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同志
任新民， 我國航太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著名航太技術專家，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
“不幹就永遠不會幹”
我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五院創建之時， 中央領導為其確定了“以自力更生為主， 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的方針。 任新民是這一方針的忠實擁護者和踐行者。
任新民在完成我國第一顆實用通信衛星的發射定點任務後，
任新民
“尖端技術靠買是買不來的， 買來了也掌握不了。 ”任新民對聶榮臻元帥所論述的這一觀點非常認同和讚賞。 1998年， 國防科工委組織編寫了《回顧與展望》一書， 他組織撰寫了論文《顧既往， 瞻前途——話我國航太事業》， 系統、全面地論述了繼承、創新與引進的關係。 在文章中， 他傾訴衷腸：“中國人也要就業、吃飯、穿衣、住房、出行。 如果自己能幹的， 包括暫時還不如外國好的產品， 都去買外國的， 而不去自己幹， 那我們的工人、科技人員就會失業， 不幹就永遠不會幹， 中國就會成為外國人爭奪的市場， 那中國也就成了人家的經濟殖民地。 ”
堅信中國人行， 堅持自信、自立、自強是任新民一生始終不渝的信念。
“凡事預則立， 不立則廢”
任新民在幾十年的科技生涯中， 經常對他的同事和麾下講：“凡事預則立， 不立則廢。 制訂可行的規劃和計畫至關重要。 ”
1955年， 時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任新民， 同餘家駿、周曼殊等一起， 向中央軍委上報了《對我國研製火箭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的建議》；1956年， 他參加了我國《1956年—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的研究、討論與制訂工作， 在錢學森的主持下， 同王弼、沈元等一起完成了《噴氣與火箭技術的建立》項目建議書， 將火箭、導彈、噴氣技術納入了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 勾畫出發展藍圖， 對推動和促進我國航太、航空技術乃至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與開拓作用。
哈爾濱工程大學學校老照片（網路圖）
此後， 任新民作為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長、七機部副部長， 領導並參加了《“八年四彈”規劃》（即在1965年至1972年的八年期間， 研製成功增程的， 用於“兩彈結合”的中近程以及中程、中遠端、遠端（洲際）液體彈道導彈）、《“三抓”規劃》（即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研製成功液體遠端（洲際）彈道導彈、從潛艇水下發射固體彈道導彈以及成功發射地球同步軌道的通信衛星三項任務）的研究制定工作。
東風一號點火發射（網路圖）
在擔任航太工業部科技委主任和高級技術顧問期間，任新民不遺餘力地主持制定了《新三星、一箭、一論證規劃》（即研製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風雲二號地球同步軌道的氣象衛星、太陽同步軌道的資源一號資源衛星，以新的氫氧發動機為三級的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開展載人航太工程方案論證和重大關鍵技術攻關的規劃）。
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前期，年逾古稀的任新民領導和參加了我國載人航太工程立項前的大量論證工作，並擔任了載人飛船工程技術經濟可行性方案評審組組長。
在潛心致力於謀劃中國載人航太方案的論證、評審、立項和研製工作之時，這位具有戰略思維的科學家，已將目光瞄準了未來，那就是推力為50噸級的大氫氧發動機、推力為120噸級的液氧煤油發動機和直徑為5米、低軌道運載能力為20噸級的大運載火箭。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辦公樓舊址
任新民全然不顧年事已高，竭盡全力指導和參加了這兩個發動機和其運載火箭的方案論證工作，奔走呼籲，促其立項。他多次致函或親自拜訪國家有關綜合部門的領導以及“863”航太領域專家委員會的首席專家，反復闡明：“發展航太，動力先行。大氫氧發動機和液氧煤油無污染發動機要儘早立項，開展研製，只要這兩個發動機研製成功了，運載火箭的研製就有了基礎。”
如今，這兩種發動機和運載火箭長征五號都已陸續立項，並已研製發射成功，這其中都凝聚著任新民重要的心血和智慧。
“科技人員判斷問題的根據，就是科學和實際”
任新民崇尚“不唯書、不唯洋、不唯上”，並以此作為規範和指導自己言行的座右銘。他經常對同事和下屬講：“科技人員判斷問題，特別是技術問題的根據，就是科學和實際。”他也曾激動地說：“如果只憑外國人講的和書本上的東西辦事，那只需要一些翻譯和資料員就行了，那要我們這些科技人員幹什麼？！”
任新民曾這樣闡釋他對“不唯上”的理解：“不唯上，不是說領導的話都不聽、不管。問題的關鍵是，領導讓你提出意見或對醞釀中的事情提出意見時，你應該認真地進行獨立思考、分析、判斷，實實在在地講出自己的心裡話，不能只講空話、套話，不能看領導眼色、聽領導口氣、揣摩領導意圖與好惡來談個人意見，更不能順杆兒爬。”
任新民與鄧小平
1970年4月14日晚，錢學森、任新民等從衛星發射場返京的領導和科技人員，同國防科委、七機部軍管會領導，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向党和國家領導人彙報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及其運載火箭長征一號在發射場的測試情況。其間，有領導提出衛星上是否安裝安全自毀系統的問題，認為衛星在軌道上如果出現故障，帶著《東方紅》樂曲墜入大海，政治影響不好。
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中國航太報）
軍管會副主任楊國宇捅了捅坐在身旁的任新民說：“老任，你說說。”這時周總理走到他面前，停住腳步問道：“任新民同志，你是什麼意見？”此時，任新民直言不諱地說：“我認為衛星上最好不要裝安全自毀系統。在星箭還未分離、衛星還沒有入軌時，如果衛星出現問題，箭上的安全自毀系統可將星箭一起炸毀；入軌後，如果衛星出現故障，可在墜入大氣層時燒毀，也不會對地面、海面造成安全威脅。如果衛星上裝了安全自毀系統，在發射過程和衛星在軌運行時，由於無線電信號頗多，可能炸毀好星。”
周總理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一邊抬起頭來說：“哦，你是這個意見呀！”
彙報會最後，周總理鄭重地說：“關於衛星裝不裝安全自毀系統的問題，我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報告，在你們返回發射基地前通知你們。”最終，決定衛星上不裝安全自毀系統。
任新民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理論結合實際的科研思想和作風，在航太型號工程研製和試驗中的實例，不勝枚舉。當年，曾負責長征一號二級發動機研製和一直從事液體火箭發動機研製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張貴田，對任新民十分敬佩。他說：“任老總最大的特點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深入實際。”
“出了問題我負全責”
任新民曾任多項航太型號工程總設計師或技術負責人，遇到各種各樣的技術問題和管理問題屬於家常便飯，都需要他分析、判斷和決策。他肩負重任，不辱使命，適時果斷地做出決策。
“總總師”任新民
1982年12月，經過反復研究與論證，制定了解決氫氧發動機縮火問題的改進措施。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須通過發動機試車進行檢驗。為此，安排一次試車順理成章，也比較穩妥，但要耗費一筆經費。更主要的是，研製進度將為此拖後，趕不上1983年秋至1984年春的發射視窗。
事態嚴峻，任新民心急如焚。在已定的研製計畫中，12月13日有一次長征三號的簡易試車，如果能在此次簡易試車後，氫氧發動機不下臺進行分解、清洗和重裝，而直接進行檢驗解決縮火措施的試車，不僅能節省人力、財力、物力，還能爭取到一個多月的研製時間。
當時能否進行連續試車，成為任新民亟待考慮和決策的重大問題。他詳細查閱了氫氧發動機歷次試車的資料、總結報告及發動機拆裝情況的記錄，並同有關設計人員、工藝人員、試驗人員進行了分析討論，初步形成了可進行連續試車的設想。
日本H-2B運載火箭(資料圖)
但要真正統一思想，形成決策，並非易事。大多數科技領導和科技人員認為風險太大，不大同意連續試車。任新民深知，這一決策的分量，他暗自思忖：“單獨進行一次試車，同樣存在失敗的可能。但這無可指責，只分析故障原因，改進措施就是了。但如果連續試車出了問題，就如同醫生在給病人做手術時，病人死在了手術臺上，可能會被冠以違反科研程式之罪名，聲名狼藉。”
思量再三，任新民告誡自己：“應該相信自己和有關人員的分析、判斷，如果一點兒風險都不敢冒，那是私心雜念在作怪，是懦夫。”最終，他決定採用連續試車的辦法。
在討論連續試車任務書的總師擴大會議上，有人提出：“任務書上應寫明經任老總決定。”任新民同在場的人都清楚，這樣的表述隱含著責任問題，也是不贊成連續試車者意見的一種表達。有人打圓場說：“還是寫經總師擴大會議研究決定為宜。”這時，任新民騰地站了起來說：“就寫任新民決定，出了問題我負全責！”
連續試車取得圓滿成功，氫氧發動機一、二次點火啟動乾淨俐落，火焰均勻、平穩而明亮，縮火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
試車成功後，歡呼聲、祝賀聲響徹試車台所在的山溝，同事們爭相同任新民握手祝賀，讚揚他“無私無畏，敢於決策”“藝高人膽大”。他只是頻頻點頭，連聲說：“大家辛苦了，謝謝。”
還有一次更為驚心動魄、風險更高的決策。那是1986年2月1日，任新民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主持我國第一顆實用通信衛星東方紅二號甲的發射，火箭三級氫氧發動機已進入射前地面預令的程式，下達了射前15分鐘準備的口令，在塔架上的最後一批人員已撤離。
任新民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指導發射
任新民在指揮控制室裡接過秘書送上的發射任務書，正在審閱簽字。廣播裡突然傳來了氫氧發動機艙氫濃度升高的聲音。他一聽，臉馬上沉了下來，“啪”的一聲合上了發射任務書的夾子，無奈地說：“這還怎麼簽？！”隨即起身，一路小跑直奔發射塔架，來到氫氧發動機那層塔架平臺。
航天部一院院長、試驗隊隊長李伯勇，長征三號總設計師謝光選，副總設計師范士合、王之任等，也都同時到了這層平臺。任新民問搞氫濃度檢測的同志：“你們認為氫濃度為什麼升高？”對方回答：“可能是氧先液化、固化了。”
任新民敏銳地反問道：“那真空度為什麼沒升高？”對方囁嚅地回答說：“這我說不清了。”這時，任新民已意識到，再問其他人或再問下去，包括氫濃度監測系統會不會出問題，問題會出在何處等，已經沒有問下去的必要了。此時此刻誰也不會說出明確的意見。平臺上鴉雀無聲，空氣好像凝固了一樣，讓人喘不過氣來。
這時，李伯勇走到任新民面前：“任主任，打不打？”任新民堅定而小聲地說：“打！”在聽到這個“打”字後，平臺上的人都陸續下去了。在發射場坪上，大家彼此相視，誰也不開口。
參試人員又都各就各位，任新民拿起這支沉重的筆，在發射任務書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負責。
這次發射圓滿成功，第一顆東方紅二號甲衛星成功定點並投入運營使用。事後，任新民心有餘悸地說：“這是無奈之舉，實屬風險決策。這枚長征三號火箭是‘打二備三’剩下來的，已經沒有可換的貯箱了；再則，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已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指揮控制大廳就位了，如果中止發射，那影響可就大了，真是逼上梁山呀！但我也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若是液氫箱洩漏，氫濃度的升高會很快，可當時氦質譜儀檢測的氫濃度上升比較緩慢。所以，貯箱洩漏是不大可能的。據此，我才下決心‘打’。”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足可見任新民處置果斷、敢於決策、勇於負責的睿智與魄力。
“不帶任何疑點和隱患上天”
在中國航太系統，任新民是擔任型號工程總設計師、副總設計師或技術負責人最多的一位；也是領導或主持靶場飛行試驗、發射次數最多，在試驗現場工作時間最長的一位；更是技術領導深入車間、研究室、試驗站最多的一位。這些“最多”來源於航太統計，更是他將心血和聰明才智奉獻給中國航太事業的真實記錄。在這些“最多”中，他遇到的技術關鍵和難題自然最多，各類各樣的溝溝坎坎、險關隘口比比皆是。
1984年4月，第二枚長征三號火箭和第二顆東方紅二號衛星，已矗立在發射塔架上，還有三天就要發射了。在射前總檢查中，遙測電源由外電轉內電（由市代電轉到箭上蓄電池供電）時，出現了“過壓報警”問題。負責這一系統研製的參試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無頭緒。
長征3號系列成為中國運載火箭的主力之一(資料圖)
任新民得知這一情況後，旋即趕赴現場。他聽取彙報，得知有些人想靠抗過壓保護不再查找原因時，臉色立刻突變，嚴肅地指出：“過壓報警的原因沒搞清楚，算不算一個疑點和隱患？我們天天講不帶任何疑點和隱患上天，就是說在嘴上、寫在牆上嗎？”
此時，任新民站起來質問道：“設過壓報警的目的是什麼？是幹什麼用的？這是第一道防線，箭上的過壓保護是第二道防線，是對沒想到或未發現的原因導致過壓時，進行保護。現在明知道第一道防線出了問題，原因也不清楚，就想退守第二道防線，那第一道防線不是等於沒設或者是不攻自破嗎？”最後，他堅定地說：“過壓報警的事一定得查清原因並徹底排除。否則，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往下走，我寧可讓全線都等著你們！”
大家一聽都愣神了，這全線都等著可非同小可呀！全線不僅包括發射場區成千上萬的參試人員，還包括遍佈於全國各地的測控站、台，也包括遠在南太平洋的測控艦船，那影響和損失就大了！承擔這一系統研製任務的科技人員知道已無退路，只有橫下一條心，徹底地查。
任新民同志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一旦認真起來，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還不到半天，產生過壓報警的原因就找到了，是由圖物不符所導致的。更改後再進行轉電試驗，就不再出現過壓報警了。在場人員欣喜若狂，歡呼雀躍，一直在現場的任新民露出了滿意笑容。一直沉默寡言的他也如釋重負道：“我擔心的是查不清原因，怕後面潛伏著更大的隱患。”
緊接著，任新民舉一反三，分別召開了長征三號和東方紅二號各分系統主任設計師以上的技術負責人會議，通報這一過壓報警問題，動員大家再深入地開展回想，查找有無漏洞和疑點。
正是這一個個具體問題和細節的解決，才贏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任新民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科研作風和治學精神，為這些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著名航太專家(左起：黃緯祿、屠守鍔、錢學森、梁守槃、任新民、莊逢甘)
有的人活著是一面旗幟，離去了是一座豐碑。任新民就是這樣的人。他一生無怨無悔、無私無畏，他求真務實、樸實厚道。他以敦實而絢麗的業績與貢獻昭示後人，他的名字將永載中國航太史冊。
譚邦治，1965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系，現任“兩彈一星”歷史研究會學術研究部主任，發表科技論文、報告140餘篇，參加編寫《世界導彈與航太工業要覽》《航太入門必讀》《兩彈一星元勳傳》《任新民院士傳記》等著作。
圖片來源於網路
東風一號點火發射（網路圖）
在擔任航太工業部科技委主任和高級技術顧問期間，任新民不遺餘力地主持制定了《新三星、一箭、一論證規劃》（即研製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風雲二號地球同步軌道的氣象衛星、太陽同步軌道的資源一號資源衛星，以新的氫氧發動機為三級的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開展載人航太工程方案論證和重大關鍵技術攻關的規劃）。
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前期，年逾古稀的任新民領導和參加了我國載人航太工程立項前的大量論證工作，並擔任了載人飛船工程技術經濟可行性方案評審組組長。
在潛心致力於謀劃中國載人航太方案的論證、評審、立項和研製工作之時，這位具有戰略思維的科學家，已將目光瞄準了未來，那就是推力為50噸級的大氫氧發動機、推力為120噸級的液氧煤油發動機和直徑為5米、低軌道運載能力為20噸級的大運載火箭。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辦公樓舊址
任新民全然不顧年事已高，竭盡全力指導和參加了這兩個發動機和其運載火箭的方案論證工作，奔走呼籲，促其立項。他多次致函或親自拜訪國家有關綜合部門的領導以及“863”航太領域專家委員會的首席專家，反復闡明：“發展航太，動力先行。大氫氧發動機和液氧煤油無污染發動機要儘早立項，開展研製，只要這兩個發動機研製成功了，運載火箭的研製就有了基礎。”
如今，這兩種發動機和運載火箭長征五號都已陸續立項，並已研製發射成功，這其中都凝聚著任新民重要的心血和智慧。
“科技人員判斷問題的根據，就是科學和實際”
任新民崇尚“不唯書、不唯洋、不唯上”，並以此作為規範和指導自己言行的座右銘。他經常對同事和下屬講：“科技人員判斷問題，特別是技術問題的根據，就是科學和實際。”他也曾激動地說：“如果只憑外國人講的和書本上的東西辦事，那只需要一些翻譯和資料員就行了，那要我們這些科技人員幹什麼？！”
任新民曾這樣闡釋他對“不唯上”的理解：“不唯上，不是說領導的話都不聽、不管。問題的關鍵是，領導讓你提出意見或對醞釀中的事情提出意見時，你應該認真地進行獨立思考、分析、判斷，實實在在地講出自己的心裡話，不能只講空話、套話，不能看領導眼色、聽領導口氣、揣摩領導意圖與好惡來談個人意見，更不能順杆兒爬。”
任新民與鄧小平
1970年4月14日晚，錢學森、任新民等從衛星發射場返京的領導和科技人員，同國防科委、七機部軍管會領導，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向党和國家領導人彙報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及其運載火箭長征一號在發射場的測試情況。其間，有領導提出衛星上是否安裝安全自毀系統的問題，認為衛星在軌道上如果出現故障，帶著《東方紅》樂曲墜入大海，政治影響不好。
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中國航太報）
軍管會副主任楊國宇捅了捅坐在身旁的任新民說：“老任，你說說。”這時周總理走到他面前，停住腳步問道：“任新民同志，你是什麼意見？”此時，任新民直言不諱地說：“我認為衛星上最好不要裝安全自毀系統。在星箭還未分離、衛星還沒有入軌時，如果衛星出現問題，箭上的安全自毀系統可將星箭一起炸毀；入軌後，如果衛星出現故障，可在墜入大氣層時燒毀，也不會對地面、海面造成安全威脅。如果衛星上裝了安全自毀系統，在發射過程和衛星在軌運行時，由於無線電信號頗多，可能炸毀好星。”
周總理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一邊抬起頭來說：“哦，你是這個意見呀！”
彙報會最後，周總理鄭重地說：“關於衛星裝不裝安全自毀系統的問題，我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報告，在你們返回發射基地前通知你們。”最終，決定衛星上不裝安全自毀系統。
任新民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理論結合實際的科研思想和作風，在航太型號工程研製和試驗中的實例，不勝枚舉。當年，曾負責長征一號二級發動機研製和一直從事液體火箭發動機研製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張貴田，對任新民十分敬佩。他說：“任老總最大的特點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深入實際。”
“出了問題我負全責”
任新民曾任多項航太型號工程總設計師或技術負責人，遇到各種各樣的技術問題和管理問題屬於家常便飯，都需要他分析、判斷和決策。他肩負重任，不辱使命，適時果斷地做出決策。
“總總師”任新民
1982年12月，經過反復研究與論證，制定了解決氫氧發動機縮火問題的改進措施。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須通過發動機試車進行檢驗。為此，安排一次試車順理成章，也比較穩妥，但要耗費一筆經費。更主要的是，研製進度將為此拖後，趕不上1983年秋至1984年春的發射視窗。
事態嚴峻，任新民心急如焚。在已定的研製計畫中，12月13日有一次長征三號的簡易試車，如果能在此次簡易試車後，氫氧發動機不下臺進行分解、清洗和重裝，而直接進行檢驗解決縮火措施的試車，不僅能節省人力、財力、物力，還能爭取到一個多月的研製時間。
當時能否進行連續試車，成為任新民亟待考慮和決策的重大問題。他詳細查閱了氫氧發動機歷次試車的資料、總結報告及發動機拆裝情況的記錄，並同有關設計人員、工藝人員、試驗人員進行了分析討論，初步形成了可進行連續試車的設想。
日本H-2B運載火箭(資料圖)
但要真正統一思想，形成決策，並非易事。大多數科技領導和科技人員認為風險太大，不大同意連續試車。任新民深知，這一決策的分量，他暗自思忖：“單獨進行一次試車，同樣存在失敗的可能。但這無可指責，只分析故障原因，改進措施就是了。但如果連續試車出了問題，就如同醫生在給病人做手術時，病人死在了手術臺上，可能會被冠以違反科研程式之罪名，聲名狼藉。”
思量再三，任新民告誡自己：“應該相信自己和有關人員的分析、判斷，如果一點兒風險都不敢冒，那是私心雜念在作怪，是懦夫。”最終，他決定採用連續試車的辦法。
在討論連續試車任務書的總師擴大會議上，有人提出：“任務書上應寫明經任老總決定。”任新民同在場的人都清楚，這樣的表述隱含著責任問題，也是不贊成連續試車者意見的一種表達。有人打圓場說：“還是寫經總師擴大會議研究決定為宜。”這時，任新民騰地站了起來說：“就寫任新民決定，出了問題我負全責！”
連續試車取得圓滿成功，氫氧發動機一、二次點火啟動乾淨俐落，火焰均勻、平穩而明亮，縮火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
試車成功後，歡呼聲、祝賀聲響徹試車台所在的山溝，同事們爭相同任新民握手祝賀，讚揚他“無私無畏，敢於決策”“藝高人膽大”。他只是頻頻點頭，連聲說：“大家辛苦了，謝謝。”
還有一次更為驚心動魄、風險更高的決策。那是1986年2月1日，任新民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主持我國第一顆實用通信衛星東方紅二號甲的發射，火箭三級氫氧發動機已進入射前地面預令的程式，下達了射前15分鐘準備的口令，在塔架上的最後一批人員已撤離。
任新民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指導發射
任新民在指揮控制室裡接過秘書送上的發射任務書，正在審閱簽字。廣播裡突然傳來了氫氧發動機艙氫濃度升高的聲音。他一聽，臉馬上沉了下來，“啪”的一聲合上了發射任務書的夾子，無奈地說：“這還怎麼簽？！”隨即起身，一路小跑直奔發射塔架，來到氫氧發動機那層塔架平臺。
航天部一院院長、試驗隊隊長李伯勇，長征三號總設計師謝光選，副總設計師范士合、王之任等，也都同時到了這層平臺。任新民問搞氫濃度檢測的同志：“你們認為氫濃度為什麼升高？”對方回答：“可能是氧先液化、固化了。”
任新民敏銳地反問道：“那真空度為什麼沒升高？”對方囁嚅地回答說：“這我說不清了。”這時，任新民已意識到，再問其他人或再問下去，包括氫濃度監測系統會不會出問題，問題會出在何處等，已經沒有問下去的必要了。此時此刻誰也不會說出明確的意見。平臺上鴉雀無聲，空氣好像凝固了一樣，讓人喘不過氣來。
這時，李伯勇走到任新民面前：“任主任，打不打？”任新民堅定而小聲地說：“打！”在聽到這個“打”字後，平臺上的人都陸續下去了。在發射場坪上，大家彼此相視，誰也不開口。
參試人員又都各就各位，任新民拿起這支沉重的筆，在發射任務書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負責。
這次發射圓滿成功，第一顆東方紅二號甲衛星成功定點並投入運營使用。事後，任新民心有餘悸地說：“這是無奈之舉，實屬風險決策。這枚長征三號火箭是‘打二備三’剩下來的，已經沒有可換的貯箱了；再則，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已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指揮控制大廳就位了，如果中止發射，那影響可就大了，真是逼上梁山呀！但我也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若是液氫箱洩漏，氫濃度的升高會很快，可當時氦質譜儀檢測的氫濃度上升比較緩慢。所以，貯箱洩漏是不大可能的。據此，我才下決心‘打’。”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足可見任新民處置果斷、敢於決策、勇於負責的睿智與魄力。
“不帶任何疑點和隱患上天”
在中國航太系統，任新民是擔任型號工程總設計師、副總設計師或技術負責人最多的一位；也是領導或主持靶場飛行試驗、發射次數最多，在試驗現場工作時間最長的一位；更是技術領導深入車間、研究室、試驗站最多的一位。這些“最多”來源於航太統計，更是他將心血和聰明才智奉獻給中國航太事業的真實記錄。在這些“最多”中，他遇到的技術關鍵和難題自然最多，各類各樣的溝溝坎坎、險關隘口比比皆是。
1984年4月，第二枚長征三號火箭和第二顆東方紅二號衛星，已矗立在發射塔架上，還有三天就要發射了。在射前總檢查中，遙測電源由外電轉內電（由市代電轉到箭上蓄電池供電）時，出現了“過壓報警”問題。負責這一系統研製的參試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無頭緒。
長征3號系列成為中國運載火箭的主力之一(資料圖)
任新民得知這一情況後，旋即趕赴現場。他聽取彙報，得知有些人想靠抗過壓保護不再查找原因時，臉色立刻突變，嚴肅地指出：“過壓報警的原因沒搞清楚，算不算一個疑點和隱患？我們天天講不帶任何疑點和隱患上天，就是說在嘴上、寫在牆上嗎？”
此時，任新民站起來質問道：“設過壓報警的目的是什麼？是幹什麼用的？這是第一道防線，箭上的過壓保護是第二道防線，是對沒想到或未發現的原因導致過壓時，進行保護。現在明知道第一道防線出了問題，原因也不清楚，就想退守第二道防線，那第一道防線不是等於沒設或者是不攻自破嗎？”最後，他堅定地說：“過壓報警的事一定得查清原因並徹底排除。否則，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往下走，我寧可讓全線都等著你們！”
大家一聽都愣神了，這全線都等著可非同小可呀！全線不僅包括發射場區成千上萬的參試人員，還包括遍佈於全國各地的測控站、台，也包括遠在南太平洋的測控艦船，那影響和損失就大了！承擔這一系統研製任務的科技人員知道已無退路，只有橫下一條心，徹底地查。
任新民同志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一旦認真起來，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還不到半天，產生過壓報警的原因就找到了，是由圖物不符所導致的。更改後再進行轉電試驗，就不再出現過壓報警了。在場人員欣喜若狂，歡呼雀躍，一直在現場的任新民露出了滿意笑容。一直沉默寡言的他也如釋重負道：“我擔心的是查不清原因，怕後面潛伏著更大的隱患。”
緊接著，任新民舉一反三，分別召開了長征三號和東方紅二號各分系統主任設計師以上的技術負責人會議，通報這一過壓報警問題，動員大家再深入地開展回想，查找有無漏洞和疑點。
正是這一個個具體問題和細節的解決，才贏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任新民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科研作風和治學精神，為這些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著名航太專家(左起：黃緯祿、屠守鍔、錢學森、梁守槃、任新民、莊逢甘)
有的人活著是一面旗幟，離去了是一座豐碑。任新民就是這樣的人。他一生無怨無悔、無私無畏，他求真務實、樸實厚道。他以敦實而絢麗的業績與貢獻昭示後人，他的名字將永載中國航太史冊。
譚邦治，1965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系，現任“兩彈一星”歷史研究會學術研究部主任，發表科技論文、報告140餘篇，參加編寫《世界導彈與航太工業要覽》《航太入門必讀》《兩彈一星元勳傳》《任新民院士傳記》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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