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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大國治理思想的戰略定力

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大國治理的新舉措, 開啟了一個發展中大國治國理政的新階段, 開創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在這個全新的政治實踐過程中, 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 形成了一系列大國治理的新思想和新理念, 具有十分鮮明的特色, 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最新發展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在不斷推進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 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

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

高度重視理論建設的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認為, 必須高度重視理論的作用, 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 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 2016年,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 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 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 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對於廣大幹部群眾普遍關注的深層次問題,
我們要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對於重大問題, 我們要在研究上多下功夫,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為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出貢獻。

十八大以來, 黨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以及五大發展理念, 均體現了新時期黨中央對於理論建設的追求, 它們共同形成了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要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必須走在正確的道路和方向上, 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確保道路和方向的正確性, 還要有可行和得力的措施,

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舉措可行得力, 還需要正確理念的指導才能落實, 這就是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用發展五大發展理念。

同時,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本身也是具有內在邏輯關係的統一理論。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 要實現這個奮鬥目標, 就需要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全面深化改革, 著眼於解決我們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體制機制弊端, 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機活力、推進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全面依法治國, 著眼於推進國家和社會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規範化,

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全面從嚴治党, 著眼於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是我們黨提高執政能力和完成執政使命的迫切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體現了黨中央對於繼承和創新辯證關係的正確把握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大國治理新思路, 非常注重協調、繼承與發展的關係, 顯示了一種既尊重歷史又切合實際的精神和態度。

鄧小平同志曾在南方談話中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 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 也將更加定型化。 ”習近平總書記對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很多論述, 都是基於鄧小平同志的這一論述展開的。

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我們應該“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務必在2020年時“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論述, 也表現出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奮鬥目標的繼承和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 鄧小平同志曾提出在中國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在這個基礎上, 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紀初頭二十年建設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的目標;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黨的十八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進行了調整和推進, 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調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既是對黨奮鬥目標的繼承和推進,也是與時俱進的突出表現。

在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也很好地體現了黨中央對於繼承和創新辯證關係的正確把握。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取得了重大成績。但在新的時期,改革開放處於攻堅期深水區,社會管理面臨新情況、新問題,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實現從傳統社會管理向現代社會治理的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社會治理是一種理念的根本性變化,但並不是完全拋棄社會管理的所有內容,在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上,相對於社會管理格局只是增加了最後一個方面的內容,變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也就是說,社會治理是對社會管理的完善和提升,是繼承和創新的有機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關係的論述,辯證地解決了繼承與發展的關係問題。他認為,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是本質上都是党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我們既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問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科學闡釋,解決了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和混亂,保證了中國發展和穩定的大好局面,確保了十八大之後各項事業的順利進行。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擁有強大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具有很強的戰略意識。戰略意識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處於關鍵時期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在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他還特別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就要在制定政策時冷靜觀察、謹慎從事、謀定後動,“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如何確保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前進,需要無比強大的戰略定力。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頭腦清醒,不為各種錯誤觀點左右,牢牢把握改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

保持戰略定力,還要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平心靜氣、靜觀其變。當今世界,風雲變幻,最需要的就是戰略定力。我們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不要因一時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國家的言論而受到影響,更不能掉入別人故意設置的各種陷阱,使我們長期致力的和平環境受到破壞,耽誤和平發展大局。在複雜的形勢下,我們要始終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意識還突出地體現在對國家安全問題前所未有的關注上。他指出,“面臨複雜多變的安全和發展環境,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任務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創新國家安全理念、統攬國家安全全域、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總體安全觀,要求我們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在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之前,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在中國是一個開創性的舉措,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對於國家安全問題一直具有很強的宏觀戰略意識和觀念。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制度建設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戰略考慮

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高度強調制度與法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域出發,從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戰略部署。近幾年來,無論是反腐倡廉還是黨內法規建設,無論是國家行政體制改革還是國防及軍隊建設,無不體現出強烈的制度意識和法治追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並作出歷史上第一個關於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規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長期性。”世界上一些國家雖然一度快速發展,但並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而是落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制度和法治建設落後密切相關。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制度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戰略考慮。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不長的時間內花費了巨大力量推動黨內法規體系建設,而這一輪黨內法規體系化建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更好地貫徹了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原則。從2012年7月到2014年11月,中央分兩次全面清理之前出臺的所有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檔,從23000多個檔中全面篩查甄別,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出臺的全部檔進行全覆蓋,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充分說明中央對黨內法規體系系統化和法治化建設的堅定決心。《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的出臺充分表明,黨中央對於黨內法規體系法治化建設已經具有了明確的目標和追求。2013年,《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及其配套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檔備案規定》同時發佈,對黨內法規的制定許可權、制定原則、規劃計畫、起草程式、審批發佈、適用解釋、審查備案和清理評估等方面給予了詳細規定。如此細緻入微地確立黨內“立法”的規則和規範,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說明黨中央對於黨內法規制定和法治化建設已經有了相當清晰的定位。

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法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即努力實現從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轉變,從單純靠習慣和經驗開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規和制度開展工作的根本性轉變,從突擊式、運動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條令條例辦事的根本性轉變。2017年8月,習近平在慶祝建軍90周年大會上再次強調:“要增強全軍法治意識,加快構建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加快實現治軍方式根本性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系列講話到黨中央開啟的全新政治實踐,我們都可以深刻感受到黨對於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明確追求。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而言,制度化和法治化既是目標,也是前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無疑更加關鍵。

來源|《人民論壇》9月上

作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程同順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7年8月1日。

③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責編/王妍卓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誌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調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既是對黨奮鬥目標的繼承和推進,也是與時俱進的突出表現。

在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也很好地體現了黨中央對於繼承和創新辯證關係的正確把握。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取得了重大成績。但在新的時期,改革開放處於攻堅期深水區,社會管理面臨新情況、新問題,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實現從傳統社會管理向現代社會治理的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社會治理是一種理念的根本性變化,但並不是完全拋棄社會管理的所有內容,在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上,相對於社會管理格局只是增加了最後一個方面的內容,變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也就是說,社會治理是對社會管理的完善和提升,是繼承和創新的有機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關係的論述,辯證地解決了繼承與發展的關係問題。他認為,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是本質上都是党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我們既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問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科學闡釋,解決了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和混亂,保證了中國發展和穩定的大好局面,確保了十八大之後各項事業的順利進行。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擁有強大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具有很強的戰略意識。戰略意識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處於關鍵時期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在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他還特別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就要在制定政策時冷靜觀察、謹慎從事、謀定後動,“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如何確保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前進,需要無比強大的戰略定力。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頭腦清醒,不為各種錯誤觀點左右,牢牢把握改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

保持戰略定力,還要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平心靜氣、靜觀其變。當今世界,風雲變幻,最需要的就是戰略定力。我們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不要因一時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國家的言論而受到影響,更不能掉入別人故意設置的各種陷阱,使我們長期致力的和平環境受到破壞,耽誤和平發展大局。在複雜的形勢下,我們要始終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意識還突出地體現在對國家安全問題前所未有的關注上。他指出,“面臨複雜多變的安全和發展環境,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任務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創新國家安全理念、統攬國家安全全域、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總體安全觀,要求我們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在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之前,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在中國是一個開創性的舉措,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對於國家安全問題一直具有很強的宏觀戰略意識和觀念。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制度建設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戰略考慮

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高度強調制度與法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域出發,從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戰略部署。近幾年來,無論是反腐倡廉還是黨內法規建設,無論是國家行政體制改革還是國防及軍隊建設,無不體現出強烈的制度意識和法治追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並作出歷史上第一個關於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規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長期性。”世界上一些國家雖然一度快速發展,但並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而是落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制度和法治建設落後密切相關。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制度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戰略考慮。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不長的時間內花費了巨大力量推動黨內法規體系建設,而這一輪黨內法規體系化建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更好地貫徹了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原則。從2012年7月到2014年11月,中央分兩次全面清理之前出臺的所有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檔,從23000多個檔中全面篩查甄別,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出臺的全部檔進行全覆蓋,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充分說明中央對黨內法規體系系統化和法治化建設的堅定決心。《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的出臺充分表明,黨中央對於黨內法規體系法治化建設已經具有了明確的目標和追求。2013年,《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及其配套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檔備案規定》同時發佈,對黨內法規的制定許可權、制定原則、規劃計畫、起草程式、審批發佈、適用解釋、審查備案和清理評估等方面給予了詳細規定。如此細緻入微地確立黨內“立法”的規則和規範,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說明黨中央對於黨內法規制定和法治化建設已經有了相當清晰的定位。

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法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即努力實現從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轉變,從單純靠習慣和經驗開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規和制度開展工作的根本性轉變,從突擊式、運動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條令條例辦事的根本性轉變。2017年8月,習近平在慶祝建軍90周年大會上再次強調:“要增強全軍法治意識,加快構建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加快實現治軍方式根本性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系列講話到黨中央開啟的全新政治實踐,我們都可以深刻感受到黨對於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明確追求。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而言,制度化和法治化既是目標,也是前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無疑更加關鍵。

來源|《人民論壇》9月上

作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程同順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7年8月1日。

③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責編/王妍卓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誌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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