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積弱,國門洞開之後,面向全世界尋找老師,便勢在必行。 我們先後學過英國、德國、美國、日本、蘇聯等國。 日本是東亞的一個小島國,既是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百年之前,也曾是中國的老師,以洋務派張之洞為代表的一批中流砥柱,就堅定地主張學習日本。
張之洞認定,日本自上而下的維新改革並沒有動搖其天皇專制基礎
日本是東方國家,有東方式的專制傳統,但這並不影響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 尤其是日本在走向近代化道路的途中,打敗了其長達兩千多年的老師——中國,這便是中日1894年的“甲午戰爭”。
為什麼張之洞選擇日本作為創立新式學校的借鑒國?因為張之洞認為,去日本留學勝於到西方去:一是中日相鄰,可省路費,可派遣更多的留學生,也便於國家對留學生的掌控；二是日語多使用中文,易通曉；三是西方的書籍都很繁雜,而日本人已經刪節酌改,中日文風相近,易效仿,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此三點是能夠擺在檯面上的話,真正的用意是,選擇日本,可以避免或最大程度地減弱因辦“洋務”而引發的思想革命。
顯而易見,張之洞認定,日本自上而下的維新改革並沒有動搖其天皇專制基礎,反而加強了這種專制。
在張之洞看來,西學分為“西政”與“西藝”。 西政是指西方的政治制度,西藝乃指西方的科技文化。 而日本的政治制度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然不是傳統意義上或曰中國意義上的專制體制,反而與歐洲中世紀的市民社會存在某種類似,此亦是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的民間基礎。 換言之,表面上,日本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實質上,早在維新運動之前,就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動力和社會、經濟基礎。
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治家和全民族與皇族達成了某種良性妥協,即授予天皇專制更多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統治權,使其達到一種近乎宗教的崇高地位；而在實際行政過程中,天皇專制的程度,或曰專制的弊端,被降到了最低狀況。 當“民意”與“專制”發生矛盾之時,日本政治家巧妙地採用了某種遊移、靈活、機動和變通的方式,盡最大力量利用天皇的凝聚力來調動國民的拼搏精神和犧牲精神,也盡最大可能地做到了“國家強盛”與“天皇思想專制”之間的某種平衡和並行不悖。
這是近代日本“天皇專制”之“福”,卻根本不是張之洞所能瞭解到的,更不是張之洞所理解的“專制”。 更進一步說,畢竟日本是東方國家,是受中國文化兩千年影響的國家,也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如果日本的天皇專制還依然是東方式的專制,或者說還殘留著大量東方式專制的細胞,那麼,它的專制也是所有東方國家中較為特殊的,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東方專制或中國式的專制。
遺憾的是,以上這種日本式“專制”延續發展的路徑,不獨張之洞無法洞察,即便張之洞派往日本考察的幕僚姚錫光等人,也無法窺其一二。 在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和維新人士心中,更鮮有人對此有過對比思考。
伊藤博文的橄欖枝
當年,幕府時代的日本人對高度皇權專制下的中國,充滿無限的嚮往和崇拜。 建立一個天皇絕對專制的統一國家,是幕府分裂時代日本人的夢想。
可是,在這個優勢的背後,卻是相當致命同時也很隱蔽的劣勢,即大一統的另一面就是政治制度的僵化、固步自封的國民自大情緒和保守落後的思想觀念。 正所謂船大不好調頭,小船反而在航行中能夠根據氣候和風向,遊刃有餘地調整前進的方向。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長期的國家分裂,反倒使得皇帝專制的弊端大為降低,至少比同時期的中國要小得多。而這些,當年的日本人當然也看不到,只知道一味地仰視一海之隔的老大哥中國。
於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發生了,日本人認為是禍、必須擯棄的東西,反而在幾百年之後的近代,給他們帶來了莫大的福氣。日本所渴望的中國式的大一統,它沒有學到和實現,這反而是日本之福。而中國人認為是福、必須加以發揚和繼承的東西,反而在鴉片戰爭之後,成為禍水。這些當然也是張之洞不可能覺察到的。
張之洞對日本的“誤讀”,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晚清中國社會的“誤讀”,或者換言之,對中國的“誤讀”,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日本的“誤讀”,正好從晚晴開明官員和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認知層面,回答了黃仁宇等學者提出的問題,即中國傳統社會為何就走不出中世紀的怪圈。雖然這種回答只是以張之洞個人作為一個側面來予以照應,但亦頗具代表性。連“睜眼看世界”的晚晴改革派旗手張之洞都有如此大的局限性,又何怪千年以來就因循守舊、坐井觀天的大中華帝國的絕大多數“臣民”。
張之洞與日本人的正面接觸要首推其與伊藤博文的會面。眾所周知,伊藤博文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更是甲午戰爭中日方的首相與主要決策者,《馬關條約》也是由他和李鴻章共同簽訂的。
1898年中國的大事件,除了戊戌變法之外,便是伊藤博文的訪華。伊藤博文訪華是與戊戌變法以及政變在時間上交織在一起的。他剛到北京時,正是維新派與保守派鬥爭達到白熱化的時候。當他到武漢與張之洞會晤時,戊戌政變已經發生。
當時,地方官員認為伊藤博文在暗中支持光緒帝的戊戌變法,惟恐受其牽連,而只是禮節性地接待了一下伊藤博文。但當其一行抵達漢口時,張之洞卻不顧政變的緊張局勢,為伊藤博文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雖然當時局勢相當嚴峻,張之洞依然向伊藤博文請教了政治方面的問題,還表達了期待與日本合作的願望。
伊藤博文訪華一行除了在北京謁見光緒皇帝和中樞大臣外,主要是訪問了沿海的幾個口岸城市,而武漢是伊藤博文這次訪問的唯一內陸城市。這不僅表明了武漢和張之洞在當時國內國際的名氣之大,也反映了張氏以日本為榜樣進行的近代化改革,早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關注。
伊藤博文是以半官方的身份來華的,其時,他已經不擔任公職,但又受日本政府的委派,其一舉一動都被日本當局所控制。拋開其日本的國家利益,伊藤博文個人對中國維新變法的態度,或許有那麼一些真誠。張之洞不顧變法失敗後朝局的嚴峻,依然盛大歡迎並款待伊藤博文,這無疑給士大夫和清廷一個明顯的暗示:日本是我國效法的物件,這一點不會因為朝局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張之洞真的被伊藤博文所感動,有點不顧一切的意味了。
張之洞與伊藤博文的這段交往,讓當時的國人不可思議,因為甲午海戰時期不共戴天的國仇家恨,經過短短的四年,到戊戌變法時竟然煙消雲散,化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友誼。
中日可以聯合嗎
此外,日本貴族政治家近衛篤麿,與張之洞私交甚篤。近衛氏出身貴族,早年留學德國,是當時日本頗具國際視野的重臣。近衛在明治時期歷任學習院院長、貴族院議長、樞密顧問官等要職,是一個活躍於政界的狂熱“大亞細亞主義者”。
近衛認為日本與中、韓兩國命運緊密相連,以振興全亞洲的大業為己任,並於1898年開始組建東亞同文會。1899年,近衛氏出訪歐美諸國,回程時順道來到中國,拜訪中土大員,張之洞就是其中一個。張之洞對近衛所組建的東亞同文會情有獨鍾,近衛對中國學習日本也表示歡迎。這樣,雙方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兩年之後(1901年),身在日本的近衛篤麿托人給武漢的張之洞帶來信函,再次表示傾慕。張之洞回信對其組建東亞同文會的意義亦再次大加讚賞。
近衛所提倡的中日同文、共同振興亞洲,並對抗西方文化的“大東亞觀”,恰到好處地撓到了張之洞的痛癢之處。
的確,近衛篤麿是一個所謂的“亞洲主義者”,他提出的保衛東亞、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主張,使張之洞越發堅定了這樣一個信念:有日本的扶助,在“中體西用”式的近代化道路上,與日本“同文同種”的中國將是第二個日本。
近衛篤麿的思想姑且不論,單說日本政治家所謂的“興亞”,發展到後來,卻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思維,即“大東亞共榮圈”。“大東亞共榮圈”與“興亞”思想即便不是一脈相承的,也至少是有某種聯繫和淵源。
可是,這種包含著法西斯萌芽的思想,根本不是張之洞所能覺察到的,反而他一味地堅信,與中國同文同種的日本能夠革新成功,那麼中國定能效仿日本,獲得某種建立在儒家綱常倫理基礎上的成功。如果卒于宣統元年(1909年)的張之洞,能夠得知近衛氏所謂的“興亞”思想,在若干年之後,會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嬗變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宣傳與“外交說辭”,並給東亞各國尤其是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九泉之下,他不知會作何感想。
在張之洞看來,不管是他所認識的日本,還是他所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中國,專制有理,反專制的造反、革命和全盤西化,就是大逆不道。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中華(東方)傳統制度並無致命缺陷,加之有日本“前輩”的善意支持,以及共同建立強大亞洲以對抗西方霸權的“中日關係”,定會為中國近代化革新的成功添磚加瓦。
後事之師
張之洞在清末積極地向日本學習,認為日本的政治制度並沒有被西化,而是傳統的東方式專制依然佔據著主導地位。既然日本可以這樣完成近代化,那與之同種同文的中國也能走上這條不改變儒家根本秩序的近代化道路。
但是,日本的國家制度早就已經不是中世紀模式了。張之洞的這種誤讀,主要是因為他對日本的瞭解未能深入到本質層面,沒有對日本“友人”所提倡的“同種同文,共同振興亞洲”有清醒的認識。日本人的振興亞洲,是完全以日本為主體“拯救”亞洲並奴役亞洲的另一種表述。張之洞有意無意地回避了這一點。
張之洞的局限和“誤讀”,既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晚清中國所有先進知識份子的悲哀,無疑更是中華民族和歷史的悲哀。而晚清另一革新派翹楚袁世凱,即便是到了形式上的共和時代,也免不了復辟而黃袍加身,這也是袁世凱的局限和悲哀。張、袁兩人的遭遇雖不同,但思考問題的方式差不多。不啻他們兩個如此,晚清以來的所有“體制中人”,概莫能外。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張之洞主導湖北新政近二十年,一手規劃了武漢三鎮的近代化革新,武漢的新學校、新軍隊、新工業、新城市、新觀念,都由他的心血凝聚而成,都滲透了他的智慧與汗水。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滿清政權和中華帝制,可是,恐怕令他抓破頭皮也難以想到的是,直接推翻滿清政權的第一役,正好發生在武漢。
如今,中國社會的大變革絲毫不亞於晚清,甚至有過之,我們要以張之洞為鑒,以史為鑒,在所謂的“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和審慎,千萬不要再誤讀任何國家的經驗和社會制度。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長期的國家分裂,反倒使得皇帝專制的弊端大為降低,至少比同時期的中國要小得多。而這些,當年的日本人當然也看不到,只知道一味地仰視一海之隔的老大哥中國。於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發生了,日本人認為是禍、必須擯棄的東西,反而在幾百年之後的近代,給他們帶來了莫大的福氣。日本所渴望的中國式的大一統,它沒有學到和實現,這反而是日本之福。而中國人認為是福、必須加以發揚和繼承的東西,反而在鴉片戰爭之後,成為禍水。這些當然也是張之洞不可能覺察到的。
張之洞對日本的“誤讀”,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晚清中國社會的“誤讀”,或者換言之,對中國的“誤讀”,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日本的“誤讀”,正好從晚晴開明官員和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認知層面,回答了黃仁宇等學者提出的問題,即中國傳統社會為何就走不出中世紀的怪圈。雖然這種回答只是以張之洞個人作為一個側面來予以照應,但亦頗具代表性。連“睜眼看世界”的晚晴改革派旗手張之洞都有如此大的局限性,又何怪千年以來就因循守舊、坐井觀天的大中華帝國的絕大多數“臣民”。
張之洞與日本人的正面接觸要首推其與伊藤博文的會面。眾所周知,伊藤博文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更是甲午戰爭中日方的首相與主要決策者,《馬關條約》也是由他和李鴻章共同簽訂的。
1898年中國的大事件,除了戊戌變法之外,便是伊藤博文的訪華。伊藤博文訪華是與戊戌變法以及政變在時間上交織在一起的。他剛到北京時,正是維新派與保守派鬥爭達到白熱化的時候。當他到武漢與張之洞會晤時,戊戌政變已經發生。
當時,地方官員認為伊藤博文在暗中支持光緒帝的戊戌變法,惟恐受其牽連,而只是禮節性地接待了一下伊藤博文。但當其一行抵達漢口時,張之洞卻不顧政變的緊張局勢,為伊藤博文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雖然當時局勢相當嚴峻,張之洞依然向伊藤博文請教了政治方面的問題,還表達了期待與日本合作的願望。
伊藤博文訪華一行除了在北京謁見光緒皇帝和中樞大臣外,主要是訪問了沿海的幾個口岸城市,而武漢是伊藤博文這次訪問的唯一內陸城市。這不僅表明了武漢和張之洞在當時國內國際的名氣之大,也反映了張氏以日本為榜樣進行的近代化改革,早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關注。
伊藤博文是以半官方的身份來華的,其時,他已經不擔任公職,但又受日本政府的委派,其一舉一動都被日本當局所控制。拋開其日本的國家利益,伊藤博文個人對中國維新變法的態度,或許有那麼一些真誠。張之洞不顧變法失敗後朝局的嚴峻,依然盛大歡迎並款待伊藤博文,這無疑給士大夫和清廷一個明顯的暗示:日本是我國效法的物件,這一點不會因為朝局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張之洞真的被伊藤博文所感動,有點不顧一切的意味了。
張之洞與伊藤博文的這段交往,讓當時的國人不可思議,因為甲午海戰時期不共戴天的國仇家恨,經過短短的四年,到戊戌變法時竟然煙消雲散,化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友誼。
中日可以聯合嗎
此外,日本貴族政治家近衛篤麿,與張之洞私交甚篤。近衛氏出身貴族,早年留學德國,是當時日本頗具國際視野的重臣。近衛在明治時期歷任學習院院長、貴族院議長、樞密顧問官等要職,是一個活躍於政界的狂熱“大亞細亞主義者”。
近衛認為日本與中、韓兩國命運緊密相連,以振興全亞洲的大業為己任,並於1898年開始組建東亞同文會。1899年,近衛氏出訪歐美諸國,回程時順道來到中國,拜訪中土大員,張之洞就是其中一個。張之洞對近衛所組建的東亞同文會情有獨鍾,近衛對中國學習日本也表示歡迎。這樣,雙方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兩年之後(1901年),身在日本的近衛篤麿托人給武漢的張之洞帶來信函,再次表示傾慕。張之洞回信對其組建東亞同文會的意義亦再次大加讚賞。
近衛所提倡的中日同文、共同振興亞洲,並對抗西方文化的“大東亞觀”,恰到好處地撓到了張之洞的痛癢之處。
的確,近衛篤麿是一個所謂的“亞洲主義者”,他提出的保衛東亞、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主張,使張之洞越發堅定了這樣一個信念:有日本的扶助,在“中體西用”式的近代化道路上,與日本“同文同種”的中國將是第二個日本。
近衛篤麿的思想姑且不論,單說日本政治家所謂的“興亞”,發展到後來,卻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思維,即“大東亞共榮圈”。“大東亞共榮圈”與“興亞”思想即便不是一脈相承的,也至少是有某種聯繫和淵源。
可是,這種包含著法西斯萌芽的思想,根本不是張之洞所能覺察到的,反而他一味地堅信,與中國同文同種的日本能夠革新成功,那麼中國定能效仿日本,獲得某種建立在儒家綱常倫理基礎上的成功。如果卒于宣統元年(1909年)的張之洞,能夠得知近衛氏所謂的“興亞”思想,在若干年之後,會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嬗變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宣傳與“外交說辭”,並給東亞各國尤其是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九泉之下,他不知會作何感想。
在張之洞看來,不管是他所認識的日本,還是他所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中國,專制有理,反專制的造反、革命和全盤西化,就是大逆不道。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中華(東方)傳統制度並無致命缺陷,加之有日本“前輩”的善意支持,以及共同建立強大亞洲以對抗西方霸權的“中日關係”,定會為中國近代化革新的成功添磚加瓦。
後事之師
張之洞在清末積極地向日本學習,認為日本的政治制度並沒有被西化,而是傳統的東方式專制依然佔據著主導地位。既然日本可以這樣完成近代化,那與之同種同文的中國也能走上這條不改變儒家根本秩序的近代化道路。
但是,日本的國家制度早就已經不是中世紀模式了。張之洞的這種誤讀,主要是因為他對日本的瞭解未能深入到本質層面,沒有對日本“友人”所提倡的“同種同文,共同振興亞洲”有清醒的認識。日本人的振興亞洲,是完全以日本為主體“拯救”亞洲並奴役亞洲的另一種表述。張之洞有意無意地回避了這一點。
張之洞的局限和“誤讀”,既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晚清中國所有先進知識份子的悲哀,無疑更是中華民族和歷史的悲哀。而晚清另一革新派翹楚袁世凱,即便是到了形式上的共和時代,也免不了復辟而黃袍加身,這也是袁世凱的局限和悲哀。張、袁兩人的遭遇雖不同,但思考問題的方式差不多。不啻他們兩個如此,晚清以來的所有“體制中人”,概莫能外。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張之洞主導湖北新政近二十年,一手規劃了武漢三鎮的近代化革新,武漢的新學校、新軍隊、新工業、新城市、新觀念,都由他的心血凝聚而成,都滲透了他的智慧與汗水。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滿清政權和中華帝制,可是,恐怕令他抓破頭皮也難以想到的是,直接推翻滿清政權的第一役,正好發生在武漢。
如今,中國社會的大變革絲毫不亞於晚清,甚至有過之,我們要以張之洞為鑒,以史為鑒,在所謂的“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和審慎,千萬不要再誤讀任何國家的經驗和社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