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戰爭雜誌”網站發表題為《國防創新與適應之艱難選擇》文章,作者為Rod Korba是位高級諮詢師。
文章稱,人類對穩定(安全)和變革(轉型)的兩種需求之間存在天然的衝突。 這些需求記錄在人類DNA中,由人的本能驅動,反映在行為上。 穩定與變革之間的矛盾致使兩者產生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挑戰人們規範這些極端行為的能力。 這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進化和適應過程中遭遇的獨有困境。 在皮質的深度發育時期,作為一個整體,原始人的每層腦質都保留、轉換並擴展了大腦的全部屬性和功能。 在皮層活動或大腦功能的較低或原始層面,人們表現出對穩定性和安全性的需求,但在皮質功能的最高層次,隨著額葉的擴張,人們表現出對理性、遠見和創造的需要。
穩定與變革之間的天然衝突在美國國防部表現得最為深刻。 國防部的使命是提供必要的軍事力量來遏制戰爭,保衛國家安全是國防部存在的理由。
更快、更小、更廉價的口號使普通人獲得了從前難以想像的技術。 目前使用的電腦其成本是20世紀60年代末主機電腦的百萬分之一,但速度卻提高了1000倍。 計算的性價比實現了10億倍的增長。
▲斯特賴克戰鬥旅士兵在本甯堡軍事基地向官員演示空中火力支援系統
軍事規則與創新之間的艱難抉擇
軍事規則和創造力是相互矛盾的存在,制度和紀律不會產生創新思維。 但國防部若希望成為擁有適應能力的系統,就必須瞭解創新是如何在軍事體制中取得成敗的,並以此改善國防部的創新記錄。 有關創新的社會科學研究反復表明,具有創新能力和適應能力的機構是能夠接受失敗、能夠容忍意見多樣性及反文化思維並積極鼓勵分歧的地方。 創新可能不是符合常規軍事組織規定的行為,也不是組織鼓勵作戰人員做出的行為。
沉溺于傳統的美軍對創新和變革有著愛恨交加的態度。 雖然軍事領導人歡迎直接交戰領域的戰術創新,但在和平時期,領導層在支援戰術或戰略創新上表現得猶豫不決,特別是那些遠離戰爭的機構。 上一次衝突中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使國防部產生了規避風險、抵制變革的心態,形成了為最後一場戰爭而不是為下次戰爭做好準備的思想傾向。 國防部的戰略、戰術、技術和流程是經受考驗、切實可用的,已經確定的方法是固定不變的,條例是圍繞新的武器系統所確立的。 戰爭與和平的迴圈週期致使偶發性的創新總是被長期的平庸所打斷,因此在戰爭結束後易使國防部的眼界僵化。 如果不繼續進步,國防部將成為不願承擔風險的因循守舊者。
但願景和持續創新才是國防部真正所需要的。美國防部不但要應對與非國家行為體的長期恐怖主義戰爭,同時還要維持應對民族國家偶發戰爭的能力,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尚屬首次。顛覆性技術加速了武裝衝突,引發了國防部對持久創新和適應的需求,因此國防部必須制定管理改革的新辦法和新機制。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和威脅網路的便利化表明,美國防部正處於準備應對全球化衝突的示範性變革之中。美國防部必須改變並不斷適應這個複雜的、日益動盪的全球新環境。

▲沉溺于傳統的美軍對創新和變革有著愛恨交加的態度
創新動力
認識到這一挑戰後,前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在2014年發起了國防創新計畫;其繼任阿什頓•卡特則將技術和創新工作列為優先事項。為此卡特展開了若干個未來力量投資;為促進國防合作在矽谷創建了首個國防創新試驗小組(DIUx),並繼續在波士頓和奧斯丁創建第2個和第3個DIUx,要求在國防部各部門展開更大規模的創新。儘管如此,為了讓創新倡議在國防部推行,卡特必須使創新專案在國防部“社會化”。諷刺的是,國防部官員們都善於稱讚其部門為高度創新的機構。這種悖論可以通過3個基本因素來解釋(或解釋一部分):
(1)人類本質上是好奇、機智、聰明、執著並善於創新的。只要為國防部服務,自然會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真正的挑戰不是找不到好的想法,而是將想法變成現實。
(2)軍事機構能以無組織和不連貫的方式進行創新,在這些機構中,高層領導人歡迎一些創意,但無法將其變成在整個機構貫徹的創新潛力。國防部門回避專業知識的行為傾向致使創意自上而下垂直流動,而不是將共同的“問題意識”橫向整合,建立更加廣泛的潛在員工解決方案。垂直創意流可能會導致某個創意得到採納,而橫向創意流可能會導致組織文化和持續創新流程產生變革。
(3)為了取得成效,同時避免創意垂直流動,創新專案必須利用機構資源在國防組織內部和整體層面上進行。
在全球恐怖主義和技術先進國家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新形勢下,在美國“花小錢辦大事”的能力受到挑戰的經濟環境下,國防部必須做好協同一致作戰的準備,強調分散式行動和協調控制。創新可在這種環境中蓬勃發展,但需要國防部領導人做出承諾,持久進行這種組織機構的改革。目前,包括作戰司令部、國防部業務局在內的十幾個國防部門已經開始成立自己的創新辦公室。國防部長恰恰應該給與這種支持。

▲顛覆性技術加速了武裝衝突，引發了國防部對持久創新和適應的需求
兩種創新類型與兩種決策策略
識別兩種創新類型和人員解決問題的兩種工作方法是國防部必須深入開展的工作。革命性創新是重大的、顛覆性和變革性的創新,是導致思維重大範式轉變的“開箱即用”式思維和啟發人員創新天賦共同產生的結果。這種創新是罕見的,通常需要問題解決人員和主題專家成立聯合工作組對問題進行深化重組。這些創新類型相對罕見。相比之下,漸進式創新屬於持續的、適應性改良。這是一種更具多樣化的投資組合,對增量式產品和流程創新有利。一般來說,漸進式創新是不斷累加的小範圍創新,可以維持一個機構運轉多年。在向橫向思維轉變的過程中,國防部可以為職員提供機會開展實驗,開發新的解決方案,並在日常工作中消化一部分風險。傾聽、指導和支援才是管理的核心。
國防部需要重新思考管理創新的制度手段。考慮到美國存在應對民族國家偶發戰爭以及非國家行為體長期恐怖主義戰爭的雙重需求,國防部有必要認識到漸進式創新而非偶發性顛覆式創新的意義。認識到問題解決與創新之間的差異也是至關重要的。解決問題需要收斂思維,創新既側重收斂思維,也需要發散思維。因此,當來自多個領域的多元專家團隊互動時,其解決問題的方法與來自同一組織、由相似領導人構成的團隊產生的方法截然不同。新興的解決方案空間變得更加廣闊,進而大大提高創新出現的概率。跨機構創新合作的成效遠大于單一機構。
國防部必須從思維上突破自身,將“穩定”重新定性為可計算的風險而非國家安全的先決條件,採用降低驅動力的戰略替代對安全感的天然需求。面對革命性和漸進性的改變,無所作為更加危險。改變點燃智慧,激發人對變革的天然需求。
“艱難的抉擇”(dilemma)一詞來自古希臘詞“dilēmmatos”,指主體站在同樣可行的立場上在兩個假設或前提之間做出選擇。國防創新引發了國防部在穩定(安全)與變革(轉變)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但在技術以驚人速度擴散的背景下,國防部要麼轉變,要麼承擔被對手反超的風險。國防部必須重新調整兩者之間的平衡。實力對國家安全來說至關重要,國防創新則是構成實力的決定性要素。
如果不繼續進步,國防部將成為不願承擔風險的因循守舊者。但願景和持續創新才是國防部真正所需要的。美國防部不但要應對與非國家行為體的長期恐怖主義戰爭,同時還要維持應對民族國家偶發戰爭的能力,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尚屬首次。顛覆性技術加速了武裝衝突,引發了國防部對持久創新和適應的需求,因此國防部必須制定管理改革的新辦法和新機制。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和威脅網路的便利化表明,美國防部正處於準備應對全球化衝突的示範性變革之中。美國防部必須改變並不斷適應這個複雜的、日益動盪的全球新環境。

▲沉溺于傳統的美軍對創新和變革有著愛恨交加的態度
創新動力
認識到這一挑戰後,前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在2014年發起了國防創新計畫;其繼任阿什頓•卡特則將技術和創新工作列為優先事項。為此卡特展開了若干個未來力量投資;為促進國防合作在矽谷創建了首個國防創新試驗小組(DIUx),並繼續在波士頓和奧斯丁創建第2個和第3個DIUx,要求在國防部各部門展開更大規模的創新。儘管如此,為了讓創新倡議在國防部推行,卡特必須使創新專案在國防部“社會化”。諷刺的是,國防部官員們都善於稱讚其部門為高度創新的機構。這種悖論可以通過3個基本因素來解釋(或解釋一部分):
(1)人類本質上是好奇、機智、聰明、執著並善於創新的。只要為國防部服務,自然會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真正的挑戰不是找不到好的想法,而是將想法變成現實。
(2)軍事機構能以無組織和不連貫的方式進行創新,在這些機構中,高層領導人歡迎一些創意,但無法將其變成在整個機構貫徹的創新潛力。國防部門回避專業知識的行為傾向致使創意自上而下垂直流動,而不是將共同的“問題意識”橫向整合,建立更加廣泛的潛在員工解決方案。垂直創意流可能會導致某個創意得到採納,而橫向創意流可能會導致組織文化和持續創新流程產生變革。
(3)為了取得成效,同時避免創意垂直流動,創新專案必須利用機構資源在國防組織內部和整體層面上進行。
在全球恐怖主義和技術先進國家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新形勢下,在美國“花小錢辦大事”的能力受到挑戰的經濟環境下,國防部必須做好協同一致作戰的準備,強調分散式行動和協調控制。創新可在這種環境中蓬勃發展,但需要國防部領導人做出承諾,持久進行這種組織機構的改革。目前,包括作戰司令部、國防部業務局在內的十幾個國防部門已經開始成立自己的創新辦公室。國防部長恰恰應該給與這種支持。

▲顛覆性技術加速了武裝衝突，引發了國防部對持久創新和適應的需求
兩種創新類型與兩種決策策略
識別兩種創新類型和人員解決問題的兩種工作方法是國防部必須深入開展的工作。革命性創新是重大的、顛覆性和變革性的創新,是導致思維重大範式轉變的“開箱即用”式思維和啟發人員創新天賦共同產生的結果。這種創新是罕見的,通常需要問題解決人員和主題專家成立聯合工作組對問題進行深化重組。這些創新類型相對罕見。相比之下,漸進式創新屬於持續的、適應性改良。這是一種更具多樣化的投資組合,對增量式產品和流程創新有利。一般來說,漸進式創新是不斷累加的小範圍創新,可以維持一個機構運轉多年。在向橫向思維轉變的過程中,國防部可以為職員提供機會開展實驗,開發新的解決方案,並在日常工作中消化一部分風險。傾聽、指導和支援才是管理的核心。
國防部需要重新思考管理創新的制度手段。考慮到美國存在應對民族國家偶發戰爭以及非國家行為體長期恐怖主義戰爭的雙重需求,國防部有必要認識到漸進式創新而非偶發性顛覆式創新的意義。認識到問題解決與創新之間的差異也是至關重要的。解決問題需要收斂思維,創新既側重收斂思維,也需要發散思維。因此,當來自多個領域的多元專家團隊互動時,其解決問題的方法與來自同一組織、由相似領導人構成的團隊產生的方法截然不同。新興的解決方案空間變得更加廣闊,進而大大提高創新出現的概率。跨機構創新合作的成效遠大于單一機構。
國防部必須從思維上突破自身,將“穩定”重新定性為可計算的風險而非國家安全的先決條件,採用降低驅動力的戰略替代對安全感的天然需求。面對革命性和漸進性的改變,無所作為更加危險。改變點燃智慧,激發人對變革的天然需求。
“艱難的抉擇”(dilemma)一詞來自古希臘詞“dilēmmatos”,指主體站在同樣可行的立場上在兩個假設或前提之間做出選擇。國防創新引發了國防部在穩定(安全)與變革(轉變)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但在技術以驚人速度擴散的背景下,國防部要麼轉變,要麼承擔被對手反超的風險。國防部必須重新調整兩者之間的平衡。實力對國家安全來說至關重要,國防創新則是構成實力的決定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