戰爭之後，
邪教研究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內容。 20世紀70年代， 主要是對邪教現狀進行調查， 屬於經驗研究階段；80年代， 進入了道德倫理批判階段， 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關於邪教問題的決議（1984）， 呼籲對邪教問題要給予道德批判的同時加強倫理觀念的建設；90年代， 世界人文主義與道德聯合會強調（1993）：“要對全世界具有破壞性質的邪教和教派給予深切的關注。 ”[①]這一階段對於邪教流行的研究更為細緻和深入， 研究規模較前有所發展；進入21世紀後， 是科學實證性研究階段，
美國反邪教專家羅斯。 瑞克先生給國內讀者簽名贈書
二、國外邪教研究的主要課題
國外邪教研究集中在解決由邪教和其他破壞性組織引發的問題， 其研究內容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成員與家庭康復模式：邪教研究的目標是以人作為物件而進行的， 最終是提高人的心身素質， 回歸正常生活以保持社會穩定為目標。 這樣的目標要求不僅為前邪教成員提供教育策略， 還要為其家庭提供專業性幫助。 因為人不僅僅是個人， 而是一個由個人所組成的相互支援的家庭系統， 不可能將個人與家庭剝離開來教育他。 家庭成員多一些思維相似的人組成，
2、社會預警教育模式：邪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全世界都在反邪教， 這是每一個國家都十分重視的工作， 因為是把它作為鞏固政權地位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 在國外有一些大規模的因信仰導致的社會示範現象， 比如， 美國大衛支派教放火自焚86人、日本歐姆教製造東京地鐵毒氣中毒5000人、烏干達恢復上帝十戒運動製造530餘人集體自焚， 等等。 國外一些國家對此保持高度預警機制， 鼓勵公眾對邪教的相關論題進行討論，開發防範性教育資料，通過教育專案對有關人員進行矯正。在教育中除了關注第一代邪教成員的問題，還關注邪教成員第二代的心理突圍問題。比如，“前成員第二代——後邪教社會綜合”、“社會應對警報的評估問題”、“讓邪教重新融入社會的轉變”，這都是國際上比較好的預警機制的研究項目。
3、品質並舉的研究模式：國外邪教研究是多元化的，在資訊化、網路化的時代條件下，其理念就是讓研究更加科學，讓教育更加人性化。因此，在強調科學性和人性化這樣兩種基本精神的基礎上，形成了質與量並舉的研究模式。在質的方面，許多國家學者重視深度訪談與觀察分析，如：破壞性邪教行為的分析、臨床心理治療分析、心理轉化案例分析；在量的方面，力求精確和客觀。2008年開發了“受邪教團體心理虐待的測量工具”，這項工具已經在亞洲、歐洲、北美洲進行了2000餘人的測量，量表涉及到邪教信仰的核心觀念問題，目前正在完善過程中。科學性研究論文和著述也不斷地出現，以幫助有關人員掌握邪教演變機制和康復技術。比如，2009年ICSA論文：邪教的變異、邪教精神控制、脫離邪教與重建生活，這些研究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適用於實際教育的運用中。
三、國外邪教研究的最新特點
目前，國際上邪教研究非常活躍，“國際邪教研究協會”經常舉辦國際性會議，旨在尋求全球學者的智慧，開展不同學科專家的對話和交流。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獻出版，研究隊伍和人員不斷壯大，研究內容日趨深入，方法日趨綜合與合理。其特點如下。
1、地域特色性。在研究內容上，北美主要研究個人和微觀層次上的問題，如：邪教人員的心理分析、邪教現象流行的調查等；而歐洲則關注宏觀的制度問題，如：聚集邪教問題的歐洲組織分析、歐洲公共政策與邪教、瑞士有爭議的宗教運動資訊、烏克蘭邪教發展的社會心理學條件等；亞洲以日本為代表的則注重於研究邪教涉及的法律問題，如“日本邪教問題的非正常境遇”、“更新立法功能以建立共同刑事法規”等；非洲則將關注點投放在教育理論解釋的意義上，如“奈及利亞的邪教復蘇與心理操縱”。這些都說明邪教研究具有地區差異，受到研究者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從地區特點來看，北美注重倫理觀、歐洲注重制度建設、亞洲注重法律行為、非洲注重教育理論，這些研究各有特長。
2、操作應用性。國外邪教研究十分重視實用性和效果性，借助於操作性技能解決問題，以使研究有說服力度和實際效果。他們把邪教問題還原為心理問題，採用心理輔導和心理治療的方法對老問題進行新解決。國外少有全封閉式管理的方法對邪教成員進行控制，他們認為，這種簡單的強制性管理方法雖然在表面上減少了邪教活動的頻率，但是不能解決人生信仰和價值觀問題，在他們被放出來之後會變本加厲地再次投入到邪教活動中。因此，多實行的是心理輔導和心理矯正的策略，對於邪教行為實施精神分析法、行為矯正法、認知矯正法、人本療法等，最終使邪教成員的自我認知能力提高，矯正意識上的偏失，獲得正確行為的塑造，從而持有正確的價值觀。目前，國際上正在組建一套“反邪教干預模型”，“在二十一世紀神經研究方面找到治療社會化與心理控制創傷的方法——自我迷失的恢復”。[②]
3、跨文化性。邪教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是把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除了強化本國的意識形態之外，更強調在世界意識形態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跨文化性的研究。概括地說，其構成跨文化性的要素就是，邪教研究不是自閉的，而是強調開放，這成為促進各學科諸理論統合的契機，在統合過程中又不斷地開拓視野，接納吸收和融合其它學科內容，進行多學科的廣泛聯繫，使邪教研究內容和領域更為豐富，相互性更強，更具有多元化、高水準化以及廣泛的領域。事實上，近兩年來，通過跨文化、跨世界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比如：“日本·西班牙·美國的心理虐待測量團體”，就是三大洲的跨文化合作研究，實現了研究互補和多贏的效果。
四、國外研究給予我國的啟示和思考
我國在反邪教十年工作中有長足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消除邪教滋生的土壤，以及邪教癡迷者的思想轉化方面，但是仍然有一些困惑的問題難以解決，這些已經成為當前最具有挑戰性的難題了，此處借助國際先進的研究成果，對我國當前工作的困境進行審視，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1、教育觀念的客觀化。國外在一些名稱上更為人性化、專業化和客觀化。比如，他們將轉化教育稱為心理輔導；邪教癡迷者稱為心理障礙者；邪教信徒稱為前成員；癡迷行為稱為過失行為；轉化人員稱為幫助者。這不僅僅是名稱的不同，而是一種思維理念，一種客觀的態度。邪教行為可能有不同的動機，不同的原因，如果只從社會標準去衡量，把癡迷行為看成是道德污點，用“癡迷”、“頑固”、“邪惡”等名詞來形容，體現的則是“道德”、“社會”、“法律”的轉化概念。這種轉化觀念容易形成轉化者與被轉化者之間的情緒抵觸，不利於所謂的癡迷者轉變。因此，把灌輸式的政治教育淡化出去，改為滲透式的心理健康教育。當然，在教育中需要強調政治功能，讓公民對自己的行為悟出責任感，樹立效忠國家的良好個人品質，為社會穩定而約束自己的某些行為。
2、教育方法的科學化。邪教癡迷表示著心理紊亂和功能失調，在對待前成員的過失行為上，轉化教育是從心理健康的視角，進行心理輔導和心理矯正。邪教癡迷問題，根本就是心理健康問題。心理學提供了一種解釋人類行為的視野和方法，因此用心理學的基本道理去解釋複雜的心理紊亂，去探索行為演變的過程、去重塑他們的人格特徵和行為方式。避免將心理問題簡單理解為道德問題，而僅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處理。另外，應對的重點不是他們過去的已成事實，而是著眼於他們將來的發展途徑。比如，國外論文：“心理訴求——認知與情感原理對強制性組織的影響”，就強調了認知重建主要是通過矯正個體的自動負性認知，讓個體重新得到安全感和成就感，以此讓他們回歸到正常社會中。
3、教育的現身示範化。教育的理念是重視教育主體，激發教育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促其增長“自我實現的能力和積極自尊”的內驅力，拋開空洞的說教，重視現場教育和現身說法。邪教行為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們有需求、欲望，要求，希望得到滿足；二是社會有種種規則、法律、道德要遵守。這兩方面會使需要轉化的成員發生兩類衝突：對外衝突和內心衝突。前者是與社會的標準發生抵觸；後者是與心理情感不能相容，他們必須在兩難之中尋找生機，這種局外人難有的心理體驗會影響他們的轉歸。各國大量採用的實用教育方法，就是利用前成員的現身說法去教育別人。比如，“自我迷失的恢復”、“離開邪教後，我是誰”？“嚮往回歸”等現身教育，容易收到以一醒十的效果。這也成為近二屆國際會議上，一些國家攜帶前成員參會的意義之所在。
我國的防範和處理邪教工作起步時間不長，但是發展很快，在國際邪教研究日趨深入的今天，要求我們不斷創新、開拓思路，依據中國特色進行學習和借鑒，學習研究世界他國的優點和長處，建立跨文化視野，促進我國此項工作和研究水準的提高，同時致力於將研究成果推介至國際社會，讓世界各國對中國社會關愛這項工作有正確的瞭解，以避免因誤解而導致的負面認知，從而爭取更多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善意關注，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研究並在國際舞臺上承擔重要的角色。（作者系陝西師範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博導）
附注：
[①]中國反邪教協會、美國家庭基金會編：《關愛生命·遠離邪教》文集，2004年3月，第105頁。
[②]2009年度“國際邪教研究會議”論文摘要。
鼓勵公眾對邪教的相關論題進行討論，開發防範性教育資料，通過教育專案對有關人員進行矯正。在教育中除了關注第一代邪教成員的問題，還關注邪教成員第二代的心理突圍問題。比如，“前成員第二代——後邪教社會綜合”、“社會應對警報的評估問題”、“讓邪教重新融入社會的轉變”，這都是國際上比較好的預警機制的研究項目。3、品質並舉的研究模式：國外邪教研究是多元化的，在資訊化、網路化的時代條件下，其理念就是讓研究更加科學，讓教育更加人性化。因此，在強調科學性和人性化這樣兩種基本精神的基礎上，形成了質與量並舉的研究模式。在質的方面，許多國家學者重視深度訪談與觀察分析，如：破壞性邪教行為的分析、臨床心理治療分析、心理轉化案例分析；在量的方面，力求精確和客觀。2008年開發了“受邪教團體心理虐待的測量工具”，這項工具已經在亞洲、歐洲、北美洲進行了2000餘人的測量，量表涉及到邪教信仰的核心觀念問題，目前正在完善過程中。科學性研究論文和著述也不斷地出現，以幫助有關人員掌握邪教演變機制和康復技術。比如，2009年ICSA論文：邪教的變異、邪教精神控制、脫離邪教與重建生活，這些研究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適用於實際教育的運用中。
三、國外邪教研究的最新特點
目前，國際上邪教研究非常活躍，“國際邪教研究協會”經常舉辦國際性會議，旨在尋求全球學者的智慧，開展不同學科專家的對話和交流。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獻出版，研究隊伍和人員不斷壯大，研究內容日趨深入，方法日趨綜合與合理。其特點如下。
1、地域特色性。在研究內容上，北美主要研究個人和微觀層次上的問題，如：邪教人員的心理分析、邪教現象流行的調查等；而歐洲則關注宏觀的制度問題，如：聚集邪教問題的歐洲組織分析、歐洲公共政策與邪教、瑞士有爭議的宗教運動資訊、烏克蘭邪教發展的社會心理學條件等；亞洲以日本為代表的則注重於研究邪教涉及的法律問題，如“日本邪教問題的非正常境遇”、“更新立法功能以建立共同刑事法規”等；非洲則將關注點投放在教育理論解釋的意義上，如“奈及利亞的邪教復蘇與心理操縱”。這些都說明邪教研究具有地區差異，受到研究者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從地區特點來看，北美注重倫理觀、歐洲注重制度建設、亞洲注重法律行為、非洲注重教育理論，這些研究各有特長。
2、操作應用性。國外邪教研究十分重視實用性和效果性，借助於操作性技能解決問題，以使研究有說服力度和實際效果。他們把邪教問題還原為心理問題，採用心理輔導和心理治療的方法對老問題進行新解決。國外少有全封閉式管理的方法對邪教成員進行控制，他們認為，這種簡單的強制性管理方法雖然在表面上減少了邪教活動的頻率，但是不能解決人生信仰和價值觀問題，在他們被放出來之後會變本加厲地再次投入到邪教活動中。因此，多實行的是心理輔導和心理矯正的策略，對於邪教行為實施精神分析法、行為矯正法、認知矯正法、人本療法等，最終使邪教成員的自我認知能力提高，矯正意識上的偏失，獲得正確行為的塑造，從而持有正確的價值觀。目前，國際上正在組建一套“反邪教干預模型”，“在二十一世紀神經研究方面找到治療社會化與心理控制創傷的方法——自我迷失的恢復”。[②]
3、跨文化性。邪教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是把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除了強化本國的意識形態之外，更強調在世界意識形態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跨文化性的研究。概括地說，其構成跨文化性的要素就是，邪教研究不是自閉的，而是強調開放，這成為促進各學科諸理論統合的契機，在統合過程中又不斷地開拓視野，接納吸收和融合其它學科內容，進行多學科的廣泛聯繫，使邪教研究內容和領域更為豐富，相互性更強，更具有多元化、高水準化以及廣泛的領域。事實上，近兩年來，通過跨文化、跨世界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比如：“日本·西班牙·美國的心理虐待測量團體”，就是三大洲的跨文化合作研究，實現了研究互補和多贏的效果。
四、國外研究給予我國的啟示和思考
我國在反邪教十年工作中有長足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消除邪教滋生的土壤，以及邪教癡迷者的思想轉化方面，但是仍然有一些困惑的問題難以解決，這些已經成為當前最具有挑戰性的難題了，此處借助國際先進的研究成果，對我國當前工作的困境進行審視，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1、教育觀念的客觀化。國外在一些名稱上更為人性化、專業化和客觀化。比如，他們將轉化教育稱為心理輔導；邪教癡迷者稱為心理障礙者；邪教信徒稱為前成員；癡迷行為稱為過失行為；轉化人員稱為幫助者。這不僅僅是名稱的不同，而是一種思維理念，一種客觀的態度。邪教行為可能有不同的動機，不同的原因，如果只從社會標準去衡量，把癡迷行為看成是道德污點，用“癡迷”、“頑固”、“邪惡”等名詞來形容，體現的則是“道德”、“社會”、“法律”的轉化概念。這種轉化觀念容易形成轉化者與被轉化者之間的情緒抵觸，不利於所謂的癡迷者轉變。因此，把灌輸式的政治教育淡化出去，改為滲透式的心理健康教育。當然，在教育中需要強調政治功能，讓公民對自己的行為悟出責任感，樹立效忠國家的良好個人品質，為社會穩定而約束自己的某些行為。
2、教育方法的科學化。邪教癡迷表示著心理紊亂和功能失調，在對待前成員的過失行為上，轉化教育是從心理健康的視角，進行心理輔導和心理矯正。邪教癡迷問題，根本就是心理健康問題。心理學提供了一種解釋人類行為的視野和方法，因此用心理學的基本道理去解釋複雜的心理紊亂，去探索行為演變的過程、去重塑他們的人格特徵和行為方式。避免將心理問題簡單理解為道德問題，而僅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處理。另外，應對的重點不是他們過去的已成事實，而是著眼於他們將來的發展途徑。比如，國外論文：“心理訴求——認知與情感原理對強制性組織的影響”，就強調了認知重建主要是通過矯正個體的自動負性認知，讓個體重新得到安全感和成就感，以此讓他們回歸到正常社會中。
3、教育的現身示範化。教育的理念是重視教育主體，激發教育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促其增長“自我實現的能力和積極自尊”的內驅力，拋開空洞的說教，重視現場教育和現身說法。邪教行為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們有需求、欲望，要求，希望得到滿足；二是社會有種種規則、法律、道德要遵守。這兩方面會使需要轉化的成員發生兩類衝突：對外衝突和內心衝突。前者是與社會的標準發生抵觸；後者是與心理情感不能相容，他們必須在兩難之中尋找生機，這種局外人難有的心理體驗會影響他們的轉歸。各國大量採用的實用教育方法，就是利用前成員的現身說法去教育別人。比如，“自我迷失的恢復”、“離開邪教後，我是誰”？“嚮往回歸”等現身教育，容易收到以一醒十的效果。這也成為近二屆國際會議上，一些國家攜帶前成員參會的意義之所在。
我國的防範和處理邪教工作起步時間不長，但是發展很快，在國際邪教研究日趨深入的今天，要求我們不斷創新、開拓思路，依據中國特色進行學習和借鑒，學習研究世界他國的優點和長處，建立跨文化視野，促進我國此項工作和研究水準的提高，同時致力於將研究成果推介至國際社會，讓世界各國對中國社會關愛這項工作有正確的瞭解，以避免因誤解而導致的負面認知，從而爭取更多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善意關注，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研究並在國際舞臺上承擔重要的角色。（作者系陝西師範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博導）
附注：
[①]中國反邪教協會、美國家庭基金會編：《關愛生命·遠離邪教》文集，2004年3月，第105頁。
[②]2009年度“國際邪教研究會議”論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