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習近平總書記是在濃郁革命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党的領袖， 是在艱難環境和曲折經歷中成長起來的党的領袖， 是在長期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党的領袖， 是在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党的領袖。
採訪組：當時你們都是高幹子弟， 突然從大城市到小村莊， 心睢落差一定很大吧? 2002年， 習近平發表了一篇回憶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 裡面講到幾年中過了“四大關”， 就是“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 請你們談談是怎麼過這“四關”的。
雷平生：你說的這篇文章我後來讀了。 其中提到過“四大關”， 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起來還捧腹不已。
確實， 一下子從繁華的首都來到黃土高原的山溝裡， 心理上很不適應。 我們這些城裡長大的青年， 雖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經過學軍、農村勞動的鍛煉， 但即使是在農村參加“三夏”“雙搶”支農勞動， 也是由學校選擇條件比較好的農村生產隊，
農村過“四關”， 實在不易。 先說“跳蚤關”， 我想每一位在陝北插過隊的知青都有切身體會。 剛到生產隊的那幾天， 我們幾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紅又大的腫包， 奇癢無比。 由於不知道腫包生成的原因，
至於“飲食關”， 主要是粗糧多， 我們不會粗糧細做， 加上沒有油水、肚子裡總是感覺空空的。 蔬菜很少， 基本上是有什麼菜下來就吃什麼。 那時候搞“以糧為綱”， 蔬菜種得很少。 土豆胡蘿蔔當家， 由於不會保存，
再一個困難就是缺油。由於沒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別多。由於沒有油水，也鬧出不少笑話。近平說過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證，我回答確有其事，因為我也是此事的親歷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難問題。1973年4月，毛澤東回信李慶霖，並隨信附上人民幣300元 ，“聊補無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區革委會作出決定，對當時仍在生產隊勞動的知青每人補助200元人民幣。於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補助。有了這些補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寬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節，我們過了個肥年，買了大概幾十斤豬肉。當時買的豬肉品質不錯，感覺肉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我們那天包了些餃子，在準備煮餃子時近平說了個笑話，說在作家梁斌的小說《播火記》中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之一運濤說他的願望就是要用幾斤豬肉包一個大餃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個小牛犢來”。我們又說笑道，國外有一種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這次買的豬肉品質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們倆哄笑著，真的用刀試著將其中一塊凍得微微發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來，你一片，我一片，蘸醬油膏吃。也許是餓的時間長了，肚子裡沒有油水，那一塊生豬肉的瘦肉部分竟讓我們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們費了兩三個小時包的餃子也在20分鐘內風捲殘雲般吃光了。
說到“勞動關”，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剛到生產隊時勞動積極性都不那麼高。一是我們尚未養成勞動習慣，也不適應強度較高的勞動；二是一開始給我們評工分，一天只給6.5分。那時候隊裡一個強壯勞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連一個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們就只能掙5.2分。據瞭解，前一年(1968年)一個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換句話說，我們勞動一天掙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錢。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糧錢，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錢。所以，那個時候的勞動積極性就高不起來。當然，時間長了，近平的思想有了變化，與老鄉接觸多了，勞動也習慣了，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工分也漲到10分了。
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種不適應，知青每天還要參加勞動。請您講一講，習近平是如何參加艱苦的勞動，並且逐漸適應農村生活的?
武暉：對我們這些山裡長大的娃娃來說，從小就在這小山村裡生活，在窯洞裡面住，出了窯洞，面對的就是黃土山，一抬頭就只能看到山中間這麼一點藍天，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應。但是近平他們從北京來，到這窮山僻壤的小山溝，在這裡過陝北農民的艱苦生活，必須面對和接受這個現實，在這裡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們社員一樣，用挑子挑著羊糞和牛糞往山上送。知青不習慣爬山，爬得高了，有時候重心不穩，糞就從糞筐子裡灑出來。送糞的工作完成後，就是耕地、整地、播種。苗長出來了，主要的事就是鋤地、追肥。地種不好，秋天就沒有收成，就沒有糧食吃，就會餓肚子，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近平幹活跟咱農村人一樣”
劉金蓮：近平從村裡往地裡挑糞，那扁擔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層一層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脫下來，墊到肩膀上。墊的薄了，不管事兒，扁擔還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墊得厚了，使不上勁，扁擔又容易掉下來。沒過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就不怕扁擔磨了，也不用墊衣服了。
—— THE END ——
團團與你共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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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拿來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謝之後不由分說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滅掉，才心滿意足地舒了一口氣。再一個困難就是缺油。由於沒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別多。由於沒有油水，也鬧出不少笑話。近平說過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證，我回答確有其事，因為我也是此事的親歷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難問題。1973年4月，毛澤東回信李慶霖，並隨信附上人民幣300元 ，“聊補無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區革委會作出決定，對當時仍在生產隊勞動的知青每人補助200元人民幣。於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補助。有了這些補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寬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節，我們過了個肥年，買了大概幾十斤豬肉。當時買的豬肉品質不錯，感覺肉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我們那天包了些餃子，在準備煮餃子時近平說了個笑話，說在作家梁斌的小說《播火記》中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之一運濤說他的願望就是要用幾斤豬肉包一個大餃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個小牛犢來”。我們又說笑道，國外有一種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這次買的豬肉品質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們倆哄笑著，真的用刀試著將其中一塊凍得微微發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來，你一片，我一片，蘸醬油膏吃。也許是餓的時間長了，肚子裡沒有油水，那一塊生豬肉的瘦肉部分竟讓我們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們費了兩三個小時包的餃子也在20分鐘內風捲殘雲般吃光了。
說到“勞動關”，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剛到生產隊時勞動積極性都不那麼高。一是我們尚未養成勞動習慣，也不適應強度較高的勞動；二是一開始給我們評工分，一天只給6.5分。那時候隊裡一個強壯勞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連一個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們就只能掙5.2分。據瞭解，前一年(1968年)一個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換句話說，我們勞動一天掙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錢。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糧錢，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錢。所以，那個時候的勞動積極性就高不起來。當然，時間長了，近平的思想有了變化，與老鄉接觸多了，勞動也習慣了，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工分也漲到10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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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暉：對我們這些山裡長大的娃娃來說，從小就在這小山村裡生活，在窯洞裡面住，出了窯洞，面對的就是黃土山，一抬頭就只能看到山中間這麼一點藍天，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應。但是近平他們從北京來，到這窮山僻壤的小山溝，在這裡過陝北農民的艱苦生活，必須面對和接受這個現實，在這裡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們社員一樣，用挑子挑著羊糞和牛糞往山上送。知青不習慣爬山，爬得高了，有時候重心不穩，糞就從糞筐子裡灑出來。送糞的工作完成後，就是耕地、整地、播種。苗長出來了，主要的事就是鋤地、追肥。地種不好，秋天就沒有收成，就沒有糧食吃，就會餓肚子，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近平幹活跟咱農村人一樣”
劉金蓮：近平從村裡往地裡挑糞，那扁擔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層一層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脫下來，墊到肩膀上。墊的薄了，不管事兒，扁擔還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墊得厚了，使不上勁，扁擔又容易掉下來。沒過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就不怕扁擔磨了，也不用墊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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