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一面高度張揚創作的主體性， 張揚自我意識， 一面以語言的遊戲與狂歡維護主體的絕對存在和自由卻最終疏離真正的自我主體性乃至消解自我。
*當代中國文學需要眼睛往下看， 關注勞動者、關注普通人， 要向“小人物”要“大作品”。
隨著諾貝爾文學獎花落中國文學， 當代文學因此而獲得越來越多的欣賞和肯定， 這也大大激發了整個當代文學界的創作熱情， 同時， 以互聯網等電子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勃興， 消費文化強勢來襲， 文學從創作、傳播到消費、接受， 發生了巨大變化乃至轉型，
當代中國文學無疑是在新時期之初發現人、尊重人這一時代文化的主調中引吭高歌的， 也引發了全社會的高度共鳴， 正如當時文學理論界的一個呼聲便是“回到人本身吧，
其一是沉迷於個體的內在性， 個體作為社會性存在的豐富性和厚度日益簡化。 關注探索人的內在世界， 所謂“小宇宙”， 自然是文學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創作資源， 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一個關於文學“現代性”的問題。 但是， 一旦將人的內在性簡單地私人化、個體化， 似乎越自我越文學越現代， 將其與社會日益絕緣， 那麼， 所謂的內在性便成了不可思議的神秘世界， 無法讓人們更深刻地理解世道把握人心，
與自我化創作傾向密切相關， 表徵之二是文學創作的欲望化書寫。 一旦文學滑入私人世界的無盡空間， 作家所能把握的自然主要是其感覺與本能， 跟隨本能欲望的衝動一路狂奔。 近些年， 這一類的作品不但在通俗文學文化界勢不可擋， 很多所謂純文學也是不甘寂寞，
當代文學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一面高度張揚創作的主體性，張揚自我意識，一面以語言的遊戲與狂歡維護主體的絕對存在和自由卻最終疏離真正的自我主體性乃至消解自我。當“寫作成為了一種遊戲”，寫作便完成了從自我張揚走向自我消解的真正轉型。這種“遊戲”中，寫作者如工匠一般添磚加瓦。羅蘭·巴特曾說：“人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說到底人們喜歡寫作，此事帶來愉悅。因此人們最終是處於一種享樂的動機才寫作的……”在符號與遊戲的規則下，語言遊戲和遊戲所帶來的愉悅感將所有的自我主體最終簡化為身體的一種感覺，變成了單純的快感和痛感，自我的主體消解在了現實的享樂、感官的愉悅等其他不確定的感性之中，人的主體位置也就隨之消隱、淡化，最終走向了一片虛無，“人死了”。
當代中國文學發展中日益的形式化和遊戲化，拒絕崇高，拒絕嚴肅思考和宏大敘事，也成為其浮脈中又一需要查究的亂象。以先鋒派創作為例，它們在形式的探險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一些先鋒派作家們對語言遊戲的癡迷和對自我情緒的書寫停留在迴圈的對形式的探索之中，強調文本本身的敘事藝術而忽視了小說的敘事價值，更多的是以個人小我的感情為支點，佐之以醜陋的意象的堆疊鋪陳，形式的先鋒成為了一種符號遊戲，而意義世界空洞貧乏。這種歇斯底里式的形式創新能給大眾帶來閱讀的新鮮感的同時，也很容易讓大眾陷入一種閱讀的審美疲勞之中。對醜惡的過多鋪陳，在一些中國先鋒派作家的筆下，雖然有著顛覆傳統政治秩序的價值，但是極端地走向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則容易讓讀者喪失對生活的信仰，走向自暴自棄式的頹廢，重入另類的空虛荒蕪之中。有評論者指出，一些先鋒文學“創作主體以冷漠的態度關注人性的陰暗與殘忍，無休止地炫耀醜、品味醜、欣賞醜，這就很容易把人引向虛無與絕望，最終也把自己引向了虛無與絕望”。
很長時間以來，文學創作一直流行一種關於另類歷史、另類現實的書寫，試圖在過去的宏大歷史敘事和現實主義傳統之外，尋找到一種新的進入歷史和現實的方法，尤其是以帶有新歷史主義特徵的新歷史小說和帶自然主義特徵的新寫實小說為代表。它們關注被政治經濟革命等宏大歷史遮蔽掉或忽視掉的邊緣內容為目標，精心描述一個另類的歷史和現實，不但豐富了歷史與現實，帶來關於歷史與現實的新的認識和感知，更是彌補了大歷史忽視普通人情人性的缺憾，但是，這些小敘事中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偽現實主義傾向，似乎越另類越真實，越瑣細越人性，更有甚者，往日歷史英雄主義的描寫完全讓位於對那些充滿痞氣、匪氣、流氓氣的個人英雄的謳歌，人們看到的不再是宏闊而複雜的歷史畫卷，不再是具有歷史主體性的英雄創造，而是遠離歷史和現實的臆想乃至編造出來的東西，不是為了探索歷史與現實的深邃與奧秘，而是為了滿足獵奇與消遣。大量另類歷史與現實的小敘事創作，輾轉於歷史的犄角旮旯，匍匐在現實瑣碎的細節，陶醉於對人情世態的老生常談，本意也許是渴望突破與創造，結果卻是複製與雷同，很多作品缺乏氣象與格局，缺乏力量之美，人們難得見到震撼人心的黃鐘大呂，感受不到魯迅先生所呼籲的文學的力量，這樣的文學無法激勵人們“自覺勇猛發揚精進”“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
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和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強力席捲，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日趨明顯與嚴重，在資本為根本動力的文學場中，文學消費的不公平日益凸顯。這裡不是說廣大平民階層尤其是新的工農階層無法閱讀和消費文藝作品，而是說，文學藝術對這些階層與群體的關注和關懷不夠，這些年雖然不乏一些反響很好的“底層敘事”，但是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品質上，新的“底層敘事”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美學，難以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主流和批評關注的主要對象。文學要關注作為社會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這決定著一個時代的價值傾向。儘管籠統地說，作家為了所有的讀者而寫作，但“作家也在對他的同代人、他的同胞、他的同種族、同階級的兄弟們說話”（薩特語）。寫什麼人本身也許並不能最終決定一部作品的藝術價值，但為什麼寫作，為誰寫作，卻足以彰顯一個作家的良知和責任，一個時代的價值高度。
當代中國文學需要眼睛往下看，關注勞動者、關注普通人，要向“小人物”要“大作品”。誠如作家賈平凹所言，優秀作家“一以貫之的都是對民情的觀察和對民意的體味”。在當代中國寫作，“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國的地，只有這樣眼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同時真誠地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為人類提供中國經驗，我們的文學才能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作者金永兵系北京大學中文系黨委書記、副教授）
最終將自身引向一條發展的不歸路，尤其是在資本控制下的消費文化中更應引起人們的思考，作家應該“抬高你的筆調”。當代文學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一面高度張揚創作的主體性，張揚自我意識，一面以語言的遊戲與狂歡維護主體的絕對存在和自由卻最終疏離真正的自我主體性乃至消解自我。當“寫作成為了一種遊戲”，寫作便完成了從自我張揚走向自我消解的真正轉型。這種“遊戲”中，寫作者如工匠一般添磚加瓦。羅蘭·巴特曾說：“人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說到底人們喜歡寫作，此事帶來愉悅。因此人們最終是處於一種享樂的動機才寫作的……”在符號與遊戲的規則下，語言遊戲和遊戲所帶來的愉悅感將所有的自我主體最終簡化為身體的一種感覺，變成了單純的快感和痛感，自我的主體消解在了現實的享樂、感官的愉悅等其他不確定的感性之中，人的主體位置也就隨之消隱、淡化，最終走向了一片虛無，“人死了”。
當代中國文學發展中日益的形式化和遊戲化，拒絕崇高，拒絕嚴肅思考和宏大敘事，也成為其浮脈中又一需要查究的亂象。以先鋒派創作為例，它們在形式的探險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一些先鋒派作家們對語言遊戲的癡迷和對自我情緒的書寫停留在迴圈的對形式的探索之中，強調文本本身的敘事藝術而忽視了小說的敘事價值，更多的是以個人小我的感情為支點，佐之以醜陋的意象的堆疊鋪陳，形式的先鋒成為了一種符號遊戲，而意義世界空洞貧乏。這種歇斯底里式的形式創新能給大眾帶來閱讀的新鮮感的同時，也很容易讓大眾陷入一種閱讀的審美疲勞之中。對醜惡的過多鋪陳，在一些中國先鋒派作家的筆下，雖然有著顛覆傳統政治秩序的價值，但是極端地走向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則容易讓讀者喪失對生活的信仰，走向自暴自棄式的頹廢，重入另類的空虛荒蕪之中。有評論者指出，一些先鋒文學“創作主體以冷漠的態度關注人性的陰暗與殘忍，無休止地炫耀醜、品味醜、欣賞醜，這就很容易把人引向虛無與絕望，最終也把自己引向了虛無與絕望”。
很長時間以來，文學創作一直流行一種關於另類歷史、另類現實的書寫，試圖在過去的宏大歷史敘事和現實主義傳統之外，尋找到一種新的進入歷史和現實的方法，尤其是以帶有新歷史主義特徵的新歷史小說和帶自然主義特徵的新寫實小說為代表。它們關注被政治經濟革命等宏大歷史遮蔽掉或忽視掉的邊緣內容為目標，精心描述一個另類的歷史和現實，不但豐富了歷史與現實，帶來關於歷史與現實的新的認識和感知，更是彌補了大歷史忽視普通人情人性的缺憾，但是，這些小敘事中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偽現實主義傾向，似乎越另類越真實，越瑣細越人性，更有甚者，往日歷史英雄主義的描寫完全讓位於對那些充滿痞氣、匪氣、流氓氣的個人英雄的謳歌，人們看到的不再是宏闊而複雜的歷史畫卷，不再是具有歷史主體性的英雄創造，而是遠離歷史和現實的臆想乃至編造出來的東西，不是為了探索歷史與現實的深邃與奧秘，而是為了滿足獵奇與消遣。大量另類歷史與現實的小敘事創作，輾轉於歷史的犄角旮旯，匍匐在現實瑣碎的細節，陶醉於對人情世態的老生常談，本意也許是渴望突破與創造，結果卻是複製與雷同，很多作品缺乏氣象與格局，缺乏力量之美，人們難得見到震撼人心的黃鐘大呂，感受不到魯迅先生所呼籲的文學的力量，這樣的文學無法激勵人們“自覺勇猛發揚精進”“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
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和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強力席捲，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日趨明顯與嚴重，在資本為根本動力的文學場中，文學消費的不公平日益凸顯。這裡不是說廣大平民階層尤其是新的工農階層無法閱讀和消費文藝作品，而是說，文學藝術對這些階層與群體的關注和關懷不夠，這些年雖然不乏一些反響很好的“底層敘事”，但是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品質上，新的“底層敘事”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美學，難以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主流和批評關注的主要對象。文學要關注作為社會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這決定著一個時代的價值傾向。儘管籠統地說，作家為了所有的讀者而寫作，但“作家也在對他的同代人、他的同胞、他的同種族、同階級的兄弟們說話”（薩特語）。寫什麼人本身也許並不能最終決定一部作品的藝術價值，但為什麼寫作，為誰寫作，卻足以彰顯一個作家的良知和責任，一個時代的價值高度。
當代中國文學需要眼睛往下看，關注勞動者、關注普通人，要向“小人物”要“大作品”。誠如作家賈平凹所言，優秀作家“一以貫之的都是對民情的觀察和對民意的體味”。在當代中國寫作，“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國的地，只有這樣眼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同時真誠地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為人類提供中國經驗，我們的文學才能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作者金永兵系北京大學中文系黨委書記、副教授）