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5年初， 美國概念藝術家、網站編輯肯尼士·戈德史密斯（Kenneth Goldsmith）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開了一門課——“在網上浪費時間”， 學生上課使用的唯一教材就是筆記型電腦和WiFi， 課程要求學生盯三個小時螢幕， 僅僅用聊天工具、社交網路和電子郵件互相交流。 肯尼士·是這麼介紹自己這門課程的：“……如果說點擊、發資訊、更新狀態和四處流覽等行為， 都是我們創作一部引人入勝而情感充沛的文學作品的原始素材， 那又會如何呢？我們能否利用我們的Facebook來重寫一部自傳？我們能不能將網路重新構建成一首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歌？這門以我們的筆記型電腦和無線網作為唯一教材的課程，
在這門課上， 肯尼士甚至還與學生一起列出了“在網上‘浪費’時間的101種方法”， 比如：
在社交網站上刪除一切你能刪除的內容， 除了刪除好友和刪除你的帳戶， 計算一下， 看看你的朋友之中誰刪除的內容最多。 許多人一起用 Skype 聯繫不在場的其他任何人， 然後不要回答任何“你為什麼這樣做”之類的問題。在《如何不在網上虛度人生》（書名裡的“不”字被劃掉了）這本書中， 肯尼士不僅僅向我們分享了他的上課內容及方式， 更重要的是， 他針對一系列有關互聯網、智慧手機、Instagram和即時聊天工具的批判與偏見——比如“現代人不再閱讀了”、“電子時代的我們已經失去了全神貫注的能力”、“電子產品阻礙了我們的交流”、“過度沉迷於電腦會導致下一代混淆現實世界與假像”等等媒體主流觀點——展開了批評和反擊。
既然我們已走到數位化時代， 再也離不開社交網路和電子產品， 那不如索性放棄哀鳴和緊張，
《讓我們一起“沉迷”網路吧》文 | 肯尼士·戈德史密斯 譯 | 劉暢
在網上浪費時間是指什麼呢？很難說。 我沒想到竟然無法簡單對它下定義。 當我漫無目的地在網上點擊時， 是不是因為沒有把這段時間花在工作上而浪費掉了呢？可我已經對著這個螢幕工作了好幾個小時，
這幾天，我在網上讀到的一些文章說“現代人不再閱讀了”，頗具諷刺意味。當人們聽說我在寫詩的時候，往往會坦白他們現在什麼都不讀了。前幾天，我在一家銀行開戶，那位銀行職員聽說了我現在幹的事情後，歎了一口氣，承認他最近確實讀得比以前少了。我問他有沒有Facebook帳號，他說有。我又問他有沒有Twitter帳號，他說也有。我問他是否收發電子郵件，他說是的，每天都會收發很多封。我告訴他，那事實上他每天都在閱讀和寫作大量的內容。我們讀的和寫的東西，比過去30多年裡還要多，只是讀寫的方式與過去不同了——我們是在略讀、剖析、一掃而過、標記、轉發、群發著語言，這些方式現在還未被認可為文學，但是隨著一大批作者開始使用來自網路的原材料構建起他們的作品，這種新的讀寫內容成為文學的一部分是遲早的事。
我經常讀到一種說法：在電子螢幕時代，我們已經失去了全神貫注的能力，變得很容易分心，無法聚精會神。但是環顧四周，我看見的卻是人們的眼睛一刻也離不開他們的電子設備，我從來沒見過比這更集中精力、聚精會神、全情投入的狀態了。我發現，那些說我們注意力不再集中的人，往往也是最擔心電子設備成癮的人，這實在是很諷刺。同樣諷刺的是，我發現我讀到的大多數關於人們沉迷上網的文章，本身就來自網路，它們零散地分佈在各種網站、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主頁上。
在此類博客裡，我讀到了互聯網如何讓我們變得不善交際，以及我們如何失去了與人交流的能力。但是每當我看見人們使用電子設備時，都會發現他們在互相溝通：發資訊、聊語音、線上聊天。所以我難免感到困惑，這怎麼就成了“不善交際”了？一段被割裂成許多短句和表情包的對話，仍屬於同一段對話。看看那些正在你來我往、熱火朝天地用短信聊天的人，他們臉上充滿了普通人類的情緒表達——期待、大笑、感動。
批評者聲稱，僅僅是擁有電子產品這一行為本身，就阻礙了我們的交流，而治療技術成癮的最佳解藥，則是回歸最傳統的、面對面的談話方式。這些人說：“我們需要重新發揮交談的作用。對於數字時代冷漠的人際關係來說，這就是所謂的‘傾訴療法’。”但是這種看法似乎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智慧手機在本質上依然是一種電話，它們都是能夠實現人與人之間雙向溝通的工具，且這種對話充滿了情緒豐富的語音韻律與溫存。難道在電話發明140餘年之後的今天，人們在電話裡的對話依然被看作一種缺乏“親密感”的交流嗎？並且由於以技術為媒介而被輕視嗎？
人們都說，互聯網讓我們變得膚淺了。我們只是在流覽，而非閱讀。我們已經喪失了沉浸在某件事情當中的能力。這種說法既對也不對。我們會流覽和略讀一些特定的內容，但對於另一些內容則會仔細精讀。我們常常會把一些深度報導保存起來，等到離線的時候再拿出來讀，也許是在下班乘班車回家的路上。那種批評的觀點是假定我們所有人使用電子設備的方式都一模一樣。但當我在地鐵上從那些看電子設備入了迷的人背後看過去，發現很多人都在用手機讀書、看報，雖然也有很多人在玩《糖果粉碎傳奇》。
我最近看到過許多博客文章，都不遺餘力地用照片記錄人們在地鐵上閱讀紙質書的樣子。其中一個攝影師用充滿懷舊的語氣表示，他想要捕捉一個漸行漸遠的時刻，因為此時此刻“書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無生氣的iPad和Kindle電子書”。但這個結論下得太草率了，只看到了問題的表面，簡直像是單憑一本書的封面就判斷它好不好一樣。誰知道那些人正在讀什麼呢。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在用電子設備讀書時，總會想當然地認為他讀的是垃圾讀物。有時確實是這樣，但有時並非如此。昨天晚上當我走進客廳，我的妻子正對著她的iPad目不轉睛，讀著一本電子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個美國奴隸的生平敘事》。幾個小時以後，我都要上床睡覺了，她還保持著同樣的姿勢一動不動，牢牢地被她21世紀的電子設備裡那本171年前的傳記所吸引著。當我跟她說晚安的時候，她甚至連眼皮兒都沒抬一下。
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不能不隨新媒介改變儘管那些評論三番五次地告誡我們，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已經改變了，但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完全沒有好處。每一種新的媒介，都會促使人們改變思考方式。如果在這場數字革命中，我們還像以前讀書、看電視時那樣使用大腦，那將多麼奇怪呀！人們對互聯網的抵觸其實並不令人意外：自從有了媒介，“文化反動派”就一直呼籲要維持當下的狀況。馬歇爾·麥克盧漢說道：“靠已有的知識和常規的智慧得到的利益，總是被新媒介超越和吞沒……凡是習慣了傳統媒介的人—無論他們習慣的是哪些媒介，都會把新型的媒介納入‘偽’媒介的範疇，研究媒介的學者很快就對此見慣不驚、料想得到了。”
有人告訴我，孩子們陷入了巨大的危險：過度沉迷於電腦會導致我們的下一代混淆現實世界與假像。但在現實生活中，我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分得清“真實”和“虛假”。我在Facebook上的生活，怎麼就比我的現實生活更“不真實”呢？事實上，很多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事，都來源於Facebook動態——工作機會、聚餐邀請，甚至是吃飯時討論的話題，也都常常來自我在Facebook上看到的內容。況且，不少與我共進晚餐的朋友，很可能正是通過社交網路結識的。
……
這類文章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早在人們開始描述這一現象之前，科技就已經與大自然交織在一起了。法國的風景畫家，例如克洛德·洛倫（1600~1682），就經常畫一些被稱作“理想風景畫”的油畫，將自然風光渲染出一種從未出現過的完美狀態。於是，你會看到古典建築的廢墟在繁茂、稠密的叢林中若隱若現，可事實上，希臘那種多岩石的土壤中壓根兒長不出這樣的熱帶植被。這些畫家聲稱，建築是一種科技，要麼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要麼體現了自然被人類征服。就算身處亨利·大衛·梭羅那間位於瓦爾登湖畔的小屋裡，你也無法逃離這間“隱士小屋”一公里外的東海岸鐵路上傳來的火車轟鳴聲。
這份報紙上的另一篇文章也傳達了同樣的觀點。這篇文章題為《放下手機》，重點關注了一些能夠監控和限制你花在社交網站上的時間的軟體。它最精彩的部分講的是一個用塑膠製成的智慧手機模型，就是一塊什麼都幹不了的塑膠，但被吹捧成了“為那些想要擺脫‘手機癮’，卻因為出門不帶手機而感到沒有依靠的人提供的安全毛毯”。在精神分析學的理論中，“安全毛毯”是指一種同時代表著“我”和“非我”的過渡性物品。這個“同時作為‘我’和‘非我’”的定義，似乎更像是一個對我們的網路生活做出的實實在在的評價，而非一場為了找回那個我們早已失去的、完整的“真實”自我而做出的聲討。在網上，我既是我，同時也不是我。那個“我”在Facebook上塑造的自己，當然不是真實的我，而是一個我希望在網路世界中展現的形象。這個形象有時很真實，有時卻是一個複雜的謊言。
這篇文章引用了美國堪薩斯大學一位心理學教授的話作結，他不屑一顧地說：“智慧手機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釋放人類的兩個基本欲望：我們既需要找到新奇好玩的事物來消遣，也渴望那種完成任務的感覺。”但是，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這句話總結了我們使用電子設備時的那種複雜的權衡舉動。我們既具有生產力，完成著一項又一項的任務，又找到了新鮮有趣的娛樂方式。（“新鮮”和“有趣”什麼時候變成反義詞了？）正是這種反差（就好比酸甜口味的豬肉或是鹹味的焦糖冰淇淋）帶來的刺激感，才使有互聯網的生活充滿了生機。這位教授還為一個事實感到惋惜：“有了這些電子設備以後，你每分鐘可以獲得許多次成就感。你的大腦確實被改造了，它進入了切換模式，不停地尋找著新事物，這使得放下手機變得十分艱難。”這在我聽來簡直太棒了。新事物和成就感結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Facebook將成現代主義網路最偉大的集體自傳網路，是一種被斯坦福大學教授西阿內·艾稱為“蠢妙”的東西，即“愚蠢”與“絕妙”的結合體。BuzzFeed網站上那段小貓視頻很蠢，可是作為其傳播途徑的Facebook卻絕妙得令人稱奇。反之，那段行車記錄儀拍下的隕石撞擊俄羅斯地表的視頻，相當大氣磅礴，可將它廣泛傳播的平臺——Facebook——卻顯得乏味透頂。正是這種張力，使我們離不開網路。假如它只有愚蠢或只有莊重，我們很快就會感到無趣。網路原本就是超現實的，是一個邏輯和荒謬的混合體，一種分散、自相矛盾的碎片化媒體。如果我們不是拼命想把這些碎片黏合為某種統一連貫的東西（很多人都在不顧一切地做這件事），而是走與之相反的方向，去探索、包容其分裂性，並由此憑藉更為系統的方法去定義其本質——一種拒絕單一化的媒體——那情況又會如何呢？
在承受了科技帶來的巨大衝擊後，現代主義欣然接受了20世紀魚龍混雜的媒體格局及其所帶來的破壞，並且聲稱這種混亂是其所處時代的標誌。我並不是要過分沿用這個比喻（這是一個出現了新技術的新世紀），但是我們也許能從現代主義那燃燒殆盡的廢墟中，找到一些有用的零星碎片，進而提取一些關於如何走進數字時代的線索。回顧過去，現代主義實驗就像許多架在跑道上疾馳的飛機，其中包括立體主義飛機、超現實主義飛機、抽象表現主義飛機等，這些飛機逐個起飛、升空，然後很快摔了下來，緊隨其後的是一次又一次中輟的起飛動作。如果事情並非如此呢？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些飛機根本沒有墜毀，而是飛入了21世紀，並在數位時代裡全速飛行著。假如說立體主義飛機賦予了我們將交互介面那零七碎八的外觀理論化的工具，超現實主義飛機賦予了我們將神遊和白日夢總結起來的理論框架，抽象表現主義飛機又為我們擁有的無處不在又一團亂麻的網路提供了隱喻，那又會如何呢？互聯網閃電般的速度，為我們21世紀的美學提供了前進動力，這和一個世紀以前的未來主義者的詩歌，建立在工業的重擊聲和戰爭的警報聲之上是一樣的道理。
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見地。我們能否借由佛洛德對歸檔的看法來解釋我們那瘋狂的檔分享行為，或者借由他對意識系統的概念來解讀ROM和RAM？我們能否將互聯網想像成豪爾赫·路易士·博爾赫斯在1944年創作的短篇中描繪的那個無限的巴別圖書館的現實版？我們能否認為Twitter那種140字的限制，與海明威那篇精彩的一句話小說—“售：嬰兒鞋，全新。”實際上一脈相承？約瑟夫·康奈爾的那些盒子裝置藝術，能否被視為一種“前互聯網”時代的、鋪滿圖示與導航系統、僅有巴掌大的手持裝置？《芬尼根守靈夜》是不是一大堆噴湧而出的話題標籤？後現代主義的抽取與重新合成的行為（從卡拉OK到遊戲再到嘻哈音樂，這兩種行為在主流文化中十分盛行），也正是網路運行機制的基礎。如果將互聯網視作一台巨大的影印機，那麼每一個從裡面經過的人工製品，都會受到它那來回反彈的動作的影響（比如推文轉發）。在這種情況下，人工製品的首要特徵，用羅蘭·巴特的話來講就是“來自文化的成千上萬個源頭，是由各種引證組成的編織物”，而與此同時，它們仍然是承載內容的容器。
當未來主義詩人F.T.馬里內蒂在1909年寫下那句著名的宣言“我們要毀掉所有博物館、圖書館和學院”時，沒能預料到基於網路的文明結構將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藝術家接納了以文化因數的短暫壽命作為一種新衡量單位的事實（考慮到短暫的集中精力時間是一種新的前衛標籤），於是不再為永恆而創作，而僅僅創作出一些便於網路傳播長度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出現後的一瞬間就消失了，又被第二天出現的新作品所取代。另一方面，我們的每一個小動作都被搜尋引擎存檔了，並且被封存進了永遠可調取的資料庫中。與馬里內蒂對擦除歷史的呼籲不同，網路上的一切都永遠存在。互聯網本身就是一個巨型博物館、圖書館和學院的綜合體，包羅萬象，囊括了從短小的狀態更新到厚重的經典文本在內的所有內容。而你在網上浪費的時間、度過的每一刻，都在為它添磚加瓦，就連你的點擊、點贊和“喜歡”也都會被記錄下來。如果透過文學視角來解讀，我們是否可以將我們在網路上的停留，看作一篇篇毫不費力且毫無意識寫下來的史詩，和鑿刻在我們的流覽記錄中的新記憶？此外，那個既輝煌又可怕的Facebook，可以說就是由文化所創造的一部最偉大的集體自傳，未來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藝術家都將因它受益匪淺。
（本文節選自《如何不在網上虛度人生》一書序言部分，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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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大多數人上網時並不會在同一件事情上花三個小時。相反，我們在這段時間裡會幹很多事情，其中一些無關緊要，另一些則意義重大。我們坐在電腦前花的時間，是一段混雜的時間，它反映的是我們的渴望，這與兩眼呆滯地坐在電視機前被灌輸一些我們其實並不感興趣的東西恰恰相反，因為電視給我們的選擇少之又少。網路使得現代人不讀書了？冷漠了？膚淺了？NO！這幾天，我在網上讀到的一些文章說“現代人不再閱讀了”，頗具諷刺意味。當人們聽說我在寫詩的時候，往往會坦白他們現在什麼都不讀了。前幾天，我在一家銀行開戶，那位銀行職員聽說了我現在幹的事情後，歎了一口氣，承認他最近確實讀得比以前少了。我問他有沒有Facebook帳號，他說有。我又問他有沒有Twitter帳號，他說也有。我問他是否收發電子郵件，他說是的，每天都會收發很多封。我告訴他，那事實上他每天都在閱讀和寫作大量的內容。我們讀的和寫的東西，比過去30多年裡還要多，只是讀寫的方式與過去不同了——我們是在略讀、剖析、一掃而過、標記、轉發、群發著語言，這些方式現在還未被認可為文學，但是隨著一大批作者開始使用來自網路的原材料構建起他們的作品，這種新的讀寫內容成為文學的一部分是遲早的事。
我經常讀到一種說法：在電子螢幕時代，我們已經失去了全神貫注的能力，變得很容易分心，無法聚精會神。但是環顧四周，我看見的卻是人們的眼睛一刻也離不開他們的電子設備，我從來沒見過比這更集中精力、聚精會神、全情投入的狀態了。我發現，那些說我們注意力不再集中的人，往往也是最擔心電子設備成癮的人，這實在是很諷刺。同樣諷刺的是，我發現我讀到的大多數關於人們沉迷上網的文章，本身就來自網路，它們零散地分佈在各種網站、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主頁上。
在此類博客裡，我讀到了互聯網如何讓我們變得不善交際，以及我們如何失去了與人交流的能力。但是每當我看見人們使用電子設備時，都會發現他們在互相溝通：發資訊、聊語音、線上聊天。所以我難免感到困惑，這怎麼就成了“不善交際”了？一段被割裂成許多短句和表情包的對話，仍屬於同一段對話。看看那些正在你來我往、熱火朝天地用短信聊天的人，他們臉上充滿了普通人類的情緒表達——期待、大笑、感動。
批評者聲稱，僅僅是擁有電子產品這一行為本身，就阻礙了我們的交流，而治療技術成癮的最佳解藥，則是回歸最傳統的、面對面的談話方式。這些人說：“我們需要重新發揮交談的作用。對於數字時代冷漠的人際關係來說，這就是所謂的‘傾訴療法’。”但是這種看法似乎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智慧手機在本質上依然是一種電話，它們都是能夠實現人與人之間雙向溝通的工具，且這種對話充滿了情緒豐富的語音韻律與溫存。難道在電話發明140餘年之後的今天，人們在電話裡的對話依然被看作一種缺乏“親密感”的交流嗎？並且由於以技術為媒介而被輕視嗎？
人們都說，互聯網讓我們變得膚淺了。我們只是在流覽，而非閱讀。我們已經喪失了沉浸在某件事情當中的能力。這種說法既對也不對。我們會流覽和略讀一些特定的內容，但對於另一些內容則會仔細精讀。我們常常會把一些深度報導保存起來，等到離線的時候再拿出來讀，也許是在下班乘班車回家的路上。那種批評的觀點是假定我們所有人使用電子設備的方式都一模一樣。但當我在地鐵上從那些看電子設備入了迷的人背後看過去，發現很多人都在用手機讀書、看報，雖然也有很多人在玩《糖果粉碎傳奇》。
我最近看到過許多博客文章，都不遺餘力地用照片記錄人們在地鐵上閱讀紙質書的樣子。其中一個攝影師用充滿懷舊的語氣表示，他想要捕捉一個漸行漸遠的時刻，因為此時此刻“書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無生氣的iPad和Kindle電子書”。但這個結論下得太草率了，只看到了問題的表面，簡直像是單憑一本書的封面就判斷它好不好一樣。誰知道那些人正在讀什麼呢。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在用電子設備讀書時，總會想當然地認為他讀的是垃圾讀物。有時確實是這樣，但有時並非如此。昨天晚上當我走進客廳，我的妻子正對著她的iPad目不轉睛，讀著一本電子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個美國奴隸的生平敘事》。幾個小時以後，我都要上床睡覺了，她還保持著同樣的姿勢一動不動，牢牢地被她21世紀的電子設備裡那本171年前的傳記所吸引著。當我跟她說晚安的時候，她甚至連眼皮兒都沒抬一下。
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不能不隨新媒介改變儘管那些評論三番五次地告誡我們，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已經改變了，但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完全沒有好處。每一種新的媒介，都會促使人們改變思考方式。如果在這場數字革命中，我們還像以前讀書、看電視時那樣使用大腦，那將多麼奇怪呀！人們對互聯網的抵觸其實並不令人意外：自從有了媒介，“文化反動派”就一直呼籲要維持當下的狀況。馬歇爾·麥克盧漢說道：“靠已有的知識和常規的智慧得到的利益，總是被新媒介超越和吞沒……凡是習慣了傳統媒介的人—無論他們習慣的是哪些媒介，都會把新型的媒介納入‘偽’媒介的範疇，研究媒介的學者很快就對此見慣不驚、料想得到了。”
有人告訴我，孩子們陷入了巨大的危險：過度沉迷於電腦會導致我們的下一代混淆現實世界與假像。但在現實生活中，我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分得清“真實”和“虛假”。我在Facebook上的生活，怎麼就比我的現實生活更“不真實”呢？事實上，很多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事，都來源於Facebook動態——工作機會、聚餐邀請，甚至是吃飯時討論的話題，也都常常來自我在Facebook上看到的內容。況且，不少與我共進晚餐的朋友，很可能正是通過社交網路結識的。
……
這類文章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早在人們開始描述這一現象之前，科技就已經與大自然交織在一起了。法國的風景畫家，例如克洛德·洛倫（1600~1682），就經常畫一些被稱作“理想風景畫”的油畫，將自然風光渲染出一種從未出現過的完美狀態。於是，你會看到古典建築的廢墟在繁茂、稠密的叢林中若隱若現，可事實上，希臘那種多岩石的土壤中壓根兒長不出這樣的熱帶植被。這些畫家聲稱，建築是一種科技，要麼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要麼體現了自然被人類征服。就算身處亨利·大衛·梭羅那間位於瓦爾登湖畔的小屋裡，你也無法逃離這間“隱士小屋”一公里外的東海岸鐵路上傳來的火車轟鳴聲。
這份報紙上的另一篇文章也傳達了同樣的觀點。這篇文章題為《放下手機》，重點關注了一些能夠監控和限制你花在社交網站上的時間的軟體。它最精彩的部分講的是一個用塑膠製成的智慧手機模型，就是一塊什麼都幹不了的塑膠，但被吹捧成了“為那些想要擺脫‘手機癮’，卻因為出門不帶手機而感到沒有依靠的人提供的安全毛毯”。在精神分析學的理論中，“安全毛毯”是指一種同時代表著“我”和“非我”的過渡性物品。這個“同時作為‘我’和‘非我’”的定義，似乎更像是一個對我們的網路生活做出的實實在在的評價，而非一場為了找回那個我們早已失去的、完整的“真實”自我而做出的聲討。在網上，我既是我，同時也不是我。那個“我”在Facebook上塑造的自己，當然不是真實的我，而是一個我希望在網路世界中展現的形象。這個形象有時很真實，有時卻是一個複雜的謊言。
這篇文章引用了美國堪薩斯大學一位心理學教授的話作結，他不屑一顧地說：“智慧手機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釋放人類的兩個基本欲望：我們既需要找到新奇好玩的事物來消遣，也渴望那種完成任務的感覺。”但是，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這句話總結了我們使用電子設備時的那種複雜的權衡舉動。我們既具有生產力，完成著一項又一項的任務，又找到了新鮮有趣的娛樂方式。（“新鮮”和“有趣”什麼時候變成反義詞了？）正是這種反差（就好比酸甜口味的豬肉或是鹹味的焦糖冰淇淋）帶來的刺激感，才使有互聯網的生活充滿了生機。這位教授還為一個事實感到惋惜：“有了這些電子設備以後，你每分鐘可以獲得許多次成就感。你的大腦確實被改造了，它進入了切換模式，不停地尋找著新事物，這使得放下手機變得十分艱難。”這在我聽來簡直太棒了。新事物和成就感結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Facebook將成現代主義網路最偉大的集體自傳網路，是一種被斯坦福大學教授西阿內·艾稱為“蠢妙”的東西，即“愚蠢”與“絕妙”的結合體。BuzzFeed網站上那段小貓視頻很蠢，可是作為其傳播途徑的Facebook卻絕妙得令人稱奇。反之，那段行車記錄儀拍下的隕石撞擊俄羅斯地表的視頻，相當大氣磅礴，可將它廣泛傳播的平臺——Facebook——卻顯得乏味透頂。正是這種張力，使我們離不開網路。假如它只有愚蠢或只有莊重，我們很快就會感到無趣。網路原本就是超現實的，是一個邏輯和荒謬的混合體，一種分散、自相矛盾的碎片化媒體。如果我們不是拼命想把這些碎片黏合為某種統一連貫的東西（很多人都在不顧一切地做這件事），而是走與之相反的方向，去探索、包容其分裂性，並由此憑藉更為系統的方法去定義其本質——一種拒絕單一化的媒體——那情況又會如何呢？
在承受了科技帶來的巨大衝擊後，現代主義欣然接受了20世紀魚龍混雜的媒體格局及其所帶來的破壞，並且聲稱這種混亂是其所處時代的標誌。我並不是要過分沿用這個比喻（這是一個出現了新技術的新世紀），但是我們也許能從現代主義那燃燒殆盡的廢墟中，找到一些有用的零星碎片，進而提取一些關於如何走進數字時代的線索。回顧過去，現代主義實驗就像許多架在跑道上疾馳的飛機，其中包括立體主義飛機、超現實主義飛機、抽象表現主義飛機等，這些飛機逐個起飛、升空，然後很快摔了下來，緊隨其後的是一次又一次中輟的起飛動作。如果事情並非如此呢？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些飛機根本沒有墜毀，而是飛入了21世紀，並在數位時代裡全速飛行著。假如說立體主義飛機賦予了我們將交互介面那零七碎八的外觀理論化的工具，超現實主義飛機賦予了我們將神遊和白日夢總結起來的理論框架，抽象表現主義飛機又為我們擁有的無處不在又一團亂麻的網路提供了隱喻，那又會如何呢？互聯網閃電般的速度，為我們21世紀的美學提供了前進動力，這和一個世紀以前的未來主義者的詩歌，建立在工業的重擊聲和戰爭的警報聲之上是一樣的道理。
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見地。我們能否借由佛洛德對歸檔的看法來解釋我們那瘋狂的檔分享行為，或者借由他對意識系統的概念來解讀ROM和RAM？我們能否將互聯網想像成豪爾赫·路易士·博爾赫斯在1944年創作的短篇中描繪的那個無限的巴別圖書館的現實版？我們能否認為Twitter那種140字的限制，與海明威那篇精彩的一句話小說—“售：嬰兒鞋，全新。”實際上一脈相承？約瑟夫·康奈爾的那些盒子裝置藝術，能否被視為一種“前互聯網”時代的、鋪滿圖示與導航系統、僅有巴掌大的手持裝置？《芬尼根守靈夜》是不是一大堆噴湧而出的話題標籤？後現代主義的抽取與重新合成的行為（從卡拉OK到遊戲再到嘻哈音樂，這兩種行為在主流文化中十分盛行），也正是網路運行機制的基礎。如果將互聯網視作一台巨大的影印機，那麼每一個從裡面經過的人工製品，都會受到它那來回反彈的動作的影響（比如推文轉發）。在這種情況下，人工製品的首要特徵，用羅蘭·巴特的話來講就是“來自文化的成千上萬個源頭，是由各種引證組成的編織物”，而與此同時，它們仍然是承載內容的容器。
當未來主義詩人F.T.馬里內蒂在1909年寫下那句著名的宣言“我們要毀掉所有博物館、圖書館和學院”時，沒能預料到基於網路的文明結構將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藝術家接納了以文化因數的短暫壽命作為一種新衡量單位的事實（考慮到短暫的集中精力時間是一種新的前衛標籤），於是不再為永恆而創作，而僅僅創作出一些便於網路傳播長度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出現後的一瞬間就消失了，又被第二天出現的新作品所取代。另一方面，我們的每一個小動作都被搜尋引擎存檔了，並且被封存進了永遠可調取的資料庫中。與馬里內蒂對擦除歷史的呼籲不同，網路上的一切都永遠存在。互聯網本身就是一個巨型博物館、圖書館和學院的綜合體，包羅萬象，囊括了從短小的狀態更新到厚重的經典文本在內的所有內容。而你在網上浪費的時間、度過的每一刻，都在為它添磚加瓦，就連你的點擊、點贊和“喜歡”也都會被記錄下來。如果透過文學視角來解讀，我們是否可以將我們在網路上的停留，看作一篇篇毫不費力且毫無意識寫下來的史詩，和鑿刻在我們的流覽記錄中的新記憶？此外，那個既輝煌又可怕的Facebook，可以說就是由文化所創造的一部最偉大的集體自傳，未來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藝術家都將因它受益匪淺。
（本文節選自《如何不在網上虛度人生》一書序言部分，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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