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新莫干山會議（2017）圓桌討論中的發言）
我們這個會議的討論圍繞一個非常重大、宏大的命題：科技創新與社會變革。
在大的思路上， 我覺得會議討論主題中兩大概念的互動關係是非常清楚的：科技創新會促使人類社會實現在生產力“革命性的變化（顛覆性創新）”中發展進步的過程；社會變革則主要講的是制度創新和生產關係決定的社會形態的除舊佈新， 是要通過有效的制度供給打開科技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 在某種意義上講， 社會制度這方面如果跟不上科技創新， 也會受到科技創新的“倒逼”，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已經感受到這種互動——一方面呼喚和推進體制改革能夠進一步使中國形成全要素生產力，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感受到，
中國怎樣衝破改革瓶頸期？現代化大方向下， 深水區的具體路徑並不清晰。 在昨天下午討論的時候， 我有意和科技方面很有發言權的一些專家做了互動。 我從前瞻視角提出， 科技創新是否會走到人們已討論的“奇點”——我理解這個“奇點”不是講的機器人、“電腦”反過來控制人類， 而是推進機器人、人工智慧充分發展的這種“關鍵少數”的高端人才、高端“人腦”即特別的專業“精英”， 在科技方面首先表現為創新的巨大成功，
我想直截了當地談一談上次莫干山會議的夜話裡，我那時候已經形成的一個基本看法。我特別推崇的就是總書記強調的一個思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我理解，說得更全一點，似乎可以探討的是“把權力和人性關進法治的籠子裡”。為什麼要把權力後面加上“人性”呢？我想作為研究者直言不諱地說一說。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就怎麼實現現代化，其實已經提出一個基本方向，核心觀念就是“走向共和”，我理解這個共和並不只是解決在一個極端上當政者的過度“集權”弊病的問題，它還必須使另外一個極端上芸芸眾生民粹主義的極端化同樣要得到制約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中善和惡的衝突，多麼偉大的政治領袖和多麼看起來默默無聞的平民，這個矛盾在他們自己的那個意識和精神裡，都是必然存在的。現在大家說到中國反腐打老虎披露出來的上層腐敗行為，都憤憤不平，但是我說句很得罪人的話，中國社會的草根層面我也接觸了不少，比如說停車場的管理員、醫院裡的護工，他們一旦有一點兒機會，按照那個設租尋租腐敗定義的行徑方式去掌握自己的行為，也是一點不含糊的（比如為什麼那麼多車場收費員在收錢後變著法兒不給你撕停車票？）。
有人說了一句很激憤的話，“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要想想慈禧她主政幾十年，是個一無可取之人嗎？即使昧於世界大勢，慈禧在戊戌變法、八八國聯軍等入侵使她深受刺激以後，還是主導了當時立憲的規劃，但是現在歷史學者評價說是“為時已晚”。這個為時已晚的綜合觀察，除了當權者見事不快等等的問題之外，和中國國民素質層面的愚昧與戾氣，是不是也還有一個對應的關係？底層也很容易走到極端狀態，《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所說的不就是在這樣一個衝突之中無法取得最大公約數所引出的社會暴烈行為嗎？沒有走向共和的制度安排途徑，學不成英國式的“光榮革命”，最後來一個外部暴力衝突式的矛盾了結，這個社會代價極大的暴力衝突式的暫時了結，在中國“二十五史”的改朝換代中一次次迴圈，也就是黃炎培所說的“歷史週期律”。每次“天命”大權易手，都要帶來哀鴻遍野、生靈塗炭的不良圖景。
現在如果從這個視角來說，我想應強調的是，真正要避免科技創新引出社會演變“奇點”的出路，就是應能把一旦掌握的精英權力，和沒有掌權的芸芸眾生的人性，都一起關進法治的籠子裡，真正走向“法在權上，全面地依法治國”的境界。創新者、成功者的權力上升和權力的政治化，實際上無法回避，技術的力量與政治的力量會合流，對權力制約的意義隨之凸顯：自上而下的“權力”要有自下而上的“權利”來對應和制衡。但這個總體的“現代社會治理”理念中，光講自下而上的民主還不夠，因為民主它也很容易導向“多數人的暴政”，必須同時講法治，以體現公共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法，來約束所有的人的行為。法治處理不好也會走偏，即成了光講“法制”，以為有白紙黑字制度的法制（刀制）就解決了問題，這不對：秦始皇那時就有秦律，即那時候就有法制（刀制），中國一向缺的是水治，這個“水治”的“法治”是要形成真正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良法，把權力和人性都關在法治的籠子裡。這才使我們有可能按社會代價最小方式尋求“最大公約數”、掌握合理的“群已權界”和“走向共和”。在經濟社會轉軌的現階段，如能在此全面法治化軌道上於改革的深水區衝破瓶頸制約，就有望以後以制度安排防患未然，無論出現怎樣的科技創新和無論走到什麼樣的“關鍵的少數人”主導大局的時候，都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越過奇點。我覺得這才是最可靠的出路和希望之所在。
這裡也說句不客氣的話：中國的民營企業雖然發展還困難重重，但它畢竟已產生了這樣幾個全球矚目的巨頭，作為“風口上的豬”一飛沖天了，他們成功以後、輝煌以後，你注意到他們的口風是什麼？可能有些成功者也並沒有很清晰地意識到應該怎麼樣約束自己的邊界，實際上很得意于已經形成的壟斷地位，而這個壟斷中是不是有過度的因素？政府方面會不會有基於“大而不能倒”潛規則而非公平地給他們提供了種種過界的特定優惠和支持？這些問題還可以繼續觀察與討論。
把人性也要關進法治籠子裡的問題，與每個人都有關:人的天性是必然崇尚自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甚至說到“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每個人與他人的自由之間的衝突，必然在社會中形成“群已權界”問題。對當政者權力制約的問題，和對每一個自然人權力（權利）的制約問題，在邏輯上是可相通的。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非常鼓舞人、吸引人的一句歌詞是“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去年至今，年我國宣傳上反復說的“不忘初心”、“堅定信仰”，如從馬克思主義的源頭說起，對未來理想中美好社會的初心大願，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自由也寫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是現實生活中在許多討論的場合，人們卻還不敢輕易談自由，忌諱“自由”二字，因為怕落入“自由化”、“新自由主義”——這也直觀地反映了：人的每一個具體的自由，必然是有限自由，那麼邊界在哪裡？框架認識式的回答是：除依靠“熟識人社會”中較有效的“道德約束”之外，開放社會中一般民事活動中，要依靠契約劃定權責利邊界；那麼，契約怎樣才能可預期地得到執行？這就要依靠“法治”來保證了。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都要守法，權力和人性都要關進法治的籠子裡，這就使防止“越過奇點”，變得有一定的可信度和較大概率的把握，這也才有可能、有希望去逐步接近“自由人聯合體”的偉大理想願景。
我自己想來想去，覺得從極端形式來講，人們所批評的集權這邊的景象，如果是到了“極權主義”，顯然是不對的，但是“新權威主義”在中國還有一個尾巴，怎麼樣讓它盡可能地發揮可正面評價的引導作用？就好比現階段的“引領新常態”，在整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階段上，我們要在“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中引導全社會“走向共和”，那麼在另外一邊，民粹主義的東西，也一定要防止極端化，但又肯定不能簡單地只是說民眾覺悟不高、國民素質不高，沒有機會是刁民，有了機會是暴民。對“芸芸眾生”、“烏合之眾”、“吃瓜群眾”他們非常值得肯定的“民心”裡善的因素，要充分順應、調動和聚集起來，要讓這些促使草根層面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廟堂層面的主動改革形成互動的一種良性迴圈。談這些其實也是要歸結為上一次在莫干山討論《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時所說的包容性增長裡，我試圖提煉出來的最關鍵的東西：法治、德治並舉中，最牢固最基本的還是力求以基礎性制度建設形成現代國家治理的“全面依法治國”，把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互動，達到那種我們應該追求的境界：把權力和人性都關進盡可能高水準的良法構成的法治的籠子裡，並在動態中與時俱進不斷提升它的水準。這應是中國“走向共和”、實現包容性發展和達到現代化“中國夢”的出路之所在，也是衝破改革難點、避免未來“越過奇點”方面我覺得思路上最值得討論之處。謝謝！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資料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在上述這個認識框架下沒有解決。
我想直截了當地談一談上次莫干山會議的夜話裡，我那時候已經形成的一個基本看法。我特別推崇的就是總書記強調的一個思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我理解，說得更全一點，似乎可以探討的是“把權力和人性關進法治的籠子裡”。為什麼要把權力後面加上“人性”呢？我想作為研究者直言不諱地說一說。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就怎麼實現現代化，其實已經提出一個基本方向，核心觀念就是“走向共和”，我理解這個共和並不只是解決在一個極端上當政者的過度“集權”弊病的問題，它還必須使另外一個極端上芸芸眾生民粹主義的極端化同樣要得到制約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中善和惡的衝突，多麼偉大的政治領袖和多麼看起來默默無聞的平民，這個矛盾在他們自己的那個意識和精神裡，都是必然存在的。現在大家說到中國反腐打老虎披露出來的上層腐敗行為，都憤憤不平，但是我說句很得罪人的話，中國社會的草根層面我也接觸了不少，比如說停車場的管理員、醫院裡的護工，他們一旦有一點兒機會，按照那個設租尋租腐敗定義的行徑方式去掌握自己的行為，也是一點不含糊的（比如為什麼那麼多車場收費員在收錢後變著法兒不給你撕停車票？）。
有人說了一句很激憤的話，“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要想想慈禧她主政幾十年，是個一無可取之人嗎？即使昧於世界大勢，慈禧在戊戌變法、八八國聯軍等入侵使她深受刺激以後，還是主導了當時立憲的規劃，但是現在歷史學者評價說是“為時已晚”。這個為時已晚的綜合觀察，除了當權者見事不快等等的問題之外，和中國國民素質層面的愚昧與戾氣，是不是也還有一個對應的關係？底層也很容易走到極端狀態，《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所說的不就是在這樣一個衝突之中無法取得最大公約數所引出的社會暴烈行為嗎？沒有走向共和的制度安排途徑，學不成英國式的“光榮革命”，最後來一個外部暴力衝突式的矛盾了結，這個社會代價極大的暴力衝突式的暫時了結，在中國“二十五史”的改朝換代中一次次迴圈，也就是黃炎培所說的“歷史週期律”。每次“天命”大權易手，都要帶來哀鴻遍野、生靈塗炭的不良圖景。
現在如果從這個視角來說，我想應強調的是，真正要避免科技創新引出社會演變“奇點”的出路，就是應能把一旦掌握的精英權力，和沒有掌權的芸芸眾生的人性，都一起關進法治的籠子裡，真正走向“法在權上，全面地依法治國”的境界。創新者、成功者的權力上升和權力的政治化，實際上無法回避，技術的力量與政治的力量會合流，對權力制約的意義隨之凸顯：自上而下的“權力”要有自下而上的“權利”來對應和制衡。但這個總體的“現代社會治理”理念中，光講自下而上的民主還不夠，因為民主它也很容易導向“多數人的暴政”，必須同時講法治，以體現公共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法，來約束所有的人的行為。法治處理不好也會走偏，即成了光講“法制”，以為有白紙黑字制度的法制（刀制）就解決了問題，這不對：秦始皇那時就有秦律，即那時候就有法制（刀制），中國一向缺的是水治，這個“水治”的“法治”是要形成真正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良法，把權力和人性都關在法治的籠子裡。這才使我們有可能按社會代價最小方式尋求“最大公約數”、掌握合理的“群已權界”和“走向共和”。在經濟社會轉軌的現階段，如能在此全面法治化軌道上於改革的深水區衝破瓶頸制約，就有望以後以制度安排防患未然，無論出現怎樣的科技創新和無論走到什麼樣的“關鍵的少數人”主導大局的時候，都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越過奇點。我覺得這才是最可靠的出路和希望之所在。
這裡也說句不客氣的話：中國的民營企業雖然發展還困難重重，但它畢竟已產生了這樣幾個全球矚目的巨頭，作為“風口上的豬”一飛沖天了，他們成功以後、輝煌以後，你注意到他們的口風是什麼？可能有些成功者也並沒有很清晰地意識到應該怎麼樣約束自己的邊界，實際上很得意于已經形成的壟斷地位，而這個壟斷中是不是有過度的因素？政府方面會不會有基於“大而不能倒”潛規則而非公平地給他們提供了種種過界的特定優惠和支持？這些問題還可以繼續觀察與討論。
把人性也要關進法治籠子裡的問題，與每個人都有關:人的天性是必然崇尚自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甚至說到“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每個人與他人的自由之間的衝突，必然在社會中形成“群已權界”問題。對當政者權力制約的問題，和對每一個自然人權力（權利）的制約問題，在邏輯上是可相通的。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非常鼓舞人、吸引人的一句歌詞是“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去年至今，年我國宣傳上反復說的“不忘初心”、“堅定信仰”，如從馬克思主義的源頭說起，對未來理想中美好社會的初心大願，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自由也寫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是現實生活中在許多討論的場合，人們卻還不敢輕易談自由，忌諱“自由”二字，因為怕落入“自由化”、“新自由主義”——這也直觀地反映了：人的每一個具體的自由，必然是有限自由，那麼邊界在哪裡？框架認識式的回答是：除依靠“熟識人社會”中較有效的“道德約束”之外，開放社會中一般民事活動中，要依靠契約劃定權責利邊界；那麼，契約怎樣才能可預期地得到執行？這就要依靠“法治”來保證了。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都要守法，權力和人性都要關進法治的籠子裡，這就使防止“越過奇點”，變得有一定的可信度和較大概率的把握，這也才有可能、有希望去逐步接近“自由人聯合體”的偉大理想願景。
我自己想來想去，覺得從極端形式來講，人們所批評的集權這邊的景象，如果是到了“極權主義”，顯然是不對的，但是“新權威主義”在中國還有一個尾巴，怎麼樣讓它盡可能地發揮可正面評價的引導作用？就好比現階段的“引領新常態”，在整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階段上，我們要在“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中引導全社會“走向共和”，那麼在另外一邊，民粹主義的東西，也一定要防止極端化，但又肯定不能簡單地只是說民眾覺悟不高、國民素質不高，沒有機會是刁民，有了機會是暴民。對“芸芸眾生”、“烏合之眾”、“吃瓜群眾”他們非常值得肯定的“民心”裡善的因素，要充分順應、調動和聚集起來，要讓這些促使草根層面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廟堂層面的主動改革形成互動的一種良性迴圈。談這些其實也是要歸結為上一次在莫干山討論《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時所說的包容性增長裡，我試圖提煉出來的最關鍵的東西：法治、德治並舉中，最牢固最基本的還是力求以基礎性制度建設形成現代國家治理的“全面依法治國”，把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互動，達到那種我們應該追求的境界：把權力和人性都關進盡可能高水準的良法構成的法治的籠子裡，並在動態中與時俱進不斷提升它的水準。這應是中國“走向共和”、實現包容性發展和達到現代化“中國夢”的出路之所在，也是衝破改革難點、避免未來“越過奇點”方面我覺得思路上最值得討論之處。謝謝！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資料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