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澤根斷代《管子》有三條定律：一， 割裂《管子 》。 《管子》不是一部完整的書， 沒有一個完整的思想和理論體系， 是戰國、秦漢幾百年間眾多人拼湊起來的一部大雜燴；二， 戰國、秦漢時期某學派、某人講到的觀點等， 只要《管子》書中也有此類文字和觀點， 《管子》就是抄了某學派、某人， 必在某學派、某人之後；三、以字劃線。 只要“於”字作介詞的， 必是戰國中後期作品“相”、“王”、“霸”也是戰國中後期才出現的字， 因此只要《管子》中出現“相”、“王”、“霸”， 這一篇目就是戰國中後期的。
戰國後期的韓非子講了“矛盾”的故事， 以子之予， 攻子之盾。 以羅澤根的方法定律論《論語》， 《論語》就是一部漢代之後偽書， 而《國語》、《左傳》也是戰國中後期的作品， 不是春秋末年的作品， 也不是左丘明的著作， “左丘明”和“管子”一樣， 是為後人所托。
先以“於”字考證， 以《國語》為例， 卷一周語上， 第一篇“祭公諫征犬戎“， 就有“肆于夏時”、“先王之於民也”、“而自竄於戎”、“至於武王”、“大惡於民”、“以致戎于商牧”之句。 這是從祭公前兩段對話找出來的“於”字作介詞。 《齊語》第一篇“管仲對齊桓公”第一句即”桓公自莒反于齊“。 第一段也有“君加惠于臣”、“忠信可結于百姓”、“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執枹鼓立於軍門”等句。 而《左傳》第一篇題目即“鄭伯克段于鄢”。
以這麼多“於”字為證， 以羅根澤先生之結論， 《國語》、《左傳》當然不是春秋時作品， 就是戰國或戰國後的作品。
現在再講“霸”字。 《管子》之《大匡》、《中匡》、《小匡》屬“內言”， 接著是《王言》、《霸形》、《霸言》， 都在“內言”中。 《王言》已失， 以羅澤根論《形勢》， 政治論“王”， 在戰國中後期。 論《霸形》、《霸言》， 羅根澤說：“二篇睹名思義， 知以政言霸。 檢篇中語， 亦實在如此”。 在羅列《管子》兩篇大量言霸文字之後， 羅根澤說：“若此者甚多， 不必備列。 以政治言王霸， 知在戰國中世之後矣”。 在論及《乘馬》一篇時， 羅根澤說：“篇中曰：‘無為者帝， 為而無以為者王， 為而不貴者霸。 ’考之以政治分別‘王’、‘霸’， 約當孟子之時；益之以‘帝’， 更在戰國之末。 則此篇之作， 不能超過戰國末葉”。
其實《國語》、《左傳》中也有“霸”字。 《國語.齊語》最後一句：“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伍、鮑叔牙之屬而伯功業”。
以“霸”來擴展開讀《管子》， 《管子》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和論述邏輯， 絕不能割裂開來。
《國語.齊語》最後兩節“桓公帥諸侯而朝天子”、“諸侯歸桓公”， 寫齊國春秋稱霸的情況和狀況。 基本相同的文字不但出現在《管子》之《大匡》、《小匡》中， 也出現在《霸形》和《幼官》、《封禪》之中。 以羅根澤觀點， 《管子》這些不同時期的篇目， 都抄了《國語.齊語》。
最值得注意的是，
《乘馬》通篇只有一個霸字， “為而不貴者霸”， 但卻是一個綱領性的經濟改革和經濟運營的方案。 如果說《大匡》和《小匡》是齊國政治改革的綱領， 那麼《乘馬》就是經濟改革的綱領。 《乘馬》曰：“大數：無為者帝， 為而無以為者王， 為而不貴者霸。 不自以為所貴， 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
《幼官》言霸：“尊賢授德則帝， 身行仁義服忠用信則王， 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 是言強兵強軍。
《山至數》是“輕重”中的篇目， 也言霸：“王者藏於民， 霸者藏于大夫”。
當然， 論稱霸， 《霸形》、《霸言》就通篇論霸。
《霸形》描述稱霸的形態：“霸王之形：象天則地， 化人易代， 創制天下， 等列諸侯， 賓屬四海， 時匡天下；大國小之， 曲國正之， 強國弱之， 重國輕之；亂國並之， 暴工殘之：僇其罪， 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
《霸言》描述如何稱霸：“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埊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強助弱，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
如果說， 《大匡》、《小匡》和《乘馬》認稱霸是從國內改革治理方面來論述，而《霸形》、《霸言》就是從諸侯國關係方面來論述稱霸。因此，在這個理論體系當中，《霸形》、《霸言》和《王言》是絕不可缺少的。要說服齊國貴族服從改革，放棄土地和官權，富國強兵，稱霸諸侯就是最盅惑人心的理由。貴族們在國內改革中失去的利益，不只是從市場和商業中獲得回報，更可以從稱霸諸侯中得到更多。
當然，管仲在《霸形》、《霸言》仍然要為自己的改革製造依據。《霸言》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又說：“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誰的人多，誰就能打勝仗，誰的人多誰種得糧食就多。如何讓人很快多起來？就是給他們分土地，還要減輕稅收。貴州不但要放棄土地，分給人民，還要放棄權力，實行“參其國而伍其鄙”的行政體制，“士農工商”以安民，不只是通過職業分工來提高生產效率，而且實行“作內政而寄軍令”，全民皆兵。這樣，既富國又強兵，齊國的戰鬥力和競爭力全面提升。《霸形》也論“以人為本”的觀點：“‘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 齊國的改革立即見效，大量移民紛紛從其他諸侯國湧向齊國，齊國的人就多起來，兵就多起來，糧就多起來。
想想中國當代毛澤東，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和綱領，發動起中國的農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與2700年前的管仲，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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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霸言》描述如何稱霸：“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埊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強助弱，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
如果說， 《大匡》、《小匡》和《乘馬》認稱霸是從國內改革治理方面來論述，而《霸形》、《霸言》就是從諸侯國關係方面來論述稱霸。因此，在這個理論體系當中，《霸形》、《霸言》和《王言》是絕不可缺少的。要說服齊國貴族服從改革，放棄土地和官權，富國強兵，稱霸諸侯就是最盅惑人心的理由。貴族們在國內改革中失去的利益，不只是從市場和商業中獲得回報，更可以從稱霸諸侯中得到更多。
當然，管仲在《霸形》、《霸言》仍然要為自己的改革製造依據。《霸言》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又說：“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誰的人多，誰就能打勝仗，誰的人多誰種得糧食就多。如何讓人很快多起來？就是給他們分土地，還要減輕稅收。貴州不但要放棄土地，分給人民，還要放棄權力，實行“參其國而伍其鄙”的行政體制，“士農工商”以安民，不只是通過職業分工來提高生產效率，而且實行“作內政而寄軍令”，全民皆兵。這樣，既富國又強兵，齊國的戰鬥力和競爭力全面提升。《霸形》也論“以人為本”的觀點：“‘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 齊國的改革立即見效，大量移民紛紛從其他諸侯國湧向齊國，齊國的人就多起來，兵就多起來，糧就多起來。
想想中國當代毛澤東，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和綱領，發動起中國的農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與2700年前的管仲，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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