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文圖片為索朗、朗傑夫婦的生活場景。 王長江 王顯琴 蔡堯 淩秋芬 攝
“只有經歷過嚴冬的人， 才最懂得陽光的溫暖。 ”
走進索朗、朗傑夫婦家， 映入眼簾的是一座二層藏式建築風格的小樓， 四合院落收拾得乾淨整潔。 初見索朗， 他帶著一頂工布帽， 正坐在院子裡伺弄牛羊牲口。 索朗今年78歲， 身板依舊硬朗、聲音洪亮， 絲毫看不出舊西藏在他身上留下的艱辛與苦難。 而79歲的朗傑， 在她身上卻留下了歲月的烙印。
初春的林芝還有些寒意， 我們圍爐而坐， 傾聽老人講述那段飽經滄桑的歲月。
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奴
索朗15歲就被伍巴村的農奴主貢布熱旦強制擄為農奴。
“農奴主有土地100多畝， 奶牛100多頭， 犛牛100多頭， 馬匹和騾子更是不計其數， 而我們什麼都沒有。 吃的是一口大黑鍋裡煮的蘿蔔和粗糙的面疙瘩， 一點油水都沒有。 我們不僅吃不飽飯， 而且隨時都有挨打的可能。 ”索朗說， 每天幹活收工回來， 農奴都會私下小聲交談， 如誰一天沒有挨打， 就會認為這是極其幸運的事。
一直沉默著、有些靦腆的朗傑， 此刻也開始訴說著自己當農奴時所受的折磨和痛苦。 她的腰被農奴主打得一直直不起來， 走路必須拄拐杖，
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奴是沒有生產資料， 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沒有人身自由的， 是受農奴主絕對支配的， 被視作“會說話的工具”。 農奴的子女亦為農奴， 一旦淪為農奴， 子孫後代就永遠無出頭之日。 除了生活上的艱辛， 最讓她難忘的是作為農奴完全喪失了人的尊嚴。 農奴主對他們想打就打， 想罵就罵， 完全不容任何的辯解和抵抗。
“每天早早起床挑水、做飯、打柴……緊接著下地幹活， 管家還跟在後面監督我們， 一不順心就被狠狠地抽一鞭子。
農奴主住的是富麗堂皇的宮殿， 吃著上等的糌粑， 喝著醇香的酥油茶， 用精美的刀具割下一小塊一小塊精緻的牛肉， 愜意地叼著洋煙……而我們30個左右的農奴擠在廢舊的牛棚裡， 低矮、陰暗、破爛不堪。 身上常年穿的是由一塊粗布製成的農奴服， 薄薄一層， 僅能遮羞。 至於冬天蓋的被子， 簡直是天方夜譚， 農奴以地為床、以牲口吃的草料為被子。 在寒冷的冬天， 只能到關有牲口的牛棚裡，
據史料記載， 舊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農奴主， 佔有西藏幾乎全部耕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 而95％的農奴， 不僅沒有土地和牲畜， 還要為農奴主做繁重的勞役， 遭受殘酷的剝削， 時時刻刻生活在饑餓、挨打的恐怖陰影中。
無力的抗爭和對幸福的嚮往
和朗傑不同， 索朗只做過兩年農奴， 剛被擄為農奴時， 他有過抗爭， 但換來的是更殘酷的毒打。
當時西藏地方政府規定， “農奴只能固定在所屬農奴主的土地上， 不得擅自離開， 絕對禁止逃亡。 ”因此， 對於逃跑的農奴， 農奴主會如何處置， 這是索朗想想都會打寒戰。 但聰明的索朗還是渴望自由、渴望得到做人的基本權利。 他知道， 即使再怎樣努力地去幹活， 還是無法擺脫累死、病死或者被打死的境況。 索朗打算年紀稍長，能夠跑得更遠、更快時，找機會逃離這個讓他終身噩夢的黑暗莊園。就這樣，對生命的渴望、對自由的追求，就如雅魯藏布奔騰不息之水，在索朗心裡從未停歇。
當時的西藏，農奴主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大權，農奴的婚姻必須取得領主的同意。索朗遇見了朗傑，他們的愛情成為黑暗歲月裡唯一的一股暖意。但是，索朗與朗傑兩人也只能在日常勞作時，遠遠看上彼此一眼。
那時候，農奴吃的是最壞的食物，幹的卻是最累的活。白天作為人要給農奴主幹活，晚上還要像狗一樣為領主看家護院，晝夜不得休息。秋收打場以後，正是糧食多的時候，可是他們卻仍沒飽腹的糌粑吃。在其他的季節裡，農奴生活的艱難狀況就可想而知了。農奴不知道什麼叫過年過節，他們只渴望能吃上一口飽飯，但這對他們來說就如遙不可及的夢一樣。
金珠瑪米的到來
1959年，貢布熱旦及其家族有些驚慌失措了，說是金珠瑪米（解放軍）要來了。他們開始轉移萬貫家產。這個消息在莊園裡炸開了鍋，一個從未聽說過的新詞進入了索朗和鄉親們的耳朵裡，那就是“解放”。
索朗說：“當時人們都不知道‘解放’是什麼，會不會是一個比貢布熱旦更強大、更兇殘的農奴主，是不是又要把我們俘虜為奴？”因為封閉無知，也因為長期承受非人的苦難，“解放”給他們帶來的是更大的恐懼。
有一天，一支拿著紅旗的隊伍來到了伍巴村，安營紮寨，說是要修公路。索朗和其他村民並不知道這就是毛主席派來的“金珠瑪米”。在他們看來，這麼多人，還開著大車，全村上下惶恐不安。
在相處的一段時間裡，這些修路的人看到村民幹活，都會笑著走過來，挽起袖子出把力；看到搬運重物的村民，都會放下手中的活，上前幫忙運送。以往在皮鞭下幹活的村民哪裡受過這般溫暖，大家都在想：他們究竟是來幹什麼的？而此時的索朗感覺到好日子就快到來了。
後來，大家明白“解放”這個詞的含義了。1959年，西藏封建農奴制廢除，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終於崩潰瓦解，文明的曙光終於透過層層陰霾，灑向了受苦受難的百萬農奴。多麼讓人振奮的一年，讓人幸福難忘了的一年……
“那時的心情是歡欣鼓舞的，我們都感覺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索朗激動地對筆者說，“有了主心骨，翻身做主人，這是當時大家的一致感受。”
回憶起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索朗至今仍難掩痛苦。當說起1959年後的幸福生活，老人飽經滄桑的臉上馬上露出笑容。就在這一年，索朗終於能夠和心愛的朗傑結為夫婦，從此風雨同舟，相守相伴。
1960年3月，索朗被推薦到拉薩參加政策性學習。那是索朗第一次見到聖城拉薩和巍然聳立的布達拉宮，也是第一次真正理解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社會”。
回到家鄉後，索朗被推選為村幹部，協助政府開展民主改革工作。“免舊債、燒地契、立新約，分田地、房屋、農具，這些舊政府時期屬於農奴主的財產，都開始分發到了各家各戶。”索朗說。
平均每人分到3畝半土地、每戶一頭耕牛的伍巴村村民，從此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一個曾經幹著粗活重活、吃不飽飯、每天生活在恐懼當中的農奴，從這一年開始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奮鬥了。
“那時候的老百姓是無法入睡的，夜裡就希望天能快點亮，然後下地幹活。和以前不同，這是在為自己勞作，我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啦！”索朗激動地說。
美好的心願
如今的伍巴村，家家戶戶蓋起了新房子，漂亮房子獨具特色，錯落有致，鮮豔的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一派現代氣息輝映著生活在這裡的幸福人們。
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伍巴村還借助優越的地理位置、秀美的村容村貌和熱情好客的淳樸民風，打造特色旅遊產業。現如今，旅遊收入是伍巴群眾第一大收入管道。村內建設有現代大氣的遊客服務中心，設有農牧特色產品銷售月臺，一切設施統一規劃，整齊劃一。
筆者瞭解到，伍巴村採取與旅遊公司合作的模式，發展鄉村旅遊業。旅遊旺季時，進入伍巴村的旅遊大巴絡繹不絕，村中百姓家家都可接待旅遊團。接待遊客的糌粑、酥油等均由遊客服務中心提供。無論當天是否有接待，百姓分紅扔按照每天100元每戶分配，至此全村百姓家家吃上了“旅遊飯”。
索朗和朗傑共育有9個孩子，除現擔任村委會主任的尼瑪和一個女兒、女婿生活在老兩口身邊外，其餘的都在外成家立業了。逢年過節，孩子們都會回到家中，與老人團聚在一起，老人總是笑得合不攏嘴。
“我們現在每天都過的是新年，吃面吃米飯吃糌粑……”老人高興地說，現在孩子們有了車，想去哪兒都很方便。逢年過節，我們都穿上漂亮的節日盛裝；平日裡，我們穿的是比較輕便的現代服裝，舒服。索朗感慨地說：“現在種地都有補貼了，都用機器種，春播有播種機、秋收有收割機。”
西藏和平解放，特別是民主改革以後，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創造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間奇跡。西藏經歷了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光輝歷程。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高原，如今的西藏上學免費，種地免稅，看病還可以享受公費，這是他們以前怎麼想也想不到的事。
“現在的生活真是非常幸福，我常常想，自己要是年輕點多好，那樣就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了。只要自己肯付出努力，在黨和政策的領導下，今後的生活會更加幸福。”索朗臉上抑制不住歡心的喜悅。（通訊員 王長江 王顯琴 蔡堯 淩秋芬）
索朗打算年紀稍長，能夠跑得更遠、更快時，找機會逃離這個讓他終身噩夢的黑暗莊園。就這樣，對生命的渴望、對自由的追求，就如雅魯藏布奔騰不息之水，在索朗心裡從未停歇。當時的西藏，農奴主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大權，農奴的婚姻必須取得領主的同意。索朗遇見了朗傑，他們的愛情成為黑暗歲月裡唯一的一股暖意。但是，索朗與朗傑兩人也只能在日常勞作時，遠遠看上彼此一眼。
那時候，農奴吃的是最壞的食物，幹的卻是最累的活。白天作為人要給農奴主幹活，晚上還要像狗一樣為領主看家護院，晝夜不得休息。秋收打場以後，正是糧食多的時候，可是他們卻仍沒飽腹的糌粑吃。在其他的季節裡，農奴生活的艱難狀況就可想而知了。農奴不知道什麼叫過年過節，他們只渴望能吃上一口飽飯，但這對他們來說就如遙不可及的夢一樣。
金珠瑪米的到來
1959年，貢布熱旦及其家族有些驚慌失措了，說是金珠瑪米（解放軍）要來了。他們開始轉移萬貫家產。這個消息在莊園裡炸開了鍋，一個從未聽說過的新詞進入了索朗和鄉親們的耳朵裡，那就是“解放”。
索朗說：“當時人們都不知道‘解放’是什麼，會不會是一個比貢布熱旦更強大、更兇殘的農奴主，是不是又要把我們俘虜為奴？”因為封閉無知，也因為長期承受非人的苦難，“解放”給他們帶來的是更大的恐懼。
有一天，一支拿著紅旗的隊伍來到了伍巴村，安營紮寨，說是要修公路。索朗和其他村民並不知道這就是毛主席派來的“金珠瑪米”。在他們看來，這麼多人，還開著大車，全村上下惶恐不安。
在相處的一段時間裡，這些修路的人看到村民幹活，都會笑著走過來，挽起袖子出把力；看到搬運重物的村民，都會放下手中的活，上前幫忙運送。以往在皮鞭下幹活的村民哪裡受過這般溫暖，大家都在想：他們究竟是來幹什麼的？而此時的索朗感覺到好日子就快到來了。
後來，大家明白“解放”這個詞的含義了。1959年，西藏封建農奴制廢除，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終於崩潰瓦解，文明的曙光終於透過層層陰霾，灑向了受苦受難的百萬農奴。多麼讓人振奮的一年，讓人幸福難忘了的一年……
“那時的心情是歡欣鼓舞的，我們都感覺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索朗激動地對筆者說，“有了主心骨，翻身做主人，這是當時大家的一致感受。”
回憶起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索朗至今仍難掩痛苦。當說起1959年後的幸福生活，老人飽經滄桑的臉上馬上露出笑容。就在這一年，索朗終於能夠和心愛的朗傑結為夫婦，從此風雨同舟，相守相伴。
1960年3月，索朗被推薦到拉薩參加政策性學習。那是索朗第一次見到聖城拉薩和巍然聳立的布達拉宮，也是第一次真正理解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社會”。
回到家鄉後，索朗被推選為村幹部，協助政府開展民主改革工作。“免舊債、燒地契、立新約，分田地、房屋、農具，這些舊政府時期屬於農奴主的財產，都開始分發到了各家各戶。”索朗說。
平均每人分到3畝半土地、每戶一頭耕牛的伍巴村村民，從此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一個曾經幹著粗活重活、吃不飽飯、每天生活在恐懼當中的農奴，從這一年開始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奮鬥了。
“那時候的老百姓是無法入睡的，夜裡就希望天能快點亮，然後下地幹活。和以前不同，這是在為自己勞作，我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啦！”索朗激動地說。
美好的心願
如今的伍巴村，家家戶戶蓋起了新房子，漂亮房子獨具特色，錯落有致，鮮豔的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一派現代氣息輝映著生活在這裡的幸福人們。
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伍巴村還借助優越的地理位置、秀美的村容村貌和熱情好客的淳樸民風，打造特色旅遊產業。現如今，旅遊收入是伍巴群眾第一大收入管道。村內建設有現代大氣的遊客服務中心，設有農牧特色產品銷售月臺，一切設施統一規劃，整齊劃一。
筆者瞭解到，伍巴村採取與旅遊公司合作的模式，發展鄉村旅遊業。旅遊旺季時，進入伍巴村的旅遊大巴絡繹不絕，村中百姓家家都可接待旅遊團。接待遊客的糌粑、酥油等均由遊客服務中心提供。無論當天是否有接待，百姓分紅扔按照每天100元每戶分配，至此全村百姓家家吃上了“旅遊飯”。
索朗和朗傑共育有9個孩子，除現擔任村委會主任的尼瑪和一個女兒、女婿生活在老兩口身邊外，其餘的都在外成家立業了。逢年過節，孩子們都會回到家中，與老人團聚在一起，老人總是笑得合不攏嘴。
“我們現在每天都過的是新年，吃面吃米飯吃糌粑……”老人高興地說，現在孩子們有了車，想去哪兒都很方便。逢年過節，我們都穿上漂亮的節日盛裝；平日裡，我們穿的是比較輕便的現代服裝，舒服。索朗感慨地說：“現在種地都有補貼了，都用機器種，春播有播種機、秋收有收割機。”
西藏和平解放，特別是民主改革以後，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創造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間奇跡。西藏經歷了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光輝歷程。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高原，如今的西藏上學免費，種地免稅，看病還可以享受公費，這是他們以前怎麼想也想不到的事。
“現在的生活真是非常幸福，我常常想，自己要是年輕點多好，那樣就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了。只要自己肯付出努力，在黨和政策的領導下，今後的生活會更加幸福。”索朗臉上抑制不住歡心的喜悅。（通訊員 王長江 王顯琴 蔡堯 淩秋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