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一種集體和有組織相互使用暴力的行為,是敵對雙方為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領土目的而進行的武裝鬥爭。 它是政治集團之間、民族(部落)之間、國家(聯盟)之間的矛盾最高的鬥爭表現形式,是解決糾紛的一種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決辦法。 戰爭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本文作者米蘭•維戈認為,對戰爭的認知和理解是一門科學,而戰爭的實施則是一門藝術。 米蘭•維戈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聯合軍事行動部專家、美國海軍著名學者,著有《海軍戰役理論與實踐》、《聯合作戰:理論與實踐》等著作。

▲自古代起， 軍事專家們就致力於研究戰爭規律， 他們尋求精確把握戰爭運行的所有關鍵變數， 包括：敵方的基本情況、企圖和應急措施等
人類通常對未知事物感到恐懼,因此,他們總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極力去探索一種將世界萬物(包括戰爭)統攝其中的規律和原則,從而增強事物的可控性和可預見性。

以科學的視角觀察戰爭
把戰爭看作科學這種觀念幾乎與戰爭本身一樣古老。 從人類社會出現戰爭起,就不斷有軍事理論家致力於研究、探索制約戰爭活動的規律和原則。 文藝復興時期,無論藝術、音樂、哲學、科學,還是戰爭本身,都經歷了一個漸進而深刻的變革。 這一時期,歐洲人重新發現了色諾芬(西元前430至354年)、凱撒大帝(西元前100至44年)、普布利烏斯•雷納特斯(西元4世紀)等古代軍事理論家的著作,而這些著作正是構建文藝復興時期直至18世紀晚期軍事思想的基石和框架。
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和醫學的進步引發了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科技革命。 正是由於有像以撒•牛頓等這樣偉大思想們家的卓越貢獻,科學逐漸成為了西方文明中描述社會發展規律的主導性角色。 又因為技術總是與科學相伴而生,因此,歐洲第一次軍事科技革命也隨之爆發。 此後,戰爭是科學這一觀念深入人心,而且戰爭常被比喻成鐘錶,因為戰爭像鐘錶一樣有序、規則,並且可預測。 這種戰爭中的科學觀被腓特烈大帝演繹的淋漓盡致。
此外,幾何學和彈道學的巨大進步也有力推進了火炮攻擊與要塞防禦戰術的發展。 作為圍攻戰術的重要實踐者,賽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1603-1707)元帥,運用其掌握的幾何學、建築學、兵器學知識極大促進了要塞防禦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出生于義大利的拉伊蒙多•蒙特庫利科伯爵(1609-1680)是最早以科學的視角看待戰爭的理論家和實踐家之一。 蒙特庫利科伯爵認為:戰爭科學與其他科學一樣,都是一門力圖使普遍規則和基本原理戰勝人的主觀經驗的學問。
法國元帥卜希古是一位傑出的軍人,他主張將戰爭看成是一個系統,要像沃邦在要塞防禦理論中所做的那樣,尋找制約該系統運行的規律和原則。
法國軍事理論家查理斯•福拉克(1669-1752)是啟蒙時代軍事思想的先鋒,他著迷於經典希臘和羅馬軍事理論,主張從科學的視角觀察戰爭,探究制約戰爭活動的規律,他還同時還強調作戰中的心理緯度。 福拉克的作品和思想深刻影響了同時代許多其他著名的軍事理論和實踐家,比如:薩克斯伯爵(1696-1750)、腓特烈大帝、拿破崙一世(1769-1821)等。 薩克斯伯爵是火槍隊時代的傑出將領,他著有《關於戰爭的幻想》(1757)一書,在本書序言中,他寫道:“由於戰爭科學是晦澀而不完善的,結果導致由無知帶來的習俗和偏見成為了決定戰爭的基礎因素;所有其他科學都建立在穩固的原則基礎上,只有戰爭科學是如此貧瘠”。 薩克斯伯爵認為:“對於戰爭的理解,如果沒有理性的思維,那就只能依靠運氣,而這是極不靠譜的。”
▲從人類社會出現戰爭起，就不斷有軍事理論家致力於研究、探索制約戰爭活動的規律和原則
啟蒙時代,1750-1800
17世紀的科技革命和牛頓力學的發展,促使絕大數歐洲知識份子認為世界萬物是能夠被人的大腦所理解和掌握的,而法國新古典主義運動又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認識,認為:每一門藝術都是由恒定不變的規律和原則所統攝的。
18世紀晚期,那些大多出身于貴族的歐洲軍官們又受到了哲學、理學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他們認為應該像學習其他科學一樣,系統的研究戰爭,然後建立完備而清晰的戰爭理論體系,因此,軍事專業研究的重點應放在理論和原理上,而不應放在人的主觀經驗上。基於這種認識,歐洲產生了一大批關於軍事理論的著作。
啟蒙時代的主要軍事思想包括:戰爭活動應該把政治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擺上重要位置,同時應注重科學原理在戰爭中的應用。該時代最重要的軍事理論家包括:杜賓•寇里賽(1709-1799)、保羅•梅齊勒(1719-1780)、腓特烈大帝、皮埃爾•包色特(1700-1780)、雅克•安東尼•西博利特(1743-1790)、蓋博特伯爵、亨利•勞埃德(1720-1783)和馮•比洛(1757-1807)。
在後啟蒙時代,軍事理論領域主要由所謂的幾何學派和數學學派所主導。這些流派堅信:戰爭的真諦不在於血腥的搏殺,而在於通過計算和精妙的排兵佈陣而置敵人於絕境,即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略以抽象的數學運算為基礎,指揮官要像象棋選手那樣具備掌握全域的能力,而軍隊只是棋盤上的一枚枚棋子。個人的創造性表現在戰場上起不了太大作用,而將領對戰爭規律的堅守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威爾士將領、軍事理論家勞埃德是主張以科學視角來審視戰爭的堅定支持者之一。他把軍隊比作是一部機器,“如同其他機器一樣,軍隊這部機器的完美表現首先依賴於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其次還依賴於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繫及其運行機制。”他寫道:戰爭是牛頓力學的一個分支。對一個將軍而言,他必須掌握有關敵軍的各類知識,包括:位置、行軍、宿營等。
與其他幾何學派的代表不同,勞埃德是最早強調要關注士氣因素的思想家之一。他認為:人的恐懼、羞愧和對財富的渴望都是參與作戰的動因,而對自由和宗教的熱愛是最強大的力量來源。
普魯士軍官馮•比洛是啟蒙時代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之一,他的《新戰爭系統的精神》極力支援勞埃德以科學和幾何學視角來研究戰爭的理念。他認為現代戰爭應以作戰線和武器裝備的運用為基礎,並在數學上給出了精確計算的理論。他堅信憑藉這種理論,通過精確的科學計算,在戰爭實施之前就已知勝負了。他主張要挖掘戰略的數學秘密,並將其形成理論。在比洛看來,“從此以後,計畫與實施戰爭不再需要原始的思考和冒險的試探了。如果進攻一方的準備不是完美無缺的,則防禦一方不必訴諸行動即可擊退之。”戰略的完美使戰鬥失去了價值“戰爭不再是一門藝術,而是一門科學,藝術本身就是科學,或迷失於科學之中。”與啟蒙時代的一些理論家不同——他們認為戰爭科學仍為軍事天才的創造性發揮預留了空間——馮•比洛認為戰爭天才的發揮餘地已完全被科學所壓榨殆盡了,以至於這些天才不願再為軍事領域奉獻一生。

▲俄國人致力於通過數學方法來研究作戰問題，研究制定各種作戰模型，用以優化行動計畫並預測戰場行軍相對速度。這些方法在“衛國戰爭”的各類戰役和戰鬥中得到了總結
後啟蒙時代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所實施的決定性戰爭證明了幾何學派的理論是錯誤的,但啟蒙時代軍事思想的影響並未消失,而是被亨利•約米尼(1779-1869)、查理斯大公(1771-1847)等戰爭理論家所繼承和完善了。事實上,19世紀的絕大數軍事理論仍然是基於啟蒙時代的軍事思想而構建的。
出生于瑞士的法國將軍約米尼,儘量避免採用那種越來越複雜化的關於戰爭的幾何學原理,但他的理論仍然以啟蒙時代的軍事思想為基礎。他主張採取歸納和預測的方法來研究戰爭,他寫道:“戰爭,從整體上看不是科學,而是藝術;戰略,也許在某些方面遵循固定規律,但在整體上看,仍然屬於藝術;只有戰術,才是純粹的遵守固定規律的科學。
約米尼試圖建立戰爭藝術的普遍規律,並通過研究腓特烈大帝的戰爭行動來認識這種規律。在他的鴻篇巨作《戰爭藝術概論》一書中,約米尼強調:存在一些基本的戰爭規律必須遵守,因為它能決定你的勝負。約米尼提出一系列四字格言,構成這些規律的主框架,而每個規律又由一些次要原則組成。儘管約米尼不斷修正這套理論,但他從未真正偏離過腓特烈大帝、勞埃德、比洛等人的軍事理論框架。
儘管約米尼癡迷於對戰爭規律的認識,他也認識到士氣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士氣因素可以使戰術行動避免過於理論化。他堅信:不管應用於戰爭中的技術如何改變,戰略卻如同凱撒、腓特烈和拿破崙時代一樣,保持不變,因為它是獨立於軍隊的本質和組織而存在的。
查理斯大公被認為是哈布斯堡王朝和歐洲大陸最傑出的將領,同時也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軍事理論家。他的軍事理論以後啟蒙時代思想為基礎。在其代表作《高級戰爭藝術原理》一書中,查理斯寫道:“戰爭科學準則本身是簡要和固定的,只是應用它們的方法不同而已。軍隊中諸如實力、位置、創新、武器等各個條件的變化,都會導致這些準則的應用發生變化。”在他的《戰略學原理》一書中,查理斯大公幾乎繼承了馮•比洛的全部戰爭理論和幾何學思想,只是較少強調數學因素。
這種將戰爭視為科學而不是藝術的思想並未止步于約米尼的解讀者和追隨者,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之一,英國將軍富勒(1878-1966)也堅信戰爭的實施是一門科學。富勒深受勞埃德的影響,在其《戰爭科學基礎》一書中,富勒提到:科學的方法是研究戰爭的常識性方法,通過科學方法,我們可以研究過去的事實,以及如何把過去的事實應用于現在或未來的戰爭中去。富勒堅稱:戰爭像人類的其他行為一樣,是一門科學,因為它以事實為基礎,並且在戰爭能夠被當作藝術來展示之前,你必須對其已有了科學化的深刻研究和把握。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相信戰爭的本質是科學的。列寧(1870-1924)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社會本質的規律性原理、人類知識的可控性原理深刻影響了1917年後的蘇聯軍事理論。列寧的哲學觀與戰爭科學論是一致的,他認為戰爭是可以預測的。蘇聯軍事領域的各個方面都深受列寧思想的影響,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基於他們對戰爭中物質因素的共同而深刻的信仰。恩格斯(1820-1895)相信戰爭中所有偉大的變革都不是個人力量的施展,而是新的物質條件的出現而催生的。在他看來,軍事力量的強弱決定於生產力的強弱。
現代理論
西方國家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受到牛頓力學的影響,他們試圖尋找作戰的普遍規律,並期待所有戰爭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戰爭結果可以提前預測。因此,他們在戰爭量化方面做了極大的努力。自1990年開始,系統理論成為美國、西方和北約國家軍事研究領域的主導學派。例如,網路中心戰(NCW)、基於效果的作戰行動(EBO)和系統作戰設計(SOD)等理念被美、西方國家接受並付諸行動。到2000年初,NCW和EBO理念的影響力逐漸減弱。2008年,美國聯合部隊司令部公開拋棄了基於效果的作戰行動(EBO)理念,但其中的某些理論因素仍以改良了的形式被保留在了美國聯合條令出版物中,並沿用至今。NCW/EBO/SOD的共同特徵是它們都基於並未證實的技術而建立,在缺乏實驗資料和實戰檢驗的情況下就被採納、接受了,這其實反映的是新牛頓主義戰爭思想理念,而不是克勞塞維茨式的戰爭理念。
EBO/SOD的支持者們主張採用所謂的系統分析理論(SOSA)來評估戰場形式,然後確定戰略重心。SOD所需的理論基礎是系統論和複雜理論。設計論本身被定義為:“説明指揮官理解如何改變複雜適應系統的一套可重複性的推理方法”。它的目的在於:在戰爭初始形勢(即觀測系統)與戰爭進行形勢(即預期系統)之間建立橋樑。設計論為實現自身目的,必須要用到SOD以及EBO的部分理論元素,但又不能完全僅依靠這些理論。設計論的支持者承認戰爭是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而並非封閉性系統,這使得預測和評估己方物理行動對敵方行為所產生的效果變得極為困難。

▲克勞塞維茨對理解戰爭方面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強調人的因素和心理因素對戰爭實施的影響。他認為戰爭的形態受到人性、人的行為和人的心理境遇的制約
對不可測因素的評估
現代以來,許多軍事理論家,尤其是那些將戰爭視為科學的理論家,都試圖採用定量分析的辦法來研究勝利的本源,他們堅稱:通過採用各種定量分析法,比單純依靠指揮官的判斷和經驗更加客觀、可靠。事實上,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因為暫且不論其他,單就對哪些因素進行測量這種決定本身就是高度主觀化的。克勞塞維茨(1780-1831)曾經警告說:這種所謂的數學方法在軍事領域根本行不通。他認為,戰爭行為更像是人們玩兒的紙牌遊戲。
從19世紀末以來,俄國人一直致力於通過數學方法來研究作戰問題,他們的這種數學傾向性方法源自於其近百年來的自我批判和反思。俄國人研究制定出各種作戰模型,用以優化行動計畫並預測戰場行軍相對速度。這些方法是蘇聯人從“偉大的衛國戰爭”(1941-1945)各類戰役和戰鬥中得出的結論。他們認為這種方法無論從辯證的角度還是科學的角度來看都是能站住腳的,同時也是符合馬列主義學說的。到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這種在武裝衝突中應用數學的做法已經發展成其軍事研究領域的一個分支——作戰行動類比學。這一學科試圖將戰術與戰役問題歸納為可測量的參數,通過運算而定下作戰決心和作戰計畫。蘇聯尤其重視運用力量關係法來實施戰爭,這種方法將不同作戰力量進行比照,量化各類戰場元素,並用方程式或數學方法予以表達,從而支撐作戰計畫。但是蘇聯人並不僅僅依靠這種量化的辦法,他們同時也強調運用謀略和欺騙。
在西方,軍事家們多採用被稱為作戰模擬的各種數學方法來提升武器性能和發展戰術手段。作戰模擬法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數學家蘭徹斯特發明的N方定律,該定律用以量化勝利和數量優勢之間的關係。在大不列顛空戰中,英國運用作戰模擬法成功應對了德國的空襲戰。在二戰中,作戰模擬法還被用在雷達站優化搜索策略以及反潛戰計算護航編隊數量上。美國繼承了英國的做法,將作戰模擬法應用在了地雷戰、反潛戰和空襲戰中。
系統分析法(現稱策略分析法)是另一種源自公共領域而被軍事領域所採納借鑒的定量分析法。這種方法關注資源的分配,並力圖使目標價值最大化,類似於經濟領域裡的利潤最大化。通過使用數學方法,分析家們將戰場元素系統量化為參數,並通過數學模型計算出結果,任何無法量化的因素將被排除在外。這種方法使得指揮官的直覺、勇氣、毅力等人性因素被嚴重低估。

▲系統分析法將戰場元素系統量化為參數，並通過數學模型計算出結果，任何無法量化的因素將被排除在外。這種方法使得指揮官的直覺、勇氣、毅力等人性因素被嚴重低估
系統分析法的堅定支持者之一是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其任期(1961-1968)內,納馬拉關於武器設計和部隊需求等方面所做的大量決定都採用系統分析法做支撐。納馬拉也許是越南戰爭中使用定量分析法裡最出名的人,他極力將越戰視為一門科學而非藝術。五角大樓通過使用死亡人數統計法來決定投放越南戰場的美軍人數,以期待使美軍所受威脅程度達到最低化。但這些方法被證明是無效的,美軍在越戰中採用的一些指標參數常常發生錯誤,並誤導了作戰行動。指揮者採用的作戰模型同樣也是錯誤的,因為美軍高官陷於一種“越戰是個技術問題”這一思想誤區,而忽視了對手的作戰決心,超越了與自身政治戰略相匹配的軍事限度。
五角大樓對經濟行為的關注導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軍過度依賴各種參數用以評估戰場作戰行動預期。這些定量方法本質上取代了指揮官的判斷、直覺和獨立執行性。而這些參數的使用本身又是高度主觀化的,因為上級機構武斷的決定哪些要素需要量化,哪些要素不需要量化,殊不知有些隱匿但又非常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忽視掉了。

▲任何戰爭的主要精神特質都包括：仇恨、敵意、暴力、不確定性、摩擦、恐懼、危險、非理智、機會和運氣

以藝術的視角觀察戰爭
把戰爭當作藝術這種觀念並不是近代才產生的,早在啟蒙時代,一些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如薩克斯、勞埃德等人,就已經認識到了戰爭中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可惜的是,他們沒有更進一步認識到戰爭其實是一個高度複雜,充滿不確定性、混亂、不可預測甚至是非理性的事物。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發生在德國軍事理論界的戲劇性變化開始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當時,在德國流行三大文化思潮——浪漫主義、民族主義和理想主義。其中,浪漫主義思潮對在啟蒙時代佔據主導地位的法國世界觀形成了挑戰。這種思潮反對法國文化和政治所奉行的帝國主義,並導致了德國民族情感的覺醒。德國“反啟蒙”思想家認為人們關於現實世界的知識,本質上是錯誤的,至少是被誇大了的。在他們看來,世界不是簡單的,而是高度複雜的,是由無限的元素和事件構成,並處於永無止境的運動當中的。德國浪漫主義者越來越聚焦於世界內在的複雜性,他們認為,這種複雜性無法用牛頓力學模型予以解釋。他們採用了一種歷史的方法來理解現實,即:人的意識是其個體在自身所處的時間和地點上對周圍事物的動態解釋。基於這種觀點,德國理論家們堅稱:世界萬物並不遵守普遍的規律和原則。
這一發軔於啟蒙時代的文化思潮同樣對貝倫•霍斯特(1733-1814)、沙恩•霍斯特(1755-1813)、克勞塞維茨等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和實踐家產生了重要影響。貝倫•霍斯特的三卷本《戰爭藝術反省》(1796-1799)首次對啟蒙時代軍事思想發起了挑戰。他認為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將戰爭藝術發展到了頂峰。他寫道:在整個啟蒙時代,戰爭藝術像其他科學和藝術一樣,推動了知識的進步,支撐了內在的才能。戰爭藝術並不是建立在固定不變的規則之上,而是隨著人的精神的改變而處於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制的狀態。道德能夠使部隊充滿生機活力,因此,道德是構成戰爭行為的重要因素。貝倫•霍斯特認為:戰爭與數學、天文學不同,它不能被看成是一門科學。那些所謂的戰爭規律和原則實際上是人為的和教條的,並不能適應隨時變化了的戰場形勢。
沙恩•霍斯特將同時代那套預測戰爭的理論視為人為的和片面的。戰爭藝術是一門實踐科學,它只能以對現實世界的研究為基礎,如果這根鏈條斷裂,那麼戰爭藝術就將導致抽象。在其論文《軍事歷史的應用,缺陷的原因》(1806)中,沙恩•霍斯特寫道:“歷史上偉大的將領都研究戰爭規律,一些戰爭的因素可以用數學方法來計算,但其他因素是獨立於規則之外、不能機械的加以研究,這就是為什麼研究本身無法成就偉大將領的原因所在。”
克勞塞維茨是第一位從各個方面系統闡述了戰爭哲學的軍事理論家。他深受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與啟蒙時代思想家觀察世界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他還同時受到沙恩•霍斯特的實用主義和相對主義方法的極大影響,認為戰爭是一種複雜而不可預測的現象。克勞塞維茨只相信宏觀的概括性,他認為所謂的規律在戰爭迷霧和戰鬥摩擦面前根本立不住腳。他堅稱:一套無法解釋戰爭中無休止的複雜性的理論是與現實戰爭行動相距甚遠的。因此,他認為任何將複雜的戰爭現象歸納為簡單的普遍規律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
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屬於社會生活領域:它既不是科學也不是藝術。說它不是科學,是因為它只是一種行為;說它不是藝術,是因為它所施加影響的物件不是消極無生命的事物,而是有反應的活生生的力量。克勞塞維茨寫道:戰爭的實施必須在極大層面和極小層面上為不確定性留足餘地。不確定性與人類的勇氣、自信之間的鴻溝越大,意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戰爭的本質。而無論戰爭的動機、形式以及科技進步如何發展變化,戰爭的本質是永遠不變的。人類行為本身是戰爭本質的主體部分。克勞塞維茨對理解戰爭方面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強調人的因素和心理因素對戰爭實施的影響。他認為戰爭的形態受到人性、人的行為和人的心理境遇的制約。戰爭的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相互聯繫,不可分割。他堅信戰爭不是一種有機力量施加到另一種無生命的東西上,而是兩種有相互影響的活生生力量之間的碰撞。僅僅征服對方的肉體不能取得勝利,摧毀敵人的精神和心理才能贏得戰爭。
任何戰爭的主要精神特質都包括:仇恨、敵意、暴力、不確定性、摩擦、恐懼、危險、非理智、機會和運氣。在克勞塞維茨看來,戰爭是初始暴力、仇恨、敵意的三合一體,是一種盲目而自然的力量。他認為危險是戰爭摩擦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對於危險的準確概念就無法理解戰爭。此外,戰爭是物理領域的力量較量,而創新將在這個充滿機會和無限可能的空間中大顯身手。克勞塞維茨寫道:沒有其他任何領域像在戰爭領域中一樣充滿了意外和不確定性。這種主客觀上的不確定性使得戰爭成為一場賭博。
克勞塞維茨觀察到:各種因素的極大不確定性使得戰爭行為極為困難,因為所有的行動都好像發生在暗夜,還摻雜著迷霧和月光,這使得戰爭呈現出誇大其實的規模和奇形怪狀的形態。他指出:指揮官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自己的處境,而他對敵手的瞭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不靠譜的資訊的,因此,他的行動決策可能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戰場評估可能導致在錯誤的時間發動錯誤的行動。克勞塞維茨辯稱:“摩擦”是最適合解釋真實戰爭和紙上談兵之間區別的詞彙。“巨大的摩擦,與那些可分解為小部件的機器不同,因為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並使得機會和意外成為了戰場的主旋律,這些都是無法測量的。”摩擦使看似簡單的問題極度複雜化。摩擦就是不確定性、錯誤、意外、技術困難、不可預測,以及由此而帶來的錯誤決定、行動和士氣低落。
老毛奇認為:“軍隊行動的大部分構成要素是基於科學的,但當兩個相互敵對的指揮官真正在戰場相遇時,藝術便從幕後走向前臺”。在他看來,戰爭中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因此,戰爭中不存在普遍規則,人的稟賦才能也無法被取代。鑒於戰爭中的這種不確定性,老毛奇認為戰略只不過是一套權宜之計罷了。他主張在戰爭中鼓勵創新、即興發揮和擁有開放的視野。
在老毛奇元帥擔任德國總參謀長期間(1857-1888),克勞塞維茨的學說對德國理論和實踐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德國人認為,人的行為不能歸納成一套規律和原則,戰爭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他們相信沒有人能夠控制戰爭的進程。任何戰爭都充滿了矛盾、困惑和混亂。在戰爭中,沒有絕對和確定,不確定性無處不在。老毛奇解釋道:“戰爭中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危險無處不在,只有與困難並存,人們才能取得偉大的勝利。在一個充滿機會、錯誤和失望的領域,對空間和時間的計算毫無意義。通往 目標的每一步路都伴隨著危險和不確定性。”德國人將戰爭的困惑看作是無限潛能的源泉,並建立一套指揮控制學說——任務式指揮,這種學說通過下放決策權而充分挖掘戰爭的潛力。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認為戰爭是一種自由而具有創造性的活動,或者說是一門藝術,因為它高度依賴於人性。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戰爭又建立在科學規則之上,新的武器裝備不斷改變戰爭形態,對戰爭面貌的預測以及對其影響的評估又是及其必要的。戰場環境是多樣的,他們變化的快而突然,以至於無法提前評估。無法計算的元素發揮決定性作用,尤其是當敵對雙方指揮官的意志在戰場上相互碰撞時,摩擦和錯誤幾乎無處不在。
克勞塞維茨對戰爭本質的認識今天仍然有效。人的因素是戰爭中唯一起決定性的因素。無論軍事技術如何變化,人性本身幾乎不會變。戰爭的複雜和不可預測程度遠遠超出了機器或其他偽科學的承受範圍。只有人的大腦能夠對戰場上突然而意外的情況作出及時和恰當的應對。但不要忘記,敵人也有意志,他們同樣會作出不可預測以及非理性的應對。
非理性程度是無法預測和評估的。敵對雙方的非理性決定都有可能對戰爭進程和結果產生關鍵性影響。所謂的非理性常常是以自身的文化觀念去衡量對方的行為和反應。而一個敵方指揮官是其社會、環境和文化的產物,因此,你所謂的非理性也許在他看來,是與其社會價值和軍事文化相和諧的。個人和組織的心理狀態以及他們在壓力環境下可能作出的反應是完全不可知的,在軍隊環境中,這一點尤為正確。

▲資訊化裝備極大提高了單兵作戰能力和自主性，單兵的個體行為對戰爭的進程影響越來越大

結 論
戰爭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這個問題仍無定論。這主要歸因於人們總是傾向於在社會生活領域(包括戰爭領域)尋求確定性;另一個原因是牛頓力學的影響以及人們對科技進步的盲目崇拜。但許多將戰爭完全視為科學的努力已經多次被證明是錯誤的。戰爭是如此的複雜、混亂和不可預測,以至於用任何先進的方法都無法統攝全部。但這並不是說科技在軍事領域一無是處。科學和技術已經並將繼續構成推動戰爭形態變化的主要因素。豐富的歷史事例也已充分說明:科學和技術能夠對戰爭勝負產生影響。
科學的方法應該被廣泛用來解釋戰爭領域的各類現象。完善的戰爭理論是建立在科學的方法之上的。各種各樣的經濟學模型也可以成功的應用於軍事組織、力量籌畫和武器製造之中。定量分析法還能用來評估和增強單兵平臺的武器效能和戰術方式。然而,所有這些方法一旦到了戰役和戰略層次便失去了效能,因為此時,一些看不見的因素對戰爭的進程和結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簡而言之,應用科技來增強戰鬥力和靠科技來實施戰爭之間的區別是巨大的。我們對戰爭的知識和理解是一門科學,但戰爭的實施本身是一門藝術。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這一點都不會改變。
薩克斯伯爵認為:“對於戰爭的理解,如果沒有理性的思維,那就只能依靠運氣,而這是極不靠譜的。”
▲從人類社會出現戰爭起，就不斷有軍事理論家致力於研究、探索制約戰爭活動的規律和原則
啟蒙時代,1750-1800
17世紀的科技革命和牛頓力學的發展,促使絕大數歐洲知識份子認為世界萬物是能夠被人的大腦所理解和掌握的,而法國新古典主義運動又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認識,認為:每一門藝術都是由恒定不變的規律和原則所統攝的。
18世紀晚期,那些大多出身于貴族的歐洲軍官們又受到了哲學、理學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他們認為應該像學習其他科學一樣,系統的研究戰爭,然後建立完備而清晰的戰爭理論體系,因此,軍事專業研究的重點應放在理論和原理上,而不應放在人的主觀經驗上。基於這種認識,歐洲產生了一大批關於軍事理論的著作。
啟蒙時代的主要軍事思想包括:戰爭活動應該把政治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擺上重要位置,同時應注重科學原理在戰爭中的應用。該時代最重要的軍事理論家包括:杜賓•寇里賽(1709-1799)、保羅•梅齊勒(1719-1780)、腓特烈大帝、皮埃爾•包色特(1700-1780)、雅克•安東尼•西博利特(1743-1790)、蓋博特伯爵、亨利•勞埃德(1720-1783)和馮•比洛(1757-1807)。
在後啟蒙時代,軍事理論領域主要由所謂的幾何學派和數學學派所主導。這些流派堅信:戰爭的真諦不在於血腥的搏殺,而在於通過計算和精妙的排兵佈陣而置敵人於絕境,即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略以抽象的數學運算為基礎,指揮官要像象棋選手那樣具備掌握全域的能力,而軍隊只是棋盤上的一枚枚棋子。個人的創造性表現在戰場上起不了太大作用,而將領對戰爭規律的堅守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威爾士將領、軍事理論家勞埃德是主張以科學視角來審視戰爭的堅定支持者之一。他把軍隊比作是一部機器,“如同其他機器一樣,軍隊這部機器的完美表現首先依賴於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其次還依賴於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繫及其運行機制。”他寫道:戰爭是牛頓力學的一個分支。對一個將軍而言,他必須掌握有關敵軍的各類知識,包括:位置、行軍、宿營等。
與其他幾何學派的代表不同,勞埃德是最早強調要關注士氣因素的思想家之一。他認為:人的恐懼、羞愧和對財富的渴望都是參與作戰的動因,而對自由和宗教的熱愛是最強大的力量來源。
普魯士軍官馮•比洛是啟蒙時代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之一,他的《新戰爭系統的精神》極力支援勞埃德以科學和幾何學視角來研究戰爭的理念。他認為現代戰爭應以作戰線和武器裝備的運用為基礎,並在數學上給出了精確計算的理論。他堅信憑藉這種理論,通過精確的科學計算,在戰爭實施之前就已知勝負了。他主張要挖掘戰略的數學秘密,並將其形成理論。在比洛看來,“從此以後,計畫與實施戰爭不再需要原始的思考和冒險的試探了。如果進攻一方的準備不是完美無缺的,則防禦一方不必訴諸行動即可擊退之。”戰略的完美使戰鬥失去了價值“戰爭不再是一門藝術,而是一門科學,藝術本身就是科學,或迷失於科學之中。”與啟蒙時代的一些理論家不同——他們認為戰爭科學仍為軍事天才的創造性發揮預留了空間——馮•比洛認為戰爭天才的發揮餘地已完全被科學所壓榨殆盡了,以至於這些天才不願再為軍事領域奉獻一生。

▲俄國人致力於通過數學方法來研究作戰問題，研究制定各種作戰模型，用以優化行動計畫並預測戰場行軍相對速度。這些方法在“衛國戰爭”的各類戰役和戰鬥中得到了總結
後啟蒙時代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所實施的決定性戰爭證明了幾何學派的理論是錯誤的,但啟蒙時代軍事思想的影響並未消失,而是被亨利•約米尼(1779-1869)、查理斯大公(1771-1847)等戰爭理論家所繼承和完善了。事實上,19世紀的絕大數軍事理論仍然是基於啟蒙時代的軍事思想而構建的。
出生于瑞士的法國將軍約米尼,儘量避免採用那種越來越複雜化的關於戰爭的幾何學原理,但他的理論仍然以啟蒙時代的軍事思想為基礎。他主張採取歸納和預測的方法來研究戰爭,他寫道:“戰爭,從整體上看不是科學,而是藝術;戰略,也許在某些方面遵循固定規律,但在整體上看,仍然屬於藝術;只有戰術,才是純粹的遵守固定規律的科學。
約米尼試圖建立戰爭藝術的普遍規律,並通過研究腓特烈大帝的戰爭行動來認識這種規律。在他的鴻篇巨作《戰爭藝術概論》一書中,約米尼強調:存在一些基本的戰爭規律必須遵守,因為它能決定你的勝負。約米尼提出一系列四字格言,構成這些規律的主框架,而每個規律又由一些次要原則組成。儘管約米尼不斷修正這套理論,但他從未真正偏離過腓特烈大帝、勞埃德、比洛等人的軍事理論框架。
儘管約米尼癡迷於對戰爭規律的認識,他也認識到士氣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士氣因素可以使戰術行動避免過於理論化。他堅信:不管應用於戰爭中的技術如何改變,戰略卻如同凱撒、腓特烈和拿破崙時代一樣,保持不變,因為它是獨立於軍隊的本質和組織而存在的。
查理斯大公被認為是哈布斯堡王朝和歐洲大陸最傑出的將領,同時也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軍事理論家。他的軍事理論以後啟蒙時代思想為基礎。在其代表作《高級戰爭藝術原理》一書中,查理斯寫道:“戰爭科學準則本身是簡要和固定的,只是應用它們的方法不同而已。軍隊中諸如實力、位置、創新、武器等各個條件的變化,都會導致這些準則的應用發生變化。”在他的《戰略學原理》一書中,查理斯大公幾乎繼承了馮•比洛的全部戰爭理論和幾何學思想,只是較少強調數學因素。
這種將戰爭視為科學而不是藝術的思想並未止步于約米尼的解讀者和追隨者,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之一,英國將軍富勒(1878-1966)也堅信戰爭的實施是一門科學。富勒深受勞埃德的影響,在其《戰爭科學基礎》一書中,富勒提到:科學的方法是研究戰爭的常識性方法,通過科學方法,我們可以研究過去的事實,以及如何把過去的事實應用于現在或未來的戰爭中去。富勒堅稱:戰爭像人類的其他行為一樣,是一門科學,因為它以事實為基礎,並且在戰爭能夠被當作藝術來展示之前,你必須對其已有了科學化的深刻研究和把握。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相信戰爭的本質是科學的。列寧(1870-1924)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社會本質的規律性原理、人類知識的可控性原理深刻影響了1917年後的蘇聯軍事理論。列寧的哲學觀與戰爭科學論是一致的,他認為戰爭是可以預測的。蘇聯軍事領域的各個方面都深受列寧思想的影響,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基於他們對戰爭中物質因素的共同而深刻的信仰。恩格斯(1820-1895)相信戰爭中所有偉大的變革都不是個人力量的施展,而是新的物質條件的出現而催生的。在他看來,軍事力量的強弱決定於生產力的強弱。
現代理論
西方國家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受到牛頓力學的影響,他們試圖尋找作戰的普遍規律,並期待所有戰爭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戰爭結果可以提前預測。因此,他們在戰爭量化方面做了極大的努力。自1990年開始,系統理論成為美國、西方和北約國家軍事研究領域的主導學派。例如,網路中心戰(NCW)、基於效果的作戰行動(EBO)和系統作戰設計(SOD)等理念被美、西方國家接受並付諸行動。到2000年初,NCW和EBO理念的影響力逐漸減弱。2008年,美國聯合部隊司令部公開拋棄了基於效果的作戰行動(EBO)理念,但其中的某些理論因素仍以改良了的形式被保留在了美國聯合條令出版物中,並沿用至今。NCW/EBO/SOD的共同特徵是它們都基於並未證實的技術而建立,在缺乏實驗資料和實戰檢驗的情況下就被採納、接受了,這其實反映的是新牛頓主義戰爭思想理念,而不是克勞塞維茨式的戰爭理念。
EBO/SOD的支持者們主張採用所謂的系統分析理論(SOSA)來評估戰場形式,然後確定戰略重心。SOD所需的理論基礎是系統論和複雜理論。設計論本身被定義為:“説明指揮官理解如何改變複雜適應系統的一套可重複性的推理方法”。它的目的在於:在戰爭初始形勢(即觀測系統)與戰爭進行形勢(即預期系統)之間建立橋樑。設計論為實現自身目的,必須要用到SOD以及EBO的部分理論元素,但又不能完全僅依靠這些理論。設計論的支持者承認戰爭是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而並非封閉性系統,這使得預測和評估己方物理行動對敵方行為所產生的效果變得極為困難。

▲克勞塞維茨對理解戰爭方面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強調人的因素和心理因素對戰爭實施的影響。他認為戰爭的形態受到人性、人的行為和人的心理境遇的制約
對不可測因素的評估
現代以來,許多軍事理論家,尤其是那些將戰爭視為科學的理論家,都試圖採用定量分析的辦法來研究勝利的本源,他們堅稱:通過採用各種定量分析法,比單純依靠指揮官的判斷和經驗更加客觀、可靠。事實上,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因為暫且不論其他,單就對哪些因素進行測量這種決定本身就是高度主觀化的。克勞塞維茨(1780-1831)曾經警告說:這種所謂的數學方法在軍事領域根本行不通。他認為,戰爭行為更像是人們玩兒的紙牌遊戲。
從19世紀末以來,俄國人一直致力於通過數學方法來研究作戰問題,他們的這種數學傾向性方法源自於其近百年來的自我批判和反思。俄國人研究制定出各種作戰模型,用以優化行動計畫並預測戰場行軍相對速度。這些方法是蘇聯人從“偉大的衛國戰爭”(1941-1945)各類戰役和戰鬥中得出的結論。他們認為這種方法無論從辯證的角度還是科學的角度來看都是能站住腳的,同時也是符合馬列主義學說的。到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這種在武裝衝突中應用數學的做法已經發展成其軍事研究領域的一個分支——作戰行動類比學。這一學科試圖將戰術與戰役問題歸納為可測量的參數,通過運算而定下作戰決心和作戰計畫。蘇聯尤其重視運用力量關係法來實施戰爭,這種方法將不同作戰力量進行比照,量化各類戰場元素,並用方程式或數學方法予以表達,從而支撐作戰計畫。但是蘇聯人並不僅僅依靠這種量化的辦法,他們同時也強調運用謀略和欺騙。
在西方,軍事家們多採用被稱為作戰模擬的各種數學方法來提升武器性能和發展戰術手段。作戰模擬法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數學家蘭徹斯特發明的N方定律,該定律用以量化勝利和數量優勢之間的關係。在大不列顛空戰中,英國運用作戰模擬法成功應對了德國的空襲戰。在二戰中,作戰模擬法還被用在雷達站優化搜索策略以及反潛戰計算護航編隊數量上。美國繼承了英國的做法,將作戰模擬法應用在了地雷戰、反潛戰和空襲戰中。
系統分析法(現稱策略分析法)是另一種源自公共領域而被軍事領域所採納借鑒的定量分析法。這種方法關注資源的分配,並力圖使目標價值最大化,類似於經濟領域裡的利潤最大化。通過使用數學方法,分析家們將戰場元素系統量化為參數,並通過數學模型計算出結果,任何無法量化的因素將被排除在外。這種方法使得指揮官的直覺、勇氣、毅力等人性因素被嚴重低估。

▲系統分析法將戰場元素系統量化為參數，並通過數學模型計算出結果，任何無法量化的因素將被排除在外。這種方法使得指揮官的直覺、勇氣、毅力等人性因素被嚴重低估
系統分析法的堅定支持者之一是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其任期(1961-1968)內,納馬拉關於武器設計和部隊需求等方面所做的大量決定都採用系統分析法做支撐。納馬拉也許是越南戰爭中使用定量分析法裡最出名的人,他極力將越戰視為一門科學而非藝術。五角大樓通過使用死亡人數統計法來決定投放越南戰場的美軍人數,以期待使美軍所受威脅程度達到最低化。但這些方法被證明是無效的,美軍在越戰中採用的一些指標參數常常發生錯誤,並誤導了作戰行動。指揮者採用的作戰模型同樣也是錯誤的,因為美軍高官陷於一種“越戰是個技術問題”這一思想誤區,而忽視了對手的作戰決心,超越了與自身政治戰略相匹配的軍事限度。
五角大樓對經濟行為的關注導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軍過度依賴各種參數用以評估戰場作戰行動預期。這些定量方法本質上取代了指揮官的判斷、直覺和獨立執行性。而這些參數的使用本身又是高度主觀化的,因為上級機構武斷的決定哪些要素需要量化,哪些要素不需要量化,殊不知有些隱匿但又非常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忽視掉了。

▲任何戰爭的主要精神特質都包括：仇恨、敵意、暴力、不確定性、摩擦、恐懼、危險、非理智、機會和運氣

以藝術的視角觀察戰爭
把戰爭當作藝術這種觀念並不是近代才產生的,早在啟蒙時代,一些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如薩克斯、勞埃德等人,就已經認識到了戰爭中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可惜的是,他們沒有更進一步認識到戰爭其實是一個高度複雜,充滿不確定性、混亂、不可預測甚至是非理性的事物。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發生在德國軍事理論界的戲劇性變化開始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當時,在德國流行三大文化思潮——浪漫主義、民族主義和理想主義。其中,浪漫主義思潮對在啟蒙時代佔據主導地位的法國世界觀形成了挑戰。這種思潮反對法國文化和政治所奉行的帝國主義,並導致了德國民族情感的覺醒。德國“反啟蒙”思想家認為人們關於現實世界的知識,本質上是錯誤的,至少是被誇大了的。在他們看來,世界不是簡單的,而是高度複雜的,是由無限的元素和事件構成,並處於永無止境的運動當中的。德國浪漫主義者越來越聚焦於世界內在的複雜性,他們認為,這種複雜性無法用牛頓力學模型予以解釋。他們採用了一種歷史的方法來理解現實,即:人的意識是其個體在自身所處的時間和地點上對周圍事物的動態解釋。基於這種觀點,德國理論家們堅稱:世界萬物並不遵守普遍的規律和原則。
這一發軔於啟蒙時代的文化思潮同樣對貝倫•霍斯特(1733-1814)、沙恩•霍斯特(1755-1813)、克勞塞維茨等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和實踐家產生了重要影響。貝倫•霍斯特的三卷本《戰爭藝術反省》(1796-1799)首次對啟蒙時代軍事思想發起了挑戰。他認為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將戰爭藝術發展到了頂峰。他寫道:在整個啟蒙時代,戰爭藝術像其他科學和藝術一樣,推動了知識的進步,支撐了內在的才能。戰爭藝術並不是建立在固定不變的規則之上,而是隨著人的精神的改變而處於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制的狀態。道德能夠使部隊充滿生機活力,因此,道德是構成戰爭行為的重要因素。貝倫•霍斯特認為:戰爭與數學、天文學不同,它不能被看成是一門科學。那些所謂的戰爭規律和原則實際上是人為的和教條的,並不能適應隨時變化了的戰場形勢。
沙恩•霍斯特將同時代那套預測戰爭的理論視為人為的和片面的。戰爭藝術是一門實踐科學,它只能以對現實世界的研究為基礎,如果這根鏈條斷裂,那麼戰爭藝術就將導致抽象。在其論文《軍事歷史的應用,缺陷的原因》(1806)中,沙恩•霍斯特寫道:“歷史上偉大的將領都研究戰爭規律,一些戰爭的因素可以用數學方法來計算,但其他因素是獨立於規則之外、不能機械的加以研究,這就是為什麼研究本身無法成就偉大將領的原因所在。”
克勞塞維茨是第一位從各個方面系統闡述了戰爭哲學的軍事理論家。他深受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與啟蒙時代思想家觀察世界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他還同時受到沙恩•霍斯特的實用主義和相對主義方法的極大影響,認為戰爭是一種複雜而不可預測的現象。克勞塞維茨只相信宏觀的概括性,他認為所謂的規律在戰爭迷霧和戰鬥摩擦面前根本立不住腳。他堅稱:一套無法解釋戰爭中無休止的複雜性的理論是與現實戰爭行動相距甚遠的。因此,他認為任何將複雜的戰爭現象歸納為簡單的普遍規律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
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屬於社會生活領域:它既不是科學也不是藝術。說它不是科學,是因為它只是一種行為;說它不是藝術,是因為它所施加影響的物件不是消極無生命的事物,而是有反應的活生生的力量。克勞塞維茨寫道:戰爭的實施必須在極大層面和極小層面上為不確定性留足餘地。不確定性與人類的勇氣、自信之間的鴻溝越大,意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戰爭的本質。而無論戰爭的動機、形式以及科技進步如何發展變化,戰爭的本質是永遠不變的。人類行為本身是戰爭本質的主體部分。克勞塞維茨對理解戰爭方面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強調人的因素和心理因素對戰爭實施的影響。他認為戰爭的形態受到人性、人的行為和人的心理境遇的制約。戰爭的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相互聯繫,不可分割。他堅信戰爭不是一種有機力量施加到另一種無生命的東西上,而是兩種有相互影響的活生生力量之間的碰撞。僅僅征服對方的肉體不能取得勝利,摧毀敵人的精神和心理才能贏得戰爭。
任何戰爭的主要精神特質都包括:仇恨、敵意、暴力、不確定性、摩擦、恐懼、危險、非理智、機會和運氣。在克勞塞維茨看來,戰爭是初始暴力、仇恨、敵意的三合一體,是一種盲目而自然的力量。他認為危險是戰爭摩擦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對於危險的準確概念就無法理解戰爭。此外,戰爭是物理領域的力量較量,而創新將在這個充滿機會和無限可能的空間中大顯身手。克勞塞維茨寫道:沒有其他任何領域像在戰爭領域中一樣充滿了意外和不確定性。這種主客觀上的不確定性使得戰爭成為一場賭博。
克勞塞維茨觀察到:各種因素的極大不確定性使得戰爭行為極為困難,因為所有的行動都好像發生在暗夜,還摻雜著迷霧和月光,這使得戰爭呈現出誇大其實的規模和奇形怪狀的形態。他指出:指揮官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自己的處境,而他對敵手的瞭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不靠譜的資訊的,因此,他的行動決策可能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戰場評估可能導致在錯誤的時間發動錯誤的行動。克勞塞維茨辯稱:“摩擦”是最適合解釋真實戰爭和紙上談兵之間區別的詞彙。“巨大的摩擦,與那些可分解為小部件的機器不同,因為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並使得機會和意外成為了戰場的主旋律,這些都是無法測量的。”摩擦使看似簡單的問題極度複雜化。摩擦就是不確定性、錯誤、意外、技術困難、不可預測,以及由此而帶來的錯誤決定、行動和士氣低落。
老毛奇認為:“軍隊行動的大部分構成要素是基於科學的,但當兩個相互敵對的指揮官真正在戰場相遇時,藝術便從幕後走向前臺”。在他看來,戰爭中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因此,戰爭中不存在普遍規則,人的稟賦才能也無法被取代。鑒於戰爭中的這種不確定性,老毛奇認為戰略只不過是一套權宜之計罷了。他主張在戰爭中鼓勵創新、即興發揮和擁有開放的視野。
在老毛奇元帥擔任德國總參謀長期間(1857-1888),克勞塞維茨的學說對德國理論和實踐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德國人認為,人的行為不能歸納成一套規律和原則,戰爭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他們相信沒有人能夠控制戰爭的進程。任何戰爭都充滿了矛盾、困惑和混亂。在戰爭中,沒有絕對和確定,不確定性無處不在。老毛奇解釋道:“戰爭中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危險無處不在,只有與困難並存,人們才能取得偉大的勝利。在一個充滿機會、錯誤和失望的領域,對空間和時間的計算毫無意義。通往 目標的每一步路都伴隨著危險和不確定性。”德國人將戰爭的困惑看作是無限潛能的源泉,並建立一套指揮控制學說——任務式指揮,這種學說通過下放決策權而充分挖掘戰爭的潛力。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認為戰爭是一種自由而具有創造性的活動,或者說是一門藝術,因為它高度依賴於人性。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戰爭又建立在科學規則之上,新的武器裝備不斷改變戰爭形態,對戰爭面貌的預測以及對其影響的評估又是及其必要的。戰場環境是多樣的,他們變化的快而突然,以至於無法提前評估。無法計算的元素發揮決定性作用,尤其是當敵對雙方指揮官的意志在戰場上相互碰撞時,摩擦和錯誤幾乎無處不在。
克勞塞維茨對戰爭本質的認識今天仍然有效。人的因素是戰爭中唯一起決定性的因素。無論軍事技術如何變化,人性本身幾乎不會變。戰爭的複雜和不可預測程度遠遠超出了機器或其他偽科學的承受範圍。只有人的大腦能夠對戰場上突然而意外的情況作出及時和恰當的應對。但不要忘記,敵人也有意志,他們同樣會作出不可預測以及非理性的應對。
非理性程度是無法預測和評估的。敵對雙方的非理性決定都有可能對戰爭進程和結果產生關鍵性影響。所謂的非理性常常是以自身的文化觀念去衡量對方的行為和反應。而一個敵方指揮官是其社會、環境和文化的產物,因此,你所謂的非理性也許在他看來,是與其社會價值和軍事文化相和諧的。個人和組織的心理狀態以及他們在壓力環境下可能作出的反應是完全不可知的,在軍隊環境中,這一點尤為正確。

▲資訊化裝備極大提高了單兵作戰能力和自主性，單兵的個體行為對戰爭的進程影響越來越大

結 論
戰爭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這個問題仍無定論。這主要歸因於人們總是傾向於在社會生活領域(包括戰爭領域)尋求確定性;另一個原因是牛頓力學的影響以及人們對科技進步的盲目崇拜。但許多將戰爭完全視為科學的努力已經多次被證明是錯誤的。戰爭是如此的複雜、混亂和不可預測,以至於用任何先進的方法都無法統攝全部。但這並不是說科技在軍事領域一無是處。科學和技術已經並將繼續構成推動戰爭形態變化的主要因素。豐富的歷史事例也已充分說明:科學和技術能夠對戰爭勝負產生影響。
科學的方法應該被廣泛用來解釋戰爭領域的各類現象。完善的戰爭理論是建立在科學的方法之上的。各種各樣的經濟學模型也可以成功的應用於軍事組織、力量籌畫和武器製造之中。定量分析法還能用來評估和增強單兵平臺的武器效能和戰術方式。然而,所有這些方法一旦到了戰役和戰略層次便失去了效能,因為此時,一些看不見的因素對戰爭的進程和結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簡而言之,應用科技來增強戰鬥力和靠科技來實施戰爭之間的區別是巨大的。我們對戰爭的知識和理解是一門科學,但戰爭的實施本身是一門藝術。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這一點都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